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绝大多数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普通人一样，当在电话里听到二姨的病危通知时，30岁的杨帆脑袋里一片空白。

来京多年的大连人杨帆，去年刚结婚，媳妇也是外地的。他曾在北京某教学医院教计算机，后来在微软工作，同时办了一家小型IT资讯网站，现在辞职在家。二姨退休前是大连某三甲医院的护士长，两周之前从大连来北京附近的河北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在一家名叫“京东中美医院”的民营医院治病。

杨帆一边听电话，一边在心里梳理，这就是他和二姨在北京所有的人际关系。

电话是中美医院打来的，那边先让二姨说了两句，然后医生接过来说，老太太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你赶紧来医院一趟，已经送进ICU，正抢救呢。杨帆过了好久才明白，为什么这种情况下医院还要病人在电话里讲话，“因为现在骗子太多，一般人接这种电话根本不信。”

打完电话，杨帆看了看表，当时是4月2日早上10点多。

河北的无奈

等杨帆赶到燕郊，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ICU的医生说，老太太是ICU里病情最重的，虽然做了溶栓，但具体效果还要观察12-24个小时，在这期间随时可能猝死。

对待家属，民营也和公立不一样。进医院到护士站，报上病人名字，立刻就有护士在前头引导你到医生办公室，坐到沙发上，倒上一杯水，主治医师、值班医生好几个人围着你一个，在那讲解病情，说因为家属不在所以只好采取保守治疗，做了溶栓，等等。

讲完之后，ICU的主任很不好意思地说：“因为突发情况，原来交的住院押金不够了，你看能不能再补交一些？”

交完钱在急救中心守夜，一夜无话。很快到了第二天，大连的二姨夫和表姐闻讯也赶到了，看二姨的病情稳定了一些，三人就琢磨转到城里治心血管病最有名的安贞医院去。

拿上复印好的病历心电图，在周二北京拥挤的车流里晃荡俩小时，终于来到安贞医院，的士码表上的数字是200多元。医院人多就不用说了，再挂号约专家显然来不及，杨帆索性拿着病历，也不挂号，直奔急诊科找急诊医生。

后来回头想，杨帆觉得遇到这位名叫张海波的急诊医生真是自己的一大幸事。张大夫没说什么就看病历，看完病历看化验单，说：“你有没有现在的心电图啊？病人溶栓虽然说溶成功了，但只溶了一个小缝，上面还会往下掉血块，实际上是一会儿堵一会儿开，造成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

杨帆有点懵，说:“没有新的心电图，这是昨晚上的。”张大夫说：“我没看到病人，不能下结论。杨帆在那一瞬间灵光一现，问:“您要是我会怎么办？”大夫说:“我要是你，就立马把病人拉过来。”

杨帆就又问:“那你们派个救护车去拉过来行吗？”大夫说:“不行，我们没救护车，你得找120或者999。”说着就撕了一张纸，列了一个单子，说:“普通的车肯定不行，你跟他说，车上得有心电监护、吸氧、心脏除颤仪。因为病人现在处于高危期，头三天都是高危期，随便那么一颠，病人都可能没了，心脏除颤仪能够在小范围颠簸的时候把心脏打回去，不让病人猝死。还有其他心电监控的东西，最好都全了，不然病人真不好保住。”

“我不敢保证你来的时候有床位，但你来了之后，就算没有床位了，我们也得救，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他最后说。

在路上

杨帆捏着单子又打车回到燕郊，开始叫救护车。先问燕郊的救护车，对方一听就说:“全三河市的救护车，有吸氧设备的就是非常好的了，你说的那些我们没有。”然后打北京的120，接线员一听病人在燕郊，直接就给转到长途部，长途部说:“燕郊属于跨市，700块钱，不过我这车都安排到6号了，6号拉行吗？”杨帆气得把电话一摔，6号拉人都没了！

再打999。接电话的非常热情，说：“车我们有，但是在外边，马上给你派过去。不过必须提前说好，一趟一个来回2000块钱，而且不讲价，先付款，打到我们账上。”

杨帆打完钱回来赶紧去办理转院，百忙中还没忘了给老家在社保局的同学打招呼，我们要转院了，报销上要帮忙想想办法。等到夜里10点半，车终于来了。下来两个医生，一边走一边很蛮横地说：“这么远才2000块钱！你们找人了吧？要是不找人的话得3500呢！你们肯定是找人了！”

“我一听就明白什么意思了。”杨帆说。两个医生推着担架上电梯，他拉住司机，摸出1000块，司机很熟练地接过装起来。“什么都不用说，他马上就非常热情了。”

上楼到病房，医生、病人、担架都在那里等着。看杨帆在责任书上签字，999的医生很生硬地问：“那边都安排好了吗？”杨帆说：“都好了，那边的张医生还说，就算没有床位，他们也会救。”

但医生还是很凶：“很多人都说联系好了，结果到了之后没床！我告诉你，用我们的床的话一个小时500块钱，没发票！”正说着，杨帆注意到司机给两个医生递了个眼色，医生就不说话了，三个人把病人抬走，也没要家属帮忙。

救护车一路开得又快又稳，到了安贞医院一看，整个急救大厅满满当当全是床位，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走道。凑巧有一个病人出院，空出了一个床位，赶紧办手续住下。

北京一夜

到了地方，人的心里就踏实多了，重建病历重新化验，一切井井有条。两天两夜没睡的杨帆终于空下来出去抽根烟。眼看着救护车一会儿来一辆，间隔不超过15分钟，有时一下子还来好几辆，但都因为没床位不得不去别处了。杨帆不禁仰天长叹，真是狗屎运啊！

