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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忆沩:文学的异数

2013.05.29 南都周刊2013年第20期 0条

“薛忆沩不属于文学界,他属于文学。”周国平说,而薛忆沩则说,自己始终是文学的一份子,只是距离普通读者一直有一点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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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_洪鹄 摄影_卢慧明

薛忆沩

1964年出生于湖南郴州,文学博士。曾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1988年《作家》杂志刊出中篇小说《睡星》。198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1990年以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首次在台湾“登录”。1994年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200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入选花城出版社林贤治主编的“中篇小说金库”。

17个读者

48岁这年,薛忆沩开始重写他24岁的长篇小说《遗弃》。

《遗弃》出版于1989年春天,薛忆沩25岁生日前夕。薛忆沩当时已经辞职,全职在家,刚刚开始他第一轮狂热的写作。小说的主人公叫图林(对,就是计算机之父的那个Turing),和他一样,是一名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年轻人,一名无所事事、突然陷入“存在”危机的公务员。“世界正在遗弃我,而我也试图遗弃世界。”在扉页上,薛忆沩写下了这两行字,由它们来指导图林的命运。

图林与薛忆沩本人的密切关系在这本小说的日记体形式中可窥一斑。和他一样,图林也选择了主动辞职作为“遗弃”世界的第一步。接下来的一年,死亡的阴影不断地投射在图林的身边—先是他久病不愈的外公,然后是他的前领导、某处长,最后是他在前线当兵的弟弟。还有他的女友Z,他们很少见面,全靠书信联系。在唯一一次见面后,“我”得知Z已怀了“别人”的孩子,最后还成为了“别人”的妻子。

对于这一切悲剧,图林看起来无动于衷,死亡既不能让他伤怀,爱情有时甚至令他厌恶。相反,他在自己的心灵道路上似乎走得很远,并且最后,他似乎还找到了抵抗存在、暂时得以栖身的方式—写作。

薛忆沩最初将《遗弃》命名为《业余哲学家》,最后定名为《遗弃(或者关于生活的证词)》。无可否认,书里充满了他自己的影子。他想写的太多,以至于不得不在小说里安排图林再创作小说,以把他的短篇一并收进去。

但接踵而至的历史迫不及待地证明了《遗弃》和薛忆沩的生不逢时。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白》,也受到了莫名的牵连—甚至至今没有出版。今天,薛忆沩把后者称为“我那部多灾多难的作品”,他曾经说,它不出版,他的二十五岁就永远不会过去。“如今我快要五十岁了,却还在垂涎二十五岁的生日蛋糕。”他嘲弄着自己。而《遗弃》,在它出版后的八年里同样近乎销声匿迹,“不会超过17个读者。”

但正是凭借这本几近“失踪”的作品,1994年,薛忆沩获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同届的还有王小波和他的《黄金时代》。大陆对薛忆沩的“发现”则要推迟到三年之后,何怀宏在周国平家里拿到了这本书,当即惊艳,随后便在《南方周末》上大力推荐,令薛忆沩第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遗弃》被认为提供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样本,它还是少有的严肃探讨个人存在意义的小说。何怀宏将薛忆沩的探索称为“寻求永恒的最初一段旅程”,所谓“最初”,并不仅仅因为作者与主人公的异常年轻—青春的年龄段虽然看似离引发永恒话题的死亡最远,却常常是人们捕捉到死亡黑影、并隐秘地渴望永恒的最初阶段;“最初”的另一层含义是,文中的“我”与世界之间的互弃,这种看似极端空虚的生活状态恰恰是对庸常人生的激烈反抗,而这正是“寻求永恒”的最初旅程。

2002年,薛忆沩移居加拿大,他重新开始的写作不断被异乡的生活打断。在蒙特利尔这座法语城市,他必须学习新的语言,同时精进自己的英语,进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在撰写漫长的福克纳论文间隙保持中文写作。而在中文文坛,他成了一个短暂出没又旋即隐匿的名字。他是文学老将,却又常被当作新人;他的每一次离去都可能引发媒体的再次失忆,他的每一次回来都被命名为“重新发现”。“薛忆沩不属于文学界,他属于文学。”周国平说,而薛忆沩说:自己始终是文学的一份子,只是距离普通读者一直有一点遥远。

“去年在深圳书城,有一个女孩捧着《遗弃》过来找我签名,她告诉我图林很像她的弟弟。”薛忆沩问,你弟弟,还好吗?女孩说,他最后选择了自杀。

“我选择重写《遗弃》。它是比原创更不可思议的劳作。”薛忆沩说。除了词句的打磨,他抽掉了图林的很多作品,又让图林在那些抽空的页面上对自己的作品发表看法。用这样的方式,薛忆沩审视了从前的自己。

“它是一个苛刻的写作者与时间、历史、语言的角斗,是一个疲惫的中年人与虚荣、身体和心智的角斗。”

