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宗教把人类的恶行分出了七种。其实，人要坏起来，何止这七种款式。

 

　　因为国情的原因，我们不止一次举国暴怒过，但我们很少看到国家元首暴怒的样子，毕竟身为领导要更注重形象、保持修养。不过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还是情绪失控了，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和打断他讲话的记者吵起来，要求把记者赶出场。不知意大利的记者们会否联名上书要求领导道歉呢？

 

　　吻瘫美国机场的中国博士江海松诚恳地道歉了，最终被处以500美元罚款和100小时社区服务，免除了牢狱之灾。他看到了机场“禁止入内”的指示牌，明知违法仍钻入安全区域与女友缠绵送别，身体力行地证明了恋爱可以使人变傻、色欲可能酿成大祸。

 

　　最近关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妻子布鲁尼各自搞婚外情的传闻沸沸扬扬，有媒体指出这只是一个实习记者制作的谣言，他只是想知道这类未经证实的谣言在网上传播的速度有多快。连国际媒体也相信这种谣言，看来撒谎还是讲技术含量的。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公开斥责弟弟说假话，身为日本前总务大臣的鸠山邦夫披露哥哥曾请求母亲提供政治资金援助，两兄弟发生了争吵，最后鸠山邦夫宣布退出自民党。清官难断家务事，谁又能说清，这弟弟是不是妒忌妈妈想帮哥哥呢？

 

　　每个人都是好人，直到受到威胁，所以千万别威胁别人。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目前正在举行一年多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但泰国总理阿披实表示不会解散国会下议院。受威胁的总理又要出招应对红衫军，在泰国这个旅游国家，插着民主的利箭在空中纷纷乱飞，只希望不要伤到无辜的游人以及那些花花草草才好。

 

　　核计划影响的可不只是花花草草，伊朗的顽固得到了以色列的警告，以色列高级官员以及美国政府和军方领导人目前正在讨论，打算通过军事打击阻止伊朗核计划。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多点宽容，少些傲慢，来自山东的名人孟子这么告诫大家。傲慢的美国人就正着手纠正历史上的错误。近140年前，参加美国太平洋铁路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华工，死后却不能与白人一起葬入公墓，只能埋入墓外野地。而如今，美国洛杉矶在曾经拒绝华工的“长青公墓”专门开辟墓地，埋葬几年前发现的华工遗骨，并建起纪念墙。

 

　　原来，要想有机会看到人类纠错，秘密就是活得足够长。

 

　　谁说老虎威风？那些能喝到虎骨酒的“重要客人”才真的威风。那么“重要客人”是什么人？我敢打赌，一定是地方上手有权势的人。权势猛于虎嘛。

 

　　有了权势，就有女下属投怀送抱，就有男下属送钱行贿——就像那个写“日记”的烟草局长韩峰一样。只是韩大人今年也流年不利，一头栽在日记门上，被开除了公职。话说回来，韩某当初能当成局长，也是拜权势所赐。他是前局长的亲信，所以才年纪轻轻就当了市局一把手。现在，广西烟草系统内，还有不少人是局领导的子女。

 

　　如果有人威胁到你的权势呢？那也好办，运用你的权势将他拿下，定个“涉嫌敲诈勒索”的罪名，或者扭送到精神病医院什么的。广东阳西农民刘某，就因为上访举报村委会，被当地公安以“涉嫌敲诈勒索”罪逮捕，并被某领导定性为“上访头子”、破坏稳定而一直关押在看守所内。

 

　　即使不是上访，貌似上访的也要及时拿下。湖南嘉禾县有250名儿童血铅超标，部分家长想去外地体检，也被公安局当成“集体上访”抓走。县政府的材料称，通过对部分人的拘留打击，“实现了打击少数人、教育一大片的目的”。

 

　　如此这般“教育”下来，那“一大片”小民究竟会学习到什么？如果是我，一定是无比深刻地体会到：权势真TMD的犀利——相比之下，“犀利哥”算什么犀利啊！唯一的不足是，这种权势观教育未免有点晚了，如果能从娃娃抓起，应该更有教育效果吧。不过别急，已经有人在实践这项教育了。武汉有一家长给上幼儿园的孩子设计名片，详细标注家庭成员工作情况，这家长坦称，如果幼儿家长有一定的官职、地位，或者经济条件优越，老师就可能给予孩子更多关注。

 

　　“我爸爸是科长”、“我爸爸是局长”，小朋友们的自信心一下子就培养出来了。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你这个当“局长爸爸”的，千万不要有“日、记”的习惯。

 

　　冬奥会刚刚结束不久，传来短道速滑冠军周洋被批获胜后不先谢国家而先谢父母的风波。而大洋的另一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 Brooks则写了篇看似不相关的文章。他惊叹：三亿人口的美国拿了九枚金牌，挪威仅470万人口，竟然也拿了九枚金牌。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小小国家赢得金牌和奖牌的总数超过任何国家！挪威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素质？

 

　　我们不妨先说说后者。为了回答自己的问题，David Brooks复述了历史学家David Howarth在1955年出版并于2007年重印的著作《我们独自死去》。此书所讲的故事发生在1943年。当时纳粹占领了挪威，同盟国则急需打通经过北海到达苏联的海路。一位年轻的挪威人Jan Baalsrud和三位同胞受命潜回故乡。不幸的是，他们在偷渡时被德军发现，三位同胞或当场遇难，或在被捕后被处决。Jan Baalsrud则在枪林弹雨中跳入被冰块覆盖的海水，神奇般地游到挪威的一个海岛。在他身后，五十名德军穷追不舍。他杀死一名德国军官，但藏不住在雪地中留下的足迹。他丢失了一只靴子和袜子，一个脚拇指被子弹打掉。然而，他依然翻越了海岛，游过狭长的海峡，登上另一个岛屿。

 

　　在接下来几个月，数十位素不相识的挪威人冒死帮助他渡海到中立国瑞典。他必须独自翻越冰山，不停地跋涉。他翻越山岭时遇到了暴风雪，摔下至少三百英尺，一度失去知觉，双目失明。一位村民收留了他，把他藏在一间储存室中恢复。但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切断了和外面的联系。坏蛆在腿上长出来，他虽然视力得到恢复，但已经无法走路。

 

　　村民们用雪橇在暴风雪中把他运上三千英尺的山岭，等着另一队人马接应。可惜，那另一队人马在风雪中没有办法到达。几天后接应人马到达，却找不到他。村民再次攀山越岭，希望找到他的遗体。然而他们吃惊地发现：他竟然还一息尚存！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反复企图把他偷运到瑞典，却反复失败。在此期间，他用刀把幸存的另一只冻坏的脚拇指割下来，以保存大腿。他甚至因为不想连累那么多庇护自己的人而企图自杀。一天，他被驯鹿的叫声唤醒：一队同胞终于在德军的炮火下把他送到了安全的目的地。

 

　　这一故事，向我们清晰地演绎了挪威人在极端的冰雪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这并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而更重要的是，这也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存，而更是一种非凡的民族精神。

 

　　美国政治学家Michael Allen Gillespie曾经分析，在奥林匹克的故乡古希腊，体育被用来培养勇气和意志等精英阶层的品德。这种体育具有强烈的个人竞争性，并不强调团队的配合。但是，体育在希腊的城邦，又是组成重甲步兵的公民的日常训练。这些步兵要身着六七十斤的铠甲在酷热的天气中与敌人厮杀几小时。缺乏日常的体育锻炼根本无体力支持。城邦公民作为独立个人的勇气，和东方专制社会中畏缩的臣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民主又是由具有高度独立和自尊的个人的集体行动构成的。这些公民作为士兵作战时，全都组成著名的希腊方阵，一进俱进，一退俱退，将士之间平等无间，生死与共，强调的是同伴之间的配合、集体的纪律，而并非逞一人之勇。这种精神，也渗透到城邦的民主政治中，乃至一群看似吵吵嚷嚷的乌合之众，一下子就能创造出具有惊人效率的政治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林匹克的目标永远是培养良好的公民。

 

　　挪威人的精神，也正是这种源远流长的奥林匹克精神的继续。在德军的占领下，“国家”似乎消失了。但几乎每一个挪威人，都在极端环境下表现出非凡的个人勇气，有一种“我们独自死去”的豪迈气概和承担。同时，他们又都能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与素不相识的人进行配合、超越个人而致力于群体的目标、组成了一个具有超级效率的团队。对于奥林匹克而言，“重在参与”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民主社会运转的灵魂。

 

　　而在中国这样的“看客”社会，自古崇拜的就是关云长这种“过五关斩六将”、在战场上动不动就“如入无人之境”的英雄。由普通士兵组成的千军万马仿佛毫无用处，只能充当几大英雄比武的看客。中国的文学艺术，从不给这些普通士兵任何尊严，而把他们写成“如土鸡瓦犬耳”，每每在他们如割草般地被传奇中的英雄屠杀时欢呼。如今的奥运会对中国而言，其实就是现代版的武侠和演义：一国的体育资源都投入到几个表演者身上，摘金夺银，很长中国人的志气。一般老百姓连基本的训练场地也没有、体质羸弱，甚至生活在特权地位的高层白领，也频传早夭之悲剧。确实，如果没有国家，不管是个人、家庭还是社会，在奥运会上都将一无所成。让周洋首先“感谢国家”，正是这种现实的写照。可惜，如此一来，本是彰示普通公民超凡的勇气、自尊和独立精神的奥运会，变成了“看客”的游戏。这样夺来的奖牌再多，也终究隐藏不住民族精神的残缺。

 

　　摩罗出版了新书《中国站起来》。他正在为自己的新书宣传造势，我希望他有一个好收成。

 

　　通过观看访谈，知道了摩罗写这本书的想法。过去他写书，是用西方一些理念，探讨个人权利与国家责任等问题，现在这本书呢，舍弃了西方理念，站在国家立场上，探讨国际大环境下，弱势国家的权力与大国的责任，所以有些反西方的味道，而这引起了一些过去读者的不满，认为摩罗背叛了自己。甚至一些过去自以为是摩罗的朋友的学者，因为摩罗这本书的出版，通过自己个人博客与摩罗绝交，正所谓：道不同，不与为友。

 

　　在访谈里，摩罗想批判的对象似乎是那些说中国文化乃酱缸文化，中国人乃酱缸里的蛆虫、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感到卑贱的人，还有中国人天生劣根性的学说。

 

　　我们知道，酱缸文化说应该源于早年的台湾作家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它使中国人反躬自问自审，看到自己传统文化中的问题以及它对现实造成的恶劣影响。鲁迅先生也曾猛烈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说：满纸里只写着二个字：吃人。

 

　　摩罗先生现在还在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决定论开战，并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丑陋中国人之说过不去，以此来延伸批评当代社会中他觉得不妥的观念观点。

 

　　但近十年来，主流社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从来就没有自卑的情结，更没有人认为中华文化丑陋，反而是一片复兴之声，一片文化遗产展示的热潮，一片中国文化元素国际化的时尚，人们的思维已不关注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力，而是关注制度的价值追求，社会转型与改良，个人权利保障与私有财产保护，国家税收与公民权益等等，可惜摩罗先生在这些话语权利表达方面，鲜有声音，只是将淡出人们视线的观念与话语重拾起来，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打斗一番，但其心中剑指何方，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摩罗在访谈中劝告中国人，不要自卑，要与世界强国一样站立着，要与群雄争权夺利。

 

　　这种大而化之的爱国劝告，可能对泛爱国主义者们起到某种精神安慰作用，但在国际舞台上为国争权为民争利，是泱泱百姓们可以做到的吗？可以像战争年代一样，发动人海战术，就可以打赢这场战争吗？

 

　　为国争权，是外交事务，完全是专业性的行为，民声四起，可能会扰乱相应的法定程序与规则，而为民争利或为国争利，更是经济领域的商务行为，需要的是知识、规则与实力，而不是泛爱国主义情感。更不是一介书生们可以号召发动的情绪行为。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私营企业主慷自己家的财富之慨，不重视自己的利益，而拱手让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只有那些拥有国家权力的人，慷国家之慨，或为了一己之利而泄露国家经济秘密，或公款旅游世界，甚至转移国家资金，设立境外小金库，或携款外逃。境外资本势力贿赂中方官员，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会严加处罚，而到了中国，却看不到对方贿赂了哪一位官员，我们的权力问责制度缺失由此可见一斑。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风貌与气质和衣饰，政治呢，是一个国家的骨骼架构。国家靠什么站立起来，靠政治。

 

　　政治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公共关系，通过“政治”形成城邦与国家，人们有了一个经济文化甚至宗教的共同体，它是家庭之上的另一个躯壳，它保护人们，使人们获得安全感，如同龟壳，它同时也禁锢人们压抑人们。但有一点是必然回归常识或原点：国家是为了使人获得安全感免于恐惧感的，国家要使人们获得自由度与主体意识的，如果国家适得其反，那么国家就异化了，国家立起来了，人民就会跪了下去。

 

　　人民靠自己两只脚立起来，靠自己的自由度行动，传说中国唐尧时代就有一位民间智者，他说，我自己打井汲水，自己种田为食，帝尧的丰功伟绩与我何干？三千年或五千年之前的老者说出的话仍然超时空回荡，撞击我们心灵。国家统治者多走一步，就可能成为入侵者，为了入侵民间社会，统治者会找出无数的理由，用他们的意志覆盖你的意志，他们的权力驱使你的身体，他们的发展会造成你的拆迁甚至流离失所。

 

　　一个国家受尊重与一个人受尊重是一样的，不是看其财富巨大，而是看其获取财富的方式是否公平，孔子就说过，不义的宝贵于我如浮云。公民的自由度、公民的民主权利、公民的财富差距、公民的道德水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公民的自组织能力、公民的信仰等等，都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实力与软实力，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公民的自卑或自尊、自信或怯懦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受尊重度。

 

　　中国人站起来，中国自然就站起来了。

 

　　南都周刊记者_石宴瑜 广州报道    摄影_刘雅静

　　杀子惨剧发生后，有好心人送来花束摆放在小天威家门口。

 

　　10岁的男孩邓天威死于父亲之手。

 

　　他的生命时钟停在2010年3月11日，那天，刚放晴两天的广州又阴了脸，灰蒙蒙的天色里偶尔飘些雨丝。从那天开始，邓天威就躺在番禺殡仪馆冰冷的柜子里。

 

　　亲手结束天威生命的爸爸邓飞，则躺在武警番禺医院的抢救室，脖子上有一条深而长的刀伤，两只手腕肌腱几被割断，腹部也被割伤多处，所有的伤都是他在儿子死后自残所致。

 

　　医院里的人，听到被救下来的邓飞口里反复絮叨着：“我的孩子没了”、“我该死”，据透露，在警方笔录时，他已经如实讲出如何殴打孩子以及孩子死亡的经过。这个高大健硕的男人，脸色死灰地接受着继续活着的事实。

 

　　天威的妈妈吴文玉，在没有呼吸的儿子身边痛哭过后，平静地告诉别人，她和儿子的爸爸“法律上已经没有关系”。

 

　　这一个三口之家在春天即将到来时，分崩离析。

 

 

　　邓家所在的广州番禺某小区，吸引了不少香港人和生意人入住。

 

　　邓飞两个身份兼有，1999年他在海印电器城有自己的电玩铺位，这一年还与年轻娇小的惠州姑娘吴文玉生下儿子邓天威。因为香港人的身份，邓飞有从香港带货的先天优势，吴原来是同一个电器城内另一店铺的雇工，彼时成为了邓飞电玩店的老板娘。

