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年度第33期封面：红二代讨房记

 

　　56岁的胥晓琦，正为9号楼的房子产权奔波。她的父亲是开国将领、少将胥治中。

 

　　81岁的康国雄，正想方设法讨要自家资产。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 红色资本家康心如之子。

 

　　他们是将军的后代、红色资本家的后人，都在为上一代房子遗留下来的问题奔走相告。而这样的个体，在充斥着4000多栋老洋房的上海，更是成为一个群体。

 

　　他们不是钉子户，不用自制燃气弹，他们试图用中国的《物权法》、《拆迁条例》法律手段，理清并不清晰的产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发现，遭遇到的却是法律的盲点。

 

　　法学专家杨建顺说，这是国有化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来处理，不能用如今的《物权法》予以解决。因为这个事情涉及的不是物权法，也不是行政法，而是政策。

 

　　康国雄说，房子是小事，他只是想讨个说法。

 

　　而在史家胡同51号，“红二代”洪晃已经面临腾房结局。她的“房事”没有产权纠葛，只是，她的所有记忆都在那里面了。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红二代讨房纪事 将军女儿捍房记

　　恩赐的产权

　　史家胡同51号

　　杨建顺：不要对未来过于焦虑

 

 

56岁的胥晓琦和她83岁的母亲李静还在为这间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奔走。母女俩中间放着胥治中的遗像。摄影_刘浚

开国将领、原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胥治中的住所。摄影_刘浚

胥晓琦1983年在家的院子里。（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胥晓琦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父亲去世后，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和80多岁的老母亲会沦落为访民，为那间住了40多年老房子的所有权走上漫漫的抗争之路。

 

　　南都周刊记者_王宏宇 北京报道

 

　　噌噌噌，一个保安从院子门前走过，突然猫着腰加快脚步，消失在视野里。

 

　　“现在我一拿相机他们就跑。” 56岁的胥晓琦，将20多年记者职业习惯运用到了现实抗争之中。

 

　　另一栋将拆的楼与胥家相隔20米，现在住着一些保安。这样的事情，胥晓琦说，只要她在家，每天都在上演。

 

　　今年5月底，她在网上公布了一段视频：视频的开头，胥晓琦加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开国将军胥治中的女儿讲述与母亲悲惨现状，将军留下的房子快保不住了。画面中，她在前面一边倒退一边拍摄，小区的保安队长，带着4个保安，紧追着她，一路追，一路骂，直到到了胥晓琦家门口时，视频里，那个保安队长还在继续布置手下：“后面两个，前面两个，给我接着骂！”

 

　　胥晓琦的家，在北京市朝阳区双泉堡甲2号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家属院。她的父亲胥治中，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之一，上世纪60年代，胥治中随供职单位转为地方干部，曾担任原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1994年，胥治中去世后，胥晓琦和年迈的母亲李静，就一起住在这个大院的9号楼，一栋独门独户的双拼小楼里。

 

　　“双拼”的意思就是两家一栋楼，你在东边，我在西边，各自有门。这栋楼是国防部1962年成立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时所建，当时胥治中为现役军人，按职务分配，分到了这座小楼的东半边。而另外半边，一直由两个职务级别较低的家庭合住，此后这两户人家搬走，现在改成了临时工宿舍。

 

　　尽管，胥治中给李静、胥晓琦母女俩留下的住房，年久失修，到处破旧漏雨。不过好歹这个房子也让母女俩有了栖身之所。但是，一切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决定在9号楼前修建21号楼开始，就变得不一样了。

 

　　买不到的房子

 

　　2000年，国家启动了部级干部的房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规定对于享受部级待遇的干部现住房，“可租可买”，“除四合院、独立小楼、按照规定规划近期需要拆除的住房、国管局和中直管理局认为不宜出售的住房外，原则上均可出售。”

 

