南都周刊年度第10期封面：微博战争    高清大图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无论是代表委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通过微博议政，成为一个新的参政议政表达方式。

 

　　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解读为，微博作为一种最初的平民沟通和娱乐工具，开始发挥越来越显着的政治功效，并作为一种民主化和媒体化的工具彰显社会效应。

 

　　在中国即将全民化微博时代，微博战场在沉寂许久之后，终于迎来了中国互联网权贵们的厮杀声。

 

　　2009年9月，新浪织围脖，以名人之势占据了头把交椅；两个月后，百度紧跟其后，推出了类微博“i贴吧”；总慢一拍的网易、搜狐，几乎在2010年同一时间宣布内测，而腾讯的滔滔暂停了一段时间后，重新披挂上阵；就连一板一眼的人民网，也直接开通了微博，更不用说如嘀咕、做啥等擅长见风使舵的中小网站。

 

　　曾因饭否、叽歪被关而沉寂一时的中国微博，开始百家争鸣。而权贵们的出马，更是让这场战争上升到资本的高度。

 

　　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微博之路，肯定比饭否、叽歪等先行者来得顺当，因为他们比独立微博拥有更强大的用户基础、更丰富的运营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更懂得如何游走于自由和管制的边界。

 

　　然而荒诞的是，他们依旧对微博的未来一头雾水，他们依旧挣扎于一个问题：围脖是什么？Twitter 是什么？

 

　　2010年3月16日，美国纽约，一场关于社交媒体和数字运动的讨论，或许会让这个答案清晰起来。但是，墙内与墙外，这种中国式精微区别所在，即使是推神杰克，看起来也很难理解……

 

　　【封面报道】微博战争

　　【封面报道】互联网权贵的新战场

　　【封面报道】汉化版生存

　　【封面报道】你Follow了谁，谁又Follow你

　　【封面报道】当微博遇上Twitter

　　【社会】广州弑子事件

　　【社会】犀利哥：无法犀利的人生

　　【视线】流浪者之歌

　　【观察】扶贫学校集资门

　　【国际】海地后遗症

　　【国际】虎虎生危

　　【科技】香水有毒

　　【人物】修补华尔街伤痕的人

　　【人物】“提案女王”的红黑小调

　　【科技】互联网电视看不到未来的梦？

　　【文化】真惨啊，美国艺术！

　　【电影】拉丁美洲从来不缺好故事

　　【生活】天衣无缝，品位无价

　　【地理】这荒野的感觉，正是旅行的味道

　　【设计】我要烧机

　　【身体】越聪明用脑越少

3月7日，一名保安在寒风中看守某地驻京办的大门。摄影_邵欣

 

　　驻京办怎么办？现在已经是一个问题。

 

　　1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向各省下发文件，提出撤销县级政府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在此之前，“跑部钱进”、拉关系搞人情等权力腐败新 闻，已将驻京办这个奇怪的机构弄得灰头土脸。

 

　　日前，在京开会的湖北、甘肃、山东、江西等省市领导透露，三月中下旬，将开始撤销县级驻京办，争取6个月内完成撤离工作。

 

　　但两会召开之际，各地驻京办又迎来最繁忙的时刻，接待、维稳成了驻京办官员最主要的日常工作，即便是被列入裁销范围的县级驻京办，也被要求 “站好最后一班岗”。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北京与地方，都离不开驻京办。

 

　　这些驻京机构撤走之后，它原来的功能，包括维稳、接待、跑部、招商等，将由谁来承当？如果当前的中央—地方权力关系、财税结构、人情政治没 有改变的话，这些驻京机构裁撤得了吗？撤销大限到期之后，驻京办又将会以何种形态存在？

 

　　所有的难题纠结在一起。显然，驻京办的问题，不是一个“撤”字就能了结。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驻京办：最后一班岗

　　驻京办演化史

　　驻京黑户的未来

　　美国为何没有“驻京办”

2003年，湖南娄底市在北京西三环附近斥资2000余万元兴建了“湘中会馆”，作为驻京办所在地。现在，还从娄底市公安局拨派两辆警车参与维稳接访任务。摄影_刘浚

朱鹏涛，原湖南省娄底市驻京办主任，现已退休。网上风传地产价值超过3500万的“湘中会馆”，就是他一手打造。他觉得很坦然：“买的时候花了两千多万，现在估计值六七千万。不过，我们没腐败，那都是市财政投资，是国家资产。”摄影_刘浚

通过谷歌地图搜索“驻京办”，逾万家各种驻京机构似繁星环绕在各部委四周，这些坐标点显示的信息多是宾馆或餐厅的名录。

 

　　南都周刊记者_王宏宇

 

　　“无尽的忧伤在我心头流淌，那一条可以走的路啊，渐渐被沙漠埋葬，我迷失在荒野，手扶着死树，眼睛里只有星光，心灵漂泊在枯干河床，脚下只有半片鸟尸骸上的翅膀……这就是我现在的状况，工作无法确定，前途迷茫。”

 

　　现在回头看，薛冬（化名）觉得，自己作为某地级市沿海开发区驻京办的办公室主任，混迹驻京办7年，却写下上面这段话，好像有点傻。

 

　　2010年1月底，薛冬第一次听到撤销驻京办的消息时，“吓得手脚冰凉，脑海一片空白”，脑子里唯一反复盘旋的，就是上面这段话。大连、秦皇岛开发区驻京办的一些哥们听到风声后，纷纷来电询问究竟，薛冬一律懒得搭理，只把上面那段话发了短信给他们。很多人看了都说，心有戚戚焉。

 

　　时间再往后一些，有媒体揭发，驻京办打算改块牌子变成“招商办”，这倒让薛冬转悲为喜，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其实，要是真成了招商处还好办了。我们驻京办主任马上要退了，谁有本事谁搞。”

 

　　一个多月过去，薛冬开始觉得有点不对。裁撤的消息越明朗，哥们看他的眼神就越来越怪。去找主任，主任则笑而不答。这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像背后被人贴了纸条，所有人都明白了，怎么就我自己还蒙在鼓里？”

 

　　但闻风声未见动静

 

　　驻京办裁撤最早的消息，来自2010年1月底《瞭望》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题为《驻京办迎来大撤销》，文章说，驻京办去留的问题悬疑4年后，终于即将随着新方案的“雷霆下发”，尘埃落定。

 

　　没过几天，国务院办公厅即公布《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内容与《瞭望》所透露的大同小异，即保留省级驻京办，地市级审核后“可保留”，其他则要在《意见》下发后6个月内裁撤。

 

　　今年“两会”召开后，多家媒体又纷纷爆料：湖北、甘肃、山东、江西等多个省市相关负责人表示，驻京办裁撤工作，将在“两会”后着手进行。

 

　　薛冬纳闷的是，在如此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度下，到目前为止，他所在的驻京办仍没收到正式的裁撤通知。他担心，6个月内清理完毕，可能有点悬。“网上说有的驻京办收到通知了。我们这种没有注册的，也没办法收到，虽说纪委那边有个底，但是具体很难一家一家找到。谁也说不好，到底有多少家多少人，很多外聘的，不好统计。”他举例说，比如开发区驻京办，国家级的开发区有50多家，每个省有7、8家，全国下来就得有100多家。

 

　　但一个在北京凯协宾馆办公的哥们说，他们那里也没收到通知。这让人有点奇怪。凯协宾馆是各地开发区驻京办最密集的地方，由中国开发区协会及26家国家级开发区和保税区共同投资兴建，大连、哈尔滨、广州、长春、连云港、上海浦东新区、南通、东营等开发区的驻京联络处，均曾设在这里。

 

　　3月10日中午，记者在凯协宾馆门前看到，挂着各省车牌的车辆，仍然将停车场挤得满满当当，宾馆销售部工作人员不肯透露入住的驻京办数量，只说“很多”，且都是长租，并没听说哪家要退房。她说，现在包租标准间一个月的价格是6000元，如果由协会介绍，还可以优惠，但不会仅仅因驻京办要裁撤而降价。

 

　　湖南汨罗驻京办位于北京分司厅胡同17号院的一栋居民楼，在一些报道中，这个办事处据说是属于“买了房产、赚了一大笔”的那种。记者两次造访，都没有找到人，不过，金色的“汨罗驻京联络处”牌子，依然摆在阳台上。

 

　　同在一个小区的湖南省国土资源厅驻京联络处也依然挂着牌子，有人办公。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没收到裁撤通知，而对于隔壁楼里的湖南汨罗办事处，则“没打过交道”。记者看到，这个联络处占据了整个单元楼的上下三层，装修豪华，按北京现在的房价，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位合适的买家，并非易事。

 

　　四川凉山驻京办主任杜凉山也没有收到关于《意见》的正式通知。“两会”期间，正是驻京办大忙的时候，他每天要接待上访人员，抽不出空来与记者摆龙门阵。不过，凉山驻京办的“金色凉山餐厅”刚刚装修一新，即将隆重开业，。

 

　　这里是北京新兴的酒吧一条街，锣鼓巷。一家精致的、少数民族风味的餐厅，会非常讨白领和老外们的喜欢。记者在雕梁画柱的餐厅里坐了一会儿。午后的阳光从古色古香的窗棂透进来，屋里的电暖器烤得人想睡。新招来的服务员正纷纷赶来报到，她们扭着身段，消失在大堂后百转的回廊里。

 

　　“没有我们北京就麻烦了”

 

　　“我们地市级的驻京办事处不会撤，甚至还要加强。”朱鹏涛肯定地说。这位前湖南娄底市驻京办主任，如今已经退休，但仍是娄底驻京办的督查巡视员，和驻京联谊会的组织者。

 

　　网上风传地产价值超过3500万的娄底驻京办“湘中会馆”，就是他一手打造。他很坦然地说：“不止值这个数。我们买的时候花了两千多万，现在估计值个六七千万。不过，我们没腐败，那都是市财政投资，是国家资产。”

 

　　之所以肯定“不会撤”，原因很简单，地市级办事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维稳”。

 

　　朱鹏涛创造过驻京办的一个“传奇”。2003年，省里说要有驻京办，于是娄底下了死命令，2000万元，两年搞定。于是，就有了这处驻京办。

 

　　他总结了地市级驻京办的三个职能：一联两接三协助。一联，是联系当地在京名人，从将军到学者，甚至歌星，都有用处；两接，一是接待领导，二是接访，接待送返来京上访群众；三协助是招商引资、提供信息、服务在京务工人员。但最重要的职能是接访，也叫“维稳”。

 

　　在他的描述中，“维稳”是一件费时费力费钱的工作，甚至占了驻京办的绝大多数精力。每年的“两会”、国庆，或者像奥运等特殊日子，都是考验驻京办能力的关键时刻。他所在的驻京办最初只有5个人，遇到要接访的人多的时候，连在驻京办里的家属都得拉来当义务工。有一年春节，对接访的20多人，驻京办买好了车票送他们回去，到了站台他们又不上车了，最后每人发了100元送上车去。

 

　　“没有驻京办，那北京就麻烦了。”朱顿了顿说。

 

　　娄底现任驻京办主任周小平，平时相当一部分工作就是接待上访人员。现在，办事处有警车和警察，为了避免“发钱才上车”，还配了一辆17座的大巴车。

 

　　周小平给记者展示了一份今年3月9日的“维稳劝返每日专报”。报告上说，办事处人员常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白天则照常上班，正在对信息反馈已失控人员开展地毯式排查，同时加强对车站码头的布控盯守，并扩大到长沙机场排查。9日凌晨3点到下午2点，共成功拦截、劝阻、甄别5人，稳控人数5人，送返1人。

 

　　因为并无直属关系，周小平不太了解娄底下面其他县级驻京办的情况，他说，尽管并无明确规定，但目前来说，只有地市级以上驻京办才担负维稳职责，其他则无存在必要。“驻京办肯定有腐败的，也有不腐败的，正如党员有腐败的，也有不腐败的，不能一概而论。”对网上关于县级市在地市级办事处设常驻办事员的这一想法，他说：“不欢迎他们，人多了容易腐败。”

 

　　整顿，还是裁撤？

 

　　“政府的这个动作实际上是整顿办事处，而不是撤销。”汤锦程这样解释。作为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会长，他关注驻京办已经多年，是《驻京资讯》报社的编委。他指出，需要注意的是，《意见》中使用的动词是“加强和规范”，并未像媒体解读的那样是“裁撤”。

 

　　“2004年之前，驻京办是神秘的，没有人了解它。但《驻京办主任》这本书的出现使办事处成了为人诟病的机构，但事实上，这本书中说到的贪污腐败问题哪个部门都有，不能单拿驻京办说事。”汤锦程说。“事实上，《驻京办主任》这本书里唯一的好人，恰恰是驻京办主任。”他认为，事实上，需审核后“可保留”地市级驻京办，最后肯定无一例外地会被批准。

 

　　忙于“维稳”的，并不只有正式的驻京办。汤锦程说，很多办事处都还是在亏损经营。像承德办事处就因为经费问题被撤消了，现在已经承包给个人，叫上东国际宾馆。个人承担办事处原来的债务，将宾馆盘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稳的作用，代替办事处执行这一任务。现在，有能力的情况下，承德市又在申报，希望可以重新建立办事处。

 

　　“我们现在谈这些，是希望老百姓能够明白，对于办事处不是在撤销，而是在整顿，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并非突然袭击的大规模裁撤，与腐败问题关系不大。只是办事处牵扯到跑项目拉钱的事情，比较敏感，所以引人注目。”

 

　　而传媒一拥而上解读的“裁撤驻京办”事件，看起来也有想当然的成分存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一直在等待“撤销县级驻京办正式文件”的安徽桐城驻京办主任梅安平，主任的帽子仍然戴在头上。传说中，他的两个部下已经黯然离京，据南都周刊记者调查，事实上一个早在两年前就已离京，另一个则是因为家人在京，主动调到了北京市某街道办。

 

　　“大部人对驻京机构的想象还是停留在文学作品当中，加之个别驻京办出现问题，老百姓越来越觉得驻京机构存在问题。”《驻京资讯》报社社长李罡是圈内的消息灵通人士，他是驻京办“可改造”的支持者，一直在积极推进驻京办的立法和规范发展。

 

　　此前，因为以“还原一个真实的驻京机构，客观、真实、公正的报道驻京办”为宗旨，《驻京资讯》在网上遭到了一些攻击，但李罡并不以为意，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仍然坚持支持县级驻京办。

 

　　“这次整顿县级驻京办，从内心来讲，我抱有深深的同情。县级驻京办在北京是最累的驻京办，维稳、招商、接待等等，撤销整顿500余家县级驻京办对我们的读者群也有影响，但是国家从大局考虑，整顿一些不规范的驻京机构是对驻京机构健康发展的一次洗牌。”

 

　　在邮件中，他甚至提出，下一步要扩大驻京的服务范围，把报纸发行范围扩大到“驻京企业、驻京投资机构、驻京社团、驻京协会以及艺术团体、协会、商会、地方政府”。

 

　　但3月5日以后，情况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李罡拒绝了记者面访的要求，并在短信中透露说，“领导刚给我们开完会，现在是敏感时期。”接着，他又发来消息，“稿子不要发了，现在是敏感时期。”

 

　　此后，他在媒体表示，据了解，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国务院的裁撤通知均做出了积极反应，已经有10多个省级政府驻京办在研究裁撤事宜，有些县级驻京办已经悄悄摘掉了牌子。

 

　　究竟是怎样的敏感时期？原贵州驻京办主任江明藻考虑再三，同样在见面前一刻拒绝了采访，他的担心是，“3月18日上面会再次开会讨论，怕自己讲的和精神不一致”。

 

　　周小平甚至不用等那么久。他透露，湖南省驻京办将在3月12日研讨裁撤问题，到时候，撤还是不撤，很快就可以见分晓。

 

　　聚光灯下的《驻京办主任》已经出到第四本，作家王晓方已经不再就作品的真实性发表意见。王的夫人表示，王晓方认为关于驻京办他对媒体谈的已经足够多，没有必要再三重复。王正在创作新的小说，但并非《驻京办主任5》。

 

　　薛冬的郁闷仍在继续。他刚刚从老家回来，和开发区管委会就裁撤问题的沟通并不愉快，而更糟的是，妈妈已经为他相中了一个本地女朋友，一旦驻京办被裁撤，他恐怕今年就要返乡结婚，再也不会回到北京。

 

　　驻京办数字解读

 

　　第一类是地方政府部门的驻京办，包括各省、自治区、地级市、县级市的驻京办，以及这些政府机关所属部门的驻京办；

 