 

　　而十年后，这样的日子变了样。

 

　　3月11日上午，东风路的育才学校，老师发现五年级某班的体育特长生邓天威没来上课，于是打家长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之后才知道，出事了。

 

　　当天上午9时许，住在同一小区的崔小姐看见邓家楼前聚集了好多警车和120救护车，她不由紧张地询问别的邻居：“出了什么事？”

 

　　据说警方是接到邓飞母亲的报警电话赶到的，并同时通知正在海印电器城档口的吴文玉赶紧过来开门。大约10时左右，海印电器城的档主阿珍（化名）见到吴文玉匆匆收档走了。

 

　　随后，附近的邻居听见了阿玉拍门的声音，她用手里的钥匙根本打不开门，因为邓飞把自己和儿子反锁在屋里。最后民警决定破门而入，发现邓天威一动不动躺在地上，坐在浴缸里的邓飞“身上很多血”，他将刀架在脖子上不许任何人靠近，有人听见阿玉大声骂他“禽兽不如”，哭叫着让他把儿子的命赔回来，还有走进现场的邻居听见他不停地对吴文玉说，“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

 

　　中午12时左右，不断试图用刀捅自己的邓飞，被民警强行夺下刀，并送到医院抢救。

 

　　小区的业主论坛上，从下午2时开始，就不断有业主更新对此事的关注信息，当得知真相后，论坛网友“文少”忍不住“打冷颤”，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身边，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住在邓家楼下一楼的邻居阿伯，前一天晚上10点还听到邓家传出砰砰的声响，因为声响大，阿伯特意走上楼查看，还在邓家门口依稀听到孩子在哭着喊“爸爸不要打我”的求饶声。

 

 

　　尽管邓家在小区住了十年之久，但其实和邻居们的来往少之又少。

 

　　住在邓家楼上的刘姨（化名）说，有次她晾在窗台上的垫子掉到邓家阳台上了，门敲了很久，邓飞才开了一个小门缝，等她说完来意，邓飞将她掉的垫子从门缝里塞出，随后砰一声就将门关上了。同楼层的邻居则说，偶尔同时到家门口时，邓飞都会看他开门进屋，然后才打开自己的屋门，好像“很怕人偷窥”。

 

　　不来往归不来往，但是邻居们对这两父子还是有印象的。业主林林（化名）记起，有次在大雨中看到宁愿躲在树下也不想回家的天威，很乖很听话的样子，让人看了就揪心。邻居阿A记得，今年春节的时候，他们父子俩在楼下空地上玩烟花，爸爸买了许多小烟花，打着雨伞让儿子玩，儿子很开心，爸爸还请围观的小朋友一起放烟花。“晚上11点半，烟花放完还不尽兴，又去买了继续放。”这明明是个很爱孩子的爸爸，怎么成了杀子的狂魔？

 

　　其实小天威从读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挨打了，“一周最少有两三次，打得孩子哇哇惨叫。”住在楼下的邻居多次投诉过，后来终于把房卖掉搬走了。

 

　　在邻居们的眼里，帅气的邓天威“听话、内向”，从不主动和小朋友说话，常常默默跟在父亲身后10多米远，低头走路。而在育才学校同学的眼里，天威性格很开朗，大家在一起时，他总有很多话说。在兴趣班同学的印象中，邓天威比较好强，有时还会和人争执，“但从没有见过他打人。”

 

　　有知情人说，不只邓天威挨打，天威妈妈也被打过，天威出事前，吴文玉已经两三个月没在小区出现过，坊间传言两口子正在办理离婚。

 

　　小区论坛上，有业主在声讨父亲邓飞的暴戾，也有人理解地说，“这明显是病态下的行为。”还有人开始理性地分析：“小天威一直是父亲不良情绪的发泄口，也许是矛盾的心理和无人倾诉害了这个父亲，扭曲了他的人格，他也需要心理辅导。”

 

　　还有人反省自己的责任：“咱们邻居之间也够冷漠的！”Romance甚至有内疚的心情，她觉得一定要做点什么。

 

　　Romance是论坛的版主之一，她也是组织社区活动的热心人。杀子事件的第二天，她试图与相关方面进行沟通，看有什么办法解决类似问题，她体会到了难处，“谁都不想承担责任，谁都不想麻烦上身。可我始终认为，有一种责任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如果人人都自保、回避，其结果是，终有一天，人人都不保。”

 

 

　　邓飞的电玩档口，位于电器城二楼靠近楼梯的位置。出事前的一段时间，档口才装修过，还挂起了彩灯，许久没到档口的邓飞，也经常出现在这里。

 

　　事发前三天，邓飞还带着天威来了档口，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气的父亲把天威打哭了。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哭泣。

 

　　那个活在大家印象中的帅气乖巧的天威，到底错过了多少次生机？当他爸爸一次次关起门痛打他的时候，当小区保安被隔绝在外的时候，当亲爱的妈妈决定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当邻居们听到他哀号救命的时候，在这个大型社区里，竟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活下来。广东省妇联儿童部焦亚琼说，群众反家庭暴力的任务就是“发现”和“报告”，但如果没有一套工作处理机制，即使发现和报告了，悲剧依然无法避免。

 

　　“个体力量的渺小。”这也让Romance很是沮丧，不过在她的张罗下，3月13日晚，心理专家胡慎之在小区举办了讲座，来了60多位街坊。有个妈妈的孩子是和天威一起长大的玩伴，她很困惑，“孩子问我为什么天威会被爸爸杀死，我怎么回答？”

 

　　“不要急着指点孩子，只要倾听他的感受就够了。”胡慎之答。接受自己因这一事件而产生的任何情绪，你所有的反应都是正常的，胡慎之告诉到场的成年人们。一名十六七岁的女孩不理解大家的自责和内疚，她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Romance觉得有关系。“如果邻居们能多点留意身边人，关心一下身边事，这种惨剧就不会发生。”她还在小区发起家庭心理健康热线志愿活动，得到了众多响应。

 

　　那个玩烟花的小孩儿已经不在了。Romance的心一直坠坠地重。她想祭奠这个生命，她相信人有灵魂，她祝福这个孩子能到温暖的天堂。

 

　　“亲爱的小孩，祝福你回到幸福美好的故乡。”点燃的蜡烛、鲜花，放在天威的家门口，放在小区草地上临时的纪念区。

 

　　那个已经有1.63米高，喜欢武术和羽毛球的10岁男孩离开了人间，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悲剧。悲剧是家庭的，该检讨的是全社会。

 

　　论坛上，有人提起天威的妈妈，问邻居们，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回应的人说，不要去指责她，也不要去打扰她，为她和她在天堂的儿子祈福吧！

 

　　育才学校里，属于小学生邓天威的位子还空在那里。（实习生刘雅静对此文有贡献）

 

 

　　社会学里有一个理论很重要：家庭是除军队之外的第二大暴力群体。在中国，由于法律缺失，邻里情感的淡漠，家长从小打孩子形成了习惯，甚至出现将孩子打死的极端事件，防范家庭暴力，需要社区介入，更需要国家立法干预。

 

　　南都周刊记者_ 齐介仑 北京报道    摄影_邵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多年来致力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研究。

 

 

　　南都周刊：以广州这次杀子案件为例，对此类家庭暴力，您的基本看法是怎样的？

 

　　夏学銮：这条新闻我看了，类似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一定不会是最后一次。社会学里有一个理论很重要：家庭是除军队之外的第二大暴力群体。

 

　　家庭暴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配偶之间，比如，丈夫打妻子，这是较多发生的，另一个是双亲与孩子之间。现在看来，配偶之间的暴力行为有整体下降的趋势，而双亲与孩子之间的暴力事件则有上升的迹象。

 

　　对待老人和对待孩子的态度，反映了一个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准。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孤立看待这一问题，它是时下社会面貌的缩影。把孩子打残甚至打死的，数量已经相当多了，非常值得全社会反思。

 

　　南都周刊：一个良好家庭氛围的创建，您认为应该从哪些层面入手？

 

　　夏学銮：我们一直提倡的是，营造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绿色环境，而所谓的绿色，至少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绿色化，首先反对的是家庭暴力，至于饮食营养等等，相对而言，倒在其次；绿色环境的第二个方面是社区，社区要参与家庭教育，要对儿童成长予以介入，一旦邻里之间知道哪个家庭存在家庭暴力，要积极干预，要对家长进行教育；第三个方面是社会，我的建议是，必须引入立法程序。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向西方国家先进经验学习。

 

　　南都周刊：国际上可资借鉴的经验有哪些？

 

　　夏学銮：我在美国待过两年，不妨以美国为例。

 

　　在美国，一旦发现有家庭暴力现象存在，邻居第一时间举报，举报后警察马上赶到现场，孩子被带走。整个过程无需多言，孩子获得了保护。带走孩子之后，先帮他找到一个免费的家。比如，某个家庭可暂时收养这个孩子，直到他的家长真正认识并改正了错误，写了检查，保证不再重犯类似错误，才允许他把孩子领回家。美国警方的介入很积极，惩戒也很严厉。

 

　　相对来说，我们做得极其不够。一来法律不健全，二来大部分老百姓认为，家长打孩子那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是人家的私事，别人管不着。孩子仿佛是家长的私有财产。

 

　　社区要介入，国家要干预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不但要转变家长观念，还要予以立法？

 

　　夏学銮：对。第一步是观念转变，而这又与国家整体的儿童福利状况紧密衔接。

 

　　在加拿大，孩子的出生和养护，基本上是用不着家长花钱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福利，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需要再推进。另外，家庭环境必须改善。观念改变还不够，相关法律的建构要与之相伴随，要进行社会立法。立法是实现家庭威慑的重要一步，尤其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家长来说更是如此。

 

　　中央有一个关于儿童成长问题的文件，文章很长，内容很详细，体现了国家的重视，婚姻法里也有对妇女、儿童权利保护的内容。但老实说，这个中央文件，还只是一个行政性文件，实际上并没有法律约束力。

 

　　南都周刊：现在看，家庭暴力在界定上几无法律凭借？

 

　　夏学銮：因为缺乏这样一个立法文件，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界定的确是模糊的。而所谓的社会立法，是要根据家长对儿童伤害的程度，对他判处一定程度的刑罚，而不是在酿成悲剧后再反思。

 

　　南都周刊：相对欧美法治环境，在这一层面，中国还存在哪些盲区？

 

　　夏学銮：依照目前中国的立法情况，即便警察知道了这件事，他的干预也没有法律依据。美国则不同，他是有法律可遵循的。在中国，我在家打孩子，你警察进到我房间里，我还要说你私闯民宅呢，我还说你侵权、还要告你呢。

 

　　中国是怎样呢？只能是居委会劝说一下，诉诸法律也一般会归于民事调解。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举报到片警那，片警至多到家里看一下，问下情况，还是调解。而即便片警介入的案件，其实都是很少的。

 

　　南都周刊：NGO对这一领域的介入，有无进展？

 

　　夏学銮：现在，不少大学成立了反家庭暴力中心，其实就是NGO。他们通过专项调查研究，对该类状况也在努力改善，做了不少工作。

 

　　番禺这件事，记者的报道说，家长做生意赔本了，于是他有挫败感，想不开了，要自杀。不管怎样，孩子是无辜的，而且，你这次生意做失败了，以后还有机会获得成功的啊。

 

　　由于法律缺失，邻里情感的淡漠，家长从小打孩子形成了习惯，直至孩子10岁这年死去，竟然无人劝阻，让人悲愤。

 

　　讲到这里，我还想说的是，开办家长培训学校实在是太必要了。这类培训可由妇联及社区牵头组织。

 

　　文_ 南都周刊记者 周鹏  江西鄱阳报道  摄影_周鹏

　　程国荣穿着父亲遗留下的黑色风衣，目光游离地站在院子里抽烟，他一天要抽四包烟。

　　程国荣一家正在吃饭。大儿子在记者建议下，害羞地夹了一块肉扔进父亲碗里，

但程国荣似乎没有看见一样，只是埋头吃饭。

 

　　34岁的程国荣穿着父亲遗留下的黑色风衣，两手插在兜里，目光游离地站在院子里。

 

　　偶尔，他会突然间弯下腰，在酝酿一下之后仰身大喊一声。喊完之后，他就转身走进了自己那间堆满杂物的昏暗屋子。

 

　　程国荣有一个已经红遍天下的诨号：“犀利哥”。

 

　　10年前，程国荣孤身一人从家乡江西鄱阳踏上外出打工的长途大巴，随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音信全无。直至不久前，在经历了一场匪夷所思的奇遇后，“犀利哥”程国荣才得以重归故里。家乡的汽车站出站大门口，一幅大字标语仿佛在迎接他：“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只是，此时的“犀利哥”已经迥异于常人——哪怕在阔别多年的至亲面前，也总是一言不发。只有在别人递上香烟的时候，他才会“嗯”地小声回应一声。除此之外，人们在他面前似乎就像空气一样。

 

　　除了睡觉、吃饭外，“犀利哥”几乎都在那间十平米左右的屋子里呆着，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看着桌上满是灰尘的彩电里播出的节目。

 

　　他总是频繁地点燃一支香烟，狠狠地抽到快烫到手指时才扔掉。

 

　　“他现在一天要抽四包烟”，姐姐程国珍说，想到弟弟以前流落街头时只能捡烟头抽，她就难过不已。当年程国荣走出家门的时候，还是一个烟酒不沾的青年。现在，他就像瘦弱萎靡的小老头一样毫无生气。

 

　　这跟他不久前在媒体和网络上像明星一样备受关注的“犀利”形象截然不同。他甚至还不明白已经无人不知的“犀利哥”指的就是自己。

 

 

　　距离鄱阳县城大约一小时车程的三庙前乡柘岭村，位于村口的一片看上去楼龄挺新的楼群中，夹着一座陈旧的低矮砖瓦房。这便是程国荣的家。

 

　　跟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程国荣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户，有着总在田间劳作但又总是贫穷的双亲。

 

　　在村里为数不多还对程国荣有印象的邻居的记忆里，程国荣从小就像他的父母一样沉默寡言。童年时代，跟同村其他孩子一起在山坡上放牛，几乎是他跟同龄人打交道的唯一活动。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活动的旁观者，当别的孩子满山坡追逐嬉闹时，他常常远远地一个人坐在草地上。

 

　　在农村，没有谁会关注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少言寡语。除了话不多外，程国荣倒是颇受村民好评。“他很勤快，愿意帮助别人，割个草放个牛什么的，只要说一声，他很少拒绝别人。”60岁的村民程文美还能记起程国荣小时候的模样。

 

　　在弟弟程国圣的印象里，哥哥似乎总是抢着干家里的重活，“下雨天在田里插秧，他能从早干到晚。”国圣比国荣小两岁，但是看起来，哥哥比弟弟老了一大截。

 

　　小学四年级还没读完时，程国荣就辍学回家了。这个10岁出头的男孩不喜欢读书，学习成绩总是排在末尾，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朋友。他似乎更愿意一个人去山间砍柴、放牛来打发时间，哪怕是刮风下雨。

 

　　新衣服是这个农村孩子最期待的礼物。程国圣只记得哥哥发过一次脾气——有一年的春节，当父亲用一件别人送的旧衣服作为新年礼物送给程国荣时，“哥哥转身就哭着跑开了。”

 