关于生活的证词

1964年,薛忆沩生于湖南。他被启蒙得过早,12岁就被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评主义》中引述的赫拉克利特击中了脑袋。他记得窗外是街道,打开窗就能听到百姓们的摩擦,偶尔还能听到革命的风暴。他聪明,易感,成绩太好,“一群老师围着我等我解出数学最后一题”,他是那种高出第二名32分的第一名。15岁,他的河流被爱因斯坦改变。他废寝忘食地读起了《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它与他好高骛远的天性一拍即合。爱因斯坦带来的不仅仅是相对论,还有他对艺术的热爱、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痴迷、对和平的憧憬和对压抑个性的糟糕教育的讨伐。甚至爱因斯坦学生时期的“成绩平平”,在当时的薛忆沩看来都被赋上了天才的颜色。他迅速对校园生活失去了兴趣,包括对“考大学”这样的世俗目标—在成绩一落千丈之后,他考进了北航计算机系。

1980年春天,薛忆沩在电视上收看了萨特的葬礼。看萨特的灵枢在6万人的护送下经过爱德加·基内大街,他第一次意识到人对永恒的渴望。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位于株洲的南方动力机械公司。报到的当天他就要求调离。当时工厂里有许多年轻人都在要求调离,那是一些探到了时代脉搏的年轻人,他不是,他只是想回家写作。但工厂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在经过几个月毫无成效的努力之后,有一天他平静地走进他所在的研究所领导办公室,递给他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家的电话号码,他告诉他们通知他的父母尽快来收尸,因为他马上就要开始在这间办公室里绝食了。公司在20分钟后就妥协了。当人事处长气喘吁吁地跑来劝他“想开一点”的时候,他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我不是为自己的胜利而兴奋,而是为权力的脆弱而流泪。”当天下午他就被通知去办理调动手续。接着不久,其他那些急不可待的年轻人的调离也都被批准了。

“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大概都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吧。”薛忆沩说,许多年以后,他们还打电话向他表示他们的感激。他们误以为没有他当时的莽撞,他们就只好与国企一头走到黑了。“你看,个人主义有时候还真的是利他的呢。?”

但在父母马不停蹄的安排下,薛忆沩被调回了长沙,在政府部门下的一家临时机构工作。名义上那是一家扶贫机构,有一天他们去考察一家据说账面上只有200元的小工厂。“我们在那里毫无意义地转了一通,然后就坐下来吃饭了。饭菜非常丰盛,还有人在喝酒。我当时看见外面站着许多目光呆滞的工人。我觉得自己非常羞耻。我在想,我们这一顿吃喝之后,工厂的账面上不知道还会剩下什么。

薛忆沩至今憎恶吃喝,或许与这一次的经历有关。他有苦行的倾向,娱乐不能令他快乐,信息也是多余。他遵循一些古老的生活准则,他把它们概括为对“不”的嗜好,他喜欢试探生活可以简化到什么程度,他拥有的物质可以少到什么程度,他的职称可以低到什么程度。“我的生活似乎是经过复杂的数学论证得来的,这种论证伸延了我关于生命卑微本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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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长跑?

薛忆沩的长跑发源自他个人生活中的一项特殊仪式。每年元旦的清晨,薛忆沩都会用一段半程马拉松的长跑来“迎新”,即使冬季气温零下三十度的蒙特利尔,他也会在冰天雪地的皇家山上跑上一个小时,以此向新一年显露他对写作的期待。

是卡尔维诺将这种仪式转化成了薛忆沩的日常生活,2006年,他开始写作《看不见的城市》的“观后感”《与马可·波罗同行》。“那是大脑的极限运动,因为卡尔维诺的遣词造句费尽了心机,而我也为自己的遣词造句殚精竭虑。那种极限运动几乎将人推到了理智和生命边缘,是每天下午四点钟在皇家山上剧烈的长跑稳定了我的心理,挽留了我的生命。”

“我的写作一直都是事倍功半的劳作。”薛忆沩说,时间之谜对他写作的耐力提出了霸道的要求。不是健康的问题,剧烈的长跑对健康并没有好处,但是,他需要它。他需要它带给他的疲劳感和成就感,“那种踏实的疲劳感足以缓解写作对大脑施加的巨大压力,那种浅显的成就感可以冲淡因为对写作的苛求而引发的绝望。”

在多年的异域生活里,薛忆沩平静下来。“我曾发誓只要那部该在24岁出版的小说(《一个影子的告别》)没有出版,我就拒绝接受25岁以后的全部生日。”他即将50岁,这本小说终于要来了。他同样有过用英文写作的野心,十一年前离开中国时,他心里装满的是那些跨越语言边境的伟大名字。“我用英文写了《白求恩的孩子》的初稿。”但最后,他把它翻译回了中文。小说中的“我”作为“白求恩的孩子”,走了一条与当年白求恩正好相反的道路:经香港抵达温哥华,最后定居蒙特利尔,他正在这座白求恩生活过八年的城市里经受着异乡的异化。

“我接受了自己的局限。”薛忆沩说。在异乡写作,他借用的是乔伊斯的三种武器—沉默、流亡和精巧。“沉默是对浮躁的颠覆,流亡是对同化的逃避,而精巧是对粗俗的反抗。在异乡,写作的自由和完整因此反而容易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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