　　第二类是企业的驻京办，近年不仅国企设立驻京办或联络处，一些大的民营企业也开始在京派驻联络人员，这一类驻京办的性质最为复杂，有的属于经营性质，有的则属于非营利性质；

 

　　第三类是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驻京办，绝大多数高等院校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这些办事处有的属于兼职性质，有的是典型的驻京办事处。

 

　　52个省级驻京办  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和中央驻香港、澳门联络办公室以及一汽、东风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驻京办事处，其中正厅级30个、副厅级3个、市正局16个、正处级3个。工作人员约8000人，其中就职于机关约1300人，就职于所属宾馆、饭店、招待所约6700人。

 

　　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目前，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据《2003年北京工业统计年鉴》统计，政府驻京办仅2002年在购房、建房的投资和日常经费开支就达43亿元，平均每家482万元，比上一年增长了23.5%和21%。这还只是经北京市同意设立的近800家驻京办。

 

　　有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保守按100万元计算，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 （据《瞭望》新闻周刊等媒体公开资料整理 牧牧）

郑焕明，曾任北京市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负责全国各地驻京办事处审批及管理，1998年10月退休。现任《驻京资讯》名誉总编辑、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会长等职。摄影_王旭华

位于北京北三环马甸桥附近的原“七省驻京大院”现在已只剩下“六省”。并且这几个驻京办也并不在一处办公，平均两个省便有一座酒店作为驻京办所在地。摄影_刘浚

 

　　从内蒙古在1949年设立新中国第一个驻京办算起，驻京办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机构，已经生存了一个甲子。驻京办以前的形态如何，功能怎样，又怎么演变，在弊病丛生的今天，又该如何治理？前北京市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负责驻京办管理的郑焕明讲述了他眼中的驻京办演化史。

 

　　南都周刊记者_齐介仑 北京报道

 

　　随便挂个牌子，就成“驻京办”

 

　　南都周刊：你管理驻京办有好几年了？

 

　　郑焕明： 我是1998年退休的，在（北京市经济协作办）主任位置上做了8年。当时这个办公室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驻京机构管理，当然，还有其他内容，比如全国经济技术协作、对口支援等等。对三峡库区、内蒙古、西藏等地区扶贫性质的支援，也因为北京市没有扶贫办，这一块也由我们来负责。

 

　　对驻京机构的管理，当时我除了在行政职务上是北京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直接管理驻京办，同时，我有另外一个职衔，我还是各地驻京办事处、联络处联谊会会长，当时叫理事长，实际上等同于现在的会长，而这个会长我一直担任到了退休那年。

 

　　退休前，国务院每年开驻京办主任会议，我都参加，通过工作上的相互支持，我与很多驻京办负责人关系搞得都挺好。一直到现在，一些地方上的老同志还经常会找我，聚聚会什么的。

 

　　成立联谊会，这和我们国家管理体制有关，而这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媒体记者不认真，在发出报道前，往往对驻京办概念是认识不清的。

 

　　南都周刊：正确的理解应该怎样？

 

　　郑焕明：首先，办事处是什么含义呢，它是经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由它下面的驻京办事处管理司直接负责管理的这么一个机构。驻京办涵盖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特区的驻京机构，而所谓特区，并非传统意义上深圳等经济特区，而是经过特别批准的地区。当时600多家驻京机构里，只有3个县级市，这3家，是由重要政治人物特批的。

 

　　除了特区，还有两个特殊的，一个是一汽，一个是东风，这是两个汽车企业。本来企业不应该成立驻京办，但它们上面都有特殊人物，所以，先是批准了东风，而批准了东风后，老大哥一汽不干了，一汽找到了更高级别的官员。于是，一汽、东风都成立了驻京办。

 

　　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省、直辖市以及副省以上城市，比如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

 

　　按理说，驻京办属于国管局职能范畴，北京市好像管不着，但驻京办却是在首都北京展开工作的，它又必将与北京方面发生关系。这样，我们就通过民间社团的方式，将北京市政府与驻京办之间衔接了起来。名义上是社团，实际上很多活动都是市政府出面，比如开大会，基本都是以北京市政府的名义来操办的。

 

　　办事处和联络处是不同的概念，两者的核准机关是不同的，办事处需国管局批准，而联络处划归北京市政府。

 

　　南都周刊：这些驻京机构是怎么产生的？

 

　　郑焕明：这不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专利，而是古来有之，两广、湖广会馆从很早就存在了，当地政府到京城办事，都是通过这些机构与朝廷发生往来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驻京机构职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和调整，以便适应派出单位的要求。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脑，信息闭塞，与过去相比，现在当然是截然不同了。

 

　　有人说，驻京办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不对，它比计划经济早多了。还有人说，驻京办是搞市场经济后才冒出来的，也不对，更早。现在媒体上炒作得挺响，说什么撤销驻京办，这是误导。

 

　　南都周刊：为什么？

 

　　郑焕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文件里用的可是“加强和规范”这样一个说法，至于撤销，撤销的是什么呢，是县一级驻京机构。之前，我一直认为县一级驻京机构并没有经过政府批准，最近我得到确切说法，是给予批准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不止最早的那三个特区了。

 

　　针对驻京办，最早我们用的词汇是“整顿”。那时候，有些人随随便便就在北京某个地方挂了个牌子。记得那时候我住在方庄，政府的楼嘛，就在那小一片竟挂了好几块牌子，从他外面挂的牌子，我就能判断出他是不是规范的、是不是经过合法审批的。

 

　　有时候，有些地方政府看到人家挂了个牌子，于是他也挂个牌子，但他对这里面的情况并不清楚。而我们那时候已经提出，不但驻京办的名称要规范，牌子规格也要规范，尺寸多大多小、写怎样的字体都有标准。这是当时的状况，所以，当然要整顿，不整顿就乱了。

 

　　维稳，驻京办的首要任务

 

　　南都周刊：县一级驻京办，能否这样总结：它的管控路径基本是这样走的：禁止—放开—再收紧？

 

　　郑焕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他所谓的放开，放得太开了，结果暴露出了这样那样很多问题。我当然是赞成整顿的，不光现在赞成，我当时就赞成，不整顿就会不规范，一定会出问题。当然，不能管得太紧，太紧会阻碍发展，所以，这个度要掌握好。

 

　　南都周刊：驻京机构这些年来干了些什么呢？

 

　　郑焕明：我看了下最近国务院关于驻京办的红头文件，虽然它对驻京办的功用只是扼要地讲了几句话，但我觉得还是总结得不错的。比如它说，改革开放以来，办事机构在加强地区间协作、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话不多，不到两行字，但已经概括出了它的基本职能。当时我作报告时，关于驻京办作用，我是把“维护首都北京稳定”放到了第一位。

 

　　当时包括到现在，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的老百姓非常多，不能说他们来北京就是为了闹事，这里面自然有深层次的问题。

 

　　对于访民，之前是由北京市和中央来管的，但是，你想把这些访民送回去，首先他说没钱，你得拿钱出来，可当你费尽气力刚把他送回当地，他就跑回来了，而且比你跑得还快，周而复始，苦不堪言。

 

　　南都周刊：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郑焕明：他没有组织上的保障。驻京办在维稳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功不可没、无可替代。现在，一旦了解到有访民到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查清到底是谁的人，然后通知所在地驻京办，让他们赶紧把人接走。人领回去之后，当地政府衔接好、安置好，这样，解决了他的问题，他就不再回来了。

 

　　光这一块，北京市就省了不少钱，还不要说省了多少事。当然，中央也省钱省事。

 

　　公安也好，武警也好，中央政府部门也好，其实都不如驻京办解决问题来得更顺畅。

 

　　国务院这个文件里，有一条没有写进去。现在的两会，是谁接待的？现在可都是驻京办负责啊，河南驻京办接待河南的，山东驻京办接待山东的。这样，驻京办缓解了北京市政府和中央很大压力。

 

　　南都周刊：除了这一点，驻京办的主要任务还有哪些？

 

　　郑焕明：还有一个是招商引资，针对的目标是两块，一块是外国人，一块是上级政府部门。

 

　　北京是首都，外国人到了北京，并不知道各地具体情况，当时信息又不像今天这么畅通，现在的一台电脑，比过去一层楼甚至一座楼的作用还大。技术进步太快了，现在一条信息上网后，几分钟几秒钟就传遍了全世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可即便到现在，信息是畅通了，只了解信息还是不够的，还得接触，还得当面谈，地方政府还要向上级申请项目，要到北京跑项目，不跑往往就做不成。所以，这些驻京机构并不是没事干了。发改委、财政部等，都聚集在北京，他不来北京，去哪里？他不找你，找谁？不找你，能批到项目吗？撤了驻京办，他还会来，临时性多次地派人来，因为项目总得有人跑啊。

 

　　腐败透顶？简直耸人听闻

 

　　南都周刊：可是驻京办弊端日显，在你看来，最佳解决途径是怎样的？

 

　　郑焕明：撤销驻京办是不可能的，至于用什么方式管理它才是最好、效率更高的，这个问题则可以探讨。

 

　　驻京办承载的任务不可能消失，除非中央进行体制改革，改到他不用跑到北京来找你也能办事的程度。权力过于集中，他必然来求你，要看你脸色行事，一旦你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他自然要想办法让你高兴。好吧，你还不高兴，干脆我从包里掏出点什么送给你吧。

 

　　要我说，这都是逼出来的，他不这么办，又能怎么办呢？怪不得他们。记得我在任时，河北驻京办出问题了。首先是省委书记程维高出了问题，进而牵出一大帮人，当时河北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跟着出了问题。

 

　　可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上级那个样子，他交给驻京办的任务，他能不去办吗？当然，王福友也的确是有个人问题的。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驻京办弊病。

 

　　现在有些人，连驻京办概念都没弄清楚，就洋洋洒洒说了些时髦话，什么驻京办腐败透顶了，说它一无是处，简直耸人听闻，我觉得是夸大其词。

 

　　南都周刊：但驻京办的腐败已是众所周知，你不觉得很严重吗？

 

　　郑焕明：谈到腐败，不能一面之词地责备下面。如果你上面清廉、办事果断，他何必给你送钱呢，他有钱没处花了？我还没见过哪个傻瓜无缘无故给人送钱送东西的。他总是有点原因的，而且总觉得送了比不送好，即便不是马上让你给他好处，也是为他以后铺路。

 

　　要解决这个问题，上面要做出样子来。在这个方面，我自认为是做得是比较好的，我从来不向驻京办索取或者接受任何好处，绝对不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呢？我记得当时我下面有个处长，他总是变着法儿向人家要钱、要东西，我就不点名了。一怒之下，我把他调离了。

 

　　我赞成整顿驻京办，但不能夸大它的弊端，而且单纯斥责驻京办有问题，也是不公道的，至于出了问题的驻京办，就该处理它，这也不能回避，但不能因此以偏概全。驻京办问题的解决，要从体制上寻找答案，要深化改革，否则总是解决不了，怎么说都没用。

 

　　而且有些驻京办的撤销与否，还将涉及到民族、宗教以及所在地区的稳定。

 

　　南都周刊：可是那么多驻京机构，不裁撤该如何办？

 

　　郑焕明：我们曾研究过，希望让省办管理下面的联络处以及地市、部门驻京办，并希望他们统一起来进行管理。但有些省这样做了，有些省则不愿意这样做。也曾设想，像使馆区一样，专门开设驻京办专区，但后来发现不现实，有些驻京机构希望活动私密性好一点，不必要的沟通少一点。

 

　　也试图集中管理过，有过一个“穷七家”，包括宁夏、甘肃、青海等，集中在和平里，而马甸那边也集中了七家，“富七家”，山东、福建、浙江等。当时办公已经相对集中了，有些公用设施是共用的。但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各省办都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大厦，而这些大厦的产权，现在都归各地所有了。浙江大厦、四川大厦、河南大厦等，基本都是驻京办所在地，我都去开过会、吃过饭。

 

　　南都周刊：你曾提到，驻京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这个观点是如何得出的？

 

　　郑焕明：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大政方针，西部地区要发展，就要和全国发生联系，要对外招商引资，要到北京报批项目，人家在北京设立个窗口还不行了？大家要知道，首都，那可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啊，人家有这个权利啊。于是，我说，驻京机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有些西部地区，从来没有在北京设立过这样一个窗口。

 

　　关于驻京办，笼而统之谈撤销，那是媒体的误导，简单“堵”的办法不是上策，我经常拿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为例，大水来了，一下子截住，水位上涨，肯定要决堤、要崩溃的，而通过疏导的方式，四川成了天府之国。大禹治水也是同样道理。

 

　　但无序又是不行的，要规范起来。

 

　　现在看，县一级的、开发区的、某些政府部门的驻京机构可能要撤销，而即便撤销，也必须给予引导，不解决引导的问题，它必将变换形式卷土重来，堵是堵不住的。

 

　　驻京办历史

 

　　驻京办起源可以追溯到历代王朝的同乡会和会馆。设在京城的同乡会和会馆的功能不外乎沟通家乡与京师之间的联系，接待来京出差的地方官员及进京赶考的家乡学子。

 

　　内蒙古自治区驻京办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驻京办，开设于1949年，最初的功能是方便京蒙两地的交流。

 

　　在1958年至1959年之间共有28个驻京办事处相继成立，且全是省一级的驻京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后，驻京办的数量迅速增长，驻京办的主要任务也逐步发生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驻京办的热情更高，各省市、区、县纷纷兴建集联络、接待和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办公大楼，这些占据京城黄金地段的驻京办事机构一般以省命名。

 

　　驻京办功能

 

　　“跑部钱进”  2006年，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将一些驻京办职能形容为“跑部钱进”。驻京机构主要职能是承办各种中央指定项目所需的手续和文件，通过运作，在中央和各部之间，争取地方发展所需项目、指标、物资和资金等。

 

　　维护稳定  在一些重大活动期间，如每年的“两会”，驻京办首要工作就是做好信访工作，接待劝返当地非正常上访人员，维护稳定，是驻京办主要政务工作之一。

 

　　商业平台  一些政府机关招商引资，甚至直接经商，驻京办成为招商平台。随着资产膨胀，一些驻京办还建宾馆、开酒楼、经营地方土特产等，甚至涉足开发房产。

 

　　接待服务  过去主要承担迎来送往等任务。有的还会想办法安排当地领导会见一些在京“重要人物”。

 

　　转型服务民生  近年来处于风口浪尖的驻京办，也在尝试转型把百姓进京看病、进京农民工的培训以及各种协调服务等列为工作内容，有意识地强化为民服务的职能。（王宏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0年1月24日，北京某驻京办。

 

　　驻京办未来如何生存，一名没有在京注册的苏北某县驻京办的主任说，“无非就是换个名字开展工作，本来就是黑户，也就无所谓撤销。”他发现搞一个项目经常要好几个部门审批，如果不熟悉，“时常连门都找不着”。如果没有驻京机构，地方怎么办？

 

　　南都周刊记者_陈庸 北京报道

 

　　3月7日，李强与记者在靠近北四环的一个小区里碰头，一直走到小区的拐角才能看到他们挂出的牌子。他是苏北某县的驻京办主任。令人惊讶的是，走进房间，除了两张桌子和一台电脑，看不出任何办事机构的意味。李强告诉记者，这个驻京办只有两个人。

 

　　从2005年到北京，李强换过四五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再把县里的那块牌子挂上来。和省市级的驻京办相比，县级驻京办并不如想像中那么风光。

 

　　2010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各省下发了“国办发〔2010〕8号”文件，全名为《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中提出撤销县、县级市、旗、市辖区政府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

 

　　随着这纸文件的下发，县级驻京办的走向也引起关注。驻京办多大程度上会发生改变呢？

 

　　本来就是黑户，无非换个名字

 

　　驻京办整顿的话题在最近几年被频频提起。

 

　　2005年底，国家审计署时任审计长的李金华一句“驻京办‘跑部钱进’”，激起社会对驻京机构的讨论。

 

　　2006年1月5日，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防止和解决一些地方和企业驻京办事机构存在的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自此，整治驻京机构一事逐渐提上日程。

 

　　随着《意见》的发布，一些地区终于有所动作。

 

　　据媒体报道：河北省的30多家省直部门和县级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将在3月中下旬开始全部撤销。山东省烟台市年后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驻京办事机构清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特别强调，严禁被撤销驻京办事机构变相存在。列为清理范围的机构，今后不能以任何名义和形式在北京开展活动。江西省农业厅驻京办已基本确定撤销，驻外机构撤回，归入政府办，现驻京办主任由于年近退休，直接办理内退，待遇不变，相关工作人员撤回后安置在政府下辖的事业单位。