　　日复一日，程国荣在枯燥繁重的劳作中长大成人。1998年，他的父亲程广南东拼西凑了两万元，托人说媒从邻村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不久之后，23岁的胡清娇成为了程国荣的妻子。这位同样沉默的农村姑娘也只读了几年小学，她像丈夫一样，每天总是从早到晚地埋头干活。

 

　　结婚两年，妻子给程国荣生了两个儿子。在带来欢乐的同时，这个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加糟糕。每到春节，当那些出门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提着大包小包礼物返乡探亲时，程国荣就会更加沉默。整个春节，他都整天整天呆在家里，不愿意走亲访友。因为身上常常连买一包烟的钱都没有。

 

　　程国荣家有约七亩的耕地，每年能生产四五千斤水稻，除了留足口粮外，余粮卖出的钱勉强只够购买来年的种子、化肥。如果不外出打工，那些守着几亩薄田老死的农民仅仅能维持温饱。“在农村，这样的家庭会被人瞧不起。”程国圣说。

 

　　1997年，程国荣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到宁波打工的经历。性格内向以及小学尚未毕业的文化程度，让他除了劳力，再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和城市进行交换。他只找到一份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的活——帮别人拉灰浆。两个多月后，他空着双手回到了老家，却一字不跟人提及自己在外打工的经历。

 

　　2000年，已经入不敷出的家庭经济状况逼得程国荣再次外出打工。这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刚出世不久。

 

　　临出门前，程国荣告诉妻子，自己不久就会寄钱回家。

 

 

　　程国荣又孤身一人来到距离鄱阳县差不多有700公里的宁波市。这是他除了故乡之外唯一熟悉点的地方。

 

　　在鄱阳县的外出务工青年中，相当多的同龄人都像他一样，只有小学或是初中文化。但他们常常能通过亲戚朋友的引荐成为工厂里的工人，在学到一门手艺之后，如果足够勤奋和机灵，他们就有机会得到职务和薪水上的提升。同样只有小学文化的程国圣和他的妻子胡美华就是如此——他们都在浙江省温岭市的一家皮鞋厂里打工。胡美华现在已是工厂的一名仓库管理员，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

 

　　但程国荣没有朋友，他只能靠自己解决找工作的问题——看到哪里有建筑工地，就走上去问别人招不招工。像上次一样，他又找到一个工地，拉着上百斤重的灰浆在泥泞坑洼的工地上往返运输。

 

　　离家初期，程国荣每隔两三个月就给家里打个电话。他告诉大姐，自己在工地上干活很辛苦，“估计是觉得自己没有挣到钱，他不愿意多说话。”程国珍说。

 

　　而对妻子，程国荣还在勉强支撑着男人的尊严。他曾经有一次告诉妻子说，自己挣到钱了，还当上了老板。“但他从来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也没有回过一趟家。”程国圣相信哥哥这样做是为了讨好妻子。

 

　　两年后，程国荣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连续几个月没有接到电话，不安的家人担心他在外出了事，开始焦急地询问每一个在宁波打工的乡亲，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他的母亲、妻子曾经多次借钱到宁波打探消息，在每次钱快花完时，她们又不得不失望地返回老家。

 

　　直到2008年，宁波市一位网名叫“老馋猫”的市民留意到了程国荣的存在。这位在当地一家公司任职的年轻人属于城市的主流人群，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住房和轿车。

 

　　一次偶然的经历让“老馋猫”开始关注城市流浪者这个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群体——他在街头目睹了一个流浪者和一条狗争食一个被人丢弃的盒饭，人先伸手抓到了盒饭，然后在狗的咆哮声中一边跑，一边往嘴里塞肉。

 

　　“这些流浪者渴了就找个水坑捧水喝，饿了就在垃圾箱里找东西吃。”“老馋猫”说，因为长期不与外界交流，这群人逐渐丧失了正常的语言甚至是思维功能，“他们甚至不会乞讨，就像动物一样生活在城市里。”

 

　　这些目光呆滞、衣衫褴褛的流浪者，白天摇摇晃晃地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觅食，晚上就蜷缩在天桥下、凉亭里蒙头睡觉。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们。他们被人们远远避开。而在政府的救济体系中，这些流浪者通常也是一个个无人察觉的盲点。

 

　　“老馋猫”不知道该怎样去帮助程国荣，他能做的就是在看到这些流浪者的时候，跟他们打个招呼，或是递上几块钱。

 

　　第一次出现在“老馋猫”面前时，已经流浪多时的程国荣正穿着一身女人的服装，走在宁波街头。“老馋猫”递给了程国荣10块钱，以为对方会去买个盒饭。但程国荣转身就到小卖部买了一包烟，然后坐在路边狠狠地抽了起来。问为什么不买吃的，程国荣指了一下身旁的垃圾箱。

 

　　后来，“老馋猫”才想明白，这个动作是指他能在垃圾箱里找到吃的。垃圾箱是程国荣维系生命的唯一物质来源——这里面有别人扔弃的食品、服装、烟头……

 

　　在多次碰到程国荣后，“老馋猫”逐渐掌握到了他的行踪——白天就在宁波市商业最繁华的天一广场一带流连，晚上则在附近的人行天桥下睡觉。

 

　　此后，“老馋猫”不时会去看望一下程国荣，给他买一份盒饭，尽可能地聊上几句。程国荣逐渐感受到“老馋猫”的善意，后者成了他在宁波唯一愿意聊上几句话的“熟人”。心情好的时候，程国荣甚至还会问“老馋猫”自己捡来穿的衣服好不好看。天热的时候，他喜欢穿连衣裙之类的女性服装，“老馋猫”猜测这是程国荣潜意识里希望被人关注的表现。

 

　　但一提到“家在哪里”的问题，程国荣总是转身快速离开，“他就像在逃避什么似的。”

 

　　“老馋猫”觉得程国荣的思维有点问题，“他心情不好时有时候会狠狠地用头撞墙、撞电线杆。”在程国荣头上曾经引发众多网友惊讶的“时尚长发”下面，其实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疤痕。

 

　　此后的两年时间里，程国荣跟“老馋猫”就这样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2010年2月下旬的一天，被社会遗弃多年的程国荣的命运因为一组照片改变了——他穿着那套此后在互联网上被无数人浏览过的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长长风衣，像个模特一样表情冷峻地走在宁波街头，一位当地网友在试用新买的相机时，无意间抓拍到了他的这个形象，并随后将其上传到了互联网论坛上。

 

　　程国荣“惊世骇俗”的形象迅速吸引来网友的围观，这组照片数日之内便被众多媒体和网站所转载，甚至被网友PS成在T台走秀的酷模形象。

 

　　而此时，程国荣的家人们刚过完一个沉痛的新年——三个多月前，他的父亲跟他的妻子在打算下田收割水稻时，在村口公路边被一辆轿车撞飞，一同丧命。

 

　　3月3日，一位邻居跑过来，给这个悲惨的家庭带来“程国荣可能被找到了”的消息。这位邻居的儿子在宁波一所大学读书，他在网上看到那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认为很可能就是他小时候见过的程国荣，随即打电话让父亲赶快通知后者家人上网观看确认。

 

　　得到报信后，程国圣一路小跑冲进了镇上一间简陋的小网吧，他一眼就认出了屏幕上已失踪多年的哥哥，“很激动、很高兴、好心痛。”提到这一次的“见面”，程国圣直到现在还对哥哥的落魄形象哽咽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媒体对程国荣的生活和身世进行大幅报道后，这名不知在宁波街头流浪了多少年的落魄汉子，才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宁波市政府派出工作人员寻找“犀利哥”，说要让他“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

 

　　在全民热议“犀利哥”时，只有程国荣自己对“犀利哥”事件一无所知。大量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关注让他感到恐慌——不少人开始主动递给他食品、零钱，但也有人嬉皮笑脸地蹲在他身边，摆出各种造型合影，在一次被媒体围堵着拍照时，程国荣浑身哆嗦着说了一句“我害怕”。这次采访后，他突然间逃离了自己以往活动的地方。

 

　　3月2日，宁波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程国荣平时出没的地方没有找到他，当天，宁波下着小雨，夜间的室外温度只有两三摄氏度。

 

　　次日，在接到救助站的求援电话后，“老馋猫”也开始寻找程国荣。但寻遍所有认为有可能的地点，也没有看到程国荣的身影。

 

　　当晚，“老馋猫”把车停在了程国荣以往睡觉的一处地下通道口旁，他想程国荣“晚上总得找个能躲雨的地方睡觉”。此时已是深夜12点，寒风裹挟着冷雨绵绵不绝飘在宁波街头。

 

　　一个小时后，程国荣晃晃悠悠地朝地下通道走来了。对于“老馋猫”提出要送他去救助站的建议，程国荣哆嗦着一直拒绝。最后，“我告诉他，如果不去救助站，我就再也不来看他了。”程国荣最终妥协。

 

　　“老馋猫”说，程国荣也提了一个条件，“他坚持要先走一下路，结果一走就从凌晨2点走到了5点。”3月4日清晨，他们一起走进了宁波市救助站。

 

　　当晚10点，程国圣跟母亲坐长途客车也抵达宁波。此时，程国荣已被安排住进了当地精神病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在这里，他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中午，程国荣终于跟自己十年不见的亲人团聚了。“医生说他没什么大碍，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只想着立刻把他接回家。”像所有传统的中国农民一样，程国圣相信“家”是在外飘泊多年的哥哥最好的归宿。

 

　　两天后，程国荣回到了早已物是人非的老家。

 

 

　　“可能是因为这些年他的命太苦了，感动了神仙吧。”程国珍直到现在还觉得弟弟回到家的事情就像做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梦。她打算等弟弟的神志恢复之后，想办法再帮他娶个媳妇。但她也不知道这还得等多久。

 

　　被社会遗弃多年，自我封闭起来的程国荣已经丧失了社会交际功能。重新社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剪掉长发，穿上干净衣服，回归家庭的程国荣再也没有了“犀利”的气势。唯一还让他显得另类的是头上戴着一顶有着醒目“PUMA”标志的毛线帽，家人不想让他头上的伤疤被外人看到。

 

　　吃中午饭时，程国荣的大儿子在记者建议下，害羞地夹了一块肉扔进父亲碗里，但程国荣似乎没有看见一样，只是埋头吃饭。这让儿子很难为情。这个11岁大的小男孩不久前把自己的一部分头发染成了黄色，他觉得这个发型很好看。但在跟陌生人说话时，他几乎从不抬头看人。

 

　　对程国圣来说，哥哥的回来，既喜且忧。“如果兄长生活上不能照顾自己，对家人便是一大负担，希望社会人士能够给予经济援助。”不过，程国荣回家几天后，当地县、乡政府的领导就登门慰问，并送上社会各界近三万元的捐款。三庙前乡的党委书记叶文华说，乡政府已为程国荣和他的两个儿子办理了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而且在程国荣康复之后，乡政府会为其在附近的工业园区安排一份工作，“在回归社会之后，他还得要自食其力，这才是长久之计。”

 

　　一次有如神助的“被拍照”，一场网络和媒体上非正常的“被围观”，以及随之而来的被救助，让“被犀利”的程国荣原本凄凉的命运在阴差阳错中得以改观。

 

　　但不是所有流浪者都能像他这样“幸运”。叶文华坦率地说，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像程国荣这样需要救助的流浪者还有很多。他举例说，有的农村外出务工者因为没有挣到钱，“宁愿在外面捡破烂也不好意思回家，这些人很容易就成为下一个‘犀利哥’”。

 

　　非营利性组织、江西上饶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长姜福炎正计划为程国荣提供免费治疗。3月14日，他邀请了两位同行一同驾车前往程国荣家了解情况。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犀利哥，而那些文化程度偏低又性格内向的人在受到挫折、伤害之后常常会自我封闭，如果外界不加以干预，他们就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姜福炎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一个理性正常的社会心态，没有一套有效的社会干预和救助机制，治好一个‘犀利哥’，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犀利哥’冒出来”。

 

　　姜福炎告别时，程国荣意外地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姜福炎说，这一刻，程国荣就像正常人一样。

 

　　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的福利救济也不能覆盖到每一个流浪者，更不要提官僚体系的低效率和傲慢。有人在批评社会福利体制冷漠，有人在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些温暖人心的事情： 在广州，有志愿者坚持给寒夜里的露宿者送去一碗热粥； 有市民自发组织收集衣被送给有需要的无家可归者。

 

　　这里有多位摄影师拍摄的关于流浪者的照片，对每一个希望把社会改变得更美好的个人和政府部门来说，正视现实是第一步。

 

　　很多时候，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冷漠、麻木，是缺少怜悯和将心比心。正如曾经长时间拍摄过加利福尼亚一个流浪家庭的美国女摄影师Mary Ellen Mark所说：我拍摄的对象教育了我：每一个人都是人生过客，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流浪者。

 

　　1992年，东莞石龙，铁路边的流浪者。摄影_韩磊

 

　　1936年， 美国加州。大萧条时期，饥饿和绝望的母亲佛罗伦萨·欧文斯·汤普森和她的孩子坐在帐篷周围。这名32岁的母亲是一个流浪劳工，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各个农场打散工。女摄影师多萝西兰格为美国安置局拍摄的这张照片发表后，对后来的福利政策有很大的影响。摄影_Dorothea Lange

 

　　1995年，北京。13岁的承德掠过车站前的栏杆，他是北京站一群流浪儿童的头目，因父亲的毒打而离家出走，这个孩子已经有了很强烈的反社会倾向。 摄影_曾璜

 

　　广州，1997年。雨中的流浪者。 摄影_曾忆城

 

　　1995年，北京，在饭店不忙的时候，火车站附近一好心的店主，让这些流浪的孩子进屋烤烤手，暖暖身子。这也是孩子们一天少有的快乐时光，            摄影_曾璜

 

　　2006年，广州珠江新城， 来自广西农村的小张在规划中的金融区野草地上烧着这天的晚餐，他已在此流浪快一年了，仍然尽量保持自己的穿着整洁体面。摄影_方谦华

 

　　1998年，广州，一名在商业区流连的流浪者。 摄影_曾忆城

 

　　2007年，广州。流浪多年的马乙亥带着两岁的女儿在天桥上露宿。在发现自己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后，他曾经想把健康可爱的女儿送给别人收养，最后，他得到一些好心人的帮助，决定带女儿回家自己养大她。 摄影_谭伟山

 

　　2009年，广州，两名在立交桥的桥洞里栖身的流浪者在深夜走出他们的“家”透口气。 摄影_谭伟山

 

　　2009年3月1日，美国华盛顿，59岁的Daniel Edward Bellairs睡在塑料袋中，这是他用来睡觉的工具，每天晚上他都会用这个袋子在国家档案馆和司法部附近的长椅上睡觉。Bellairs曾经在美国的军事部门任职，但是目前为止他已经过了22年无家可归的生活。不管天气状况多么恶劣，即使气温到了零下，相对于住在无家可归者救济中心，他更喜欢睡在马路上。摄影_ASTRID RIECKEN

 

　　巴黎，2007年。一名流浪者在市中心的街头长凳上享受着属于他的春天阳光和别人送的一瓶小酒。在离这里不远的街区，摄影师看到一幅非常难忘的广告，上面写着：天气变暖了，但无家可归者仍然需要大家的帮助。 桑田_摄

 