　　已经租住在这栋双拼小楼里将近40年的李静，觉得自己应该有购房的权利，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要求。2001年7月9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回复第七研究院说，“9号楼等属于二层独立小楼，且住房面积、占地面积超大，按照房改政策，属不可售公有住房。但考虑到住房在你院职工住房集中区中，如你院认为可以出售，请在考虑同意规划的情况下按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独立小楼”这个说法，李静和胥晓琦并不认同，自家的房子只是占了东边的半边房，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小楼。于是她们多次向研究院要求购买现住房。

 

　　2002年9月，政策出现了松动。国管局印发《关于发放购房补贴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在“不可售公房”的定义中，去掉了“独立小楼”。于是，母女俩再次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念想，但是3年过去，第七研究院依旧答复说不可售。

 

　　从2002年到2005年，北京的房价已经处于攀升阶段，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平均单价从4066.7元涨到了6725元。

 

　　对不上点的规划图？

 

　　2005年，第七研究院决定在9号楼旁边，建造一座高35.4米的21号楼。

 

　　施工队在21号楼的施工现场，贴出了一张局部施工图。胥晓琦才发现，自己家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片空白。空白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保留建筑，那应该是一个方框；如果是拟拆除建筑，应该是方块边上打叉，如果是空白，那只有一个可能，这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竣工后也将什么都没有。

 

　　这让胥晓琦感到奇怪。2006年，她去北京市规划委申诉，表示拟建21号楼的北墙，距离北边永久性建筑即20号和20B号楼，分别为52米和48米，这中间事实上并不是空地，而是位于此地面的9号和8号楼。当年5月，北京市规划委回复说，“现您所反映的问题为拆迁问题，您所居住的9号楼为拟拆除建筑，故许可证规划总图中未进行标注。建设单位应按规定予以拆除。”

 

　　但既然是拆迁问题，按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胥晓琦认为，规划拆迁前，公有住房应卖给个人，再进行拆迁。胥晓琦想不通，既没有卖，也没有拆，怎么能开工呢？她开始采取行动阻止盖楼，要求先拆迁，后施工。2006年11月，施工队终于写下保证书，答应在胥与甲方达成协议前，不会动工。这个保证很快被单方撕毁。2006年11月18日，施工队突然来了上百名工人，将9号楼围住，强行开工。

 

　　胥晓琦说，当时近80岁的母亲和她，还有邻居家的老人及子女一起，连夜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上访，要求与第七研究院谈判，说，“你们盖楼可以，要先拆迁我们。”但结果，被信访办的人拦在大门外的传达室内。胥晓琦的母亲跪在地上哭着求信访办的人，不要把他们从这个家赶出去时，信访办的人大声叫喊：“我管不着，你们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滚出去！”并带着保安在寒冷的冬夜，从零点开始，大开门窗冻两位老人。胥晓琦的母亲在那里呆了一天一夜，连气带饿、连冻带无法休息，突然抽搐、昏迷，被送到医院急救。

 

　　交涉无果的情况下，2007年年初，与胥家有相同遭遇的邻居，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胥晓琦说，政府的回复是，“规划没有问题，竣工的同时拆迁。”

 

　　但2007年21号楼竣工后，第七研究院并没有提竣工后拆迁的事，而是一再发出选房通知，以“房改”为名，要求胥家搬到旁边的安置房。

 

　　胥晓琦去看了安置房。“我家的面积是297平方米加上20平方米自建，安置房的套内仅209平方米，相差100多平方米，安置房还得公摊面积，这太离谱了。”2007年1月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10563元，到了当年12月则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月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达每平方米15454元。

 

　　胥晓琦认为，按照国管局2006年9月的《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答》，安置房应该不低于原住房使用面积，拒绝搬迁。“再说了，那个楼明显一看质量就达不到部级干部楼的标准，墙皮手指一碰就掉了。”

 

　　于是，胥晓琦再去规划局上访。规划局回复说，院方一直没有报竣工验收。这与“竣工同时拆迁”，形成了一个死结。

 