再回去看，杨帆不禁又赞叹一声，这家医院不愧是专门干这个的。药一换上，病人立刻不疼也不吐了。不过有个小插曲，医生开处方用止疼药要患者身份证，但身份证拿去办病历了。医生一皱眉，跟旁边护士说：“你先给她用上，然后再出方子。”

后来，杨帆才知道溶栓的事不能全怪那家河北医院。出院的时候张医生说：“中美医院用的溶栓的药是效果最差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没有好药。”杨帆对了一下两边的处方，中美都是很普通的国产药，而到安贞之后，清一色全是进口药，但是也没花多少钱。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后来才搞清楚的。为什么安贞医院不像老家的医院一样，先交押金再留院观察？原来北京2010年启动医改试点，试行部分门诊先治病后交钱，安贞医院凑巧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好运气也不是人人都有。晚上三点多，来了一个蓝色的救护车，车上连泥带土，不知道赶了多远的路。

车子停稳下来一家人，把担架抬下来放到大厅里，医生过来一看，简单检查了一下，说：“老爷子的病情非常重，耽搁不得，我这儿没有床位，心电监护、吸氧什么的都没法保证，不能给你施行有效的治疗手段。离这儿15到20分钟的朝阳医院，那儿肯定有床位，人命关天，你赶紧送过去。”

家属不听，说：“我人就放这儿了，你们看着办。”担架放在过道里，人来人往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小时。三个人把病人扔下，出去抽烟商量对策去了。杨帆好奇也出去抽烟，听到他们说“我就不信他们能不收了！”

杨帆心里百感交集，慢慢回去。护士正趁人少给老爷子检查，忽然紧张地说：“这老爷子不对啊！”医生赶紧从抢救室拿设备出来抢救，三个抽烟的家属也赶紧来帮忙把人抬进抢救室。40分钟过去，医生出来说，人没了。

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家属一通大闹，后来还打了110叫了警察。大厅里怒喝混杂着痛哭，没一个人能睡着。警察把家属带走去做笔录，医生留下继续工作。杨帆到现在还记得医生最后说的话和他的表情。他不吵不闹，一脸疲惫地说：“这事你们耽误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你们要是不满意，可以去法院告我们。”

杨帆人生中第一次在医院度过的72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后来二姨办了住院手续，还做了支架手术，再后来出院回老家，身体也恢复得挺好。值得一提的是，杨帆给张医生和主刀大夫私下里都送过红包，但都被当众退了回来。

事后，杨帆理了一下自己整个从头到尾的处理思路。如果从头再来，转院还是要转的，2000块车钱是必须要掏的，给司机的红包还是要的，如果主治还是张医生，红包不一定要再送，但主刀的红包还是要送。唯一需要改变的部分，是临去安贞医院之前，应该重新拍一张心电图，还有，即便相信医生护士会救死扶伤，但到了安贞医院如果真的没床位，就必须送别的医院，等回头再来找。

但是万一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又或是运气不再那么好，自己会不会也成为像那三个家属一样的医闹？

杨帆说，我不知道。

文_胡雯雯  摄影_李文 林天雄

吴志华

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教授从业：50多年工作时间：如今是退休后返聘，每天出半天门诊，其他时间做督导和写书。他说半天能看40个左右的病人，其实看得快的话80个也行，但看病时间太短，对病人不负责，也剥夺了其他医生看病的机会。

收入：每月工资5000多元，奖金约2000元。

语录：

我们最初入行时，医生是非常崇高的职业，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现在的从医环境确实差了很多，也有不少追求利润不守医德的行为。这归根到底都是体制的问题，但国家一直在努力调整。我的孩子也有从医的，我支持他，我相信未来一定会变好。

现在医患纠纷越来越多，大部分时候，院方只能退免费用，息事宁人。另一方面，很多医生怕惹上病人的麻烦，高危的不敢动，严重的不敢冒险，于是只让你做大量检查，推卸责任。

以药养医，直接后果就是医院为了维持经济来源，只能从病人身上创收，过度医疗，过度检查。在台湾等地，医生开的检查治疗单要是超出了医保涵盖的范围，公费不买单，是要给医生罚款的，这就倡导大家按需医疗。

基层医院环境差薪酬低，医生不肯去，患者也不肯去，无论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挤。结果一方面很多医院倒闭，另一方面大医院又人手不够，医护人员只能超负荷工作。

工作中最困扰的：

如今的治疗费用高，得想办法在病人的经济范围许可下，帮他把病治好。

朱铖垚

皮肤科，住院医师从业：3年工作时间：周一至五正常上班，但临时来了病人或负责的病人有紧急状况时，就要加班。周六日会回去查房，看一眼自己负责的病人，安心一些。

收入：每月工资扣完税费1000多元，奖金1700元。

语录：

现在的医疗薪酬极不合理。挂个号几元钱，连修自行车都不够。你电脑坏了，人家打开了没修好还收几十上百块呢。现在医生增加收入只能靠多开药和检查项目。你替患者省了费用，自己的收入就减少了。要是提高门诊收费，免费用药和治疗，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矛盾和过度医疗的问题了。

国内的医学科普太缺乏了，跟病人沟通非常困难。文化程度高的患者，如果不信任我的诊断，我会让他自己回去上网查。有些人干脆查好了再来找我对证，如果我说的跟标准答案一致，才会信任我。文化程度低些的，听不明白还得找翻译。国外有名的医学专家都写浅显易懂的科普书籍，国内的则折腾论文报告，因为科普书籍 对评职称没帮助。