　　南都周刊记者_ 齐介仑 北京报道    摄影_王旭华

　　西部学院校长庞大春否认捐资一事，但随后又说是有人误解了捐资方案。

　　西部学院2005年推出“工学扶贫”计划。

　　张贴着的海报显示西部学院正在扩张。

 

　　天上掉馅饼，让董岩捡到了吗？

 

　　在天津河西区友谊路一家银行，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向前来存钱的天津白领董岩，提供了一条发财之路：6000元资助一名贫困生，两年后拿回7200元。

 

　　120%的回报率，让董岩心存疑虑，要知道，在银行存上1万元，一年的利息也不过225元。老人见董岩犹豫，反复强调说这是“工学扶贫”，并宣传起这所名为“西部学院”的背景，诸如民政部、财政部等字眼不时出现。她希望董岩认真考虑下，并给了一个网址。

 

　　董岩担心这可能是利用“助学”为名而编造的骗局。但是，他还是打开了那个网址，上面留有学校一个北京办事处电话。

 

　　电话里，一名女工作人员一听是询问“工学扶贫”，就热情地说，你赶紧吧，这样的机会真是不多，等过了（虎年）春节，这个计划说不定就结束了，早投入才能早回报啊！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解释，这所“西部学院”扶贫学校，是通过这样途径还本付息的：资助一名西部山区贫困孩子上学，捐款人先行拿出6000元，在捐款协议签署后的第70天，学生完成培训并就业，工资陆续到位，学校开始返利。返利周期为24个月，每月300元。学校将这些钱按月打到捐款人在银行事先开设的账户里。也就是说，返利两年后，每捐助6000元最后返现7200元，依此类推，捐助人数不限。

 

　　这个诱人助学方案并没有打消董岩的疑虑。他问说，万一学校还不起怎么办？

 

　　对方在电话里，笑了，说， 我们自己也投了很多钱，我们还不怕呢，你怕什么？要不你还是来北京吧，顺便带你去学校看看，见见孩子们。

 

 

　　在北京朝阳区劲松一中正门右侧，挂着一尺见方的铜牌标识——“西部高级职业技能培训学院”，上面字体有点模糊，很难被注意到。董岩遇到的就是这所学校，简称为“西部学院”。

 

　　寄居在此的学院，正处放假期间，记者并没有见到一个学生。在学院走廊里，张贴着多张宣传海报，上面写着，学校培训中介公司已经扩展到100多家。

 

　　40多岁的尹淑英，是“西部学院”工学扶贫行动项目发展部职员，她和同事闫瑞纯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引“资”助学。见到化身为投资者的记者，尹淑英立刻拿出学校的宣传资料，连问记者，“你到底有多少钱”、“你准备投入多少”？

 

　　当得知记者手头有20万元资金时，她说：“你不用再找别人了，捐钱的事，你找我就行了。”

 

　　面门而坐的闫瑞纯，听到记者这句话后，也连忙来插话：“就说我吧，我投了15万了，还要往里投。我们在京郊房山和河北涿州都有培训基地，通过华夏中青（全称为北京华夏中青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在全国设立的100多家分公司，保障孩子能招来、能就业。别说你的10多万块钱了，就是上百万也能还得起。”

 

　　包裹在淡黄色羽绒服里的尹淑英，也不断用成功案例劝记者早下决定。“我其实不想说，我有个朋友，给我们投了600万。”

 

　　那么，6000元到底是如何变成7200元的呢？尹淑英和闫瑞纯做了详尽解释，并拿出学校相关办学文件，以便让记者安心。

 

　　从文件中，记者看到：西部学院的学生，都是来自甘肃、陕西、四川、内蒙古等西部山区、年满16周岁的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因为家庭困难，无法继续上学，再加上没有一技之长，无法就业。西部学院通过与当地民政部门合作，先行垫付一切费用，将这些孩子接到北京进行培训，并安排就业。

 

　　在长至一两个月、短至七八天的培训后，学生通过学校创办的“华夏中青”家政中介等定点公司，去当保姆、保安、足疗师，或者高尔夫球童、餐厅服务员。不过，在培训期间产生的费用（低为750元，高至5000元），学生要在就业后还清。

 

　　尹淑英说，西部学院不但不赔钱，而且还赚钱，这里除了自我运作外，国家政策也有倾斜。

 

　　2009年4月，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出台文件，对家政服务培训学校给予补贴：每培训一名家政服务员，补贴400元；2009年9月，北京市商委、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财政局联合开展家政服务工程，每培训一名家政服务员，补贴学校1500元。

 

　　这个补贴，对于西部学院来说，不啻为一笔大收入。学校给予学生每月勤工补贴为1200元左右，而培训费用，则都要学生来支付。而这笔收入，在同为扶贫的北京富平家政学校校长陈祖培处得到证实。

 

　　8年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集资了40万元创办了富平学校，对安徽、甘肃等女性农民工进行家政培训。扶贫模式与西部学院基本相似，也是通过当地扶贫机构以及妇联招生，富平学校预先垫付路费，学生到北京通州进行为期一个来月培训后上岗，学校在学生工作后回收之前垫付的所有支出。

 

 

　　在与记者交谈后，尹淑英在接下来几天时间，不时打来电话，催促记者赶快下定决心。“这是件好事。”她说，投资西部学院，回报是可观的，对学校校长庞大春如此，对捐助人更是如此。

 

　　当记者提出，拿出120%的回报来集资，对于学校有没有风险？

 

　　尹淑英笑着对记者说，这个不用担心，法学硕士出身的校长庞大春，早就设计好了一个方案。她还拿出捐款协议和聘请协议等合同文本，上面均清晰证明了这一点：在与捐助人签订捐款协议后，附加一个“校外辅导员聘请协议书”，绕过“利息”说法，将每月50元红利转而以“辅导员活动费”面目出现。

 

　　“你只管交钱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你来做辅导，钱自动打到你的卡上。”说完，尹淑英还附加了一句，“辅导员那只是对外说说的一个幌子，免得惹麻烦。”

 

　　在尹淑英劝解后，闫瑞纯也过来劝说：“这叫慈善事业商业化运作，你既做了好事，又获得了收益，利国利民，一举多得。”

 

　　闫瑞纯口中的这个“慈善事业商业化运作”，其幕后人也就是庞大春。身为西部学院和华夏中青家政公司两家企业法人的庞大春，对学校未来发展有清晰的规划。然而，面对记者关于工学扶贫捐资采访的要求时，这个被下属称为“幕后策划者”的校长却接连否认，“我在网上确实看到有企业采用类似做法，我也给下属打印出来了，让他们注意防范，我们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46岁的庞大春，一直在共青团系统任职，是中国家庭服务行业“十佳企业经营者”。当记者打算将其员工交予的材料拿出以辨真伪时，庞大春立刻解释说：嗯，计划倒是有，但还没有真正实施。

 

　　接着，他又加了一句说：我估计是有些人误读了我们的方案，哪能有那么高的回报，那是给辅导员的活动经费，肯定是理解上出现偏差了。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庞大春只字不谈捐资事项，而是向记者大吐这所民营学院在发展道路上如何举步维艰，尤其在融资渠道上的捉襟见肘。而捐资，成为时下融资一个重要手段。

 

 

　　对于融资，早在西部学院创立之初，创办者、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赵延年就定下了基调。

 

　　“如果政府出钱，谁都能干，要我们干什么？”如今，81岁的赵延年，退休在家回想十多年前那句话，依旧清晰在耳。

 

　　1995年10月，在赵延年等老领导积极奔走下，由退居二线的40多位省部级老干部组成的“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简称西促会）成立。这是一个挂靠在国家民委下的非政府组织。当时，赵延年就说，要自筹资金，自力更生，不能向国家要一分钱。

 

　　赵延年认为，西部地区的落后在于教育和人才的落后。1999年，他请来了河南南阳同乡王耀山，而王刚从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院党委书记位置上退下来。随即，一个附属于“西促会”的西部人才培训中心成立，王耀山做主任，而颇受赵延年赏识的广西研究生庞大春，来到北京，做了副主任。

 

　　培训并不顺利。赵延年发现，由于条块分割，培训谁的干部，就要和谁的上级打招呼，沟通成本太高，培训很难，他决定将培训对象转移到西部普通年轻人身上，准备办一所大学。赵延年找来了一个老板，对方同意出资5个亿，但后来老板变卦了。

 

　　正因为这个变卦，学校在构成要件上没能达到教育部的批准要求，赵延年干脆退而求其次，决定成立一所职业技能培训学校。1999年，西部学院正式获批，校址落定河北涿州，定名为“西部高级职业技能培训学院”。王耀山成为第一任院长。2001年，庞大春接任。

 

　　从2005年开始，庞大春推出了“工学扶贫”计划，组织西部地区贫困生到北京参加勤工俭学。就在庞大春大力推广“工学扶贫”之时，同走此路的富平学校，却遭遇到发展中的瓶颈。

 

　　在富平学校股份中，茅于轼和另一出资人汤敏共占51%，来自于两个人的个人积蓄。政府拨款和来自民间的筹款只占少数。而自学校开办以来，茅于轼说，学校已经亏了100万。所幸的是，因为茅于轼和汤敏等创办人的影响力，富平学校至今仍得到一些基金会的赞助。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茅于轼袒露，这样没有自身造血机能的情况对任何组织而言都是危险的，他说：“全靠外界资金的注入才能维持，这样是不能持久的。”

 

　　运行了4年的西部学院，培训了3000多名学生。但与富平学校一样，由于得不到政府资金支持，西部学院只能通过自我运作来维系，十几年来行进得很不容易。

 

　　已经去职西部学院的王耀山，这几年很少与庞大春交流，但回忆起10年前创办这所“有名无产”学校时的艰难，他依旧唏嘘不已。

 

　　王耀山记得，虽然学校成立了，其实最初连启动资金都难以凑齐，后来发展过程中又多次遭遇经济压力，一度走到无法维系的边缘。当时，有人提议发行彩券来募集资金。但赵延年坚决不同意。唯一例外的是，有一年，学校在资金上出现了极大困难，最终无处腾挪。无奈之下，赵延年向国家民委申请了30万元，将这笔钱暂时补贴给了学校，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学校停办的命运。

 

　　民营学校尴尬求生已属不易，王耀山认为，庞大春做得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他与赵延年一直对庞大春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如果为了赚钱，他大可不必来办扶贫学校”。

 

　　对于时下庞大春的集资计划，赵延年却并不知情。但是他对学校的融资，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即便到现在，西部学院还是“西促会”所有，并非庞大春个人财产，如若今后学院引入投资人，产权也一定要明晰，要搞股份制，同时送请主管机关批准。

 

　　“我只是有一个为西部娃娃们办学的思路，但怎么搞，还希望他们去尝试去探索”，赵延年一字一顿，字斟句酌，“但有一条，探索要谨慎。”

 

　　编译_括囊

　　3月3日，海地太子港地震灾区，灾民们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外。

　　在重建的过程中，海地童子军手拉手支援灾区的震后重建。

　　3月6日，海地太子港，雨季让地震灾民临时居住的帐篷城变得一片泥泞。

 

　　莱斯利·穆林伸了伸胳膊，露出黝黑的肌肉。白绿相间的T恤上，印着用纹章装饰的阿拉伯数字“19”——对他来说，衣服似乎大了些。穆林看起来很疲惫，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摊出双手摆出了个无奈的手势：一切都没了。

 

　　确实一切都没了，只留下空空的墙壁和成堆的瓦砾。穆林的家位于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圣马丁，起初是他的祖母建起这座房子。今年42岁的穆林自出生以来就生活在这里，和他住在一起的还有妻子以及四个孩子克利福德、史蒂夫、斯蒂芬妮和加里。不幸的是，在今年1月12日海地大地震中，这个家变成了废墟，仅仅两岁大的加里也被活活掩埋。

 

　　“整片土地都在流血。”穆林说。

 

　　“快把我转移到其他地方吧”

 

　　在海地，只要出门不用走多远就能到处听到死亡和灾难的消息，满街的尸体将这个贫穷国家变成哀悼和葬礼国度。灾民走出米色或蓝色的帐篷后，看见的就都是满目的惨状。

 

　　“这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穆林指着一座破烂的帐篷，仅有几平方米大小，帐篷内仅能容下一家人紧挨着睡觉。在一个接一个的帐篷中间，间杂着用塑料和废铁搭建起来的木屋，上面写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国际发展署”或“联合国难民署”。帐篷与帐篷之间，相隔仅有一步之遥。

 

　　类似这样的帐篷避难营数以百计，大都坐落在被地震摧毁的废墟旁、公路两侧或足球场上，很多难民营根本没有厕所，更别提供电。在难民营的帐篷中，空气里弥漫着大量的苍蝇、蚊子，还有厕所里面发出的恶臭。挤在帐篷里的灾民们说，他们已经呆不下去了。“政府快把我转移到其他地方吧，这里真的生存不下去了。”55岁的灾民基恩·克劳德说。21岁的达芙妮则表示，她和家人已经很久没有收到粮食援助了，她还担心自己新出生的儿子，仅用从帐篷上撕下来的蓝布包裹，不知还能坚持多少日子。

 

　　达芙妮的儿子已经足够幸运，至少他还活在家人的视线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海地大地震至少带来100万孤儿，灾区大量儿童同家人失去联系，儿童找寻和身份认定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没有人看管他们，大批分散在太子港临时帐篷中的震后孤儿无法抵抗疫病的侵袭、人贩子的诱惑和其他危险。“拯救儿童”组织的发言人称：“他们极易受到伤害。”

 

　　此外，地震后，海地街头党在太子港重新组织、武装起来，威胁着民众安全。当地街头党是出名的暴力组织，联合国人员在地震发生之前曾花费多年肃清这类组织，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地震让囚犯得以越狱，大多数逃犯匿藏在太子港一个拥有将近50万灾民的难民营内。这些人和灾民同样居住在狭窄的小巷或是拥挤的临时帐篷内，使得当局很难将他们辨认出来。警方也不敢轻举妄动，以免百姓遭殃。

 

　　现在，整个太子港已经变成了“避难港”。最大的难民营坐落在太子港市中心广场，正对着在地震中被摧毁的总统府，那里聚集了大约3万难民。尽管如此，国际红十字会估计，因地震造成的无家可归者只有一半得到了安置，其他人不得不选择到处流浪。救援组织打算另外建立14万个帐篷，不过一切都还只是个计划。

 

　　“这里的救援需求依然紧急。”国际红十字会在海地救援工作协调员麦克唐纳表示。

 

　　对救援物资的紧急需求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海地的大量救援队伍却无所适从。由于大多国际救援队伍对海地震区并不熟悉，所以他们不知到何处施救，只能等待海地政府提供救援信息。可是，政府部门却一直未露面。对此，联合国曾对海地政府施加压力，但仍无济于事。在地震后，总统勒内·普雷瓦尔甚至从未露面，没人知道他在做些什么。“他就像是个幽灵。”人们有时会带着轻蔑的口吻讽刺普雷瓦尔的不称职。地震后，普雷瓦尔曾在警察总部设立临时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但自此以后便杳无踪迹，没有任何电视讲话，也没有走访过任何帐篷难民营。

 

　　灾民们需要海地政府和总统给自己信心和鼓励，需要他们指点走出大灾难的迷津并教授如何预防下次大灾难的来临。事实上，下一个大灾难已经在路上，它的来临可能会更加恐怖。

 

 