 

　　但在李强看来，《意见》基本没有什么影响。“无非就是换个名字开展工作，本来就是黑户，也就无所谓撤销。”李强所在的县从2004年起在北京建立驻京办，多次尝试过注册都没有成功。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县级驻京办截至2006年底有436家，另有数据认为，包括李强所在的这种没有登记的工作站，县级驻京机构有超过5000家之多。有相当数目的驻京机构并未注册，而以商业公司等方式在北京生存。撤销此类驻京机构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行政管理上，目前各驻京办基本实施“双轨制”管理，即省级驻京办的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驻京办事处管理司、派出地政府双重管理；副省级以下的驻京机构，归派出地政府和北京市发改委双重管理。

 

　　在李强的讲述里，“黑身份”给他们开展工作增加了不少麻烦，“别人可以正经地跑部招商，我们做事情就要相对低调一点，去部委办事如果没有熟人，别人见都不见你。”据记者了解，大量的县级驻京办处于未注册的局面，生存状态尴尬。

 

　　县级驻京办人员还有另一个尴尬，大部分工作人员没有编制，在北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河北某县的驻京办主任吴琦介绍：县里每年拨的经费是3万元，只够通讯和租房，而每年的招商引资任务是2000万。

 

　　县级驻京办的“黑身份”和省、市级驻京办的风光形成鲜明对比。一些省级和部分地级市驻京办都有自己的宾馆。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实地考察的结果是：“很多省级驻京办的宾馆都是四、五星级的。”

 

　　在李强看来，干活最累、同时声名最不好都是县级驻京办。“很多人看了文学作品，一提驻京办就以为是个美差，其实是要看你是不是省级的，有没有注册，是不是发达地区。”

 

　　撤不了的需求

 

　　谈及驻京办的未来，吴琦并无焦虑。他解释自己现在主要的任务是维稳，“只要首都维稳需要我们，我们就肯定会在这儿”。

 

　　与记者见面前两天，吴琦见到了县里来北京开两会的领导。领导告诉他，外面怎么传不要紧，你要安心工作，全力做好维稳和接访工作。

 

　　吴琦介绍，由于离北京较近，当地每年到北京上访的群众有数百人之多。在接到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后，24小时内要领人，三天内遣送原籍。“这个工作又苦又累，一旦驻京办都撤掉了，公安机关的成本将十分巨大。”

 

　　1月29日，全国信访局长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会上评价驻京办，“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社会各界化解信访问题的作用，使大量的矛盾问题及时得到了有效化解和解决，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而李强从经济建设的角度补充了驻京办继续驻扎的必要性。

 

　　“现在财权集中在中央，项目审批权都掌握在部委手中，没有驻京办根本办不下来。要撤驻京办，除非把这种状况先改变了。”在李强刚到北京的第一年，他发现搞一个项目经常要好几个部门审批，如果不熟悉，“时常连门都找不着”。后来通过几年的工作，他才慢慢地和各部委的工作人员保持了联系。“有一阵子我想辞职不干了，县里的领导不同意，理由就是短时间里没有人能接得了手。”

 

　　而人脉熟络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及时地了解政策、帮助当地政府及企业准备材料、跟踪项目审批情况。例证之一就是李强去年给县里拉来了将近一个亿的项目资金。

 

　　在争议最大的驻京办“跑部钱进”问题上，大部分驻京机构工作人员和专家都有一个共识：“根源在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问题。”吴琦对一位驻京办主任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感同身受：“说驻京办有多腐败这是一棍子打死。从好的方面来理解，起码表明地方有了主体意识，主动参与或者希望影响中央的决策。”

 

　　李强也说：“驻京办是连接地方与中央的纽带，只要行政权力和资源仍集中，驻京办的问题就得不到根本性解决。”

 

　　为了防止驻京办改头换面后继续存在，《意见》中规定：“除按规定保留的驻京办事机构外，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和任何形式在北京设立新的办事机构，或者派驻人员以驻京办事机构名义开展活动。”

 

　　这样的规定有无实际意义？对此，李强、吴琦等人都持否定看法。(李强、吴琦均为化名)

 

　　驻京办未来形态猜想

 

　　改名换姓

 

　　列入裁撤范围的驻京办可能只是撤了一块牌子，换个称呼继续在京城“跑部钱进”、为地方政府穿针引线，比如更名为“招商办”、“行业会馆”、“商务酒店”、“股份制企业”等。

 

　　借壳寄生

 

　　这次被裁撤的是县驻京办，地市级地方政府的驻京办经核准后允许存在，这也许给县驻京办继续在京生存提供了一线生机，它们可能挂靠到市驻京办内，以有实无名的形式维持原来的驻京功能。

 

　　桃僵李代

 

　　有些县驻京办的机构也可能撤走了，不过驻京的功能转移到某些企业的驻京机构上，由这类机构出面“办事”。事实上，据说“北京已形成专为各地跑部委的‘黄牛党’，按争取资金5%或10%抽成”。

 

　　易地干活

 

　　部分驻京办也有可能迁移到天津、廊坊、三河等地，成为“驻津办”、“驻廊办”等。因为这几个地方离北京都很近，“办事”也方便。只要有利益驱动在，就有可能出现新的“驻某办”。

 

　　黑户潜伏

 

　　现在为数众多县以下的地方驻京办本来就是没有经过批准的“黑户”，如果清理力度不够大，它们就可以继续以灰色身份“潜伏”在京城，凭借在京人脉资源偷偷摸摸地干活。（整理 那五）

2009年7月23日，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鲍卡斯在他的办公室内被一大批医保说客包围。

 

　　美国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驻京办”的机构？这与美国的权力架构及游说机制有关。美国各层次的政府之间是相互隔离的，各管各的，这就把地方政府驻华（盛顿）办的必要性给抹掉了。而联邦的议员与游说集团则发挥了“驻京办”的某些功能：向中央争取地方利益。

 

　　文_林达（旅美作家）

 

　　最近看到中国在裁撒驻京办，才一拍脑袋想，美国没有类似的驻华（盛顿）办。那么，美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如何协调？

 

　　美国曾经没有“中央”

 

　　美国确实是个独特国家，这和它的建国过程有关，建国之初，是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联合造反。当初闹独立，就是它们嫌自己的中央——英国，在税收上不公。虽是1770年代的事情，可已经可以看到，古往今来都一样，中央、地方需要处理好的最关键问题，是利益分配。

 

　　当时英国国内协调，由各地代表，最开始当然是各领地贵族，在伦敦的议会商议，再和皇上讨价还价。北美殖民地远归远，从道理上说，也就是中央下面的一个“地方”。英国对北美殖民地没有平等对待，英国议会没有他们的代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殖民地利益也就无法保障。由中央拍板，叫收多少就收多少，任人宰割，税收越来越高。而英国对北美最不了解的一点，就是离群索居的蛮荒之地，理性的现代政治学观念，反而在那里成熟普及，“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成为中央地方关系的断裂关键。假如聪明点，英国应该立即接纳殖民地代表进议会，修补不合理的二者关系。可惜，英国与其说太傲慢，还不如说是不够“现代化”，也就是论现代政治学水平，中央低于地方，北美独立大势就变得难以扭转。

 

　　当时所谓联邦政府，也就是临时各州来一些协商代表，总共几十人。各殖民地认为，合众国的“众国”们，就是自己，之所以要“合”，因为独立是个战争过程，打仗需要合力需要钱。当时联邦政府和地方的关系，是联邦政府向州政府摊派税收作军费，可所谓地方政府，一开始有原殖民政府和造反政府两套班子，有些造反政府根本收不上钱来，也就没钱交中央，国库经常是一分钱没有。

 

　　一旦脱离英国中央，各“地方”想的是，现在总算把乱收税的中央踢掉了，还没傻到要自己弄个新中央再来收税的地步吧。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给新建立的美国自然带来“反中央”倾向。所以，刚立国的美国没有联邦宪法，联邦政府是个空架子，大家叫自己的州是“我们的国家”，把地方派到华盛顿的代表叫做“大使”。众国哪天说不合了要散掉是很正常的事情。最后，是在各州相互协调以及对欧洲信用出现双重危机的逼迫下，才下决心彻底“合”，开始建立联邦宪法、认真构架联邦政府，可是，这个不得已而为之建立的“联邦政府”，仍然是越小越好的概念。

 

　　“中央”和“地方”

 

　　大家都熟悉美国强调个人自由，美国的保守理念就是从个人自由往上扩展的层层“地方”自由，从一个小镇到一个小城到一个州，只不过个人叫“自由”，地方称“自治”罢了。私有财产制和自由贸易是它的基础，保障就是民主制度。所以对美国人来说，自由是性命一样的根本，民主只是保障自由的一个手段。制度保障都是从宪法开始的。

 

　　建国13年后的联邦立宪，彻底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首先就是税收。以前联邦政府向各州摊派费用，就是今天各国和联合国的关系，各州欠税也和今天联合国的成员国欠税情况类似。负责联邦收税的汉密尔顿收不到纽约州的税，只好在《纽约邮报》自己刊登署名广告：“本年度纽约州应缴税款，本人尚无收到分文。”华盛顿曾经描绘说，这是“国会怯怯地请诸州解囊”，它们还爱理不理。

 

　　联邦立宪，开始确立了联邦政府对公民的直接税收关系。现在我们都缴几层互不相干的税，县、州、联邦，各自决定自己税率，各收各的税，“中央”与“地方”相互之间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求谁。无形中，“美国人”概念也因此确立：“作为公民，我直接花钱养了合众国政府”，当然也就是合众国的人。同时也确立了现代公民观念：“我直接花钱养了三级政府，养谁来为我服务当然我要决定”，所以宪法有两层，除了税收方式，就是直选权利，权利义务并举并存。

 

　　这样一来，从行政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脐带就彻底切断了。话说回来，原来有联系，也是地方神气中央受气。美国此后经济发展和它的构架很有关系：高度自治和包产到户刺激创造力积极性，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美国层层政府都是同构的三权分立，人们常常注意是三个分支之间的隔离、独立，很少注意，就每个分支来说，它的上下之间也一样是隔离的。上面说的行政分支如此，中央并不领导地方，司法、立法也一样。就司法来说，只有案子在上诉的时候，案子本身一级级往上走，而上下级法院之间没有任何领导和被领导关系。立法的议会也一样，联邦一级的参众两院，和地方的州议会没有任何关系，前者立联邦法，后者立州法，风马牛不相及。在美国人原来的构想中，联邦政府就是为地方解决一些他们不想管的麻烦事，诸如外交、军队这样的劳什子，其他，我们管自己，自己挣钱自己花。这种横向纵向都切割的设置，就把地方政府驻华（盛顿）办的必要性给抹掉了。

 

　　立法者与利益团体的协调

 

　　但是，全球化时代的国与国之间都利益纠葛很深，更不要说美国的各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了。联邦立法显然可能影响各州地方利益。在一个法治社会，这种地方与“中央”的沟通，也就集中在立法的国会议员身上。各州争取自己州的民众权益的诉求冲突，主要发生在电视直播的国会大厅，这些由各地选民直选的议员，在议会的公开辩论中，拚命为地方、也就是为自己选民的利益大声疾呼，用公开的立法投票告诉选民，我是帮你们说话的，以争取下次连任。

 

　　那么，背后的运作呢？政府直接面对民众的构架，显然有面对一盘散沙的问题，所以在各种方式之外还有这样的思路：民众总是可以归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例如企业、工会、环保等民间组织、少数族裔等等，他们可以合法公开出钱雇人，专业地为他们整理材料、提供策略，为他们向国会议员陈情，也就是承认各利益集团（包括外国利益集团）政治游说的合法性。普遍认为，大量民众如若没有专业的游说协助，他们无法快速有效让立法顾及自己的利益，这也使得议员们在立法之前，多了许多了解详情的渠道。

 

　　可是，如何防止游说者行贿议员？这和综合监督环境有关，游说者必须依法登记、公开自己，他们和参众两院总共几百个议员，也就在无数家媒体、民间组织监督之下，立法辩论过程又在电视直播，如若发现贪腐必有司法惩治，如此等等，局限了非法行贿犯罪的空间。这些年最大的游说犯罪，是阿波拉莫夫欺诈案，主要罪行是欺诈自己的印第安社区顾客，拿的钱和游说服务严重不成比例。此案牵涉收受钱财的政府官员，有一名共和党众议员和一名前行政官员，前者涉及接受5万多美元的国外高尔夫俱乐部招待等，后者涉及接受了几百美元的音乐会运动会门票没有申报。这在美国已经是非常轰动的贪腐案件了。

 

　　除弊必须依靠整体制度设置

 

　　美国的游说和立法这部分协调运作，仍然是公众最不放心的一环，监督也一直在讨论中。尤其它不仅涉及民众与立法的关系，还涉及国外利益集团。例如日本丰田公司就具有庞大游说力量。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开始了解公开合法游说在美国政治中的意义，例如中国近年来用于对美国游说的花费翻了好几倍。那么，如何保证美国立法者不被收买？仍然依靠监督制度的整体设置。例如丰田这次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之前大张旗鼓游说，最后还是不能改变国会对丰田造成39人死亡的故障原因和处理过程穷追猛打的追究。因为听证会是电视直播的，议员只能对选民负责。所以，游说沟通方式的存在，和运作透明、监督机制健全、严格法治分不开。假如没有这些先决条件，这种沟通协调方式早就不能生存。

 

　　裁撤驻京办，固然因其弊端横生，滋养贪腐。可是，我们在反贪廉政建设中，往往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陷阱。结果是头痛脚痛轮番发作，始终没有一个根治的方式。假如记者像狗仔队一样盯着娱乐圈一样，盯着驻京办和官员们的蛛丝马迹，有违法行为拿到证据眼睛都不眨就可以见报，证据确凿法庭立即严办，那么，驻京办贪腐也可以大为缩减。再进一步说，假如中央和地方、省和地区、地区和县，不是一个如此严格自上而下的体系，许多由制度性弊端引出的问题，也就自然消解了。今天大家看到的体系，是一个官构架，实际上没有民众的位置。更不要说，一些驻京办成为土皇帝的代理人，逾越界限，到了侵越法治的地步了。

 

　　所以，归根结底，改革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必须是对整体制度设置的逐步改变。

2004年，艺术家们手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几个大字的标语，站在园艺师梁絮锋被强拆的别墅废墟上抗议。 伍时应供图

 

　　南都周刊记者_ 洪鹄

 

　　2010年春节，66岁的伍时应再一次来到了小谷围岛上的广州大学城。从岭南印象园沿路往新造渡口的方向走，道路两边都是荒草丛生的空地。

 

　　五年过去了，伍时应依然每年回来看看。他曾经是这里——小谷围艺术村的村民。“右边以前是练溪村，霍英东的老家。”伍时应转过身来指着左边荒地上某一个模糊的点说，“那里，是我原来的房子。”

 

　　2004年8月25日，伍时应目睹了自己亲手设计的“伍宅”的毁灭。几十个工人提着铁锤和榔头冲进了伍家大门，哐啷一声就敲碎了窗户。推土机则掀翻了院墙。年迈的母亲哭了。

 

　　和“伍宅”一起被毁灭的还有164栋房子。十年来鸟语花香、一派田园风光的小谷围艺术村，就此被夷为平地。

 

　　伍时应并没有就此切断和小谷围的联系。五年来，他和十二户艺术村前村民，依然每年都会驾车来小谷围看看，像一个仪式，即使这里已面目全非。

 

　　一夜之间失乐园

 

　　建筑师伍时应安家在小谷围是1999年。那时候，小谷围艺术村作为“南中国的巴比松”已经颇负盛名。巴比松是坐落在巴黎郊区的一个小村庄，收容了众多的艺术家，如著名的米勒和柯洛，巴比松画派也由此诞生。

 

　　小谷围则从1994年开始成为岭南画派的重要创作基地。最初，一群广州美院的青年教师来到这里写生，陶醉于岛上田园牧歌般的自然风光。他们买下了小岛南端靠江的260亩地，用以建立自己的工作室和设计居所。逐渐地，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来到了小谷围，当伍时应决定落户这里时，岛上已有140幢品位不俗、风格各异的别墅了。广东省十大国画名家中的尚涛、林丰俗、方楚雄等都在这里精心布置了自己的画室。香港美术联合会主席、著名油画家田沧海甚至不惜变卖掉自己在香港的家产，来做小谷围艺术村的村民。

 