所谓根治的药都是浮云，很多病为了根治往往弄得更严重。只要能治好病，越简单的疗法越好。

工作中最困扰的：

写病历和治疗记录等是最繁琐的。写错了一点，就得全部重抄，还得小心翼翼，免得漏了什么。现在的病人动不动就要告医院，你必须自己提供证据，用了什么药，为什么用，都得记录得清清楚楚，不得有错漏。

杨春兰

急诊内科，住院医师从业：4年工作时间：白班8点到17点半，值通宵夜班的话，第二天可以休息半天，如果负责的病人有情况，还得立刻回去。没有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

收入：刚毕业时每月到手1400元，刚够房租吃用。如今每月工资扣完税费约800元，奖金三四千元。

语录：

上大学时就对医务工作的辛苦有了心理准备，但到了临床实践，还是有很多感触。你们在电视、网上看到的医患纠纷，我们这儿都经历过，医护人员实在沟通不了的，只能让院方出面解决。

?很多人都说医生见多了生死，冷血麻木，但我身边的老师同事，每逢一个努力医治的病患无法挽回时，心里都是很难受的。而每次有严重的病患被你挽回生命时，那种成就感又是无法取代的。

入这行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想为家乡人民和亲友做点贡献。每当值班到凌晨三四点，窗外万籁俱静时，感觉自己就像他们的守护神一样。我退休后，很想当个普通的乡村医生，在医疗条件差的地方为乡亲们看病。

工作中最困扰的：

希望病人和家属能对医生多些理解、宽容和尊重。如今病人太多，工作量大，周围同事都处于过劳状态。这个时候会特别担心，如果一个疏忽对病人照顾不周，沟通不到位，就很容易引起纠纷。

柳建军

泌尿外科主任从业：28年工作时间：周一至五，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手术室，四五台手术连轴转，中间抽空吃几口盒饭。周六日除了查房外，还要做研究和带研究生，去外地参加学术活动等。

年收入：13-15万元。

语录：

当年刚从医时，医生地位是很崇高的，学医的都是成绩最好的人。而如今同代人都说，最好别让孩子当医生。

我儿子面临高考，我夫妇俩都是医生，他觉得这个行业不错，但我俩都劝他别进这行，太辛苦了。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生命，通常只有一次挽救的机会，责任太大，一点都不能马虎，这是压力非常大的。

国内环境太辛苦，有些同行出了国。但国人能在外面行医的，只是凤毛麟角，大部分都在实验室，因为国外从医的要求很高。不少同行出国后又回来了，毕竟没有归属感。

我们所受的教育，还是相信多行善积德好，周围的医护人员都是尽心尽力的。

工作中最困扰的：

患者的不信任，不论是开处方、开刀，还是交流谈话，处处都提防着你。有些重大的手术，由于病人不信任和不配合，只能放弃转为保守的疗法，这既制约了医生技术的发挥，又错过了治疗疾病的机会，有时犹豫一下，最好的治疗时机就过了。

记者_孙炯 实习生_徐雨雯 唐爱琳 上海报道

1

接二连三的伤医凶案，使得林灿（化名）先是生怒，继而动摇。他说：这对医学生打击很大。

林灿是上海某医学院眼科专业的一年级研究生。早些时候，他看医疗剧《无限生机》着迷：剧中有一干超脱的大夫，病人来了说没钱，他们给治，下本用好药；病情告急时，又能凭借洞察力，做到药到病除。

“现在看来，这是美好向往，而非现实的反映。”林灿说，支撑医学生走下去的，是一种类似于股市中的“被套牢”心态——舍不得割肉，便维持现状。

他记得，念本科时，就有师兄灌输：既然在重点医学院，不能只去地段医院做个全科大夫，那么，考研即成为目标。而现在，他可以预料，待到读完研，导师必然又会讲：3年了，学到很多东西，离胜利一步之遥，停止的话非常可惜。

即便辜负了导师的期望，直接进入医院，但等到要从住院医生晋升主治医生的那天，博士文凭仍会是一个硬指标。

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再往后是1至3年的住院轮转，医学生的大好年华便被绞入了旷日持久的求学与临床见习里。

上了高速路，林灿没法怠速或者掉头逆行。他的本科同学——未能被保研的，却都在做妥协，比如曾立志要做骨科医生的，去了辅助科室。

“作为26岁的男生，至今还只是学生，没有收入，不能独立养活自己，没时间陪家里人。”林灿沮丧地说，“选择学医愧对家人，社会对我们又如此不理解。”

2.

林灿说的不理解，是指医疗纠纷。有一回随导师出诊，他在旁做文书录入。有个病患排了很久的队，要做眼疾手术。导师检查后发觉另有问题，暂不适合动刀，建议他先去另外的科室排除隐患。家属认为被“踢皮球”了，就来责难：你不是很牛的教授？你不是世界第一？怎么这样的病就看不了？

导师激动地与其争辩，场面失控了。

“这种对你的攻击是突如其来的。”林灿说，“医生会一愣，觉得不是我的错。”

根据卫生部统计，仅就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了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

进入2012年之后，医生被伤害的案例越来越多。除了此前哈医大和北京等地接连出现刺医事件之外，就在5月5日凌晨，在湖北荆州第一人民医院，一名躺在急诊室手术台上准备做手术的患者突然坐起，跳下手术台开始追打医生。而当事医生称，自己是照例问询核对伤者信息。

有时，调换位置想，林灿也体谅病人。“长时间候诊，病人已经烦躁了，一旦出现问题，或者某个状况需要进一步处理时，他的心态就彻底坏了。”林灿说。

但排队在所难免，林灿所在三甲专科医院，一个眼科医生一天门诊大约看100个病人，从早上8点，看至下午点点半。

林灿承认，“就诊检查的细致程度非常有限”，“只能看眼里有无问题，测眼压，验度数，如果是一般近视，就让去配镜。”

“对于门诊医师，一要做到不出错，二要尽量看出隐患。”林灿这么理解，“常规的检查已成模式，检查一做，一般的病症基本能反映出来。”

“许多病患怨言：什么都不问就给我开检查？”林灿老实作答：“实在是没时间问。”

3.