　　在闻听海地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刹那，57岁的德国救援组织成员吕迪格尔·厄尔勒从德国匆匆赶到地震灾区。“我要让海地的一切都重回正轨。”厄尔勒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在海地的这段时间里，他看到灾民的帐篷营每天都在增加，而且并没有人加以阻止或进行简单的技术考量。眼下，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难民正面临洪水的威胁，而洪水过后的难民聚居地将变成滋生流行疾病的温床。

 

　　在海地，除了帐篷难民营外，并非没有可靠的聚居地。一些富人的仓库在地震中保存下来，完全可以成为灾民的落脚点。“但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海地政府并不想舔富人们的脚趾。”厄尔勒解释说，政府并不愿意跟那些富人多费唇舌。“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那些已经清空了的仓库。”

 

　　为了修建帐篷和安置灾民，海地政府和救援机构将耗资8600万美元，另外还需要4000万美元购买土地使用权。由于海地长期以来一贫如洗，所以这笔资金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国际援助。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公益机构又不得不陷入忐忑：这么一大笔数字，谁能保证不会被贪污？所以，西方国家对此一直持谨慎态度。

 

　　历史上，土地一直是官员贪污腐败的起点，也是历史性革命的爆发点，1804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就是从土地开始。

 

　　大片的海地土地，包括从前的甘蔗种植园都掌握在少数精英分子手中，其余大部分土地被分成小块，用于农业种植。“极少数人有私人土地，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足够大的地方建立条件稍好的难民营。”救援人员表示，海地目前近300万地震灾民面临着饥荒问题，这一数字还未将地震后逃难在外的60万灾民统计在内。在这300万饥民中，近130万人面临着“严重饥荒”。地震发生后，许多中产阶级倾家荡产，当地农贸市场未能恢复供给功能，许多粮库被抢劫一空，农产品运送也因道路遭地震破坏运力有限，粮价居高不下。

 

　　不过，海地总统普雷瓦尔却毅然表示，应当减少对海地的国际粮食援助，因为由于本国的生产和就业，1月份已能满足它的粮食需要。如果水和食品继续从国外寄来，这将损害海地本国的生产和国内贸易。

 

　　如此荒唐的言论让海地民众大为不满。3月12日，大约700名海地民众身穿白色衣服到太子港市中心游行，纪念在地震中遇难的同胞，同时呼吁政府尽快安置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政府要真正负起责任，把在街道上到处流浪的人尽快安置起来，让灾民们尽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参加游行的托马斯·伊萨表示。

 

　　不过，无论是海地政府还是救援组织都承认，土地并不是影响救援的唯一因素。一旦有了足够的土地建立难民营，那么紧接着灾民就要开始新生活，甚至就业，他们需要良好的卫生设施和基本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灾民们很可能在难民营里生活好几年，直到社区和多层住宅区的建立。这段期间如果没有基本生活条件的支持，灾民一样像是生活在地狱。

 

　　与此同时，雨季的到来给海地震后救援浇了一盆冷水。“我们能做的只有轻轻地祈祷，祈祷雨水来得没有那么急。”救援工作者温特无奈地说。

 

 

　　现在，救援组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雨水并未因为祈祷就推迟到来。过去几天内，海地已经接连下了几次暴雨。通常情况下，海地的雨季始于3月底4月初，但今年的雨季很显然已经提前来临。这对生活在帐篷、木板房以及流浪的60万灾民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灾难。

 

　　“随着雨季的到来，难民营里会滋生各种数不清的疾病。”吕迪格尔·厄尔勒解释，雨季的到来会使成千上万的灾民面临结核病、伤寒、白喉和疟疾等疾病的威胁。

 

　　由于近年来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海地的雨季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曾经海地以热带雨林闻名于世，国土的90%都被雨林覆盖。但如今，热带雨林只占其国土面积的2%，大肆的乱砍滥伐终于酿成苦果。除了在地震中加重灾情外，如今缺少了雨林的土地在雨季暴雨的冲洗下，泥石流、洪水等灾害屡见不鲜。

 

　　灾民们甚至已经不指望从政府那里获得任何帮助了。“普雷瓦尔的心里就没有他的子民。”穆林气愤地说。在许多像穆林一样的灾民们看来，与其把希望寄托于政府身上，还不如指望像厄尔勒和帕尔·安德森那样的救援人员。

 

　　帕尔·安德森戴着一顶拉低了的棒球帽，遮住了他的前额，也遮住了60年来写在他额头的风霜。作为一名国际救援人员，安德森随身带着一个红色的笔记本，装在黄蓝格相间的T恤口袋里。当汽车经过一个卖苹果、香蕉水果市场的时候，安德森对海地司机说：“用不了多久，我得必须离开海地了。我在这里太文明了，不合适。”说着，安德森笑了，这更像是个玩笑，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事实。

 

　　看起来，安德森有些愤世嫉俗，也有些偏激，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名来自瑞典的工程师是很职业、很出色的救援工作者。无论是索马里、伊拉克、利比里亚、苏丹还是乍得，只要哪里需要帮助，安德森都会置身其中。“我将我的一生都献给了这项事业。”安德森一直担心海地的供水系统，所以他亲自测试出水口，并经常与海地相关通讯人员取得联系。

 

　　“你们向水里添加净水药片了吗？”“是的。”“药片还有多少？”“还能持续一周。”

 

　　安德森一一在日记中记下，后来又补充一句：“明天将分发最后一批厕所。”

 

　　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向安德森招手，由于髋关节受伤，老人不能行走，急需一名医生。安德森在本子上记下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随后急匆匆离开；在太阳城附近的贫民区，有些房屋的屋顶仅用几根钉子钉住。“大风一来，就会把屋顶吹走。”安德森一边说着，一边拿出笔记本：“带建筑草图来，将塑料护墙板绑在屋顶上。”

 

　　尽管救援进展缓慢，但安德森还是看到了海地救援的一些进展。“这里每天都在变好。”他说，不久后，国际人道主义机构Concern Worldwide 将运送1万多个蚊帐到海地。

 

　　不过，对即将到来雨季的担忧依然比比皆是。国际人道主义机构Concern Worldwide在海地负责人埃尔克·雷德尔希望海地政府尽快提供有关紧急救援和难民营方面的信息。同时，雷德尔也知道，在海地政府看来，救援机构并不怎么被认同，即便他们一点也没有忤逆一个主权国家的意志。“他们（海地政府）在用救援组织的钱来生存，却不做任何事，国际媒体应该多作些类似的报道，难民营中灾民苦苦挣扎的图片应该让全世界都看到。”

 

　　对救援组织来说，这场营救是在为自己的可信性正名，更是在为挽救人类生命而进行最后的斗争。

 

　　文_Gethin Chamberlain    编译_胡雯雯

　　2010年2月24日，为了保护濒危的印度老虎，森林工作者将一只母虎放归山林。

 

　　离地15英尺的树杈上，偷猎者们在自己搭的平台上歇息，耐心等待老虎光临。他们已经在印度拉塔穆赫尔国家公园丛林里搜寻几天了，一路追踪着各种蛛丝马迹。当发现一只新鲜的动物尸体时，他们确信，等待那只老虎归来用餐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捕猎者迅速在小路上安置捕兽夹，在周围的沙地上撒了一层小石子。老虎最恨这种路面，一定会尽量绕着小石子走。

 

　　老虎慢慢地走近，在石子的引导下，它步入了陷阱。捕兽夹猛地合上，夹住了一条腿。这种装置是偷猎者们专门用汽车零件改装的：上面没有锯齿，兽皮一旦受损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惊痛交加的老虎为了解脱，绝望地扑腾着，结果又一只脚被夹住，接着是第三只……

 

　　偷猎者们确信它无法挣脱后，从平台上滑下来，但是依然非常谨慎。一只公的孟加拉虎重达227公斤，母的也能达到136公斤，只要吃上它一掌，人就可能丧命。一名捕猎者举着根灌了铅的大竹筒，另一人则用六英尺的长矛指着它。等老虎张开大嘴，举矛的人立刻冲上前去，在它上下颚间拼命捅。鲜血涌了出来，同伴则一棒将虎头砸扁。

 

　　搞定了老虎，他们抽出沉重的铁刀，开始剥皮。虎爪被扔在一边，在野外处理它们的程序太过琐碎了。半小时后，他们悄悄离去，再一次避开了守林人，留下残破的尸体在丛林中腐烂。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生物学家坎达尔一边叙述着整个过程，一边把弄着一把沉甸甸的剥皮刀。他正坐在国家森林公园边上的“观虎”（Tiger Watch）办公室中，这里是印度最受欢迎的老虎保护区之一。“政府的森林部总是最后一个行动，尽管保护老虎是他们的责任。”

 

　　观虎是12年前在拉贾斯坦邦成立的一个独立机密组织，意图阻止拉塔穆赫尔保护区野生动物的下滑趋势。在过去五年中，它帮助警方逮捕了47个来自Moghiya部落的偷猎者，他们许多都藏有虎皮、枪和捕兽夹。根据供词，至少有20只老虎死于非命，但保护区官方却连一宗偷猎案也没登记。

 

　　在上世纪初期，印度的野生老虎数量约有45000只。到1972年，数目减少到2000。今年一月，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将老虎列入了10种濒危动物名单，并强调世界上存活的野生虎数量不会超过3200只。为了对应中国的虎年，世界自然基金会还推出了一项“虎年运动”。他们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合作，希望在2022年能让野生老虎数目翻倍。作为孟加拉虎的故乡，印度所面临的挑战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

 

　　印度政府宣称国境内仍存活1411只野生虎，不过没几个专家相信。偷猎是孟加拉虎永远的痛，一张虎皮在邻国能卖到2万美元。去年是自2002年以来老虎死亡最严重的一年，一些环保主义者估计，如今的老虎能有官方统计数量的一半就不错了。按现在的死亡率来说，不到五年印度老虎就会灭绝。根据政府的数据，现在有16个保护区（占总数一半）已经没有或即将失去老虎踪迹了，拉塔穆赫尔保护区是少数几个游客还能看一眼真正野生虎的地方。

 

　　据坎达尔介绍，为了遏制猎杀老虎，观虎组织花费3500卢比（50英镑）雇佣眼线，并安排一些妇女教育后代。“这是项危险的工作，”坎达尔说，“我们雇了四个固定的眼线，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给与报酬。但部落已经知道了谁是奸细，部落内部也开始分裂，有些人已经开始质疑为什么自己还要以如此原始的状况生存。”

 

　　45岁的肯斯娅曾是一名Moghiya族偷猎者，他承认自己已经杀死了至少五只老虎，现在正等待法庭审判。他描述了自己徘徊在森林中寻找老虎踪迹、晚出晨归的偷剥虎皮经历，从来没有守林人找过他们麻烦，这已经成了潜规则。

 

　　肯斯娅一再强调自己已经改过自新。“我从没受过这么多的教育。我的祖祖辈辈都猎虎，但时代不同了，我们这辈人已经改变了。”他的老婆靠给观虎组织编筐子每月挣3000卢布。在她看来，就像老虎一样，他们自己也成了猎物。“我们可不想一直被警察在屁股后头追，我们得不停地搬来搬去。祖先不得不捕猎，但我们已经不想被卷进这个旋涡了。”

 

　　26岁的阿萨提也有同感。她的家族是臭名昭著的偷猎者，丈夫也以偷猎为生。自从有了孩子后，夫妇俩靠提供部落的信息赚钱，以谋得重新发展的机会。“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受教育。我们希望学习更多的东西，也想找到固定的收入来源。”阿萨提说，“打猎只能饥一顿饱一顿。时代变了，我们的部落也开始分裂，我们希望堂堂正正地做人。”

 

 

　　显然，观虎组织的策略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但这也惹怒了当局。2004年，就在观虎揭露拉塔穆赫尔保护区因偷猎只剩18只老虎后不久，一群官员砸毁了观虎创办者的办公室，他女儿的餐厅也未能幸免。

 

　　75岁的费齐·辛格在1977年和1996年曾担任拉塔穆赫尔的政府土地局长，他是印度公认的一流老虎专家。在重建的办公室内，他拿起一份报纸，看着头版上的大号公益广告（上面警示：印度只剩1411只老虎了）摇了摇头：“真实的数字估计只有800，他们总说数目正在增长中，但没有任何科学调查可以证明。有问题就应该说出来，但当局只喜欢奉承。”

 

　　在这位前土地局长看来，“土地官员要负最大的责任，他们根本就没有努力过。他们整天就知道带着环保VIP人士到处转悠。这些官员们知道自己只会在任两年，然后又调到别的地方，没有人会因为老虎的损失而受罚。”

 

　　法律警戒系统也没有正常运作。尽管去年印度因偷猎老虎逮捕了72人，但只有两人被判刑。偷猎是一项赚钱的大生意，很多人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观虎组织和警方追踪偷猎者时，得偷偷行动，不能惊动当地高层。“不然，如果当地政府知道了我们的意图，很快就会把偷猎者送走。”坎达尔解释说。

 

　　印度上一次老虎普查还是在2001年，当时根据足迹计算老虎的数量是3642只。现在要想计算出老虎的数量，已经难上加难。纳萨尔派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并对森林官员有着强烈的仇恨情绪，认为他们是政府用来压迫当地部落的大棒，凭借他们赖以生存的森林榨取金钱。目前至少有六座公园被纳萨尔派控制，森林部门无法进入，也无法统计老虎的数目。

 

　　最新资料显示，印度37个保护区中的16个很可能找不到任何老虎了。2004年时，锡姆利帕尔野生动物保护区还有101只老虎。而现在，当地只剩下45只了。幸运的是，一些人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76名妇女组成的巾帼护虎队Vasanta Sena每天都会手无寸铁进入森林搜寻偷猎者。护虎队成员基本来自贫困家庭，住在公园旁边，每人每周从工作中抽出一天时间来照看保护区的森林。

 

　　妇女们在树丛中穿越，领头的是39岁的格雷西·库提。“在这里，我们呼吸的是全世界最好的空气，保护它是义不容辞的。”从事这项活动七年来，库提和其他成员一样，没有索要任何报酬。“如果全世界最后只剩下一头老虎的话，我想它会在这里。”

 

　　“我们寻找被砍过的树，或是其他人类闯入过的痕迹。如果森林被毁坏了，动物的生存空间就少了。森林和老虎都消失的话，我们赖以生存的旅游业就会遭受灭顶之灾。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像我们这样享受森林。”

 

　　如果缺乏严厉果断的行动，印度唯一能看到老虎的地方只能是公园了。但许多专家认为，老虎数目的减少跟笼养繁殖有着很大联系。笼养的老虎繁殖起来不是问题，但问题是如何放生。

 

　　虎类专家阿蒂亚在拉塔穆赫尔保护区建了个住所，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公园里。他认为，连接各保护区的森林通道的逐渐消失，会是摧毁老虎种族的最后一击。“当五年之后这些通道不复存在时，老虎们等于生活在一个个孤立的口袋中，它们已经接近了进化史的死亡线。”

 

　　而对一个当地普通村民来说，森林并不是自己的财产，它们似乎永远属于外国人。村民们曾经世代伐木为生，但现在已经不能这么干了。老虎面临的问题关系到贫困、文盲和人口的过度膨胀，而这些也正是印度面临的最大难题。

 

 

 

　　这种化学物质的好处是延长香水蒸发时间，又不会增加什么异味。它可不简单，可做多种花香香精的定香剂，也是那些难溶于香精中的固体香料的唯一最好溶剂，比如人造麝香。

 