　　那些“无缘无故”的谩骂和殴打，也从这时候起，变成了家常便饭。“你知道为什么连居民都来骂我打我吗？”胥晓琦说，“我不走他们就不会报验，不验收，所有这几栋新盖的楼，就都没有房产证。”

 

　　拉锯战

 

　　从此以后，每天早上，胥晓琦晨练必带三样东西：录音笔，摄像机，相机。她晨练的强度也和别人不同，“买菜都跑着去”，在社区健身角的太空漫步机上练腿力，动不动一练就一个小时。她给记者秀肱二头肌，“摸摸”。记者一摸，比一般的小伙子都结实。

 

　　谈到这些保安，胥晓琦说，“昨天刚跟他们打了一天。”她抱出一尺多厚的材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这里少数居民和保安，面向镜头作势欲打的照片。胥晓琦说，2007年，盖21号楼施工队的工头也曾经打伤她，把她摔成了腰椎骨折。例如，去年年底，一个女居民无缘无故打骂她，并把她打成轻微伤。

 

　　在胥晓琦的资料袋里，有关纠纷的照片多得数不胜数。因为纠纷，几年来她光报警就报了七八十次。这些纠纷大多“无缘无故”，对方往往动不动上来就打，上来就骂。曾经做过记者的她，专门买了录音笔、相机、摄像机，以便随时拿出来记录证据。

 

　　“她有病。”国都保安公司的保安队长躺在床上，轻松地对记者解释着骂人的事。这位姓李的山东人，来这个小区已经9年了。“她先骂我们的人，我那是还击。她经常路过门口就骂‘狗保安’！根本没有任何原因，我们的保安都被她骂走4个了。”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物业主任于学东说，自己也看到了网上的那些帖子，只付之一笑，“颠倒黑白”。“你去小区里随便抓个人问问，看看人家怎么说她。现在大家压力都那么大，我们物业有那么多事要忙，哪会有空专门去跟她作对？”他不认为保安队长的做法过火，却表示了一定的欣赏，他说，自己有“傲骨”，如果碰到胥晓琦，也一样会把她骂得“狗血淋头”。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房改办副主任林楚平说，安置房的多孔砖和保温层是国家强推的，不存在一捅一个洞的情况，“我也住这儿，贴上去保温效果很好。”他说，9号楼按国家政策，属于不可售房，研究院收回房子也只能拆掉，何况小楼必须拆掉，21号楼才能报验。

 

　　胥晓琦的回应只有两个字：“撒谎。”她带记者来到安置房的外墙，亲自徒手撕下一块墙皮，质问说：“国家会推荐这样的东西？”

 

　　不过，取证上的进展，却是个意外的收获。

 

　　2010年5月，胥晓琦向规划局申请信息公开。她拿到规划图一看，一切与施工队5年前贴在工地上的那张“示意图”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原来的空白处，曾经不见了的9号楼，被人用铅笔画了上去，成了“保留建筑”。

 

　　于是6月，胥晓琦一纸诉状，把北京市规划委告上法庭，指规划委规划许可证违法。她始终要为自己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讨一个说法。她说，“我这样‘党的喉舌’—记者，都被们欺压成这样，更可见老百姓受的是什么样欺压了！”

 

　　她的代理律师任佳慧说，“起诉的目的不可能是拆除21号楼”，但她希望此举能促进胥家住房问题得到比较公正的解决。

 

　　相关住房问题的规定

 

　　1.领导干部遗属的住房问题？

 

　　答：(1)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配偶，腾退原住房后，可承租或购买一套部级干部面积标准的住房。

 

　　(2)已故部级干部配偶，可以依照承租或购买一套不超出已故部级干部面积标准的现住房。

 

　　(3)提高房租增发补贴后，已故离休部级（含）以上干部配偶承租部级干部住房的，在⑴、⑵条规定的住房面积标准以内的新增租金，超过配偶本人租金补贴的部分可免交。

 