　　“除了自然风光的幽静，这里还有南汉王的千年古墓、保存精美完整的古祠堂群和民居，各种石雕石刻触手可及。”田沧海说，“从踏上这里的那一刻起，我就认定这是我最后的家园了。”

 

　　伍时应向小谷围所属的番禺新造镇房地产开发公司缴纳了40万元的土地使用费，换得了一块60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经过三年的精心设计，2001年，优雅、敞亮的“伍宅”终于矗立在艺术村花木扶疏的深处。

 

　　和大部分艺术家一样，伍时应并不富有。一边工作、一边积蓄、一边筹备资金，一边逐步建造，为了节约成本，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亲力亲为。面积达480平方米的“伍宅”，花费了伍时应一家几乎所有的积蓄。

 

　　伍时应说：“这是我最好的作品。”

 

　　2002年初，《广州大学城发展规划》出台，规划中大学城的选址就在小谷围岛及南岸约43.3平方公里。艺术村所在的地带被定义为“文化共享区”。一开始，这并未引起艺术家的不安，他们认为以建设文化大省为由的广州大学城项目，无疑会将富有艺术气息、且有着很高的建筑价值的艺术村融入到大学城的规划中。

 

　　然而，针对小谷围岛上上万农民的开发建设征地的强制拆迁行动的迅速启动，令艺术家们的心情日益紧张起来。

 

　　2003年8月，没有任何提前的谈判、协商，伍时应们直接收到了一张“最后的通缉令”。这张“广州市房屋拆迁公告”上命令，小谷围岛上的小谷围艺术村、临江苑、谷围山庄地段房屋及其附属物均必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拆迁完毕。

 

　　尽管村里的所有业主均取得了广东省人民政府核发的房产证——这意味着业主们拥有国家认定的房屋所有权和70年土地使用权，但伍时应依然无法阻挡推土机把他辛苦营造出的“伍宅”变成一地瓦砾。

 

　　伍时应的邻居许文祥的别墅，则是在屋主不在家的半天内，被“不明身份”的三批人破门而入，几小时之内将房屋直接拆毁。

 

　　广州美术学院退休的副院长尹国良和夫人张彤云都是著名画家，夫妇俩花了四年时间在艺术村里建造了一栋240平方米的别墅，400多平方米的花园里种满了荔枝、龙眼、芒果树。建造别墅的资金是尹国良在台湾两次办画展的全部所得，以及在美国的女儿的资助。

 

　　“那是个天堂，可惜只住了不到6年。”尹国良被迫交了钥匙，不算被强拆，主要因为夫人多病，不敢让她生气。

 

　　“如果我年轻10岁，我不会交钥匙。”75岁的尹国良气愤地说，动拆办给尹国良的补偿费是170万元，但他没去拿。“170万元没法造好这房子的二分之一，而且我已经75岁，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再造一所了啊。”老人一声长叹。至于钱，他不想要，“这对于一个75岁的老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不要忘了小谷围

 

　　伍时应自认为是一个肯吃亏的人，但是这一次例外。他和其他20户被强拆的业主组成的维权小组，至今仍在尝试各种维权的机会。

 

　　“我们有十几户分散在广州各地，其他在香港、美国的还有几位，平时网上保持联系。像你一来采访，我马上跟大家说了，他们都很开心还有人来关注小谷围的事。”

 

　　广州的12户定期聚会，一年还要一起驾车回小谷围两三次——当然，现在叫大学城。曾经的田园风光被现代化的楼群所取代，伍时应们看了“伤心，难受，“但是我们就是要不断提醒自己。”

 

　　12户每个月轮流去广州土地开发中心“坐坐”，跟他们谈判。”伍家最近一次去拆迁办伍时应是让侄子去的，他年纪大了。“也没谈什么，就是定期去坐一坐，反正要告诉他们，不要忘了小谷围。”

 

　　2008年的时候，拆迁办一度有所松动，在大家的软磨硬泡下，开发中心的一个部长曾答应考虑给他们用地补偿，“但是口头上一说，很快又推翻了。”

 

　　记者问伍时应，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僵持。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保持沟通，让他们记住我们的事。”伍时应说，“他们常用经办人都走光了来试图让我们放弃。但我想，解放初期没收的华侨房产和资产阶级的房产几十年后都要清退，我们的，他们也是跑不了的。”

 

　　拆迁办给伍宅评估的补偿费是260万，这个价格买不下480平方米的伍宅的一半。五年的谈判，进展有了一点点，但离伍时应的期待还差得太远。

 

　　业主们认为评估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行内规矩，评估公司原本是应该按市场价的70%加上重置价的30%来计算补偿款的，但在艺术村的拆迁中，市场价的计算只占到了40%。”

 

　　而补偿费的随意波动更让业主们怀疑背后存在的问题。例如美籍著名画家朱嘉权在别墅里收藏了许多名贵奇石。推土机开到了朱嘉权家门口，朱被告知如果在同意拆迁的协议书上签名，之前计算的补偿价上可以追加38万，并给两天时间搬石头。如果不签，则立即强拆。朱嘉权爱石如命，只得签名。

 

　　和补偿费相比，伍时应认为拆迁方目中无人的态度是引起业主对抗情绪的另一个原因。维权小组里的另一名成员——广州美院的老教师燕陵说，拆迁之前没有任何人与他们商量，业主们就收到一个拆迁公告要收回这个地段的国土使用权。“我们支持大学城建设,但如果一定要拆迁艺术村,也要与我们协商解决吧，毕竟我们是合法的业主。”

 

　　“大学城属于公共利益吗？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应该投入的是九年义务教育！”燕陵说。何况，广州大学城的主体建筑地段不在艺术村，迁入大学城的10所高校更不在艺术村里。大学城建设方给的答案是，艺术村拆迁后是做道路和绿化之用，属于公共设施。然而艺术村本身的绿化率已经高达75%，为何一定要除之而后快？

 

　　据业主们介绍，他们曾为了保全艺术村提出过许多方案，比如道路稍微拐一下，比如将迁入的广州美院靠近艺术村使二者合为一体。但这一切都遭到了否决，理由是大学城的规划是经过200多名城市规划设计专家论证的，不容更改。

 

　　然而曾经参与广州大学城规划论证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李铮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专家们在讨论岛上规划时，有关部门根本没有介绍艺术村的情况，因此他们完全不知道艺术村的存在。

 

　　“来跟我们谈拆迁的人都说明白了，你们这块地太好了，风景优美，又靠着珠江，谁叫你们占用的是谷围岛上最好的一块地呢？”伍时应透露，业主们被告知艺术村将用作绿地、公用道路，但他们始终没能够看到整个大学城的规划图。

 

　　伍时应至今没有去领拆迁办给他评估出的260万补偿费。2010年春节，他站在伍宅废墟的位置上，脚下是一片荒草。离这里几百米的位置，一座名为“大学时光”的高档楼盘已在年前开盘，人气火爆，售价高达每平方米1.5万元。小谷围艺术村这个名字，已逐渐被在这片大学城里生活着的年轻人忘记。

2009年冬天，北京798艺术区。摄影_小陆

黄锐身穿中式服装，手持一把阴阳伞，声援朝阳区被逼迁的艺术家。

 

　　利益的驱动剂，让798屡次遭遇拆迁风波，虽然最后凭借声望被保护下来，但是，地价的上涨，画廊、酒吧的不断涌入，让798艺术创作空间几近全无，而金融风暴更是直接将许多艺术家“逼”走。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_ 李健亚 北京报道

 

　　身穿一套中式服装，手撑一把阴阳伞，站在一个写着“CHINA·拆那”的八卦内，自2009年12月29日启动的“暖冬”计划，黄锐都会以798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每一次抗议活动之中，声援北京朝阳区的艺术家们。

 

　　此时，距离黄锐撤出798已经2年多。吊诡的是，当年为维权，黄锐退出了798。

 

　　维权，似乎成了艺术家的一种命定。即使如798这般全国首屈一指的艺术区，在成长过程中，依旧屡次遭遇拆迁风波。只不过幸运的是，798凭借在国内外取得的声望而受到重视，被保护了下来。

 

　　然而，在商业、名利各种纷争的卷席之下，艺术还是与798渐行渐远。隐藏的纠纷一触即发，地价的上涨，画廊、酒吧不断涌入，让798艺术创作的空间几近全无。而2009年的那场金融风暴，更是直接将许多画廊“逼”走。

 

　　短暂的胜利

 

　　2007年12月19日，清华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李象群，看到一则消息后，“欣喜若狂”。

 

　　那天，798工厂被列入北京市规划委、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公布的《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中，至此798摆脱了多年来盛传被拆迁的传闻。

 

　　追溯798艺术区的发展，可以从“现代书店”老板罗伯特2002年入驻开始。那时，罗伯特以0.65元／平方米/天的租金，租下了798工厂区的回民食堂。事实上，早在罗伯特之前就有文化人入驻798。1998年，中央美院雕塑系就在此租借空间创作了一幅卢沟桥的浮雕，工作完成之后就走了。

 

　　不过，从罗伯特开始，798有了气场。此后，艺术家黄锐、李象群、李松松、肖鲁等也看中了798厂房+艺术的独特氛围，涌到这里。到了2003年四五月份，798初具艺术区雏形。

 

　　798工厂内，包豪斯建筑风格突出，工业与艺术相得益彰。李象群分析说，“以前艺术家比较集中的地方，像宋庄等地位置比较偏远，而且属于内向型的，相比之下，798是开放和外向的，是展示给大家看的，所以能留得住艺术家们。”

 

　　“七星集团一开始把厂房廉价地租给我们，是对闲置厂房的一种利用。”李象群回忆说。事实上，798成为艺术园区，并不是规划中的事，由此便有了2004年798拆迁风波。

 

　　2004年，是北京房价高速上涨的起点，四环内的楼盘售价翻了一番。在此带动下，七星集团准备将798工厂出售，引进开发商建公寓。这个传闻，让已经聚集在798工厂内的艺术家们很紧张。

 

　　此时，身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的李象群正好要去参加北京市两会，就代表200多位艺术家递交了一个提案——《保留一个老工业的建筑遗产、保留一个正在发展的艺术区》，建议暂停计划中的大规模拆建行为。

 

　　与此同时，在黄锐、徐勇等人牵头组织下，艺术家们不断用艺术活动，“再造798”、“第一届大山子国际艺术节”等等，为798增加艺术园区的价码，让其由一个德国包豪斯厂房华丽转身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镇，直至世界知晓。

 

　　这一艺术家特有的维权行为，显然结出了善果。2006年，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报告中明确了798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方向。一时间，搞研发、要合作的都涌进798。

 

　　此次的成功，也让李象群认识到人大代表还是颇能起些作用。他说，自己最初还挺不愿意当这个人大代表，“当时还没意识到社会责任。”

 

　　2007年，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的公布，更是让798有了一保护伞。北京市规划委副总规划师温宗勇曾明确指出，凡列入北京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的建筑，原则上不得拆除。建筑工程选址，应该避开优秀近现代建筑。确因公共利益需要不能避开的，应当对优秀近现代建筑采取迁移异地等保护措施。

 

　　“有利的方面是，798是个城市空间，进入保护名录后，这个正在呼吸的空间得以存在。”艺术家黄锐说，50年来，已经有两代人生活在那里，现在由于列入保护名录，798作为确定主题形态得以保存，对于城市文化发展有积极作用。

 

　　黄锐出走

 

　　798成为国际和本土资本最宠爱的文化前哨，也注定因此受其累。大量的画廊看到798所滋生出的巨额利润，纷纷涌入其中。

 

　　2005年是画廊进驻798的高峰期。海外、台湾、内地等艺术机构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升温，纷纷加快在北京扩张的脚步。意大利的“常青画廊”在798开业，台湾的“帝门画廊”在798C区开幕，“北京公社”、“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相继进驻。

 

　　伴随着画廊的大进军，酒吧、餐饮、时尚机构，追逐着利润来到了这里，满街望去全是商业形态。李象群着急的是，画廊、酒吧等经营场所，正在挤压艺术家的生存空间。艺术区的核心——艺术本身和艺术家，能否被保住，也被打了大大的问号。而这一切的核心还是房价问题。“现在我们不知道798里面到底是干什么的？798内商业味道越来越浓，一天一个味。”李象群说。

 

　　房价从最初的0.6、0.8元/平米/天涨到1.8元/平米/天再到3.5/平米/天，这种几倍几倍大跨度的增长，让艺术家从心理上无法接受，有艺术家选择了直接的对抗。

 

　　黄锐是最早入驻798艺术区的艺术家之一，也是过去三届“大山子艺术节”的主要策划者。这个“星星画会”成员活动组织能力极强，在众多798活动中成为领军人物之一。

 

　　2006年11月，黄锐收到七星集团的通知，要求他在2007年1月10日之前搬离现在租用的房间。为此，黄锐和几个艺术机构负责人，于2007年1月10日宣布成立798艺术区租户大会。这个类似于业主委员会的租户大会，是希望通过集体互助的力量来维护艺术区内各空间的合法权益。在黄锐他们的构想中，租户大会将向798的物业部门、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及媒体及时地反映和沟通区内租户的权益问题，组织租户维护各方的权益，特别是区内众多较小的艺术空间的权利应得到尊重，从而寻找到一种比较有效的管理机制。

 

　　黄锐说，自己和七星集团争，不是为工作室去留，而是关注物业要把艺术区带往什么方向，到底是导向商业化还是保持艺术区本色？

 

　　但抗争的结果，以黄锐退出798告终，2007年4月28日，798内举办的大山子艺术节变身为“798艺术节”，总策展人也由原来的黄锐变成了朱其。

 

　　在黄锐看来，因为房价问题，798已经不适合成为艺术实验的空间，“798曾经以艺术实验获得了新的活力，然而艺术实验要求在空间中形成张力，要进行新的解释，但现在的798已经不适合了。”

 

　　对此，李象群也表示，虽然涨价提租是必然的趋势，但不应当这么快。现在的798对于艺术家来说，自我没有再生可能性了，因为地价的提升，新的艺术家已经无法介入这个空间，将其作为创作空间。

 

　　与黄锐一样，此后，一些艺术家也主动选择了离开，向798周边的草场地、酒厂、环铁等艺术区转移。苍鑫与他的几个邻居都已经在别处租下了新的工作室，将798的工作室纯粹用作展示，而他原本的室友摩根则已经完全搬去了环铁。

 

　　郝光的失败

 

　　与主动选择撤出的艺术家不同的是，郝光的离开有点被迫。他原本是不想离开798的。

 

　　2007年11月以来，798艺术区七星中街多次开挖，引起郝光等艺术家不满。2008年10月，在公开信《吁请北京市领导关注798的种种问题》中，艺术家郝光列举了物业“哄抬房价”、“巧立名目，非法收费”以及“野蛮施工”、“不让车进门”等问题，也带动众多艺术界人士发文响应。

 

　　郝光称，798的房价近两三年以5倍甚至10倍的速度增长，而且房租合同改成一年一签的方式，也令一些画廊根本没法安排长久的计划。

 

　　这封公开信，让郝光与798物业矛盾进一步激化。2009年春节前，郝光发现自己在798的工作室无缘由地被封，“物业都没有给我任何通知，就把我工作室给封了。”

 

　　2009年1月31日，在经过工作室时，郝光又发现，自己的工作室被砸了，“这事肯定与物业有关，跟每次他们砸时一样用的是砖头，他们先打开自己封的木板墙，再用两块砖头砸9厘米厚的玻璃门。”让郝光更愤怒的是，自己在法国时画的普罗旺斯系列油画也被拿走了三张。

 

　　郝光称，此次被砸事件，与之前自己一直曝光物业黑幕有关。而另一方，798艺术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陈勇利则表示，郝光与物业的纠纷属于一般的经济合同纠纷，郝光自去年5月起就没有交房租。为此，七星集团将郝光起诉至北京仲裁委员会。

 

　　最初郝光还是挺有信心的，“物业方前没有保证水、电、气、暖的正常供应，而我们之前签订的合同中有一条指明：甲方（指物业）如不能保证租赁房水、电、气、暖的正常供应，乙方有权拒交费用。”郝光认为，如果自己赢了，798内所有艺术家都会去打这个官司。

 

　　然而，郝光还是失败了。面对这样的结果，郝光倍感意外，自己是由于798物业存在租金、物业管理不善等问题，才不交租金以示不满，“这样的裁决显然没有考虑到我拖欠背后的原因。”

 

　　郝光最终只能离开798，“不跟他们去维权了，我已想好要去藏区做慈善事业，画巨幅的画作。”

 

　　寒冬出逃

 