　　自然界中，龙舌兰科的晚香玉（月下香）、石竹科的康乃馨含有这种物质。苯甲酸苄酯更大的本事在于，可以杀死叶虱和疥疮，是天然的驱虫剂。

 

　　难怪一个女友的驱蚊偏方是DAVIDOFF的男香Cool Water，据说很管用。

 

 

 

 

　　DHHB是由德国化学大厂BASF研发的紫外线A（UVA）防晒剂，这种化合物最大可以吸收波长354纳米的紫外线，而且持续时间较长。

 

　　2005年，DHHB得到欧盟批准用于化妆品，含量限制在10%以下，随后在南美、日本、美国等地亦得到认证。DHHB可以和其他防晒剂混合使用，而其油溶性特征让它完美存在于香水中。

 

 

　　柑橘皮中榨出的油，在室温下为透明无色之液体，带有强烈的柑橘类气味。出于环保，柠檬油精逐渐用以作为清洁用品中的有机溶剂，以取代矿物油，因此我们在大量洗手液的标签上都能看到它的名字。

 

　　在BOSS香水中，前调中的柑橘味就来自柠檬烯的贡献。

 

 

　　最易识别的一种香味。这种物质存在于丁香、肉桂、九层塔中，其衍生物广泛运用于止痛、防腐等方面。

 

　　更厉害的是，丁香酚也长期被用作刺激性欲。印度一项针对小鼠的实验显示，这种香味确实和伟哥的作用一样。那么，去夜店之前，喷了香水的你，会不会无意间成了小白鼠呢？

 

 

 

　　香水无酒精不欢，是因为酒精是很棒的香油溶剂。变性酒精蒸发速度较快，能将香味更快散逸而出，且停留于肌肤的时间也较短。

 

　　“变性”，是为了避免某些酒鬼打化妆品的主意，因此要将酒精进行特别处理，表明其不可饮用的身份。添加进去的变性剂有几种，据介绍，用叔丁醇（t-Butyl alcohol）、甲醇（methyl alcohol）、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iethyl phthalate）或苯甲地那铵（denatonium benzoate）制成的变性酒精，要比用苦木素（quassin）、马钱子碱（brucine）的略微安全些，后者看起来更像赤裸裸的毒药。

 

 

　　天然树脂，天然香料，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最常用和用量最大的香料，几乎没有哪瓶香水没有它。芳樟醇在芳樟叶油、玫瑰木油等含量较高，众多花油里也少不了它。

 

　　其香气让人愉快，有点花香又有点木青气息。在朴却（poucher）的分类法中，芳樟醇属于“头香香料”，当调香师试配一个香精的过程中觉得它“沉闷”时，第一个想到的是“加点芳樟醇”。

 

　　研究发现，芳樟醇对实验室的小鼠有镇静作用。另外，它还可以防止蟑螂卵孵化……怎么有点耳熟——这是在说我们常用的樟脑片吗？

 

 

　　在配香中最常用的醛是柠檬醛，这是香叶醛（Geranial）和橙花醛（Neral）的混合物，会散发一股柠檬香。柠檬醛这种碳氢化合物属于萜烯树脂，在自然界中存在于很多植物中，如柠檬草（85%），山仓子（75%），有抗菌和信息素作用，可以驱赶害虫。有趣的是，柠檬醛在柠檬中的含量倒是不超过两位数。

 

　　在工业中，柠檬醛主要用于配制柠檬香精和制造柑橘类香料。含有柠檬醛的香水很好闻，但可能会引起过敏现象。

　　Hydroxyisohexyl

 

 

 

 

　　这种化合物的名字很拗口，在化妆品行业一般被称作新铃兰醛（Lyral），是一些人接触性皮炎的过敏原。那为什么要加它？因为新铃兰醛是少数几种化学物质能散发如百合、铃兰、紫丁香般柔软而细致的花香，因此广泛用于香水或化妆品之香料。

 

　　新铃兰醛和百合科的铃兰并没有直接关系，这种人造香精以月桂烯和丙烯醛为原料缩合而成。

 

　　文_Suzanna Andrews   编译_霸王龙

 

　　2007年3月12日，芬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表讲话。

芬克的的手机号码被华尔街很多金融机构CEO设置在自己手机的快捷拨号键上，

因为在混乱局势中，只有他可以信赖。

 

　　芬克（中）与黑石集团共同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左）、

CNBC新闻主播玛丽亚·巴蒂罗姆在一起。

芬克和施瓦茨曼被认为是华尔街最有性格的两个人，

正是与施瓦茨曼分道扬镳后，芬克的黑岩集团才以惊人的几何速度发展。

 

 

　　尽管拥有大量财富，但拉里·芬克的名号在曼哈顿社交圈里却不怎么响。几个月前，一条穿过拉里·芬克家农场的著名马道堵塞，当人们告诉邻居农场的主人是芬克时，邻居一头雾水反问：“芬克是谁？”

 

　　但在华尔街，情况就不同了，几乎没有人不对芬克抱有敬畏之情。随着全球金融风暴的慢慢消退，黑岩集团（又称贝莱德集团）创始人、57岁的拉里·芬克甚至被美国媒体形容为“华尔街的救世主和最佳修补者”。

 

　　去年12月以135亿美元成功收购巴克莱全球投资业务后，芬克的黑岩集团正式坐上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的第一把交椅，负责全球超过12万亿美元资产的投资管理。黑岩的影响力并非只限于金融领域，华尔街救世主芬克的神奇更在于对不良资产的处置上。事实上，他和黑岩在经济危机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无人能及。他的手机号码被华尔街很多金融机构CEO设置在自己手机的快捷拨号键上，因为在混乱局势中，只有他可以信赖。

 

　　家得宝创立者肯·兰格恩甚至说，芬克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车轮的中枢”。

 

　　穿戴整齐、做事冷静、被称为聪明人的芬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电视上。这个高个子、开始秃顶的戴眼镜男人用一种权威又枯燥的腔调滔滔不绝地讲汇率、美元、债券和金融调控，和屏幕之外的他一点都不像。

 

　　私底下，芬克是个充满激情并固执己见的家伙。黑石集团副主席希尔说：“他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会在大家无法做决定的时候给出建议。”这也是华尔街人不喜欢他却信任他的原因。“他从不遮遮掩掩，不像其他那些所谓商业领袖逃避问题，他是光明磊落的。”兰格恩说，去年11月，听说高盛准备买进房利美10亿美元抵税额，芬克破口大骂高盛主席布莱克恩：你他妈的想什么呢？这宗交易后来因财政部的反对而搁浅。

 

　　芬克还时常爱搞笑，用一种感性、狡猾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聪明。华尔街54号大街最有名的圣保罗餐厅每天都聚集着金融界最资深的高管。“芬克总是坐在窗边的那个固定位子和人闲聊，他有一种过人的社交能力，总能获取信息、得到反馈。”芬克的老朋友、高盛合伙人肯·威尔逊说。

 

　　在金融这个行当中，信息就是权势，而芬克更被看作是“信息之王”。一位从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芬克的银行管理人员说：“拉里真的是个长舌妇，他总是暗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又不直接说出来，吊着你的胃口。”芬克还很善于加入到别人的对话当中，开篇语是：“就像我告诉华盛顿的那样……”

 

 

　　芬克第一次到华尔街工作是在1976年，那时他23岁。用他自己的话说，第一次到华尔街时他只是个放荡不羁的孩子，戴着青绿色首饰，留着长发。

 

　　芬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修政治学，毕业后收到若干个顶级投资银行的录取通知，他选择了第一波士顿银行，并被派去做房地产抵押债券交易员。3年后，他又开始负责结构整合及分期贷款抵押，并把这做成第一波士顿的拳头产品，为公司创造460万美元收入。

 

　　接下来的几年中，芬克做出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交易，包括1986年将价值46亿美元的通用汽车资产证券化。这为他带来了财富和社会地位，成为第一波士顿银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会成员，很多人甚至认为他将最终执掌第一波士顿。那年，芬克31岁……

 

　　时运不济，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利率暴跌，很多相信芬克预测利率将上涨的贸易商损失严重，芬克本人也损失了约1亿美元。一夜间，芬克从华尔街金童变成了超级傻瓜。

 

　　两年后芬克从第一波士顿离开，这成为华尔街历史上的笑谈。离开时，芬克已经做了两年“不受欢迎的人”，那也令他失去了信心。他说：“当时确实很受伤，他们并没有像对待一个公司合伙人那样对待我，也没有给我留些尊严。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对我而言这很难接受。”22年过去了，提起那段日子，芬克仍然明显不安，他紧紧抓着椅子扶手。“当时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厌倦了华尔街，厌倦了那里对待人的方式。”

 

　　芬克认为，第一波士顿那次赔钱是因为没人真正懂得风险分析。计算机系统和风险分析软件对于像利率变化等关键因素的管理而言不够健全。“这种大型机器过去赚了很多钱，但我们缺乏用于完全了解风险的工具。”这也就是芬克今天无时不在强调、被称为“阿拉丁神灯”的风险分析。

 

　　芬克发现，那些购买了各种基金的客户对于他们可能面临的风险知之甚少。他们几乎完全靠华尔街的公司去进行技术分析，而风险分析其实是华尔街的弱项。于是他萌生了为客户进行资产投资同时提供复杂风险分析的想法。

 

　　1988年，芬克加入了由拉尔夫·施洛斯特因等几个人合办的黑石公司，注册资本不到40万美元，他们最初在贝尔斯通证券大楼的一层租了间很小的办公室。到1993年，芬克的团队已经掌管超过200亿美元资金。

 

　　之后的一年，被认为是华尔街最有性格的两个人——芬克与史蒂夫·施瓦茨曼分道扬镳，芬克创建了自己的黑岩集团，并在接下来的15年中以惊人的几何速度发展。黑岩1999年上市，2004年以3.75亿美元收购道富研究与管理公司，2006年以5440亿美元兼并美林投资管理公司，并在去年收购了巴克莱银行的全球资产管理业务。

 

　　黑岩独树一帜的是被称为“阿拉丁神灯”的风险分析系统，金融“特种部队”中的5000台电脑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一个由工程师、数学家、分析专家、经济学家、会计师和程序员组成的团队实时监控每天数百万资金的流动，并建立模型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个微小变化对客户资产可能带来的影响。这种在2000年正式建立的风险分析系统目前拥有约140个客户，其中最为著名的正是美国政府。

 

 

　　如今黑岩集团是政府处理金融问题的最好帮手，没有哪家公司能赢得黑岩那么多订单，因为他们没有黑岩那样的专业能力。芬克与金融大亨们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固然是个重要原因，但最关键的还是，从银行从业者、抵押经理人到房主，很多人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责任，但却没几个人能像芬克这样把残局收拾得干干净净。

 

　　2006年，当抵押证券的压力锅快要引爆时，黑岩就建议客户将抵押贷款担保证券从收支表中消除。2007年11月，佛罗里达州财政官员向黑岩求救，黑岩评估小组在数天内完成了资产分析，在12月内就帮助佛州完成了抛弃不良资产规划图。也就是从那时起，黑岩公司的电话响个不停，众多陷入泥沼的公司要求黑岩负责分析、管理和出售其不良资产。

 

　　现在，黑岩每天执行上百万个风险分析模型，每星期投入运行的模型达2亿个。

 

　　树大招风，芬克和他的黑岩集团也饱受质疑。说起美国政府授予黑岩集团堆得像山一般高的商业合同时，一位银行业高管将黑岩比作金融业的黑水公司。“它几乎就是一个影子政府。”2008年，美联储没有竞标就直接选定黑岩管理贝尔斯登3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此举引发议会的不满，也让人们质疑芬克与政府高官之间长期以来的亲密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黑岩集团的巨大成功得益于芬克的精明领导，但外界却始终看不清楚他究竟在做些什么。用《纸牌屋》作者威廉·科汉的话说，即使是贝尔斯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公司重整后的几个月中对芬克和黑岩集团究竟多大程度参与了这一过程也一无所知。“他就像《绿野仙踪》里的魔法师，是那个藏在幕后的人。”科汉说。

 

　　华尔街的CEO们经常用只在好莱坞推广会上才使用的词来形容芬克：“不可思议”、“完全难以置信”、“精彩绝伦”、“绝顶聪明”。芬克的老朋友、摩根士丹利董事长麦晋桁说，现在那么多人找芬克咨询，因为他们觉得芬克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风险、了解市场，有些人在投资上犯过大错，但芬克没有。再加上他对市场的深入了解、广泛的关系网以及对几乎每一家华尔街公司文化和管理的详细了解，一些CEO甚至私下建议，如果盖特纳保不住位子的话，应该让芬克来做下一任美国财长。

 

　　“华尔街补救者”的称号为他赢得了社会盛誉，但芬克总是坚称自己不具备担任下届财长的能力。如果权力走廊中有“唯一美国寡头金融家”的话，那么芬克看上去更愿意成为这个名号的不二人选。

 

　　南都周刊记者_罗小敷 实习生_王敏琳   摄影_邵欣

　　张晓梅的办公室里俨然一个画室，客厅四周环绕着她的“涂鸦”习作。

镜头前她带着早已熟谙的笑容，面对舆论对她提案的诸多质疑

，她用“勇往直前”这样的词表达自己的姿态。

 

 

　　2010年建议家务劳动工资化

 

　　建议设立“爱乳日”

 

　　建议实施免费婚检

 

　　建议设立未婚妈妈扶助基金

 

　　建议6小时工作制，错时上下班

 

　　建议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建议圣诞节放假一天

 

　　2009年建议适时推行四天半工作制

 

　　2008年建议女性经期应有法定休假

 

　　2007年建议“妇女节”改为“女人节”

 

　　两次采访张晓梅，都是在她的办公室，每次她都穿着鲜艳的红色衣服；在以男性的黑白灰为主导色调的“两会”现场，她的大红着装很是抢眼；“两会”结束后，她与一众女委员意气风发地并排走在天安门广场上，依旧是红色衣裙，红色镜框后的眼神，洋溢笑意。

 

　　她说，其实自己的红色衣服就那么几件，但因为从事美容行业，懂得红色是“最容易传播的颜色”，所以在“两会”期间一定要穿红色。她毫不掩饰想要成为镜头中心的想法，摄影记者在办公室里为她拍照，镜头前她喜欢侧着脸，带着早已熟谙的笑容，女人的妩媚和自信的表情瞬间呈现。

 

　　自从200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最近几年，她被网友封为“最雷人提案手”，在人均提案不足两个的众多委员中，她每年提案数量几乎都在两位数，至今提案总数过百。提案内容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比如“将妇女节改名为女人节”，“女性经期法定休假”，“家务劳动价值化”……

 

　　这让她在“两会”上屡屡保持较高曝光率的同时，批评的声音也居多，“花瓶委员”的称号就紧跟着她。生活中的她只爱黑色系服装，“因为黑色给人感觉独立意识比较强”，她总结自己性格中的男性气质说：抗打击力强、做事果断。现在，不得不面对舆论常常抛过来的“是否作秀”这样的问题，否认之余，她甚至用“勇往直前”这样的词来表达自己的姿态。

 

 

　　3月8日晚上九点，张晓梅参加完全国政协组织的“三八妇女节”活动，回到《中国美容时尚报》的办公室，这里位于北京东四十条某写字楼内，参照“二环住的都是说外语”的段子，这个位于北京二环内的办公室，租金毋庸置疑是昂贵的，张晓梅是这家报社的创始人，也是现任社长兼总编辑。