　　2.已故部级干部的子女能否购买住房？

 

　　答：在京中央国家机关部级干部夫妇在厅字[2000]4号文出台之后去世，现住房不符合出售条件的，可与子女协商，调配一套可售部级干部住房，以部级干部夫妇的名义购买，再由子女按规定继承。

 

　　部级干部在厅字[2000]4号文出台之前去世，其配偶在此之后去世的，以其配偶的名义购买现部级干部住房，再由子女按规定继承。

 

　　部级干部及其配偶均已去世，子女不能购买。

 

　　3.拆迁出租的公有住房，如何给予补偿？

 

　　答：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的规定：

 

　　拆迁出租的公有住房，被拆迁人可以通过协议收购房屋承租人依法享有的公房使用权或者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方式，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由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被拆迁人提供的安置房应当在规划市区内（在规划市区外的房屋拆迁除外）、并且使用面积不低于原房屋使用面积的，双方应当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并继续执行本市规定的租金标准。

 

　　来源：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网

 

　　出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答（2006-9-1）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红二代讨房纪事 将军女儿捍房记

　　恩赐的产权

　　史家胡同51号

　　杨建顺：不要对未来过于焦虑

 

上海滩最大的花园洋房宝庆路3号，产权官司一打就是五年，曾经闹得满城风雨。 摄影_王溶江

 

　　“盛家的后人都陆续搬走了。”

 

　　上海长宁区新华路329弄32乙号，刚退休的樊左观光着膀子，指着屋门口的铭牌，向来者介绍自家居住的这座老宅的过往。铭牌上记载：这栋建于1930年的英式乔治王风格洋房，原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盛宣怀之子盛重颐的宅邸。

 

　　门拱挑出的晾衣架上卷拂着衣物，标识着这栋历史保护建筑“被占领”的姿态。退休工人樊左观已经在此居住了八十多年。1958年，他随岳父偏居于盛宅西厢的两个半房间，分别是当年盛家的锅炉房、金鱼房，以及从正厅里隔出的半间堂屋。

 

　　这栋带花园占地近2000平方米的盛家老宅，目前住着八户人家，比起上海4000多栋老洋房，平均每栋被十余户人家所“割据”的现状，甚至还显得宽绰有余。

 

　　2003年12月，上海市政府将徐汇区大三角地区及建业里、卢湾区思南路47、48街坊、长宁区新华路211—329弄等8处地区，正式列为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建筑，进行保护与整治的试点。在这些历史文化风貌街区里，像樊左观这样的“租客”，与原业主后人合居的老洋房还有好几栋。32号的斜对门，17号，现今还居住着房子的主人——上海棉纺织业大王薛福生的后人。樊左观说，“还经常可以看到老太太在小区里走动。”

 

　　据十多年前便参与操办老洋房置换的洋房掮客徐建国介绍，薛福生老宅早在1946年时成交价就达到120万美金，到1958年公私合营时收归公有。“现在，它通过落实政策，还给了薛家的后人，但也只还了其中的五间，有两间迄今尚被他人占用。”

 

　　类似薛家这样的洋房后代，因索要洋房产权而起的争端，在上海4000多栋老洋房中并不鲜见。但是更复杂的是，像樊左观这类的一大批老洋房的“租客”，也开始为产权确认伤脑筋。

 

　　弱势的“房二代”

 

　　在徐建国看来，薛家后人重新得到新华路故宅的部分产权，一方面是借了新华路211-329弄被划为“历史保护街区”的东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薛家后人在美国担任大法官，“有领导访美期间，亲自出面指示要对他们家‘落政’。”

 

　　“有影响力的人家更容易得到相关方面的支持。毕竟，上一代捐给国家，下一代反悔了，很难找出有力的证据，虽然2008年颁布的《物权法》给了‘房二代’底气，但老房子本身的产权不明晰，在确权和具体的法律适用方面都存在麻烦。”徐建国解释说。