徐夏（化名）在江苏某三乙医院做麻醉科医生，有17年医龄。她一周工作6天，工作日7点45分到岗，忙碌7小时，照理是14点45分下班，但几乎每天要加班。

麻醉科有30名医生，常态下，有人值急诊或者轮休，能上手术班的大约是12人，一天要应对70多台手术。

徐夏常加班至傍晚五六时，乃至夜里11点，相应的加班费是5元一小时，这比麦当劳的小时工还差一截。

“占用的时间太多，我们和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没区别。”徐夏抱怨说，“并且加班是制度性的，即便一分钱没有，你还得干，除非辞职。”

另一个问题是，这点付出没能产生多大效益，医生的技术价值没能在收费上得到体现。

徐夏举例说：北京协和医院最出名的教授，专家门诊的挂号费是14元；做一台时长七八小时的插管全麻手术，麻醉收费约490元，不插管全麻收190元；一台大手术，需要5至6名外科医生、2名麻醉医生和2名护士一齐协作，耗费数小时，费用是一千至三千元不等。

“医生的技术付出都是亏的，医院收入靠药品提成和检查费弥补。”徐夏坦率地讲，“药品回扣，有些医院有，有些医院没，分配方式也不尽相同，多数情况下，普通医生拿到手的很少。”

“现在，在社会公众看来，医生就成了一群逐利的小丑。”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谢汝石医生说，“但是医生也是人，不但要生活，同时还要担负医院的建设和发展。”

他透露，在现行的制度下，在大部分医院里，政府每年的拨款还不到医院总支出的10％，而大学的附属医院更少，不够6％。

“你说医院如果不赚钱，病人到医院就诊有这样的环境和设备吗？能有那么多的专家吗？”谢汝石反问道。

2010年，徐夏全勤，税后年收入不足6万元，这包括了工资、奖金、节日费、加班费以及手术津贴。

徐夏也曾拿过红包，面对诱惑，她挣扎过，确实也需要钱。她自己说，后来不拿了，因为“社会的净化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另一个原因是：收红包有风险。她说：“在医疗上要找差错太容易，医生不收红包，还被砍被杀呢。”

“收受利益不是个体医生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制度，来约束这种行为，也没有一个好制度，帮助医生实现他们的价值。”她补充说。

4.

徐夏介绍，医院科室的奖金，由院部核算得出，原则是收入减去损耗，“但具体数额，仍要看科主任有没有分量。”

她记得，今年一月、二月，一位同僚只拿得月奖金800元，效益好的科室，医生的奖金亦不过是5000元。

徐夏说：“奖金的多少，与科室地位有关系。科室越强势，科主任在院长面前越有话语权，奖金就会高些。”

这笔奖金统一派发至每个科室，科里会安排人依系数计算分配，系数同每个医生的工作年限与职称年限挂钩。工作头一年的新进医生系数是0，没有奖金；第二年是0.5；第三年是0.75。

与微薄收入所相称的是工作环境。徐夏工作的医院，手术室里装有流层系统，作用是调温、与外界交换气体并灭菌。但院部规定，手术结束要关掉流层。

“使用的成本只是电费，院部要省电费。”徐夏不理解，一些微创手术，例如腹腔镜胆囊手术，要往患者的肚里充二氧化碳，使肚皮鼓起来，整个过程中有大量废气滞留在手术室里。手术结束即关掉流层，会导致室内环境恶劣。

“日积月累，许多同事头痛。”徐夏说，他们向领导提意见。领导“哦”一声，讲：怪不得最近我也头疼。但没下文了。

另一条制度也令医生头疼，院部规定：病患逃费，所欠费用由相关医生偿付。徐夏所在的医院里，曾有一个医生组——三位骨科大夫共同治疗一个住院病号，在治疗尾期，那病人逃了，欠下19000元医疗费。医院判定，扣罚组长——副主任医生1万元，另一主治医生承担9000元。

“所以你去住院，没钱了，医生会给你停药。”徐夏揭示缘由，“临床医生都学精了，不交钱，便停药，连手术费都要预先交。”

5.

若发生停药，有人会拿“医德”来说事。与诸多医生一样，朱桓（化名）不喜欢“医德”这词，他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住院医生。他觉得：我待患者好，不因为医德，而是我对病患的痛苦有同情心，我在付出同情的过程中也得到道德上的满足感。

朱桓认为，一个人适不适合做医生是天生的，如果只会考试，那远远不够。他说：“临床医生以床边问诊，判断病情为要点，若是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不具备基本的同情心，没有观察力和判断力，都不适合做医生。”

“接着的问题是，适不适合在中国当一个大夫？”朱桓继续说，“受不了高投入伴随着低回报，可以选择离开。”

对朱桓而言，他所图的，是临床诊治时缜密推理与缉拿“真凶”的乐趣，是心安理得接受他人信任与尊重的成就感。

有时候，乐趣与成就感会被破坏。朱桓说，得了肿瘤要医治，治疗只有四成的可能会缓解，不治则没戏。

“多数人却没有愿赌服输的精神，只肯吸收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他说，“一种药固然可能有用，但病情会发展，会变化，药对别人有用，对自己未必有用，现在有用，将来未必一直有用。”