 

　　张晓梅常常坐在偌大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这是一个有着大客厅的独属于她的套间，看起来更像个画室。在并排放着的椅子上，精心地摆放着各色公仔玩具，环绕客厅的是大大小小的画板，上面勾画着看不出形象的画作。

 

　　这些都是张晓梅的习作，问她是不是印象派画风，她说，自己也不清楚，就是凭感觉涂鸦。她并没有正儿八经学习过画画，教她的是报社一名会油画的员工，“他跟我说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也觉得四十好几了要从头学太难”。这些习作每一幅都由一个画架支着，而且都有一盏射灯照着，看不出是已经完成了还是随时可以在上面添上几笔。

 

　　她不断强调自己对新生事物的主动尝试，比如，“微博是个好东西，反馈快”，她喜欢自己发表的东西能迅速得到反馈，她在上面频繁地更新，谈论生活小事、女人心事、旅行见闻，这次“两会”期间更是把微博当做笔记本来用。

 

　　她用“太好玩了”来形容微博，而且很敢“玩”。今年“两会”开始没几天，她在微博上发布了“两会养生法”：“似看非看，似听非听，表面认真，心静如水，会开得越长，你得益越大”，此举瞬间引来争议，“政协瑜伽”的说法也由此传开；她还发表“回收两会期间配发的电脑很浪费”的观点，更是引发轩然大波。

 

　　她似乎并不吝于成为争议性话题的中心。身为媒体中人，张晓梅深谙传播之道。在网上搜索她的名字，关于她在“两会”中的相关报道铺天盖地，高产、出位让她成为“两会”红人。

 

　　一些长期报道“两会”的记者说，很多委员对采访会采取谨慎态度，围追堵截、死缠烂打可能都很难采访到，但张晓梅是那种很乐于接受采访的委员，而且善于揣测媒体报道的需求，甚至提供专用邮箱给媒体查阅她的提案和新闻通稿。而对于像“家务劳动工资化”这样争议性很强的提案，她也会提前公布在博客上，一夜之间便获得了数十万的点击率。

 

　　而除了在每年“两会”期间被密集报道外，还有平时来自各种媒体对她个人的大篇幅文章，“美容经济女王”、“魅力女人”、“美女老板”、“倔强女人”等等赞誉的表述不绝于耳，这些文章谈论她的创业路、作为女人的幸福心得、教大家如何修炼中国人的魅力等等。

 

　　她还是全国妇联的女性教育专家，平均每个月要给在国家部委工作的女性讲一两次课，最近的课程主题是“幸福金钥匙”——幸福是什么，占有欲如何破坏女性的幸福值。她说，这个课程刚刚在国家统计局讲过，接下来会到最高检去讲。

 

 

　　张身兼数职：社长及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协会副理事长、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美容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经济师……曾有媒体将她封为“头衔最多的政协委员”，被她否认了。她说，政协委员多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大家背后都挂有很多行业协会、委员会这样的职务，只是他们没有像自己一样列出来而已。

 

　　2003年，张晓梅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她交了一份提案，关于美容行业存在的各种问题。回顾起来，她说那时候不懂得提案要一事一议，所以才会有那份包罗万象的提案。

 

　　当记者问到她的提案立案率，她瞪大眼睛、肯定地回答：“都立案了啊”。就提案要不要关注国家大事这个话题，她说，批评她的提案没有调查、没有个案的人，其实不了解委员的工作，“提案就是站在各个角度，提出每个人感受到的东西，这是民主化的一个方式。”

 

　　她认为，自己的这些提案都是有意义的，“我是一个思维比较前沿的人”、“他们现在反对我，过不了几年就会来支持我了”。

 

　　而对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来说，“提案大户”张晓梅也让他们不免头疼——一般情况下，除了12种特定范畴外，绝大多数提案都能顺利立案。有些提案虽然符合规定可以立案，却由于过于极端，可操作性不强等因素，即便引起过巨大社会反响，但最终可能成为疑难问题，不知道划归哪个部门。

 

　　有文章用“倔强的女人不惑”来形容张晓梅的人生轨迹。她出生军人家庭，从小在四川山区的部队里长大，后来也成为一名军人，从事科研，直到1989年辞掉“副营级”干部职位。退役下海，她在成都的一条小街租下9平方米的店面，投入1620元开了个小美容店，自己担任美容师。随着美容店的做大，她创办了西南美容学院，开始培养美容人才。

 

　　后来，她又去香港一家杂志社做记者，并一步步成为社长助理、副社长。不久后，她回到成都创办了《美容时装报》，2003年将报社搬到北京，改名为《中国美容时尚报》。

 

　　在她所在的领域，张晓梅看起来游刃有余。当“家务劳动工资化”的提案将她再次推向舆论中心，她个人的生活也不断被媒体追问。

 

　　她不愿意谈自己的家庭生活。她有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很多人见面就问我结婚了吗，生孩子了吗？”采访中，为了配合记者拍照，她抹上口红，搭配红色边框的眼镜，镜头下笑得很灿烂，尽管当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家务活她很少做，工作累了她甚至就睡办公室。

 

　　她常常用反问来回答记者的提问，尤其是对敏感问题，比如对有委员和网友认为她的提案都是在谈小事情，她会歪着头，大惑不解地问：“你觉得这是小事吗？”再问她，由一个女强人提出“家务劳动工资化”的提案，对普通家庭主妇来说，这样的提案代表性有多少？她反击道：“李银河也老在说一夜情合理，难道我们就要质疑她是否有过一夜情？”

 

　　采访间隙，不时有人打来电话，也许是问到她最近承受的压力，她坚定地说：“我这么坚强的人怎么会受到影响？”她说，自己的提案都是言之有物的，不在意被质疑，“我做事情一向这样，同事们都觉得我很大气。”

 

　　与其他女孩子从小喜欢玩过家家不同，张晓梅喜欢上树捉鸟、下河抓鱼，小时候的玩伴也多是男孩子，直到现在，她的朋友中也以男性居多。

 

　　她的提案多是关于女性权利和女性生活的，她的解释是，因为自己长期从事与女性相关的行业。不过，她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我热爱男性，我也没有觉得男人都是牛粪，只有女人才行”。张晓梅说，自己性格中有很多男性特点，“生意上赔多少钱，我也不会哭哭啼啼”。

 

　　尽管如此，有媒体仍然毫不客气地用“女人式参政”来形容她——每年动辄十几二十个的提案是否严肃？如此“高产”，提案的质量如何保障？揪住一些违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来提建议，可操作性又在哪里？而更多的质疑，是对她每年频频抛出“重磅炸弹”的动机——成为“两会”的话题女王，是不是在炒作自己？

 

　　“我为什么要提，因为别人可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或者看到不愿意说。张艺谋拍个电影，王蒙写本书，哪个学者发表点意见，总要引起社会的声音吧，我认为这是一样的。”早就过了不惑之年的张晓梅这样回应。

 

　　南都周刊记者_ 秦旺   摄影_ 范宇翔

 

　　互联网时代，无论什么样的消费电子产品，似乎都在竭尽全力与网络扯上关系，就连传统的家庭娱乐老大哥电视机也不例外。

 

　　电脑和手机已成为互联网终端的代名词，很多人都在猜测第三个终端将是电视，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是个未知数，但中国的电视机厂商们已经开始押宝。TCL、创维、康佳等传统家电巨头，正是这股潮流的坚定信仰者。

 

　　2007年，创维推出了全球第一款互联网电视，尽管中间遇到了版权、广电监管风波等多重磨难，但到2009年末，互联网电视的销售量还是冲到了中国平板电视市场的20%。现在这个市场还在扩大，据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郝亚斌预测，今年中国的互联网电视仅终端一项就可能突破300亿元。

 

　　显然，这是一块众厂商都想咬一块的香饽饽，于是有了TCL全面停产40英寸以上非网络电视产品，所有大屏幕电视流水线全面转入网络电视生产；长虹全面停产32英寸及以上普通平板电视转而生产附带网络功能的新机型；更大力度的推动者则是康佳—今年五一之后，他们将全面停产所有非网络电视。

 

 

　　“互联网电视肯定是未来彩电行业的潮流，电视行业的互联时代已经到来。”针对一系列同行们的动作，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学斌如是评价。

 

　　事实上，各大国产电视厂商加码互联网电视的背后，还有一份“咸鱼翻生”的期望。

 

　　自电视机诞生以来，无论是CRT时代绝对主导者索尼，液晶之父夏普，还是数字电视的引领者三星、LG，它们无不是凭借显示技术上的优势，才成就了行业的领军地位。

 

　　从一开始，中国电视厂商就是这场技术追逐战的缺席者，至今仍深受其害—电视机最核心的部件显示屏技术一直受制于人，从而丧失了议价能力，产品单一毫无差异性，利润自然也一直低于外资品牌。

 

　　如今已到了互联网时代，国内厂商们似乎看到了翻身成为领军者的机会。“中国拥有超过3.6亿的互联网用户，同时还是全球最大彩电市场（2009年仅平板电视销量就超过2500万台），最重要的是TCL等彩电企业在中国市场拥有互联网内容合作的优先权。”TCL集团副总裁韩青言语中充满自信。

 

　　他的信心也并非无中生有，今年1月，讨论十年之久的“三网融合”（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在技术和内容层面融合），终于有了眉目，从今年5月开始有望在全国10个城市率先启动试点，这意味着业界此前担忧的政策坚冰正在化解。三网融合对互联网电视的最大利好，就是终于获得了可以将互联网上的内容转移到电视屏上的法律保证。

 

　　不过虽然法律层面已没有了多大问题，但具体执行却是另外一回事。“有线电视网属广电部门，互联网属电信部门，要向电视机传输互联网内容，自然还要牵涉到广电、网络和电信运营商等各方利益的再分配。”中国家电行业观察家于清教认为，各种纠结让中国的互联网电视，虽然高调登场，却一直“徒有虚名”。

 

　　以至于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一个提案，建议组建一个国家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并以国家级电视公司为主导网络，覆盖区域能够统一规划、统一运营、统一管理，而现有的移动、电信和联通，则与新成立的网络公司协同推进。

 

　　按照李东生的估计，三网融合实现后，中国彩电市场每年的市场容量，可以从目前的4000万台提高到8000万台，这还仅仅是卖硬件而获得的收入增长。为了推广互联网电视的市场接受度，中国的家电厂商们，除了让电视机能插上网线，下载或观看电影和娱乐节目，还添加了在线教育、玩游戏，上网浏览新闻等模块，甚至QQ和MSN等也没放过。

 

　　这意味着，家电厂商们可以凭借这些附加和增值服务，来获取额外的利润，就像苹果的iPhone，除了机器，还有一大部分的收入来自软件商店的软件。正是出于利益的考虑， TCL、创维、长虹等八大彩电厂家，破天荒联名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一同向广电总局递交了力挺互联网电视的建议书，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不要政策限制终端制造商进入内容领域。在他们的规划里，涉足了内容，电视机厂商也能“软硬通吃”。

 

 

　　不过，对于传统电视机厂商而言，要从制造跨界进入内容，这并非一条容易走的康庄大道，背后则是对整条产业链的颠覆式变革。

 

　　“以前卖的是产品，卖出去以后消费者跟我们就没多大关系了。而现在要卖服务，双方的联系比以前更紧密，我们要不停地想，他们到底有什么娱乐需求，怎样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创维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钟志峰，在2008年调到广东分公司后，受到过数次营销培训，重点都是如何转变以往销售硬件的思维。

 

　　从此，钟志峰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教会一线销售人员如何向顾客展示创维电视的网络服务，而不仅仅是介绍产品的具体规格和质量。“一边看早间新闻，一边和朋友聊天，旁边还有一杯冒着热气的上好龙井茶，窗外是鸟语花香。不是拿手机或电脑聊天哦，就是在电视上聊天，你能清晰地看见朋友的笑语盈盈，多么惬意。”听着国美广州新生活馆门店创维的销售人员这样介绍新推出的“COCO 聊天电视”，你会不会心动？

 

　　不过，消费者朱丽并不认为互联网电视用起来有多么舒服。朱丽在今年春节买了一台国产某品牌的42英寸互联网电视，但在线看电影时，很多影片却只能显示到25英寸左右，而且在线观看竟然不能快进和快退，“最恐怖的是下载速度极慢，2M的带宽，同样的资源，用电脑下载可以达到每秒300KB，而用电视下载则只能达到50-60KB”。

 

　　知名IT网站比特网曾就互联网电视的使用状况，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很出人意外：用户通过互联网电视看电影的比例并不高，而浏览新闻、玩游戏等功能更是摆设，只是挂上了互联网的噱头和概念，就能在价格上与普通液晶电视高出1000元-2000元。这是炒概念还是搞欺骗？

 

　　互联网电视这个新鲜事物现在还遇到一个大问题，没人知道一台成功的互联网电视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何况中国市场还面临着政策定位不明晰的风险。

 

　　“目前，互联网电视真正的上网应用少之又少，上网就像提供给顾客的一个多余功能，本身并不是真正的互联网产品。”另一个家电业观察人士刘步尘说，市场还处于摸索阶段，这也解释了一个很多人不理解的“为什么”——按照国内厂商的美好前景描述，这是一个能增加利润的新产品，但外资品牌却始终处于观望态度。

 

　　索尼负责品牌推广的人士就对记者表示，相对于国产品牌的孤单乐观，外资品牌更倾向于谨慎，互联网电视，至少还要看看。今年1月，三星曾宣布携手百度，共同推出具有搜索功能的互联网电视，新品将于今年6月面市，但也只是限于网络搜索，而不是像国产品牌一样具有五花八门的应用功能。

 

　　“实际上，在《阿凡达》热映后，外资厂商认为3D电视才是下一代彩电的发展趋势。”刘步尘说，习惯于通过显示技术推动产业升级的外资，早在几年前就对3D进行谋篇布局。2003年3月，索尼就与夏普、三洋、伊藤忠商社、东芝等5家企业联合70多家日本软件开发、出版、硬件制造商建立了日本的“3D联盟”。而现在，在西方主流市场，这些厂商正在兜售的正是3D电视，而非互联网概念。

 

 

　　这便是互联网电视的尴尬，只有处于市场弱势的中国厂商为之摇旗呐喊，尽管从无到有，来势汹汹，但缺乏强有力的支持。为了早日实现从平板电视的20%，成长为主流产品的目标，各大主流厂商甚至不惜全面停产非网络电视以“要挟”消费者的选择，但要实现从终端到内容的软硬通吃，却不是一件容易事。

 

　　让电视联上网络的梦想确实诱人，最早为此激动的其实并非国内的电视厂商，早在1999年，比尔·盖茨就带着10亿美元的“维纳斯计划”来到中国，号称通过一个嵌入windows CE系统的机顶盒，就能将电视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飞翔。这个美妙的愿景，最后却因为当时的网络技术、应用和消费者环境都不够成熟而草草收场。其后，陈天桥推出了一个中国版维纳斯计划“盛大盒子”，结果技术没问题，却因监管部门的一纸“跨界违法”的指令而怨恨收场。

 

　　不过，虽然微软的维纳斯失败了，中国的厂商们依然保留了微软的构想。当年，“维纳斯计划”进入中国之时，TCL掌门人李东生就马上指令公司第一个跟进，研制与其相配套的机顶盒。2001年，TCL还推出了名为“家庭信息显示器”， 带有VGA电脑接口，可直接上网的电视机。结果这个昙花一现的产品，如今已没有人知晓它曾经的存在。