 

　　相比薛福生后人，居住在上海卢湾区思南路61号的薛笃弼后人严圭容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在耗时10年之后，她没能保住自家老宅。

 

　　思南路61号是薛笃弼故居，薛曾历任国民党政府甘肃省省长、民政部部长等职。1935年，薛笃弼脱离政界，在上海成为开业律师，并买下了这栋带有近500平方米花园的三层法式小洋楼。1966年，红卫兵抄家，二楼成为红卫兵司令部。此后，全部房屋收归国有，由国家经租给闸北区特困户入住。

 

　　等到1975年，薛的外孙女严圭容再次迁入的时候，“故宅”留予她的容身之所仅剩43.2个平方米。而思南路61号，连同严圭容一家，住进了11户，到2000年思南路改造搬迁时，人口已达31人。

 

　　目前修缮一新的“思南公馆”依稀可分辨出它三四十年代的模样，整栋精巧的小楼内盘踞着三部楼梯。严圭容再次住进薛宅，却不得不绕开主楼梯，只能从东南角的饰花栏杆楼梯进出。1973年，外祖父薛笃弼的过世，更几乎断了这一家赎回整栋旧宅的念想。

 

　　“产权是恩赐”

 

　　严圭容得到薛宅的部分所有权，多少带着一点“意外”的感觉。祖父过世5年后，由于“落实政策”，严得到了补偿房款18500元（应得补偿房款25000元，扣除6500元大修费）。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博士魏闽，曾跟踪研究过思南路置换改造整个过程。她在上海卢湾区档案馆里查到一个资料，这份1977年12月31日所填的表格如是记载：“上列产业（思南路61号）的三楼朝北间连浴室小间及后搭计使用面积43.2平方米，自1977年1月1日起，发还自管”；“紧缩部位暂仍照常出租，由住户使用，公用部位按现状，业主免租使用，产权均暂不发还”。

 

　　这股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掀起的“陆续落实统战对象和高级知识分子被侵占住房”的政策，到1985年底，上海市老洋房最集中的卢湾区累计清退被占私房11.87万平方米，占“文革”时期“冲挤”总面积的91.4%。

 

　　“这是对外开放之初的一个姿态，返还一部分私人财产，表明国家接纳过去的资本家、知识分子参与经济建设的诚意。”徐建国分析说，“但是，原则上1958年公私合营时期上缴的住宅不落实政策。”

 

　　在他经办的“落政”案例中，包括兴国宾馆七号楼的主人，“在清退私房时曾遭到警备区的阻挠，最后还是叶剑英亲自批下来的。但是，如果在公私合营时期的房屋接管和代管文件上签过字，那么，产权就拿不回来了，除非恩赐给你。”

 

　　徐建国曾经手台湾两兄弟讨要改造后的静安里弄旧居，虽然业主在新中国成立前离开大陆，地契原件保留完整，但是并没有获得相关部门支持。

 

　　相比之下，1950年代居留国内的老洋房业主，多半已经丢失了产权凭证，再想要通过法律渠道获得相关信息也极其困难。早在2004年，岳阳路200弄14号的业主董铭，因为“文革”期间房屋的原始资料灭失，诉请徐汇区房地局公开祖宅的相关档案信息，最终被法院驳回。1947年，董铭的父亲花了200根金条买下这栋宅子，但是由于原始资料确实，产权一直无法确认。

 

　　据上海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顾问、原上海市房地局房屋修缮和改造管理处处长王安石介绍：目前上海4600多幢老洋房中，获得许可进行产权交易的仅为60套左右。绝大多数老洋房是系统产、军产，还有国家直管的使用权房。

 

　　国家直管老洋房，类似于直管公房，由上海各区房产所脱胎的房产集团，如徐汇区的徐房集团，卢湾区的永业集团等委托管理，产权国有，使用权则归花园洋房里的老百姓。

 