徐夏认同这点，她觉得病人对医生的期望过高，是科普没做好，现代医学有其局限性，许多疾病仍是不治之症。

朱桓觉得，国人的思维和文化传统不适合西医，广泛流传的是相信奇迹，相信个例，却不认同概率论。

他仍拿肿瘤举例，医学对肿瘤有预判，50%的几率活三年，20%的几率活五年。医生一步步地告诉患者，每个治疗选择，都有对错的可能。“夸张点说，90%对，10%错，错了那10%里还能用下一招，而最后那1%可能是死亡。有的人却想，为什么这1%无法挽回，是不是没给红包？”

他说：“医疗不是服务业，我们和患者是战友，我同情你，才帮助你。你有财力，愿意掉头发，能忍受痛苦，也对或许会人财两空的结局有预期，医生和患者达成了这些共识，才能往下走。”

6.

朱桓不希望，每做一步治疗，都要医生签字，患者再签字，医患间防范到这地步。

“现在把你的命拿出来，拍在桌上，我帮你赌，你赌不赌？”他这么说，“病人应该与医生站一块同疾病博弈，如果预设了立场是来买服务，那对不起，有些服务我不卖。”

朱桓见过磕头下跪的病人，他坚持，这是农夫与蛇的故事。“跪得下去的病人，回头也会来告你，因为他把尊严看得比性命更低。”

对这类病人，朱桓会避免做危险性的操作，这是他的自我保护。

朱桓说，自己所在的医院多少有些精神家园性质，但这并不能代表整个医疗环境。他所在科室，没有回扣，没有红包，用药与治疗都按规范来。多数医生也不会讨论房子与股票，大家都有情怀，守着念想。

至于过度检查，他解释，一些医生怕担责任，就多开检查。“检查开多了，至多说他水平不够，学医不精，但把一个肿瘤病人放走了，他就是误诊。”

朱桓说，他并不排除确实有差劲的医生在其中牟利。比如，民营医院买了设备，就去大医院的门诊给大夫递名片，塞回扣，说：我这儿机器闲着。

“往好了说，这是医疗资源的再分配。”但朱恒认为，只要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金钱诱惑仍存在，这些暗处不可避免。他也指出，在一些国家，如果大夫多开检查，市场机制能约束他，保险公司会要求其缴纳更多的保金。

7.

多数人在选择学医时都是高中生，没有形成价值观，父母都说干这行能挣大钱，但后来发觉是假的。

“如果哪一天，物质匮乏或安全缺失所带来的折磨，超过了临床带来的精神享受，我会离开。”朱桓如是说。

黄文（化名）在行医两年后，最终选择了给自己松绑。之前，他在某省会城市的一间三甲医院任住院医生。

黄文记得，硕士实习时，尚且轻松。到了轮转期，他要独当一面值夜班，一个病区，整晚上只有一名护士和一名医生看护。遇到问题不会处理，或者无法独立处理时，他可以给总值班打电话，电话咨询仍不能解决的，总值班会跑过来。通常，总值班是低年资的主治医生。

轮转期的第2个月，黄文在白天独立处置了一次死亡。他说，做医生都有胆量，不怕面对死者，就怕家属闹。“病患死了，我们在道义上会难过，刚参加工作的小医生都有这感觉，一个照顾了10来天的病人死了，心里会失落。”

有一回，黄文参与一台心脏介入手术，出现了并发症，但患者没有死亡。“每个病人的体质不同，解剖结构也不一致，我刚参加工作，见过的病例少，拿以往的经验去应对，就发生了问题。”

“幸好抢救成功，也没落下后遗症。”黄文说，术前的知情同意书就并发症作过说明，家属也签字了，但一旦留有后遗症，哪怕家属签过字，也会来讨说法。

这事对黄文打击颇大。他说，大部分医生在手术出现并发症后会“封刀”——暂时歇一歇，个别医生还会去庙里烧香。

8.

黄文学医7年，迈入了三甲医院，似乎是前途光明，但在那时，他深感有压力。他说，每个上进医生的头上，都悬着“SCI论文”之剑。

大型医院一般定了规则：医生升任主治，或是申请课题，获取经费，首先要在SCI索引收录的杂志上发表论文。

“你就要去做动物实验，用英文写文章，把业余时间都耗在里边。”黄文说，他明白沿袭这条路走下去，外科医生成为主刀，或许能带来灰色收入；内科医生成名以后，则有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

“这些，都要经历异常艰辛的努力，熬很长时间。”黄文说，他希望在短时期内就可以活得开心，小医生阶段非常难熬。

况且，黄文所在的科室，一些病人在手术后出现并发症，或是发生了难以预料的情况时，会死亡。

他说，这其中就有潜规则：“院方认为可能产生纠纷的病历，多数被修饰过。”

“科主任判断，某份病历会被牵连进官司，就吩咐小医生重写，要求措辞得体，语言严谨，把漏洞都堵掉。有的操作，医生做了，但没写进病历，就要补上。写完了几个医生轮流看，确准了没问题才誊写一遍。”

黄文听过老医生讲叙，在以往医患关系不太紧张的时期，一台阑尾手术，病历上可能只写一行字：剖腹，探查，切阑尾，缝皮。现在的医生则要写：仔细地一层层分离，没有见到出血，按照步骤将阑尾弄出，一步步地探查。