 

　　失败没有让TCL停止探索，2003年，TCL与英特尔成立3C联合实验室，联合开发基于3C融合的新技术产品。“在互联网电视的研发投入方面，TCL已坚持了十年。”TCL多媒体中国业务中心执行副总经理李璐说，这些探索让TCL积累了经验，让企业明白互联网电视的方向，绝不是简单地将电脑功能嫁接到电视机上这么简单，必须考虑用户使用习惯以及电视机的产品属性。

 

　　“比如电视上网浏览网页，就是一个无用配置，因为用户还不如用电脑方便实在。”李璐说，TCL的互联网电视产品，只会聚焦于多媒体娱乐领域。然而明确互联网电视的角色，也并非意味着降低了难度。与普通液晶电视相比，互联网电视还需要增加3个方面的支持：芯片、操作系统和尽可能多的内容合作方。芯片决定了图像处理速度以及可以运行什么样软件的能力，李璐说TCL之所以热衷于跟英特尔合作，也正是看中后者在图像和音频领域强大的解析能力。2009年，英特尔专为电视终端设计的CE3100芯片，已被应用到长虹、TCL等产品中。

 

　　操作系统则是另一难题。iPhone的成功，根本之处还在于苹果能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这是决定产品能否得到大量第三方应用支持的前提。雅虎曾在2009年初宣布，为三星、索尼、LG和Vizio的新款电视机预装Connected TV的平台，并向所有软件开发商开放。如今预装了该平台的电视机销量已经超过200万台，但是直至2009年底，其应用软件数量也只是两位数，还不足苹果软件商店的零头。

 

　　一个更尴尬的现实是，许多程序开发员甚至想都不想，开发电视机上运行的应用软件的可能性，因为要分别为TCL、长虹或者康佳的电视机系统开发不同版本的应用软件，那实在是费力又费钱，远不如苹果商店方便。

 

　　在第三方支持不足的情况下，TCL不得不采取后台升级的方式，为用户增添新的应用和内容，仅2009年，TCL就为自己的产品进行了4次升级，但代价不菲，据TCL内部人士透露，仅为了扩充影视资源，就投入了超过5000万元购买内容版权，这还不算维持超过200人的研发团队以及对体感游戏和远程教育等新应用的开发费用。

 

　　独自撑起自身运营后台的不只是TCL，长虹对外公开花1.5亿元，打造自己的网络内容平台——乐教网站，创维的“酷开网”前期投入的1000万早已用完，后续的投入也在计划中。

 

　　这场游戏的玩家至今似乎只是孤独的国内厂商，而游戏之外的外资品牌却在盘算着他们的3D新梦。两个战场，各玩各的，谁会是最后的赢家？

 

　　文_苏小和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第五届亚太投资峰会上入选2009年度最佳投资人之一。他是携程网、如家的联合创始人，分众传媒、金丰易居投资人之一，对分众的投资实现其“一年赢得十倍回报”的预言。他在多家中国私人公司的董事会中任职，在携程员工中还有“沈南鹏做哪家公司董事，就去买哪家股票”的神化说法。曾任德意志银行董事兼中国资本市场主管。在美国雷曼兄弟证券和花旗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任过职。1989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赴美，1992年获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位。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2005年9月，全球最大的VC（风投）——红杉资本宣布由沈南鹏与张帆一起创始红杉中国。目前管理总额约10亿美元和约10亿人民币的总计4期基金，已投资人和商业控股、匹克运动、利农农业、飞鹤乳业、新浪、麦考林、奇虎、大众点评网等近50家企业。红杉资本1972年在美国硅谷成立，拥有超过60亿美元总资本，共投资500余家公司，200多家成功上市。曾投资苹果电脑、思科、甲骨文、雅虎和Google、Paypal等众多创新型的领导潮流的公司。

 

　　要在沈南鹏身上直接找到官商结合的方法，并不容易，他拥有红杉资本的国际资本背景，在中国，他所涉猎的行业都是一些基本放开的产业。看上去，沈南鹏绝对是纯粹的商人，而且，与其他单纯的投资家和企业家不同，他既是大名鼎鼎的投资家，又是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国内太多的创业者得到了沈南鹏的资本喂养，他的风险投资、财务投资甚至是天使投资，都让他风生水起，盛极一时。

 

　　而在企业操作的层面，他曾经一度放弃投资业务，直接操办了携程、如家这样妇孺皆知的企业。某种意义上，携程、如家这样的企业模式，在没有被沈南鹏复兴起来之前，基本上被政府和一部分商人看得一钱不值，没有人想到要去垄断，也没有人想到要去投资，但沈南鹏却把它做成了传统产业和信息技术完美结合的优美案例。

 

　　但问题还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比如，众人了解的红杉资本向来关注新技术、新经济，沈南鹏带给中国人的红杉资本却一直在那些人力资源密集、成本低廉和附加值相对不足的产业里发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沈南鹏判断，一方面，中国的新经济尚未真正成型，尚处在培育市场的过程之中，这样的市场环境显然不是投资的理想之地；而另一方面，中国真正有大利润的产业还在垄断之下，即使沈南鹏有心涉足，但政策显然不允许，因此，他的大好商业才华，只能在一些边缘地带游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生意。

 

　　我知道沈南鹏不会认同这样的论断，他看到的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在兴起，在整体的经济态势拉动下，商业不存在核心与边缘之分。总有人选择那些热闹的核心产业，但也有人只从商业的角度关注那些成长型的产业。

 

　　沈南鹏的话有道理，但他不能因为自己选择的商业模式，就否认另外一个事实，即30年来中国私人企业都是在经济的末梢地带发展，是私人企业的自由竞争方法将这些末梢产业放大到今天兴盛的程度。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企业家可以庆幸自己的商业模式在中国取得了成功，但不能由此认为，目前垄断产业和国有企业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如此，我们的问题得以提出，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是一个完全放弃了官商结合传统的企业架构，那么，我们是不是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商业机会？我们的企业是不是会更有气象？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是不是更加豪迈？

 

 

　　苏小和：在硅谷，资本一般都比较看好新技术与新经济，但在中国，红杉资本似乎更加关注传统产业。探究其中的原因，我想可能有两个考虑：一是所谓的低成本，二是看好中国的新技术。不知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沈南鹏：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讲。硅谷的投资家们都将精力关注在所谓技术革新上，比较成功的如红杉，它抓住了每一次变革、每一个趋势，而不是仅仅抓住了某一家企业。但在中国，体现的则是另外一个场景。

 

　　在中国，能够有爆炸性成长的行业非常多，并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软件等行业。其实很有意思，中国软件行业的增长可能还比不上一些所谓的传统行业。比如中国的体育用品市场，我们肯定认为它是一个很传统的市场，但它每年的增长率远远超过软件行业。哪些属于传统行业，哪些属于新兴行业，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行业有没有爆发性、前瞻性的变化，我们关心的是行业变化的格局，而无需去定义传统与非传统。

 

　　苏小和：分析你在中国的所有投资行为，会发现主要集中在两块：一是基于传统产业；二是将传统产业嫁接到internet上。

 

　　沈南鹏：也未必如此，比如我们所投资的匹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制造的消费产品。30年前它还只是耐克和阿迪的加工厂，跟很多福建、浙江、江苏的知名企业一样，但10年前，匹克的经营者意识到中国消费即将突起，于是开始打出“匹克”这张商品牌，现在做到与李宁、安踏齐名，进入前三。

 

　　这是一个我们投资中国的最经典案例。另外一个公司，我们的投资也成功，就是利农。它现在是中国领先的绿色蔬菜生产商，在西兰花、小南瓜、樱桃、番茄市场上拥有第一名的市场力。这些都是传统行业，在美国，这些行业的格局已经形成，很难产生大的公司。但对中国来说，这是红杉的一个巨大机会。这是美国的投资基金不可想象的。而且，这里也需要高端技术。以色列的农业走在中国前面，所以我们从那里引进了一些高端技术。

 

　　苏小和：那你的投资行为对全球化的依赖程度有多大？

 

　　沈南鹏：在很多地方我们借鉴海外的商业模式与技术，但我们的立足点一定在中国。选择投资对象时，我们很少投资那些主要以海外市场为主的企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才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某种产品只要能够在中国被大家所欢迎，那它的增长潜力将非常非常大。从匹克的衣服到利农的蔬菜，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一个更重要的旋律。“中国制造”是将生产的产品卖到海外去；而“中国消费”就是生产自己的品牌，在国内消费。

 

　　苏小和：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那就是中国经济整体对外的依赖度太强，而我们的内需市场不足，拉动不足。作为投资人，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表述？

 

　　沈南鹏：经济危机来了后，很多人怀疑中国的内需，但从我们企业自身的发展来看，还是处于一个高增长阶段。当然，这里有一个所谓的规模问题，比如，匹克5年前可能以两倍、三倍的速度增长，今年可能只有50%-60%的增长。当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一些基础方面的增长不会因为金融危机有太大的动荡，当然一些中高端产品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体育用品、蔬菜等都是人们离不开的。

 

 

　　苏小和：科斯有一个著名的定理，“教育费用”，据此，有人说在中国做生意，教育费用会过分高企。你有什么看法？

 

　　沈南鹏：从大的环境来讲，我感觉中国的投资环境是越来越良性。政府所关注的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你的投资最后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

 

　　关于教育成本，我觉得在中国做生意所需要的应该是一个很低的成本，而且政府的支持非常明显，尤其是在创新行业，我想这在全世界都是很少见的。比如，政府给一些大学生提供二三十万的创业贷款，这些资金的投入比我们风投进入的时间还早，而且既没有股权要求，也无需担保，只是说帮助这批达到一定标准的年轻人创业。这在美国有吗？可能没有。

 

　　现在，资本都是一样的，什么样的资本适合从事什么样的产业，应该由资本本身决定。总体来讲，现在其实是一个更开放的市场，无论内资还是外资，只要你有好的管理理念，有好的投资方向，有好的经营团队，那你肯定可以赚到钱。

 

　　苏小和：在中国无论做投资，还是做企业，政府关系是否处理得好是判断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我感觉你所有的投资都在政府容许的范围之内，或者用经济学的话讲，是在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之中。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市场没有开放。作为投资人，你怎么对待这个现象？

 

　　沈南鹏：在我们所关注的行业中，有的有政府监管，比如媒体行业、互联网行业、医疗行业，有的则相对少一些，比如消费品行业；有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比如新材料、新能源，因为它享受一些政府补贴。

 

　　所以，不能说我们涉及的行业全部都是自由竞争的行业。每一个国家都有所谓的政府参与，在美国，新能源的发展现状跟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的支持比欧洲弱，新材料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要想做到真正的自由竞争是很难的。

 

　　但是，不管做什么投资，政府是支持还是不支持，都不重要，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这个企业有没有市场竞争力。因为政府支持的只是一批企业，而这一批企业当中也还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谁能做得更好一点，我相信就是执行力的问题了，也就是竞争力的问题。在房地产行业，万科做得很成功，我相信这里确实需要对宏观政策的正确解读，但万科在管理上的出类拔萃也非常重要。

 

　　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资本的转换过程，对于企业而言，股东是谁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经营机制有没有建立起来。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不同的企业形态决定了不同的经营机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企业经营者、管理层的激励机制是一个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苏小和：从刚才的话中，我注意到，你特别强调上市公司一定要专注。中国的企业特别热爱多元化，作为投资家，你怎么看中国企业的这种现象？

 

　　沈南鹏：这个问题非常好。红杉美国作为全球回报率最高的一个基金，在过去三四十年的年平均回报率超过50%，这已经是一个奇迹。在中国，过去五到十年里也有不少企业平均成长率在50%。这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专注不专注，关键在于这个行业有没有持续增长的可能与潜力。

 

　　今天，如果我是企业家，一旦看到某个行业或企业有50%的持续增长潜力，那我就不会分散投资，因为再去投资的企业能否做到50%成长还是一个疑问。但如果这个企业每年只有10%的增长，那我就会拿出一部分资金到外面寻求有更好回报的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回报率的问题。作为股东与管理层，应该更多的是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当然，这个核心竞争力可以延伸，比如做某个业务的中游，那可以考虑往上游或下游走，但关键在于，在中游的能力是不是足够强，是不是已经建立起核心竞争力。如果这些都没有，那效果可能会更差。

 

　　苏小和：你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应该越来越高。这里牵涉到一个知情权的问题，至少企业的股东都要有知情权。在国内，这个现象很少有人思考，但我发现你在思考。

 

　　沈南鹏：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企业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你越透明，市场就会给你更高的议价。因为你越透明，大家对你就会有一个更深入的把握性。这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普遍规律。那些治理机制好、透明度高的企业，投资者对它信任度高，而信任越高也就意味着它的市盈率越高，这样公司股东和管理层都会得益。这在经济学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这也回到之前的问题，交易成本降低了。

 

 

　　苏小和：你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企业家，都有很强的家国意识，希望产业救国，这是一百年来的一个恒久的主题，这一点你身上有吗？

 

　　沈南鹏：这是在中国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的一种心结，这与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教育环境与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与我们一起扮演这个角色，我们合在一起的力量肯定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在政府资源、政府资金以外，还有一些民间力量在帮助不同的行业成长。

 

　　苏小和：那么在家国意识、产业救国方面，你比较欣赏的中国企业家有哪些？

 

　　沈南鹏：我觉得，这样一种家国意识在当年比较有代表性，比如荣氏家族，张谦，这在当时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但重要的是，我认为企业需要赚钱，给股东回报，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巨大的社会效应。因为企业所谓的利润，尤其是暴利、高端利润，都来自于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你不可能成功。作为企业家，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这就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包括回馈社会，未必就是说做多少慈善。

 

　　慈善很重要，但慈善的背后是如何将社会责任感提升。借用谷歌的话来讲，作为基金，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不做欺诈性的事情。同样我们的基金要投入那些阳光企业、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公益行业。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比如，今天有一个赚钱机会，但属于短期行为，而且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有限，你做不做？仔细想一想后，我未必会去做，我应该将时间与精力花在打造一些早期的企业上。其实，投资早期企业非常辛苦。

 

　　苏小和：你既了解美国的制度的框架，对中国的情况也比较清楚，那在平时，你是否会思考一些关于宪政、法制方面的问题？

 

　　沈南鹏：这是我们在国内做投资必须思考，也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法制环境越来越好，现在的问题可能更多地存在于执行层面，就是怎样使政府能够在执行上有更高的效率。

 

　　苏小和：作为一名企业家，你有什么缺点？

 

　　沈南鹏：缺点其实很多，对我来说，做投资家可能比做企业家更好一些。因为我不太关注细节，作为企业家来说还不够，但作为投资家，至少还能及格。另外，过去我们走得比较快，心态有点急躁，有些事情是事在人为，但有些事情还是要依靠整个环境。

 

　　苏小和：那作为投资家，你的缺点在什么地方？

 

　　沈南鹏：还是时间太短，我真正开始做投资其实也就四年时间，现在，我们投了近50家企业，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对企业来说，聪明与灵活不是重点，关键是能够不断积累。

 

　　投资是一种文化。我们正在摸索一条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成熟的、长期的投资之路，它的出现需要时间。我相信，四五年之后，我们的投资肯定比以前更好，就如红杉所坚守的一句话，“下一个投资是最好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