　　“置换”之名

 

　　严圭容没能顶住居委会、物业、地产公司一拨拨的来人劝说，成了在复兴“义品村”开发中“带头”迁出老洋房的住民。搬进附近公寓式住宅的她，还是怀念思南路61号的生活，毕竟，那里承载着薛家三代的记忆。

 

　　今年年初完成所有住户动迁的思南路47-48号“整体性保护”项目，也是由房地局脱胎的上海城投、上海永业集团会同一家香港的房产开发商，共同投资开发的。

 

　　思南路47-48号内的近代西式建筑，大都建于1910年—1940年，而思南路51号—95号中单号的23幢花园住宅最具特色。不仅如此，这个区域人文气息浓厚，云集了周公馆、孙中山故居、梅兰芳故居、薛笃弼故居等众多名人故居。

 

　　在2005年，上海市规划局通过规划明示，思南路改造项目的目标和原则，是以保护地区整体历史风貌为出发点，延续城市肌理，尊重街巷尺度，完善空间形态，保护优秀历史建筑和绿化空间。修复后利用的原则是，不改变老洋房的原有用途，期望使之成为上海带有浓郁地域色彩和历史代表性意义的花园住宅区。

 

　　“像永业集团这样带有垄断性质的（老洋房地产开发公司），朝南坐（有靠山），以‘置换’的名义，让使用权房在市场上交易，成为一个范本，而这在以前都是地下进行的。”徐建国说。

 

　　按照上海市房地局2004年第17号文件的规定，系统产和授权区房地集团直管的花园洋房，一般不得进行产权处分，如特殊情况要求处分，必须经过上海市房地局的审核。

 

　　在徐建国看来，私房业主讨回老洋房，与其说是一个“落实政策”的问题，不如说是一笔实际的经济利益考量。

 

　　当年，一对早年移居海外的兄弟找到徐建国，询问讨回位于余姚路康平路口的故宅的可能性。“兄弟俩是有身份的人，其一是捷克商会会长，他们也愿意接受房款补贴的方案，要价不高，600万元。”

 

　　这栋老洋房当时估价可达4000万元，但里面住着11户人家，动迁成本约为3000万元。最终因为置换的利润空间不大，没有房产开发商愿意接盘，而导致方案流产，老洋房的产权无法归还给原业主的后人。

 

　　“如果参照国际上的通行法规，居住、使用房屋满五十年，住户将自行取得房子的产权。”徐建国解释说。如今老洋房归属的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大量证据的湮灭，对于原私房业主的后人来说，仍存在着悬而未决的状况。但那么多年过去，更复杂的现实是一大批老洋房的“经租客”也渐渐具有了等同于业主的资格，他们讨要起权利来，又该怎么办？

 

　　“自从2000年被列入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之后，我们这房子就明确只置换不拆迁了。”留守新华路329弄32号的樊左观，挂记着房管部门十年来未兑现的承诺，“只要有个好价钱，我们马上就搬走。”经过了雨季，涎水不断的墙面让他在“大修”还是“敷衍”中拖延。

 

　　十年里，居委和物业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新华路周边的房价也从十年前不到万元每平方米涨到了如今4-5万元/平米。十年前的安置费可以在莘庄买一个两居室，现在只抵得上一平方的老洋房。最近一次是今年五月预定与房产商谈价，但对方提出4.5万/平方米乘以两倍面积的出价，距樊左观12万/平方米的心理价位仍有差距，还是告吹。

 

　　樊左观还在等，尽管卫生间落水管已经彻底锈塞，不得已从外墙穿孔，眼看着明管在红砖外立面上越爬越密，“但看那浴缸的石材，是现在的人造不出来的。”

 

　　（同济大学建筑系博士魏闽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红二代讨房纪事 将军女儿捍房记

　　恩赐的产权

　　史家胡同51号

　　杨建顺：不要对未来过于焦虑

 