“看到这里有脓，那里没脓，但是阑尾感染了，怎么切的，写得很细致，就怕以后打官司。”黄文说。

压力就这样交汇在了一起。工作第一年时，有药企同他接触，“面对收入翻番的机会，肯定心动。”但黄的父母不同意。

“一步一步，外面有诱惑了就会想一想。”某年的春节，黄文在医院急诊间度过，那时候，又动了离开的念头。

这年下半年，黄文以个人原因为由，离职去了一家医疗企业。

采访的尾声，他坐在写字楼裙房里的咖啡厅内，以舒缓的语速告诉记者：“在企业，不需要值夜班，不需要写SCI论文，也没有医患纠纷，自己会觉得社会地位降低了，但心态能调整过来。”

记者_曾向荣 湖南衡阳报道 插图_陈禹

5月16日，湖南衡南县三塘镇廖家原定当天乔迁新居，男主人廖崇舟提前定好了酒席，定金也交了，但女主人陈妤娜未能等到这一天。

4月28日中午，这位结核内科医生惨死在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院（以下简称“衡阳三院南院”）住院部大楼的办公室里，法医鉴定显示，陈妤娜身上被刺28刀。湖南衡阳警方已侦破此案，嫌疑犯是她诊治过的一位病人。

陈妤娜的家在衡南县一个叫三塘镇的地方，这里和衡阳市蒸湘区交界。丈夫廖崇舟在镇上的中心医院当了十年医生，近在咫尺，走几步路就到。而离她工作的衡阳三院南院，需要走两公里的国道，位置偏僻。沿着这条国道向东前行10公里，就抵达衡阳市中心城区——那是他俩相识之地，两人是南华大学的同班同学。

5月3日，记者见到廖崇舟，他仍不能接受妻子已经死去的现实。用他的话说，一家老小陷入三种悲痛中，“老年丧女，中年丧妻，幼年丧母”。廖的姐姐廖崇辉不放心弟弟，事发后从外地赶过来照顾。

如果没有这场惨剧，廖崇舟的感觉是“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工作十年，结婚七年，夫妻俩积攒了一些经济实力。他们在衡阳市区买了一套新房，刚装修完，妻子选好了所有的电器和家具，准备在5月16日乔迁新居。丈夫定了几桌喜酒，“连定金也交了”。

丧妻之痛突袭而至，廖崇舟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

血案

4月28日，这一天是星期六，因为五一节放假调休，要照常上班。不过，对陈妤娜来说，她的作息规律与周末无关，因为医生只有轮休，并不按节假日排班，去年除夕，陈妤娜就是在医院过的。

陈妤娜轮值24小时班，她需要从4月28日早8时，值到4月29日早8时。

南都周刊记者采访多位知情者，描摹出这位住院医生工作的作息状态。

以五天为一个周期计，第一天8时至第二天8时，为24小时值班。在该时段，住院部大楼四楼所有新住院的结核病人，她都需负责，比如写病历、开医嘱、做检查。已入住的病人，若出现特殊情况，需进行紧急处理。

第二天8时到10时是查房时间，平均每个医生需负责10个患者，记录病情，看要不要修改治疗方案。查完房后，若无事就可回家。第三天8时到10时仍是查房时间；第四天8时至第五天8时，为又一个24小时轮值。

陈妤娜的科室有四个住院医生，他们每天都要到医院报到，如果家里有事需要请假，就必须请同事顶替。

不久前，陈妤娜成为总住院医师。“这是个技术职务，可以看整个楼层病人的病，还起质量监督的作用。”知情者说。

血案发生后，衡阳三院南院的医生小可（化名）回忆了案发后的现场。小可在1楼病区，陈妤娜在4楼病区。“大约中午2点多，我接到急救电话，说4楼有人需要抢救。我来不急等电梯，立刻从楼梯一口气冲上4楼，楼道里可见滴滴血迹。来到4楼，见到触目惊心的一幕，一个人倒在血泊中。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与自己同时值班的医师陈妤娜。我与护士立刻进行抢救，但已经晚了，她颈部受多处刀伤，颈部动脉血管被刺破，鲜血流了一地，我到达时，她已没有了呼吸及心跳。”

几乎同时，在衡阳市区上班的廖崇舟接到医院的电话，称他妻子被砍，救护车会把她送到衡阳市中心医院抢救。廖崇舟急忙开车赶往市中心医院，还没进医院大门，他就接到了妻子的死讯，时间是下午2点45分。

下午3点多，廖崇舟赶到衡阳三院南院，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住院部大楼，只跑了100多米，就被人拦住。

一位接近警方的知情者称，陈妤娜被杀害时，她刚吃完午饭，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写医嘱。两名值班的护士，一个在病房，一个在药物室。

凶手杀人后，拿着凶器从楼梯逃跑，楼道里留下了一滴滴血迹。

无效的警告

上述知情者称，刺杀陈妤娜的嫌疑犯受到哈医大刺医案的触动。但该说法并未得到当地警方的证实。

今年3月23日，一名患者在哈医大附属一院砍死1名实习医生并致3人重伤。4月13日，北京的两所医院又接连发生了刺医案。

哈医大事件发生后，廖崇舟为妻子的安全感到担心，怕有人效仿。他给衡阳三院南院办公室打了电话，告知自己身份后，建议院方要加强防范，尤其是晚上，要多安排男医生值班，否则出了大事，悔之晚矣。接电话的人说，会向上级领导反映。

没想到，廖崇舟一语成谶：“不幸被我言中，而且就出在我自己身上。是巧合，还是天意呢？我想不通！”