　　郝光的维权有点匹夫之勇，798内的20多名艺术家的联合维权，则在金融危机下，将798地价问题更加放大。

 

　　此次的金融危机，让曾经被国际资本热烈追逐的中国当代艺术直线下降。有些艺术家“蒸发”了，即使是张晓刚、方力钧等大腕的作品也频频流拍。而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重镇的798也进入冬眠期。画廊明显放慢了办展的脚步，而798内房价高涨问题，却像顽疾一样困扰着艺术家和画廊。

 

　　李象群在798内设立的0工厂艺术空间与物业签订了5年合同，2008年合同到期，重新签时涨了近3倍，“这还是因为我是最早的租户。”而此时合同也只是一年一签。

 

　　为此，2009年3月，0工厂艺术空间的李象群、东八时区书店的罗伯特还有安妮等2004年前入住798的艺术空间代表及艺术家，与七星物业进行了谈判，希望就租金和租约年限问题做出新的调整。

 

　　安妮指出，郝光所批评物业的众多问题都存在，而最中心的问题则是房租太高，“物业坚持涨房租，从最初的0.8元/平米/天涨到现在的6元/平米/天。而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是一时的，现在市场已经退回到2003年的状态。”

 

　　与艺术家及艺术机构维权相比对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寒流之下，画廊也选择了退出。798街道上的公告栏内一段时间以来，冒出很多出租转让艺术空间的信息。

 

　　在这些转让信息中，通常写着：798艺术区内，临街，黄金地段。而这些转让艺术空间原来也在798内做画廊，只是近段时间由于经济原因，决定撤出798。“千年时间”画廊经营者张思永说，千年时间成长了10年，此次的金融危机对自己的画廊影响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周围的朋友开始撤出798，“经济形势那么不好，798还要涨租金，一些新进的画廊准备不足，卖不出作品，自然就往便宜的地方搬。”

 

　　这次的抗争似乎也取得了成果。2009年6月18日，在北京市政协主办的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论坛上，798艺术区建管办主任陈勇利表示，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为保持艺术区的特色，798将保护和扶持符合艺术区发展的文化艺术机构，在租金和租期上进行补贴，额度在租金的30%至40%之间。但记者了解到，有些艺术家认为物业并没有在优惠政策上做到位，“明明说在2009年给我减3个月的租金，但不知为何我交的是全额的。”

 

　　而金融危机过去，地价、房租上涨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个困扰798的痼疾，也许将永远困扰着798园区内的艺术家和画廊。出走，成了摆在面前的唯一出路。

 

　　“一批批的艺术家都走了，与早前相比，艺术家只剩下了五分之一，”李象群，这位798的早期租户无奈地说。

　　编译_爱玛

 

　　BPA奶瓶只是冰山一角

 

　　今年1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下简称FDA）发出的头条声明,将重新评估BPA（双酚基丙烷），一种在塑料瓶或食物容器中广泛使用的化工品。该物质可能对儿童的神经和生殖发育影响甚微、却有害。

 

　　多年来BPA的安全性一直是争论焦点。有的研究发现，在动物实验中，脑和生殖畸形发育与其有关（而相同摄入量由于对人类来说几乎微不可计）。其他的潜在危害还有男性不举、心脏病和母鼠提前发育。

 

　　实际上，包括美国、欧盟、中国以及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很早就制定了接触食品的塑料制品中BPA的溶出限量。但现有的一些研究结果，则要求在相关制品中彻底禁止使用BPA。虽然目前BPA尚未被明文禁止，不少厂家依然坚持BPA安全的观点，但是市场上的风向已经开始暗地转向，一些生产厂商已经开始换用不含BPA的原料生产奶瓶，而标明“不含BPA”的奶瓶更逐渐占据了大型销售商的柜台。

 

　　然而，更可怕的是，BPA只是目前存在于我们血液或尿液中的数百种化学品之一。

 

　　2009年疾病防控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全美2400人中抽取的血液或尿样中发现有212种化学品。其中包括汽油添加剂中的甲基特丁基醚(MTBE) ，煤炭和石油中的苯。而其中绝大多数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还是未知数。

 

　　低含量反而引发安全问题

 

　　一直以来，化工行业都宣称这些化学品在目前的应用指标下是安全的。但R·Thomas Zoeller，马萨诸塞大学的内分泌学教授认为化工用品的广泛使用值得警惕，他说：“我真的希望动物实验身上的结果不会反映在人体身上，但我不是很乐观，”更糟糕的是，“化工品污染这件事令人无奈。”

 

　　研究学者最紧张的是除草剂、阿特拉津（atrazine）、BPA和其他被归为内分泌干扰素的化学物。它们能干扰身体调节雌激素或其他荷尔蒙的能力，导致神经和生殖系统失调。而且，专家们担忧这些化学品反而可能在低含量时引发安全问题。

 

　　200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的研究报告发现，阿特拉津在比美国环境保护局（EPA）规定的含量低30倍的情况下，导致蝌蚪两性性征都会发育，最后变成雌雄同体。它同时降低雄蛙体内的睾丸激素，甚至比雌蛙体内的更低。

 

　　EPA正在评估阿特拉津的效果，并争取年内发布报告。

 

　　这不是EPA唯一担忧的内分泌干扰素。去年底，这个机构“静悄悄”地宣布他们正在评估酞酸酯多溴联苯醚(PBDEs)和短链氯化石蜡的安全性。这些东西在商业、生活消费品里广泛应用——建材、半导体、玩具和化妆品——而且能在环境、动物、人体里累积，其每年产量高达100万磅。

 

　　Cal Dooley, 美国化学学会CEO兼主席声称他对所有上述化学品“极度有信心”。

 

　　而Zoeller教授则认为，EPA单独勾选出这四种化学品是有理由的，但他担心目前的评估方法过时。

 

　　过去研究内分泌干扰素的方法跟研究其他有毒化学物的方法是一样的：给动物注入超高剂量，然后观察效果。但Zoeller教授的研究表明，内分泌干扰素在相对低剂量下的危害反而是最高的。小剂量摄入可能干扰自体荷尔蒙的分泌，高剂量反而会麻痹内分泌系统。

 

　　人体内化学品的安全性很难评估

 

　　除了重新评估化学品的安全性，EPA也正在重新整理1976年“有毒物质控制法案”颁布以来的化学品讼案，要求生产商披露安全数据，在目前法案下，他们可以当作商业秘密保护。EPA目前的商业和消费产品化学物目录中共有86000种化学品。从1976年开始，这个组织只五次成功限制或禁止了化学物应用。

 

　　“我们需要有底气告诉消费者，在美国销售的化学品是安全的，”Jim Jones， EPA杀虫剂与毒物办公室的主任助理说，“不过要做到这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以BPA来说，其人体效果并不明朗。举例说，上个月，一项美国知名杂志《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 组织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高BPA含量可能导致人体罹患心脏病的风险轻微增加，可就在2008年，同一组织的工作者做的实验又发现两者之间有非常大的联系。

 

　　在布什执政期间，FDA把BPA的安全性看得微不足道。但根据化学物对儿童、婴儿神经、生殖发育的潜在影响的新报告，FDA现在又宣布将在食品容器中降低BPA的指标。看来，BPA的安全评估至少到2012年不会结束，到时候，两届政府对BPA的研究才有个结果。

 

　　Tips：六种值得担忧的化学品

 

　　Phthalates

 

　　这项工业化学品使塑料有弹性。在无数的日用品中应用，像去污剂、水管、除臭剂、塑料雨衣、发胶。通过食用或呼吸摄入，皮肤接触也能少量摄入。

 

　　PFCs

 

　　防火物质。在电器、汽车零件、纺织品、建材和航空行业——更不用说不粘锅。尽管科学家还不清楚其是否对人体有害，但研究发现高剂量摄入对啮齿动物和猴子的肝脏有害。

 

　　Atrazine

 

　　每年7000万磅这种农药被喷洒，大多数是为了保护玉米。在动物身上，高剂量阿特拉津能推迟雌性发育，降低生育能力，降低催乳激素和睾丸激素分泌。

 

　　苯

 

　　苯这种易挥发物是煤和汽油生产中的副产品。在无铅汽油和工业溶剂中也有添加，同时也是香烟的副产品，建材、装修材料中也有应用。典型的空气吸入物，高剂量吸入苯气会降低中央神经系统的运作，导致死亡。

 

　　Acrylamide

 

　　在胶合物中广泛应用，食品包装、化妆品和纸尿裤中也有。人体能通过吸烟、饮水和皮肤接触摄入。高剂量能导致皮肤、眼睛和上呼吸道不适。

 

　　BPA

 

　　通常在眼镜片、汽车零件、食物容器、餐具和玩具中广泛应用。对于有的动物具有高毒性，影响大脑发育和生殖发育。人体试验的结果还不明朗。

 

 

　　问医生：护眼灯真能护眼？

 

　　Q：“现在市面上种类繁多的护眼灯，都号称“无频闪、防近视”，价格动辄比普通台灯贵几倍甚至几十倍，到底有没有必要购买？买的话要怎么挑？

 

　　A：关于护眼灯的作用，这几年央视等媒体已经有过相关报道。首先，没频闪是忽悠人的。普通日光灯由于交流电的作用，会有每秒钟近百次的一亮一灭的变化，让人眼睛不舒服。护眼灯就是用了变频电子镇流器，把这种闪烁速度提高到每秒几千次甚至几万次，让人眼神经没法察觉从而觉得比较舒服，因此，它们应该是“高频闪”而非“无频闪”。

 

　　那么是不是发觉不到频闪就能护眼了呢？当然不是，它发出的光仍是闪烁的，长时间在这种护眼灯下看书，眼睛同样会疲惫。不然为何那么多家长买了护眼灯回去，小孩照样近视？严格地说，如果一种灯宣称有预防近视等临床功效，那它已经属于医疗器械的范畴，是要经过大量科学系统的实验并申请主管部门认证才能批准的。但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产品都没能提供这种实验依据，所用的批准证书也与“预防近视”没有直接关系，打着这种宣传口号是很不负责的。

 

　　其实，传统的白炽灯或卤素灯因为是热辐射光源，电流变化时灯丝仍在发热发光，明暗变化不激烈，对于眼睛更加好。如果一定要买护眼灯，一定要选择正规大厂家，看清是否有国家3C标识，使用时距离人体不要太近。因为电流的高频震荡会产生电磁辐射，不达标的产品会对人体带来伤害。总的来说，没什么神奇的灯能防近视。最根本的还是要减少用灯伏案学习的时间，光线要适度不能太刺眼，而且多出户外活动，多吃对眼睛有益的食物。

 

　　——眼科医学博士 任启庭 采访_胡雯雯

　　阿凡达的交通工具是需要征服的巨鸟，人类的交通工具同样需要征服，征服重点从刚开始的速度感、舒适感，转移至如今更多地偏爱操控感和安全感，甚至低碳环保。如果能解决城市的塞车老大难问题，人们或许要向水路和空路发展，实现《第五元素》里的半空飞车和《2012》里的“诺亚方舟”。总之，为了实现未来的水陆空三栖空间的生存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交通工具。下面，不管你看到的是日内瓦等车展上迎接观众审视的show car，还是仅仅停留在设计草图阶段的概念，能放开脚步展开更自由的探索才是最重要的。

 

　　文_yjyoyo

 

海中深潜 BMW ZX-6 Concept

 

　　这是欧洲设计学院(Istituto Europeo di Design)的毕业设计作品。设计师Jai Ho Yoo 和Lukas Vanek为2015年设计的一款宝马概念车，灵感来源于海中的生活状态。光看外形，是否会让你联想到海豹、鲸鱼等水生动物？顺滑的背部线条绝对是设计师强调的来自海中生活的画面，流线型设计和鱼鳍状的车门，似乎除了有减少风阻的作用外，还适用于水底。

 

穿上就能飞 马丁喷气背包（THE MARTIN JETPACK）

 

　　从莱克兄弟开始，人类从来没有停止幻想飞上蓝天。可是坐在铁鸟里始终还是没有像鸟儿一样的自由度，如今还没有能够像小叮当那样插上竹蜻蜓就能飞，但穿上特制的飞行装备，还是能实现个人的高空翱翔。2010年底，这款飞行器就正式提供给个人购买。

 

未来派自行车 WI空转轮自行车

 

　　从哥本哈根开始，我们看到自行车的复兴，两个轮子的魅力马上扩散到巴黎、巴塞罗那、蒙特利尔等地。这部酷酷的自行车目前只是概念产品，因为要将它变成真实可触的产品，设计师还没有想好到底用哪种材料，才有足够的强度和轻盈度支持它那空荡荡的车轮框。

 

驾驶代理 Aida导航机器人

 

　　在美国大众汽车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推出的一个城市实验室机器人的项目里，阿依达Aida横空出世，发明人将它定义为情感、智能驾驶代理。它包括了个人机器人和智能导航系统两部分。阿依达一个强制性的任务是预测司机目的地，以及最有可能的路线，当发现这条线路不符合条件，例如前方没有油站，以现在的汽油量有可能会让汽车不能继续前行时，阿依达可就要极力喝止并献上锦囊妙计了。它可爱的表情会由LED显示灯造就，变幻莫测，有了它，习惯于依赖副驾驶的司机就不再寂寞了。除此之外，它还能通过挡风玻璃纳入诸如商业和购物区、旅游区和住宅的信息，以及实时的事件信息和城市环境条件??

 

可以穿上身的车 残障概念代步器

 

　　美国弗吉尼亚一家公司推出的这款概念工具直接让人们穿上它！但适合人群很有针对性，是下肢残疾人士，他们可以通过一个传感器控制，使用电池，下肢残疾人士穿上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对行驶时速为12公里的下肢。

 

飞檐走壁 Peugeot Metromorph

 

　　马路拥挤、车位紧张，停车场不断向地下发展，但不曾有人反向思维，立体向上发展停车位。设计师Roman Mistiuk天马行空的概念车设计，不仅可以停在墙上，还可以像蜘蛛侠一样挂壁而行。不用的时候，将车子挂在自己的房间外，就可以变成用来晒太阳的小空间。但无需担心，无论车子如何变形，都不影响坐在里面的人的水平座椅。

 

插翅起飞 概念直升机

 

　　童年的记忆里，直升机就是铁皮玩具那样螺旋桨长在机舱头顶上的样子。而这款由德国人Hendrik Segelhorst设计的概念直升机，螺旋桨竟然是长在腰间的。而驾驶舱里的制动系统看起来却实在太简单了一点，不知若干年后，精密仪器可否缩至这么精简？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它也只能是设计师的梦想！

 

移动的家 Nissan NV2000豪华旅游车

 

　　据说近日伦敦街头有间移动的豪华酒店，行程设定五天，顾客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不同的窗外风景，今天是伦敦动物园，明天就变成了亚历山大宫。其实酒店也就是豪华旅游车打造。如果私人拥有，景色可就不止变换五天而已了。Nissan欧洲设计总监Stephane Schwarz就曾遭遇过这样的定制需求：将摄影装备，电脑，工作室，审片室，衣柜，冰箱，食品柜，书架，卧室统统装进一辆两米多长的汽车内，让汽车与家合为一体。Nissan NV2000巧妙地引入一个滑动行李架，塑造了一个潜在的空间。行李箱拉伸时，你的车就拥有更多空间置办你的办公室、衣帽柜、储物架、冰箱等。

 

　　【一周语录】

 

　　是不是我们主管教育的领导也能每天早晨四点起来，走15公里山路，你就会想出比这个更完美的政策？

 

　　——政协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谈代课教师问题，他说，清退代课教师后，一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上学，来回30公里，四点钟就起床，他父亲背着他，打着火把，他在筐里睡，就这样去上学。

 

　　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市长、副市长，取消以后，我肯定找不到了。

 

　　——3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进行长期的整风学习，继续加强思想建设。

 

　　——3月7日晚，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在接受专访时，针对我国近期腐败大案频发说。

 

　　4万亿投资中不征地、不拆迁、不扩大房屋需求吗？不直接进入不等于不影响房价。

 

　　——发改委日前表示，4万亿信贷资金没有一分钱流入楼市。针对此说法，任志强称，发改委特别强调4万亿投资没有进入楼市股市，无非是想推卸对楼市、股市价格变化的责任，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北京房价2万还是3万，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有痛苦，他们有什么痛苦呢?2万我买不起，涨到3万我还是买不起。这样跟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关系。除非降到3000元，可能吗?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称，高房价跟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关系，“舆论感觉房价出了大问题，实际上把保障性住房解决好就成了。”

 

　　我多次提高语调（用恶毒的语言）是为了确保他们当时能够听懂我的话。这不是开玩笑。

 