洪晃和家人住了几十年的史家胡同51号四合院。 摄影_邵欣

平平一周岁在院子里过生日，图中人物从左到右分别为杨小平、平平、洪晃和章含之。（图片由洪晃提供）

19岁的洪晃和妈妈在院子里的合影。（图片由洪晃提供）

 

　　洪晃没有想到，一年多过去，她和外交部的房产官司，到现在还没打完。

 

　　49岁的名人洪晃目前的身份是中国互动媒体集团的CEO，《世界都市iLOOK》杂志主编兼出版人。有人称她是“中国奥普拉”，素以言论大胆著名，她的博客已累计拥有1.12亿次的点击率，微博上也有着近百万的粉丝群。

 

　　“很多人都以为是我告外交部，其实是他们告我。”坐在位于北京三里屯商圈黄金地带的“薄荷糯米葱”专卖店里，洪晃有点无奈。坊间传闻，这家洪晃出资的中国原创设计服装概念店，本来打算注册的名字是“倍牛叉”（北京话，意为“特别厉害”），但工商不允许，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名字。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2009年，拥有北京史家胡同51号院产权的外交部，起诉目前租住在该院的洪晃，要求后者搬出。洪晃同意搬出，但要求外交部支付该院30年的维修费。2009年12月，双方进行庭前证据交换，针对洪晃的索赔，法院给予两个月的举证期，后因外交部“急着要房子”，缩短为一个半月。再此后，此案在媒体上就再无音信。

 

　　“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只知道法院是政府的，原告是政府的，这个结果也基本知道。我只是好奇这个过程，看他们如何把这个事情说圆。其实你就跟我说‘你滚蛋’不就完了吗？非要特别正经地跟我说去法院，就像是要告诉我，‘我不仅要把你踢出去，而且我要非常正经地，拿着法律的规定把你踢出去’。那我就看看你是怎么个踢法吧。”洪晃说。

 

　　这一踢，就又踢了近9个月。至少到目前为止，51号院的大门钥匙，仍然拿在“倍牛叉”的洪晃手里。

 

　　红门往事

 

　　从北京地铁5号线灯市口站出来走几步，就到了史家胡同。从这个胡同往西走一公里，是故宫；往南走一公里，就是长安街。

 

　　鼎盛时期，这里曾有80多个四合院，居住过很多高官和名流，如华国锋、徐向前、荣毅仁等。当年胡同两边成片的四合院，现在早已不复存在。胡同西口，马路南边的院子已经拆了正在盖大楼，很远就能听到叮叮咣咣的施工声，一栋蒙着绿色防尘网的大厦已经盖了十几层，往上还不知道要盖多高。

 

　　马路北边，从西往东数，59号是曾经的史可法祠堂旧址，现在的史家胡同小学；53号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外宅，现在是一家宾馆；外墙很高的55号，住的是荣毅仁的儿子、登过首富宝座的荣智健；大红门紧闭的51号，就是洪晃的家。

 

　　和别家不同的是，51号大门旁边的灰墙上，用水泥刷了一块牌子，写着“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立牌日期是1984年。但门口的春联又显示着这里住着人，照老规矩，这些要到明年春节贴新春联的时候才能撕。这是副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敷衍的春联，不是手写而是印刷的，上联是“四季平安人和顺”，下联是“五福临门家业兴”，横批“新春大吉”。纸是那种亮闪闪的大红镶黄边纸，字体一看就知道是电脑上的行楷。

 

　　看得出，这里很久没人出入了。门洞子里，斜倚着旁边小饭馆的折叠桌，还有两辆自行车和一辆电动车，过了一会儿，又停进来一辆摩托车。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大妈，和一个看报纸的老大爷，坐在门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说起51号的主人，老大妈拖长着尾音叹着，“老太太前两年没啦，小的现在也不怎么来了。”

 