血案发生后，廖崇舟质问院领导：医院有没有加强防范，为何没有预案？但医院领导没有回复。

衡阳三院南院地处偏僻，庭院幽深，郁郁葱葱。案发地点住院部是座独立的大楼。从门诊办公区到住院部，有一段长约五六百米的坡道，若慢行要走10分钟。

住院部楼层没有安装监控，也未设置保安，人们可随意出入。前些年，陈妤娜值夜班，廖崇舟去送饭，摩托车停在楼下就丢了。

一位接近警方的知情者对南都周刊记者透露，据嫌疑犯供认，他先后多次跑到医院，每次都带了凶器，伺机作案。“案发当天，看到只有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就动手了。”

死者家属不断追问的是，如果有监控设备，如果有保安值班，马上过来制止，就可能给抢救留有机会，后果不会如此严重，凶犯也可能不敢在大白天下手。

警方从陈妤娜的患者名录中着手调查，比对身份证号码。知情者称，警方很快锁定嫌疑犯王运生，并清查其家庭和亲属关系。

嫌犯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知情者称，王运生作案后，扔掉了手机和手机卡。一位拾破烂的人，捡到王的手机接着使用，被警方当成案犯抓捕。

但逃往广州前，王运生用新手机卡给在广州打工的妻子打了电话，遂被警方锁定位置。5月1日傍晚，王运生在衡阳火车站附近的一间饭店内被缉拿归案，当时，他随身携带了一把匕首。

25岁的王运生是衡南栗江人，个子不高，身材清瘦，去年7月到衡阳三院南院住院，成为陈妤娜的病人。

为抓捕嫌疑犯，衡阳市蒸湘区专案组的几位刑警连续几天几夜没合眼。王运生落网后，几位警官守着他，困了就睡在沙发上，吃的是7元钱的盒饭。

知情者称，王运生责怪警方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为什么要抓他，甚至认为杀医生是应该的。审讯中，他说警察改了他的笔录，警方又按照他的意思写了一遍，但又说不行，如此反复多次，几天后才在笔录上签字。

5月8日，隶属卫生部的健康报网站报道，经警方初步审讯，嫌疑犯王运生本人交代，2010年，他曾因身患肺结核病，在广州市胸科医院治疗。 “2011年7月~8月，王运生又在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8天，花费治疗费8600余元（新农合报销后自费4000余元），但病情未能根治，被诊断为难治性结核病。”

在这篇报道中还提及，“今年以来，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他（王运生）产生了强烈的厌食症，加之性格内向、情绪偏激，就产生了强烈的报复社会的心理。4月23日，王某回衡南县老家养病，情绪再次波动，进而铤而走险。”

据知情者透露，嫌疑犯王运生供认，自己报复的对象包括其主治医生陈妤娜和陈所在的科室主任陈文明。衡阳三院南院结核内科主任陈文明对南都周刊记者证实，王运生在医院住过近一个月。此前有传言称，王运生已从结核病恶化为肺癌，但陈文明对这一说法予以否定。

据称，结核病需要几种药物联合治疗，王运生花了几千元，但感觉治疗效果不好，就询问为什么治疗没有效果。陈妤娜和陈文明皆先后跟他解释，治疗肺结核的时间较长，只要配合治疗就可以。假如不配合治疗，其他药也没有效果。王觉得医生和科主任是在敷衍他。

记者希望了解更多和疑犯有关的细节，但陈文明婉拒了进一步采访。

“这是认死理的结果，大环境下医患关系不好，有关医生怎么坏的说法影响了他。”知情者说。

记者没有联系到王运生的家人和朋友，无从获悉他在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但知情者说，王运生有过不幸的童年，家境窘困，染上结核病后，治疗时间长，对一个不宽裕的家庭而言更是沉重的负担。按照国家规定，很多抗结核药是免费的，但部分治疗费用需要患者来支付，长期求医下来负担也比较重。

“如果政府医改改得好，特殊病种由国家管，医生和患者之间没有对立情绪，或许，类似的悲剧就可能避免。”一位了解案情的人士称。

但这位患者最终成为杀害医生的嫌疑犯，用一把尖刀毁灭了另一个家庭的幸福。

“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你看。”廖崇舟的姐姐廖崇辉说。

改行

陈妤娜出生在医生家庭，父母丈夫皆从医。陈妤娜的父亲曾是衡阳祁东县归阳医院的医生，后调至衡阳三院任职。受家庭影响，陈妤娜对医生这个职业怀有美好的愿望，之后报读医学院，当了“白衣天使”。

不过，由于难以承受职业压力，又无安全感，陈妤娜的丈夫、同为医生的廖崇舟，今年1月弃医从商，离开执业十年的医院。他所在的三塘中心医院有几十位同事先后离开，但只有少数人改行成功，大部分跑到发达省份从医。

陈妤娜的好友李小英和陈的母亲是同事，也已在单位内转型，2009年从妇产科医生改做行政工作。“从事行政要轻松得多。起码，晚上可以关机，睡个安稳觉，不再过着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李小英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当初从医也和家庭有关，其伯父伯母是医生，这份救死扶伤的职业，早些年在外人看来体面，受人尊重。

现实的压力也令陈妤娜产生了不当医生的想法。继廖崇舟到亲戚的公司工作后，家里人开始张罗，为陈妤娜寻找一份非医生的工作。

“我老婆以前跟我说过做医生的压力。她说做医生的风险好大。像他们专科医院，经常面对的是患结核病、咯血窒息的病人。”廖崇舟回忆说。

陈妤娜所在单位的前身是衡阳结核病医院，1972年筹建，1975年对外接诊，是湘南地区唯一的结核病专科医院。衡阳市区及周边诸县前来求医的结核病患者，络绎不绝。

有一次，在抢救一位咯血病人时，陈妤娜直接用手伸入病人嘴里，把血抠出来，自己的手被抠破了。“如果病人没抢救过来，有时家属就会围攻医生，还碰到过患者家属把尸体停放在办公桌的情况。我去接她，她经常吓得逃出来。”廖崇舟说。