　　——美国海军导弹巡洋舰首位女舰长因为使用“残忍而又粗暴”的语言被解除指挥权。女舰长就自己行为向海军调查人员做了辩护。

 

　　这是赤裸新闻，给您赤裸裸的真相。

 

　　——最近，剑桥大学学生开设了一个电视频道，由两名裸体主播（一男一女）播报新闻，两人的收播词是这样的。

 

　　黄金是世界上至为珍贵的金属，人们常用“金光闪闪”、“金光大道”、“金色年华”、“黄金搭档”、“黄灿灿的颜色”等来喻义光明、美好；中国人把好日子叫“黄道吉日”，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人赞誉为“老黄牛”，把艺术杰作称为“黄钟大吕”；我们中国人也大可不必自己给自己戴意义被严重扭曲了的“黄帽子”。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在两会发言时，建议将“扫黄”改为“扫秽”或“扫色”。此提议遭来网友拍砖，笑称不如改叫“扫雷”。

 

　　周正龙不止一次要上山打死老虎，拖进北京，以证清白，都受到我的强力阻止和严肃批评。我告诉他，哪怕遭受天大的委屈，也绝不可以去打老虎，它比我们的生命更珍贵。

 

　　——陕西林业厅原副厅长朱巨龙在两会期间发出名为《义不容辞》的公开信，请求两会代表委员监督华南虎照真伪问题及引发的系列刑案。

 

　　【一周数字】

 

　　1%  关键词：生育率

 

　　台湾生育率降至1%，与全球各国家、地区相较，位列倒数第一。台湾当局向全体妇女送出大礼，将安胎认定为“住院病假”，怀孕妇女最长可享有一年安胎假，以鼓励妇女多生。

 

　　39.3%  关键词：妇女权益

 

　　据全国妇联统计，餐饮服务业中，有39.3％的女职工在经期被安排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劳动强度大的劳动。

 

　　90%  关键词：律师

 

　　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郭建梅表示，中国的律师有14万人，大约平均一万人才一个律师，而现在90%的律师只为10%的人服务。

 

　　62项  关键词：房地产税

 

　　全国人大代表陈万志日前表示，我国现阶段涉及房地产的税种共62项，存在重复征税和多次收费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

 

　　12585元  关键词：丢车赔偿

 

　　广州市白云区财政局原副局长骆志斌涉嫌公车私用，导致车辆被盗，日前，白云区纪委表示，经调查核实，要求骆志斌深刻检讨并赔偿12585元。

 

　　700万美元  关键词：股票升值

 

　　美国百岁老太格蕾丝逝世后，将700万美元遗产捐给母校。1935年格蕾丝以60美元一股的价格认购了美国雅培公司特别发行的3股股票，75年来，这180美元投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滚到惊人的700万美元。

三个维权中被打伤最严重的艺术家。左：刘懿，中间的是日本雕塑家岩间贤，右：吴玉仁  摄影_邵欣

2010年1月12日，艺术区断电停暖后，艺术家们身披棉被抗议拆迁。摄影_新京报李强

2009年12月26日，北京市创意正阳艺术区内，一群艺术家站在工作室的废墟上，向拆迁方表示无声的抗议。艺术家们持续的维权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赔偿费由原先的分文不给上升到500万元人民币。摄影_新京报李强

 

　　艺术家们擅长的唯有艺术，从2009年年底起，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艺术维权”的计划，但是，最终还是敌不过推土机的蛮横暴力。

 

　　与手持金牌护体的798相比，蜗居在北京朝阳区的其他艺术区没有这般幸运。从去年夏天开始，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的口号下，创意正阳、008、东营等将近20个艺术区被列入拆迁计划，上千名艺术家身陷拆迁困境。由此发端，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艺术区拆迁活动，在抗议声甚至流血冲突中毅然进行。

 

　　维权，似乎成了艺术家的一种命定。

 

　　南都周刊记者_ 张守刚 实习生 谢舒舒 北京报道

 

　　栗宪庭这几个月突然多了件琐事：帮一批批的艺术家朋友找新工作室。

 

　　他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级人物”。61岁的他现在留着花白胡子，看起来有点不修边幅，曾有段时间，安住在北京通州宋庄的他，被视为不再关注当下。但现在，他甘愿忙于找房子这类琐事，因为这些好朋友遭遇了大规模“驱逐”。

 

　　事出有因，去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开始大张旗鼓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26.2平方公里乡村土地进入城市土地储备，创意正阳、008、东营等将近20个艺术区被列入拆迁计划，涉及上千名艺术家的工作室。

 

　　由此发端，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艺术区拆迁活动，在抗议声甚至流血冲突中毅然进行。一番抗争后，包括栗宪庭在内几乎所有艺术家悲哀发现：谁也阻挡不了拆迁的脚步。

 

　　不久后，这个亚洲最具影响力、最具活力的艺术家群落，也许将消亡。

 

　　被消亡的艺术“后厂”

 

　　做实验装置艺术的孙原，身材高大威猛。他所在的黑桥艺术区，就在此次拆迁范围。“虽然房东还没告诉我，但有邻居已经接到通知，6月份就拆。”

 

　　孙原从1998年开始做当代艺术，在起初的四年里，他并没有自己的工作室。2000年，他计划用美容院减肥后吸出的脂肪，做一根4米高的“柱子”。当时他在芍药居的一个居民楼里住，高度不够，没办法，他只好把“柱子”做成一截截，展出的时候再摞到一起。

 

　　两年后，无法忍受居民楼逼仄的他，开始物色自己的工作室。有朋友向他推荐了798，在他当时意识里，798过于偏远。“我觉得不用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四环边上还行，798都已经五环边上了。”但低廉的价格还是打动了他，而且那里的房子有高度，结构好。

 

　　最初的价格是每天每平米0.7元，他一签就是3年。8年后的今天，这个价格已超过6元。

 

　　随着作品日益增多，798区这个100平米的空间也显得狭仄起来。2007年春，孙原又到798区附近的黑桥艺术区，租下更大的空间，200平米，价格每天每平米仅为0.45元，“早去的艺术家还要便宜”。几年过去，黑桥这里的艺术家更多了，很多80后艺术家也出现在这里。

 

　　这些贫瘠的城乡结合部，曾几乎一文不值。在过去的30年里，它从农田变更为城市绿地，在附近的798成为蜚声中外的艺术区后，土地承包商开始圈地，盖起高大的房屋，坐收租金；而在政府启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之后，他们又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随着中国艺术家在国际上逐渐打开市场，作品动辄以几百万的高价卖掉一夜成名的故事，刺激了某些盲目的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一些资金希望都押在工作室上，希望能画出符合大买家口味的作品。很多艺术区都是在2008年底冒出来的。

 

　　跟孙原一样，大多数艺术家难以拒绝这20多个艺术区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低廉的价位。不过，像孙原在两个艺术区都拥有工作室的情况，却只是少数成功艺术家的奢侈。因为目前798的房租已经高得惊人，每天每平米6元。“你想100平米的房子每天就是600元，还不包括暖气、水电等费用，而这里水电都是很贵的，水是每吨6.8元，电也是每度1块多，没有艺术家能承受这个。”孙原说。

 

　　因此，大部分遭遇或面临拆迁的艺术家，不得不在寒冬中另寻别处。

 

　　刘懿是008艺术区的“钉子户”。2007年下半年，他卖掉了之前在北京昌平区买的房子，到008艺术区租了一个350平米的大空间，合同期限是30年。“我考虑过拆迁问题，在中国投资肯定要考虑。但规划说这里是物流区，我想这肯定没问题了。再一看。头顶有一条高压线，高压线下是不允许有高建筑物的，所以自己感觉很保险。”

 

　　“我跟朋友说这辈子就死这儿了。”刘懿说。

 

　　他还是失算了。同样失算的，还有附近20多个艺术区的上千名艺术家们，他们分布在以798为中心的创意正阳、环铁、费家村、索家村、酒厂、草场地、东营、将府、一号地、黑桥等艺术区中。这个区域，被视为目前全球艺术家最为集中、形态最丰富的环抱式多元艺术区群落。

 

　　“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讲是毁灭性的打击。”008艺术区的吴玉仁说。他表示，这个群落集中了全国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优秀艺术家，其中包括刘小东、隋建国、肖鲁、艾未未等人，这是中国当代艺术最活跃、也是最有国际竞争力的艺术生力军。

 

　　“如果拆迁完了，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艺术群落将就此消失。”吴玉仁说。

 

　　“棍下余生”

 

　　在008艺术区沿街的墙上，你会看到一幅奇异的景象：艺术家们涂写着“誓死维权”的口号，也有针锋相对的标语写着：“这里不需要什么艺术家，滚出去！”

 

　　2009年11月19日，也就是在“朝阳区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召开4个月后，008艺术区开发商终于发出“腾退令”；同年11月26日，创意正阳艺术区开发商紧随其后，也发出“腾退令”，勒令所有艺术家在12月4日前无条件搬走，并表示绝不赔偿。

 

　　很多人不愿意就此离去。创意正阳艺术区和008艺术区内的艺术家们，来自大陆各地以及港、台和其他国家，他们与房东签署了长达20到30年的房屋租赁合同，有的投入了数十万、近百万资金用于装修。未获赔偿，他们无法离开。

 

　　2009年11月28日，拆迁队伍进入创意正阳艺术园区开始强拆。同年12月13日，创意正阳艺术区完全停水、停电、停暖，42户120多人，在平均零下9度的严冬中继续留守艺术区。截至记者发稿时，创意正阳坚守的艺术家有40个人左右，008区有30人左右，大约占到原来艺术区总人口的1/5。

 

　　最开始，艺术家们以艺术之矛抗议艺术区拆迁。去年12月，008艺术区所有艺术家手持从废墟中捡来的砖头，组成“砖头党”，眼睛死死盯着远方，静立一小时；今年1月，200多名艺术家出现在2号地铁线上，每个人戴着诡异的面具，站着不说话，跟闪客一样突然出现，突然消失。

 

　　艺术界人士也放弃了门派之见，2009年12月29日，“暖冬”20艺术区巡回艺术交流计划正式开启，以此展开维权行动。首站为创意正阳艺术区，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栗宪庭身披棉被，站立在人墙之中，以示声援；高名潞、刘小东、喻红、肖鲁等人也参与了相关活动。

 

　　但这些看似柔弱的抗议，似乎没收到任何效果。

 

　　从去年12月开始，拆迁方就与艺术家屡次发生身体冲突。2009年12月19日，创意正阳艺术区开发商雇人强行拖走艺术家们集资租来的发电机，导致双方发生争执斗殴；2010年1月7日凌晨3点，008艺术区被4个不明身份的人袭击；5天之后，“暖冬”巡展计划以“解决”为标题的展览在008艺术区开幕，2个小时内遭遇三次有组织的流氓阻挠和打人事件……

 

　　2010年2月22日深夜，拆迁手段推向了极致。100多名拿着砍刀与棍棒的暴徒出现在创意正阳艺术区，大型钩机三台、铲车三台同时驶进。暴徒袭击了在守夜的艺术家，造成三人重伤，五人轻伤。008艺术区的刘懿，头部严重受伤，大量出血，头骨露出；008艺术区的吴玉仁，全身多处软组织被重创……

 

　　据吴玉仁估计，持续血案时间长达15至20分钟。被袭之后，他悲愤地将自己在网上的ID改叫“棍下余生”。

 

　　此次“黑衣人夜袭”事件，引燃了部分艺术家的愤慨。据新华社报道，2月22日下午3点，吴玉仁推着轮椅上的刘懿，与10多位愤怒的艺术家高举维权标语，从建国门出发，沿长安街步行向西，抗议拆迁暴行。

 

　　“上街事件”引发新华社等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在维权艺术家内部也引起纷争。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大部分艺术家已经趋于冷静。“我们要求拆迁方为暴力行为道歉，同时支付我们应得的经济补偿。”在吴玉仁、刘懿等维权代表看来，这是他们的“最低纲领”。

 

　　这种利益维权被部分人讥讽为“低层次”。刘懿反驳说，在中国你必须做得很具体，“你自己的利益你都维护不好的话，你能去争取什么其他权利？”目前双方“仍在谈”，却并无最后结果。

 

　　被暴徒袭击后，刘懿尽量多在家养伤。虽然已进入3月，但北京又下了一次大雪，他坚守的工作室依然断水断电。来看望他的朋友问：“晚上在这边睡不冷吗？”他回答：“冷没问题。反正冬天都快熬过来了。”

 

　　被抛弃的艺术家

 

　　除了无法获得的装修补偿，艺术家们似乎也在经历一次心理创伤。

 

　　孙原说：“这些艺术家走了再形成这样的生态是非常难的，他有了这个教训，以后也不一定再扎在一块了，他觉得不安全。扎在一块，把地皮炒热之后你死得更快。”

 

　　艺术评论者高岭认为，如果目前游人如织的798艺术区画廊是“前店”，那么这些被拆迁的工作室就是“后厂”。在艺术商业的聚集区和艺术创造的私密性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艺术繁荣离不开“前店”，也离不开“后厂”，而此次拆迁，就如同手术刀正在割裂二者之间的胞衣。

 

　　这种对艺术区生态的破坏，在北京并非第一次。

 

　　策展人杨卫回忆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北京一些艺术院校的华庆、张大力、牟森等人，放弃国家的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附近，形成“圆明园画家村”的最早雏形。

 

　　1990年，《美术报》原工作人员田彬、丁方等人，从报社纷纷撤退出来，与方力钧、伊灵等艺术家一起迁到了福缘门村，形成了一个艺术家聚集中心，越来越多的流浪艺术家纷至沓来。“圆明园画家村”渐渐成为当时文艺青年的圣地，甚至有人将之与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美国纽约的苏荷区相提并论。

 

　　但“圆明园画家村”在1995年被定点解散，一切戛然而止。

 

　　同时，另一拨艺术家从1993年的下半年，在北京东边的长城饭店后面成片的破房子里聚居。在地理位置上，它和圆明园一东一西，所以这里也被叫做“东村”。当时，这里曾上演了众多载入艺术史的行为艺术，出现了像马六明、朱冥等后来颇负盛名的艺术家。

 

　　有意思的是，当地的海淀区领导对之前的“驱散”行为开始反思。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来海淀区政府在支持艺术中关村国际博览会的同时，也在想方设法恢复早期圆明园画家村的辉煌。但此心意，似乎是一厢情愿。

 

　　受伤的似乎总是艺术家。无论早期对艺术异类的警惕，还是现在对商业利润的打压，艺术家被抛弃的命运在重复。为什么艺术家喜欢聚集在一起工作？一个聚集的艺术区是否真有必要？

 

　　“这可能是中国的城市社会特点决定的。”艺术家黄锐分析说，一是城市的空间不够丰富，空间类型缺少选择；二是街道与邻里的压力，一般街区对艺术异类分子有警惕心理；三是法律问题，艺术家们作为一些分散个体“在外靠朋友”，以友人的判断作为参考值。

 

　　虽然艾未未也支持维权活动，但他认为，艺术区的拆除不会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真正的影响。“坦率地说，说什么影响，那是绑架。拆了房子不是真正的问题，大房子能做出大作品，但不一定能做成好作品。”

 

　　他的观点似乎有点标新立异。更多的艺术家喜欢这个群居的部落。

 

　　“这个氛围挺重要的，交流就特别频繁，现在几乎每个艺术从业者都在周五、六、日这三天要跑出来看展览，你走一圈至少能看十个。这一点，在中国任何其它地方都做不到。”孙原说，这种密集交流，实际上会让艺术发展呈一个特别快的上升趋势，市场、艺术家收入等相关方面都会提升。

 

　　他如此反驳艾未未：“大工作室不一定出伟大的作品，它只能出尺寸大的作品，但它的意义并不在大房子能直接产生伟大，而是它给伟大提供一个温床。”

 

　　艺术家在城市中的位置

 

　　在艺术区大拆迁的背景中，不少艺术家开始深思：去哪里居住是次要的，更关键的问题是，艺术家在这个城市的位置在哪里？

 

　　艺术家黄锐的回答是：北京已成为一座“艺术家被遗弃的城市”。

 

　　也许这具有讽刺意味。就在艺术区遭遇暴力拆迁的同时，今年1月，北京提出了将打造“世界城市”的目标，参照坐标是纽约、东京、伦敦等大都会。一直关注艺术区生态的黄锐建议，为配合未来的都市规划，沿798艺术区向东至草场地一带建立公共艺术场馆群：

 