医院要诊治一些特殊的患者，他们在监狱里得了结核病，有传染性，需要保外就医。知情者称，其他病人不愿和这些特殊患者同处一室，陈妤娜就为后者单独安排病房，“这个医生心地很好。”

陈妤娜还会遇到与治疗无关的难题，比如处理患者之间的关系。

去年9月的一个晚上，一位患者拿着刀冲进陈妤娜办公室，医院报了案，所在辖区的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乡派出所录了口供。事情起因是那位患者带女朋友住在病房，影响其他三位病友休息，病友向院方提意见。后来，陈为那位患者单独安排了一个病房。

“事情已经处理了，我后来就没特别在意，因为一个病人不可能去杀医生。”廖崇舟当时认为。

陈妤娜的遇害令衡阳的许多医生留下了心理阴影。一位和廖家相熟的医生称，陈妤娜被杀害后，自己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医患纠纷这个矛盾不解决，对医生来说不好，对患者来说也不好。我作为医生，也可能成为患者。”这位医生称，“我是个男的，假如我被杀了，家人怎么办？按照我们这个级别的医院，赔偿可能就10万元。”

“至少，我不会希望自己子女再当医生了。”这位医生也出生在医生家庭，母亲是护士。

衡阳市中心医院一位儿科医生对记者称，大多数人看病太贵，看不起病，“一般我管的病人，治疗费用超过8000元，我就会有压力”。

“维稳”

4月30日，陈妤娜遇刺后两天，卫生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通告》要求，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手段扰乱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侵害患者合法权益，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损坏医疗机构财产。

廖崇舟也注意到这一通告，“我们不能生气，不能痛苦，我觉得就是要用我们老婆的血，为医护人员维护一点最起码的人身保障。”

不过，令他纠结的是，就在妻子被刺后，这个遭遇大难的家庭一度成为当地政府维稳的对象。

案发当天，廖崇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凶杀案现场，但被警察拦住了，因为警方正在勘验现场。站在警戒线外，这个34岁的男人号啕大哭，六神无主。

双方一直交涉到凌晨1时半，当地官方才同意家属到殡仪馆看遗体，但去的人每次不能超过5个，殡仪馆里也派驻了警察。

知情者林和（化名）告诉记者，单位原本计划统一租车，把同事送到殡仪馆参加陈妤娜的追悼会，医院里一直有这个传统。但这次不行，他接到通知，说上面不允许派车，不能去太多人，同事们只好自己打车过去。

破碎的家庭

记者到访廖家时，女儿上幼儿园去了，廖崇舟就呆坐在那里，无言无语。家里的每件家具，都是妻子挑选的。在房子的每个角落，廖崇舟都会想起她在做些什么。“老婆走了以后，我没有方向感。以前生活起居，全由我老婆安排，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随手拿衣服出门。”

他们是大学同学眼中的模范夫妻，1999年恋爱，2004年12月结婚，2006年生下女儿，这对班里面少有的同学夫妻，感情很好。

“你看看她的照片，就会了解她的为人。”廖崇舟去房间里搬出一个收纳箱来，里面装满了妻子的遗物，生活照、两人的书信、女儿成长日记，还有爱看的书籍。他准备把这些遗物清理封存，留给女儿珂珂，让她长大后知道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珂珂未满6岁。一家人不知道，该如何跟她解释妈妈的离开。他不敢说，她妈妈是被人杀死的。“她知道妈妈死了。我们跟她说，妈妈是生病走的。她问，妈妈是医生，怎么治不好自己的病呢？我们又跟她说，你妈妈到天堂去了。她就问怎么去的呀？什么时候回来啊？”

5月2日开追悼会那天，珂珂告诉奶奶，“为妈妈开完追悼会，妈妈就会醒来。”但到了夜里，珂珂会哭着说想妈妈，要妈妈回来，令他们万箭穿心。显然，孩子没有真的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

年迈的岳父母遭受沉重打击，他们只有这个独生女。老两口单独住在衡阳市区，廖崇舟不放心，把他们安置在一个亲戚家。

“爸爸”，一声清脆的童声从门口传来。奶奶把珂珂从学校接回来了。她戴着一副小眼镜，“眼睛散光，妈妈帮她配的。”小女孩酷似妈妈，眉宇间的神态又像爸爸。

“妈妈的照片”，看到餐桌上摆放的照片，珂珂迅速凑过来，一把抓了过去。廖崇舟不敢给她看，支开她去写作业。

“政府根本就不关心这个事啊，死了就死了，补偿一点钱有什么用？”廖崇舟的母亲坐到记者面前哭诉。

“不要这么说。”女儿廖崇辉有些埋怨母亲。她解释，医院方面出面料理弟媳妇的后事，但没有人来家里慰问，甚至连个电话也没有，只是希望尽早处理完，息事宁人。

一家人在煎熬中等待官方调查结论。陈妤娜生前随身携带的一串钥匙不知所终。还有人提醒老太太，要带好自己的孙女。

除了寻找渠道打探小道消息，在当地论坛搜寻案件的蛛丝马迹外，廖崇舟一度无法从官方获取杀害妻子凶手的确切信息。

凶犯被缉拿归案后，5月4日，衡阳当地媒体只刊发了一条简讯。警方对南都周刊记者解释，此案已引起高层关注，担心类似案件被复制和效仿，不宜做深度报道，请记者谅解。

“凶手被抓住后，我要去跟他见一下面，不知道可以么？”廖的母亲说，“我要当面问他，为什么要杀这个弱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