　　“松下电子管厂的工厂建筑利用改造计划可发展成兼艺术、设计与设计商品综合的地区；

 

　　望京公园可以建设两至三个公立美术馆、博物馆或图书馆，利用已有的自然环境设置一个参观并可散步的风景区；

 

　　草场地以东至电影博物馆似乎还可兼容至少三五个私人美术馆或者大型艺术中心……”

 

　　由此，加上已成形的798艺术区、草场地的画廊区，这一带将拥有北京最集中的公共艺术场馆，可组织成极丰富的城市文化生态，成为京城最绚丽的当代文化风景。

 

　　这也许是所有艺术家的梦想。

 

　　但黄锐也承认，在无力阻挡拆迁车轮的背景下，这种理想化的构想实际上是无力的。“如果动辄赶走艺术家，拆掉艺术区，十几年里自然形成的生机盎然就会变成毫无生灵之气的荒地。”黄锐说，那时候，即使北京金融指标再高，建筑再奇特，也永远是‘世界级的建设城市”。

 

　　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世界城市“，孙原并不太关心。他去过二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大城市都一样，当他身在莫斯科商业区，恍惚间感觉是在北京新东安。“一个城市所能够形成的文化，绝不是这点东西。”

 

　　“教父”栗宪庭对记者说，整个城市没有规划，艺术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大批地建，是不理智的；一大批地拆，还是不理智的。无论是建，还是拆，完全盲目，都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

 

　　栗宪庭用“悲哀”来形容自己的情绪。“是个悲剧。”他说，而更大的悲剧是，仅用了20年，中国过去的文化就被铲平了，换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艾未未所在的草场地艺术区亦能说明这一点。截止到2008年底，这个艺术区已累计投资5亿元人民币，草场地文化艺术中心的年收入已达2000多万元人民币，该区域拥有多家画廊及艺术机构，很多国际知名艺术家的工作室也坐落于此——纵然如此的规模，依然逃脱不了被拆迁的厄运。

 

　　前几月，艾未未突然看到有人在丈量自己的房子。他过去问：你们做什么？对方回答：我们是拆迁办的。我们量一下尺寸，以后就可以按照面积向政府要赔偿。

 

　　艾未未说：你给我出去，这是我的房子。

 

　　早在2005年12月，索家村艺术区遭拆迁的时候，艾未未就写了一篇文章，其中针对的正是相关方对艺术区的粗暴态度：“城市如果非理性，非人性，没有同情心，不能善意对待他人时，漂亮又有何用？”

 

　　宋庄，并非乌托邦？

 

　　众多艺术家请栗宪庭帮忙找房子，并非偶然。已经有迹象显示，在遭遇拆迁之后，很多艺术家选择了更为偏远的通州宋庄，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

 

　　但在孙原看来，去宋庄就如同“逼上梁山”。他说，“在798附近做一个活动，和在偏远的宋庄做活动，影响力能一样吗？被拆迁的艺术区已经有了世界交流的能力。”

 

　　但留给艺术家们的选择已经不多。

 

　　1994年，栗宪庭与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王音等知名艺术家落户宋庄，之后艺术家开始集聚。1995年秋，圆明园画家村被解散，撤出的艺术家很多也流向了宋庄的小堡村。据宋庄艺术促进会统计，截至2009年6月，登记在册的宋庄艺术家已经有3600人。

 

　　宋庄艺术促进会秘书长曹维表示，宋庄艺术创意区的规划一直是由首都规划委员会在做，宋庄镇政府与艺术家的关系也很融洽，政策稳定性会更高一些。“小堡村的原始村落都保留着，给后来的艺术家保留了空间。从容纳量来说，宋庄即使聚集1万多人，也不会出现价格高涨，供求不足的情况。”

 

　　同时，与被拆迁的朝阳艺术区相比，这里70％—80%工作室的装修，是由业主根据艺术家的要求进行的装修，艺术家的投资风险降低了。目前，宋庄的房租是每平米每天0.4元，这与北京其他艺术区中相比，也是“中等偏低”。

 

　　这一切，似乎显示宋庄是未来最靠谱的艺术区。

 

　　但被驱逐的艺术家们也会记得，当年在朝阳区金盏乡008国际艺术区开幕典礼上，金盏乡党委副书记李杰民当时接受媒体采访称：当地政府会创造更好的环境，让更多艺术家来此发展。但是，豪言犹在，艺术区却还是难逃拆迁命运。

 

　　“可能大家会认为宋庄会是最后一块净土，实际上，猪还不肥的时候，圈还是要的。”艺术论者黄启贤悲观地预测：“随着宋庄商业开发和招商引资的壮大，会有同样的艺术家‘被迁徙’着。”

 

　　这些“被迁徙”的艺术家，命运酷似孙原作品中的那条水管。在那个名为《自由》的装置艺术中，一条被悬挂在巨大的黑铁皮屋子里，高压泵启动后，水管朝地面激烈喷射，剧烈晃动中，水花四溅，但依旧无助地悬吊空中。

 

 

　　798艺术区

 

　　北京798厂区建筑是上世纪50年代建造，具有典型的包豪斯风格。现在作为北京旅游新卖点的798已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家园了，这片被改造的旧仓库成了中国的SOHO区。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4号

 

　　方家胡同46号院

 

　　原来是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建成的礼堂、锅炉房、恒温车间等各种建筑混合成的厂区，现今变身成了以“跨界艺术、分享未来”为定位的方家胡同46号艺术区，40多家文化创意企业和机构的入驻，让这里变成了一个“迷你798”。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方家胡同46号院

 

　　草场地艺术区

 

　　距798最近的艺术分支，以其优越的区位优势与相对低廉的租金定位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知名画廊与艺术家介入。这里艺术类建筑多为后期依势自行设计建造，风格品位独特，艺术家工作室、艺术空间、画廊与百姓生活混居的地段，有其独特的叙事结构，更彰显出这块热地的魅力。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机场辅路南皋乡草场地村

 

　　酒厂·ART国际艺术园

 

　　自2005年5月由酿酒厂筹建改造，多家知名的艺术机构重组并记录了这里的艺术魅力。虽然离繁华的望京和中央美院都不远，但这里单纯的艺术气息并不能俘掠艺术圈外人群来到这里。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大街北湖渠路

 

　　二十二院街区

 

　　二十二院街的定位是“中国·国际画廊街”，距离国贸仅600米，每平米租赁价格超过10元均价的二十二院街，正在成为新的人文地标，已有多家高端的国际性画廊正在洽谈入驻事宜。二十二院街正力图成为北京融自然、人文、艺术、时尚为一体的艺术旗舰航母。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苹果商业街南侧

 

　　环铁艺术区

 

　　北京市地图上东北角的圆形铁路圈圈，也圈了一拨艺术家。这里有一批原来运输堆积货物的仓库，还有奶牛场和养鱼场等。随着798的兴起，距离不远、租金便宜的环铁成了798各空间作为仓库的首选，也出现了艺术家创作的身影。

 

　　地点：798往东沿酒仙桥北路2公里

 

　　一号地国际艺术区

 

　　一号地是一个在2700亩处女地上精心规划出来的艺术王国。在周边费家村、索家村、奶子房等艺术家工作室的合力辐射下，现在冷清的一号地有望树立起自己独特的品牌和声望。

 

　　地点：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何各庄村

 

　　宋庄

 

　　在北京市通州区北部，有一块温榆河与潮白河环绕的秀美土地，这就是宋庄。丰富的文化底蕴，淳朴的民风，造就了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的当代艺术大本营——宋庄艺术家群落。

 

　　地点：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

3月5日，希腊民众在首都雅典市中心举行示威，抗议政府的紧缩财政政策，示威过程中警民爆发冲突。

2009年，欧元区各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

市场上1欧元兑换美元的汇率持续下降

 

　　对欧洲来说，历史上从未出现如此多的不确定：没人知道希腊人将如何摆脱债务缠身的危局，没人知道如此星星之火会不会让整个欧洲货币联盟最终四分五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欧元区只统一货币、未统一财政这一二元差异，为欧洲债务危机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而对如此债务危局处理不当的话，它很可能成为第二波金融危机的引爆点。

 

　　编译_括囊

 

　　在华尔街，人们称比尔·利普舒茨为“外汇苏丹王”。这位闻名于世的外汇大师曾将投资银行界的传奇所罗门兄弟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外汇业务交易中心。现在，比尔·利普舒茨一直在苦心经营自己的对冲基金，重点在货币流通领域。最近，他每天晚上都要在凌晨两三点钟从床上爬起来，密切关注欧洲市场上的金融动荡。

 

　　欧洲目前确实是全球金融市场上最热门的话题。自从希腊政府承认其债务超过国家承载能力，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的价值便一直在下降。更重要的是，不止希腊，PIIGS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PIIGS是这五国首个英文字母的简写）全部陷入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

 

　　2009年，希腊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接近13%，爱尔兰约为12.5%，西班牙也超过10%。连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法国比重也高达8.2%，远超《稳定与增长条约》规定的3%上限，欧洲系统性债务危机一触即发。

 

　　对欧洲来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多的不确定：没人知道希腊人将如何摆脱债务缠身的处境，没人知道其他欧盟国家是否会伸出援手，没人知道这场危机会不会迅速在PIIGS五国甚至整个欧盟蔓延，没人知道如此星星之火会不会让整个欧洲货币联盟最终四分五裂……

 

　　但对外币交易商和投机者来说，这却是极佳的机会，他们可以在欧元持续贬值和其他欧元区国家对希腊倾尽全力援助两者间押下赌注。如果他们赌希腊最终破产，那么希腊将很难再吸收到足够的新鲜资本，可能最终破产，甚至整个欧元区也会崩溃。

 

　　欧元的10年之痒

 

　　在金融界，投机者总是玩火般地在最大风险金额的边缘运作。过去，他们在美国庞大的私房屋主中做投机买卖，结果引发了上世纪20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最大经济危机。现在，金融界的投资者将目光对准了整个国家——与整个国家的债务赌博。某种意义上说，此次希腊债务危机是由对政府债券投机引发的，如果不加以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它会牵涉到整个世界经济。

 

　　绝非巧合的是，尽管美国、英国和日本也都深陷债务危机，因身背债务大山而叫苦连天，但投机者并未将目光对准美元、英镑和日元，因为从历史和政治上来说，欧元区更容易被投机者攻破。

 

　　历史上，南欧国家被看做是问题儿，总是麻烦缠身。它们的金融运作方式超出了本国的实际能力，结果在堆积起大山一样债务的同时，却并未进行切中要害的改革。在这些债务的形成过程中，有些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些是这些国家在私底下秘密进行，隐瞒了其他欧盟国家和世界各国。在它们成为欧元区一分子之前，这些债务问题就一直存在。加入欧盟后，情况并未出现转机，反而变本加厉。

 

　　与此同时，欧元区其他国家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货币联盟建立之初，他们对南欧国家的债务问题避而不见，很大程度上是不想破坏统一欧洲货币的政治目标。欧元区成立后，它们又开始从欧元中获益，所以对南欧的债务问题仍然闭口不谈。例如，欧元区成立后，德国的出口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如果此时公开南欧的债务问题，将会对其在世界上的出口经济造成信誉和评估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

 

　　过去，欧元区一直被视作成功的典范。但随着其债务水平的不断上升，那些以前被压抑的问题逐渐随着金融危机浮出水面，并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在以债务为经济基础的南欧国家中更为普遍。

 

　　早在1999年共同货币欧元刚刚被推出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警告说，欧元不可能会度过他们经历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他预测欧元区将在10年后崩溃。而现在，欧盟各成员国在混乱和债务危机中苦苦挣扎时，它们才刚刚度过了自己的10岁生日……

 

　　迫于压力，债台高筑的希腊政府只好承认本国债务程度远远超出早前公布的数据。但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们却并未放在心上，他们始终认为欧元区的其他国家会最终担保南部欧元区的所有债务。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由于欧元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太大，欧盟规定各成员国使用共同货币，却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这样的二元差异使得其他国家在承担债务问题上变得谨言慎行。

 

　　当政治家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为时已晚。在欧盟协定对共同货币制定的法律体系中，没有一条对类似眼下欧元区各国正经历的债务危机情况做出说明。也正因为如此，面对希腊等国的债务大山，欧盟各国在没有正规条文的约束下，始终各自打着小算盘，并未达成统一的救援措施。

 

　　希腊债台如何筑起

 

　　投机者对希腊的投机运动开始于去年12月初。彼时，评级机构调低对希腊的信用评级，英语和葡萄牙语国家的新闻机构纷纷报道希腊篡改统计报告和政府债台高筑的事实。这些信息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快速推动了希腊信贷违约掉期合约（CDS）价格的高涨。

 

　　在雷曼兄弟破产前，CDS就对其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直到今天，金融界人士都认为CDS是酿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在雷曼破产后，许多人呼吁对CDS进行严格控制，但雷声大雨点小，以至于现在CDS对希腊乃至欧洲都构成现实的威胁。

 

　　所谓信贷违约掉期合约，就是债权人通过合同将债务风险出售，合同价格就是保费。购买信用违约保险的一方被称为买家，承担风险的一方被称为卖家。双方约定如果金融资产没有出现违约情况，则买家向卖家定期支付“保险费”，而一旦发生违约，则卖方承担买方的资产损失。信贷违约掉期合约出现之初，本意在于可以使借贷方规避风险。但在现实操控中，它却变成投机者的利器，因为他们在市场上一个微小的动作便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用一位银行家的话来说：“商人仅用5000万美元就能改变市场。”

 

　　货币投机者的原型是乔治·索罗斯，这位金融大鳄在1992年将英镑踢出欧洲货币系统，并随即成为亿万富翁。由于操作CDS方便易行，所以其风险也不容规避。即便是索罗斯也曾警告说：“CDS就是破坏金融产业的工具。”在2007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过程中，投机者们通过不择手段地操控信用保险费用，迫使CDS价格大幅上升，这一定程度上酿成了贝尔斯登的破产。

 

　　现在，对冲基金经理们把赌注押在整个国家的破产上。在几个星期内，对希腊政府的信贷违约掉期率就翻了一番，最先介入的投机者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相信希腊政府会上调利率。一时间，1000万欧元希腊主权债务一年的保险成本上升到39万欧元。相比之下，1000万欧元德国主权债务一年的保险成本仅为4万欧元。

 

　　投机者疯狂购买信贷违约掉期合同，造成了市场的恐慌，而恐慌的市场又养肥了那些投机者。整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投资银行。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就扮演了多面手的角色：表面上为处于困境中的希腊政府充当顾问出谋划策，背地里却变成希腊对冲基金的投机购买者。高盛在希腊未被怀疑有支付能力问题时大量购进希腊债务的CDS，然后再对希腊支付能力信誉发动攻击，在CDS涨到最高点时再抛出。

 

　　希腊与高盛这对冤家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2002年，希腊正在为加入欧元区而犯愁。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负债额低于GDP的60%。但是当时的希腊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所以加入欧盟看似十分遥远。此时，高盛为希腊量身定做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其掩盖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以符合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据欧盟官员披露，事成之后高盛从希腊政府那里获得2亿欧元的巨额佣金。秘密公开后，政客们对如此狡猾的私下交易大为不齿。“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将是银行业的最大耻辱。他们在希腊问题上的弄虚作假，已经把我们整个欧洲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在希腊危机中左右为难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为此愤怒不已。

 

　　但作弊仅仅是掩盖问题，债务本身并不会消失。希腊不得不为此制造更多的货币掉期交易掩饰债务和赤字。这无疑加重了希腊的债务负担，使其深陷坏账漩涡而无法自拔。希腊新政府成立以来，希望采取措施摆脱前任对投行的依赖，但效果并不明显。到今年2月初，高盛、德意志银行等6家投行一共拥有价值80亿欧元的希腊政府债券。希腊今年估计需要向外融资550亿欧元，迄今已筹集到140亿欧元，4月和5月估计要偿还200亿欧元债券。高盛分析员表示，希腊将面对迫在眉睫的融资困难，整个国家已经走在破产边缘。

 

　　但令希腊政府颇为恼火的是，欧盟至今没有拿出帮助希腊的具体措施，而是一味施压让希腊尽快自己解决问题。迫于欧盟压力，希腊政府同意采取减少公共支出、增税等措施削减预算赤字。但这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街头游行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社会局面严重动荡。

 

　　欧版IMF会是救星？

 

　　眼下，欧盟各国对是否向希腊伸出援手争吵不休。在外汇策略师马克·钱德勒看来，即便全世界都在援助希腊也于事无补。“即便希腊被拯救过来，那么投机者们马上便将目光对准有同样DNA的国家。我这里说的DNA指的是金融DNA：巨额赤字，经常账户财政不足。因此，如果欧盟以某种方式对希腊采取援助，那么投机者马上就会说：让我们去看看西班牙的情况吧，看看他们口袋里还有多少钱？”

 

　　如此循环下去，欧盟国家在援助完一个国家后，必须马不停蹄地援助另外一个国家，直到自己也深陷债务危机。这也正是欧洲政治家们所担忧之处。

 

　　事实上，把希腊从债务危机中拯救出来，有三种出路，但其中两种已被彻底否决：第一，欧元区所有成员国发行联合债券——这在一开始便被认为太过不切实际；第二，接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不过这种想法也被欧盟各国否定。有人担心将希腊债务危机交给设在美国华盛顿的IMF解决存在政治风险，会让欧元区政策受制于美国的影响。

 

　　现在只剩下第三种方案：双边援助。德国财政部预计，援助希腊将花费200亿到250亿欧元，不久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将加入受援一方。欧元区各个国家的援助金额取决于其在欧洲中央银行的资本份额。根据这个比例，德国将负责总债务的20%，大概40亿到50亿欧元。巨大的财政压力让德国这个欧盟区经济最好的国家也如坐针毡。

 

　　经济学家认为，欧元区只统一了货币政策、没有统一财政政策这一二元结构，为希腊债务危机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提供了条件。各成员国应该统一协调彼此的经济政策，并在集团规范框架内对主要负债国实施监管。欧盟财政部官员目前正在考虑建立一个类似于IMF的机构“欧洲货币基金”(EMF)，以应对未来可能的金融救援工作。

 

　　但目前还不清楚新的救援资金将如何筹集。可以设想的范围内有两种选择：每个成员国根据债务水平或在欧洲央行的份额出资。第一个办法相对公平些，一个国家的金融状况越差，就出资越多。换句话说，捐出巨额资金的代价和压力会对希腊等国家造成一定的约束力，使其被迫管理好本国的金融资产。

 

　　这样的机构尚不存在，这意味着欧洲的政治家们不得不再去想方设法做些什么。如果欧元区各国的债务不断扩张，那么即便有国家站出来捐助，那么捐助国的财政资金也可能很快就会被耗尽。长此以往，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只能宣布全额收购濒临破产国家的全部债务，这无异于大量印刷钞票。虽然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全额收购和印钞票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欧盟财长在2005年就已经表明：必要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可以做出修改。况且，欧盟现在已经悄然放宽了政府债务占GDP总额不超过3%的限制。

 

　　不过，这样的救助措施也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到那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欧洲货币同盟早已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欧洲通胀联盟”。

 

　　文_felix

 

　　据美国宇航局科学家透露，2月末在智利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改变地球自转轴，并缩短地球自转时间，使一天时间变短。来自加州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地球物理学家理查德·格罗斯（Richard Gross）说，8.8级的地震可能导致地轴偏移2.7毫角秒（milliarcsecond），约8厘米，这将使一天时间至少缩短1.26微秒，也就是百万分之1.26秒。

 

　　一天的时长是地球完成一次自转所需要的时间——86400秒或者24小时。一场强烈的地震可能会移动地球上的大量岩石板块结构，改变其分布的状况。一旦岩石板块分布发生改变，就有可能对地球的运转速率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其自转（也就是一天）的时间长短。

 

　　地震如果将地球的质量向地轴靠近，可以使地球旋转得更快；反过来，如果地震将地球的质量重新分配到离地轴较远的地方，也可以减缓地球自转，让一天变慢。

 

　　这个原理和“溜冰效应”一样——花样滑冰选手通过收紧或张开手臂的运动来加快或减慢旋转速度。英国地质考察局（BSG）的地球灾害项目负责人戴维·克里奇（David Kerridge）解释说：“当选手在做旋转动作时，她们都会把手臂收紧，越转越快。地球也是一样的，当自身的板块结构改变，其自转速度也会改变。”

 

　　发生在智利和苏门答腊的地震正是由于板块俯冲造成的，使得一个板块压在另一个板块之下，这将改变地球整体的板块分布状况。而由于板块滑动造成的地震，比如前不久的海地地震，就不会对地球自转造成影响。

 

　　此前，格罗斯用电脑模型对2004年印度洋海啸造成的苏门答腊大地震进行类似的地轴偏移计算。那场9.1级的地震使地球自转轴发生2.3毫角秒的偏移，并将一天的时间缩短6.8微秒。

 

　　据该科学家介绍，智利地震对地轴影响比更强级别的苏门答腊地震还大，主要是因为这次更靠近地轴平衡区域。智利地震震源和地球轴心线的角度更加小，也产生了更大规模的板块移动。

 

　　虽然这些偏移可以通过模型计算，但由于数字太小，以至于科学家们无法直接记录它们。不过，一些明显的变化还是可以看出，比如岛屿的移位。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地球科学教授李布洛克（Andreas Rietbrock）指出，智利康赛普西翁市外海的圣马里亚岛，在地震后就隆起约2米。

 

　　格罗斯说计算出的日长变化是永久性的。所以一系列的大地震可能累积起来，使日长变短，“但这些变化是非常、非常小的。”日长的实际观察精确到五百万分之一秒，目前对智利地震影响的估计暂时小于那个数值的四分之一，因此你在主观上根本无法察觉。

武广高铁让广州到武汉的路上旅程缩短为3小时。

如果没有武广高铁这个家喻户晓的大事件，广州的长隆欢乐世界想进入湖南、湖北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要多得多。

 

　　南都周刊记者_ 牛思远 实习生 吴曙良

 

　　初体验

 

　　随着电话中那声“您的订票已成功”，施鹏这个年年为返乡车票烦恼的年轻人，忍不住笑出声来：“那叫一个激动啊，终于把回家的事儿搞定了！”

 

　　尽管春节已经过去，但买到高铁车票的那一刻还是让这位湖北人记忆犹新。之前的每个春节，这位在广州上班的白领总要迎来一次狼狈的“春运”。为了搞到一张到武汉的火车卧铺票，他每每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或托熟人，或找黄牛。这一切都源于那段10多个小时的可怕旅程—拥挤的人群，污浊的空气，嘈杂的声浪，防不胜防的扒手……当然还有那从来就不靠谱的列车时刻。

 

　　虎年的春节，施鹏终于可以告别疲惫的旅程。去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条长途高速铁路线—武广高铁开通运营。这条时速高达350公里的客运专线，让广州到武汉的路上旅程缩短为3小时。

 

　　“当天就能赶回家吃晚饭，在往年可真是不敢想像。”这次高速铁路的初体验，除了因为速度太快而无法上网外，一切都让施鹏满意。不错的体验让施鹏很庆幸，因为他最初考虑的并不是高铁而是飞机。不过，春节期间机票几乎不打折，算上燃油附加费，不管坐哪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广州到武汉的花费都要上四位数。而490元的高铁二等车票，相当于同线路机票打了5折。

 

　　高铁让施鹏这样追求舒适和便捷的人乐开了花，却给各大航空公司造成了巨大压力。面对高铁的竞争，在去年12月13日武广铁路公布试行运价后，航空公司第一时间就作出了反应—加班次、降价格。在武广高铁正式运行当天，武汉-广州航线最高报价为370元，最低仅为190元。而在整个元旦期间，该线路机票价格也大都在300元上下，比武广高铁二等车票的490元还便宜。而在便捷上，航空公司也绞尽脑汁。作为执飞武汉-广州、长沙-广州的航线三分之二航班的南航，赶在武广高铁投入运营之前开通了武汉-广州的“空中快线”：每天航班从7个增至8-10个，基本形成每2小时一班，保证旅客随到随走。

 

　　对中高端旅客的争抢大战才刚刚开始，不过大家的春运第一仗的战果似乎都还不错。民航春节黄金周（2月13日-2月19日）期间旅客运输量47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平均客座率超过七成。而高铁的生意更是红火。

 

　　“我们本来估算，能有9成左右上座率已经非常好，根本没有预料到会出现一票难求的状况。”广铁集团总调度长陈敏感慨道。从1月30日春运开始至2月25日的不完全春运数据显示，武广高铁在广铁管内累计发送旅客110.8万人次，日均发送4.3万人次。

 

　　在短短26天里，这些旅客不但创造了始发列车98%的上座率，还为广铁集团贡献了高达约5亿元的票价收入。

 

　　千里掘金路

 

　　杜成岭就是这些旅客中的一员。大年初三，头戴防水帽，脚踩全防水运动鞋，照相机上还盖着专业遮雨布，这个一身专业防雨雪装备的香港人在雨雪霏霏的武汉东湖梅园里显得很特别。

 

　　他只是当日300多个专程坐武广高铁来梅园的香港游客中的一员。如果再把数字放大，在当日梅园3000多名外地游客中，广东人就占了八成。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武汉其他景点，当天黄鹤楼和湖北省博物馆约七成游客都来自广东。而据武汉旅游部门及旅行社统计，春节期间武汉共接待旅游团351个，同比增长160%，其中乘坐武广高铁的广东团占到了六成。

 

　　其实，早在去年武广高铁开通时，“高铁游”就已经火爆一时。元旦期间，大批广东游客到湖北、湖南游玩，当春节来临，搭乘武广高铁到湖北、湖南等地看雪观景更是成为了粤港澳等地游客出行的热门选择，两省主要旅游景区全线飘红。

 

　　因为武广高铁，武汉这个自1998年以来都是出游人数多过接待人数的城市，第一次出现了游客“入超”。受益的不只是武汉，数据显示，春节黄金周７天，整个湖北省共接待粤港澳等地的武广高铁游客2万余人，隔壁的湖南也在春节游客量和旅游收入上都创了历史新高，增幅均超过三成。

 

　　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也就会有嗅觉敏锐的商业掘金者。在武广高铁的另一端广州，广之旅适时推出“武广高铁团”，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参团人数超过了6000人，“神农架滑雪场、武当山六天”等与冰雪相关的高铁线路受到广东游客热捧。广铁青旅的“高铁团”参团人数也超过5000人，这个数字，占去了该社春节国内游出游人数的三分之一。

 

　　“广东游客向来喜欢赏雪，以前一般直接去沈阳、哈尔滨等地，路程遥远，而且花费也比较高。”广之旅副总经理温前对《南都周刊》分析说，湖北拥有神农架滑雪场，如今有了高铁，来回只需三四天，华南游客就不单像以前那样只够时间去三峡了。

 

　　而在热热闹闹的春节高铁旅行背后，更多的变化也在悄悄进行着。因为高铁，旅行社正想方设法把粤港澳的游客送到湖南、湖北，也有人想法把两湖的游客圈到广东，比如长隆集团市场总监熊晓杰。

 

　　拥有5大世界级主题公园的广州长隆欢乐世界早已为广东省内游客熟悉，园区规模、游玩设施和演艺人员等软硬件设施都要超过更早出名的深圳欢乐谷、世界之窗等知名景点。但在省外的湖南、湖北甚至全国，长隆的名声却远没欢乐谷、世界之窗等响亮。

 

　　开拓外地游客，培育新的增长点也一直都在长隆的计划之中。为了扩大客源，提升影响力，早在武广高铁尚未开通的去年10月，熊晓杰就率队前往武汉和长沙两地踩点与推介。长隆在广州已经习以为常的做法，比如外籍演艺团队的现场表演，比基尼小姐形象大使主持的项目推介，都让两地客户倍感新奇。

 

　　“我们在上面推介的时候下面是鸦雀无声，完全被我们所营造的气场控制住了。”这样的传播效果让熊晓杰动力倍增。他亲自带队去了两次，将当地旅游企业、合作媒体等拜访了个遍，还为这两个原先一片空白的市场专门配备了推广和销售团队。在他看来，如果没有高铁这个家喻户晓的大事件，长隆想进入两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要多得多。武广高铁的开通也成了一次长隆影响力走出粤港澳的绝佳营销引爆点。

 

　　现在，尽管两湖游客的数量增长还没有做过专门统计，但熊晓杰信心满满。“如今坐高铁来长隆的都是两湖的高端游客，这些人能起到消费示范的作用，他们来了后把口碑带回去，就会形成消费的潮流。”

 

　　全国一座城

 

　　对于熊晓杰这个湖北鄂州人来说，武广高铁的意义还不限于一次拓展事业的良机。他将两湖和珠三角的关系形象比喻为“互为后花园”。

 

　　“像我们这些在广东的湖北人、湖南人，高铁让我们感觉跟家乡的距离更近了。中国人都有落叶归根的心理，有闲钱的话都会考虑在老家买个房子，养老或者投资。武广线开通，让这种冲动更加强烈。”

 

　　实际上，忙于工作的他还没有回去买房，但遇上老乡时，已经有不少人开始谈论这个话题。“很多人口头上都在说‘高铁通了，是不是考虑回去买个房子’啊。”

 

　　与尚停留在口头讨论的熊晓杰不同，陈丽芸已经实践了这个想法。

 

　　去年11月底，休假的陈丽芸跟着丈夫回了趟老家，顺便在武汉看了四五套房子，并买下了一套。买房过程仅仅花了一天，但陈丽芸并不认为自己是冲着炒房去的。“我先生是湖北人，回去买房是很自然的事，珠三角这边的房价的确太离谱了。”

 

　　2008年3月，年收入20多万的陈丽芸一家才在广州买了一套100平米的小三房。武汉的那套96平米的小三房虽然均价接近高达9500元/平方米，比起动辄2万元/平方米的广州却还是便宜不少，而且这已经算是市中心区最好的房子了。更重要的是，那套房首付可以做到两成，只要10多万，不像广州买房门槛至少30-40万元。

 

　　“我们都是小市民，就是追求一个安全感。”陈丽芸说，现在大家买第二套房无非是为了保值增值，像她这样不愿把钱放银行，又不懂股票的人，也就只剩下这么一条路了。更何况，老家还有父辈祖辈，就算不是退休后回去住，自己每年探亲也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

 

　　不过，她承认，这次在武汉买房，短短一天内就拿下，当时快要开通的武广高铁显然是个大的促动因素。三个多小时的交通利好，让千里之外的房子一下子吸引力大增。原先异地购房最大的距离障碍迎刃而解。“你看，回去跟家人聚一聚，也像度假，挺好的。”

 

　　陈丽芸的想法并非孤例。在武汉的新盘现场，就有不少广东牌照的车。而不少内地二三线城市的楼价，近年均有不同幅度的上升，其中有不少也正是拜“高铁经济”刺激所赐。那些比武汉和广州相距更近的站点，甚至越来越像同一座城市。

 

　　正在建设中的京沪高铁，沿线21个站点都竞相打着与北京、上海同城化的牌。以阳澄湖大闸蟹闻名的苏州城北的相城区，就借京沪高铁苏州站寻址之机，规划建设融金融、商务、住宅为一体的“高铁新城”。

 

　　这个高铁建成后到上海车程不过20分钟的小城，去年6月以来楼价迅速飙升，从每平方米6000元陡升至9800元。即便如此，这里依旧是为高房价发愁的上海年轻白领们“工作在上海，居住在苏州”的寻梦之地。

 

　　而武广高铁线上另一个省会长沙，相比广州、武汉低不少的房价让它在高铁时代的上涨也显得更为迅猛。在一线城市楼市低迷的今年春节，高铁送来的返湘人群让长沙楼市量价齐升，均价比一年前高出1300元。而在这之前，长沙南站所在“武广新城”已经领涨了一年，去年10月至12月间，更是狂飙了四成。

 

　　“今年春节外地来买房的明显多了，娄底、岳阳、广州、深圳的都有。”白沙湾嘉园营销总监游小梅说。在这个大年初六才开张的武广新城新盘，第一批业主全都是返湘的客户。随着武广高铁的开通，不管是广州、深圳的湖南人，还是长沙一小时经济圈内的岳阳、株洲、湘潭、衡阳等地居民，到长沙置业已不再遥远。

 

　　接下来，到2012年，中国将形成以北京为中心，到全国绝大部分省会城市的１小时至８小时交通圈。这个被称为“四纵四横”的高速铁路网络包括42条客运专线，总里程1.3万公里。届时，高铁将连接所有省会及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覆盖全国90%以上人口。

 

　　而根据官方规划，到2020年，中国200公里以上时速的高速铁路里程将超过1.8万公里，占去了全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一半。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传统的运输格局，传统的经济版图都面临着重新洗牌。不管是旅游、地产、航空、商业还是高铁产业链本身，“高铁经济”都正在为中国乃至世界带来深刻的变化。

 

　　整个中国，也都正在变成一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