　　“小的”指的是洪晃，“老太太”指的是曾做过毛泽东英语教师的京城名媛章含之，洪晃的母亲。洪晃的继父、已故前外交部长乔冠华也曾住在这里。如果再往前数，这里住的是洪晃的外公，曾在1920年资助毛泽东2万大洋的名流章士钊。

 

　　从章士钊1959年搬进这座两进的四合院里算起，今年恰好是第51年。“外交部的人来过，还有些人冒充媒体，老想进来看。现在平时谁来也不让进。”看门的老张把记者让进院内后，就拿起把剪刀，自顾自地剪起了花草。

 

　　51号院确实老了。院子里到处可见破损的漆面、碎裂的砖瓦，不过正房、厨房保养得还不错，典雅的美式装修，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主人在这上面花费了不少心思和金钱。“西屋原来还有一堵山墙，摇的，特危险。老太太打电话，来过一帮子人，看了以后就走了，说是要请示还是什么，后来也没了消息。”洪晃说，“我妈是那种生起气来会发抖的人。她每次给他们打过电话全身就发抖，说，‘全都是势利眼!’”

 

　　“2006年，我领养了平平，准备让她住在西屋，后来我想起来这山墙的事，这孩子搁里面，墙要倒了孩子怎么办？然后就找了工人来，刚拨拉了两下墙皮，那墙哐叽一下就倒了。”她还在微博上说过，自从乔冠华退休后，51号院就没有给过暖气。洪晃觉得外交部作为房东，在职责上有缺位。

 

　　洪晃想要一个说法。“当了这么多年的房东，从来不维修。这是国家财产，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国家财产？这还是文物，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文物？要不是我们家在这维修的话，这房子说不定就塌了。”

 

　　如果章含之还在世，不一定会同意上面的说法。她在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里，曾谈到过那段毛泽东“还债”给章士钊的往事：“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51号的四合院，当初送给父亲时，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

 

　　章含之还在回忆录里写道：“母亲选定51号院之后，周总理又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他请示了毛主席，这房子是送给父亲的，感谢他对共产党的帮助和合作。父亲去世后，在北京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对我的香港回来的继母和美国回来的妹妹说，51号院永远是父亲和他亲属的家。”

 

　　写完回忆录的5年后，2008年1月，章含之永远离开了这座写满她悲欢人生的四合院。

 

　　洪晃相信章含之在回忆录中写的是实情。“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姥姥最大的爱好就是拿着个小板凳，每个月坐在门口说，毛主席该来还钱了。这个房子是他还钱的一部分，是他的本金，他每月还从自己的工资里抽一部分出来，还利。”洪晃说，“我外公之所以能生存那么多朝代，用上海人的话说，就是特别识相。毛主席说送你一套房子，你不能说‘那房契呢？您是不是把这都付全了？’”

 

　　专业要房团

 

　　章含之去世的那个春节，还没出正月十五，外交部的人就来了。洪晃说，当时她去海南过年刚回来，还在收拾东西，他们就直接来家里了，“吓了我一跳”。

 

　　这次来了三个人，一个姓沈的处长，一个“谁说什么都在那狂记”的戴眼镜的小伙子，还有一个“长得像打手”。他们很专业，公事公办，也不喝水，十分钟就把事情讲完了。洪晃当时就表了态：你们拿房产证出来，赔偿维修费，我就搬。

 

　　接下来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外交部的函件。信上说：洪晃女士，经过几次沟通，我们限你在某月某日之前搬出去，我们要收这个房子，至于你所提到的补偿，将在你搬出去之后予以考虑。

 

　　洪晃也回了一封信，说同意搬出去，但补偿的问题必须在搬出去之前先谈好。“一旦搬出去了我还谈什么？后来他们又发了一个函，还是一样的东西，我就没管它。等第三封函的时候，他们说已经雇律师了。”洪晃说。

 

　　北京奥运会后，对方的律师打来电话，说“你的态度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以为你要大闹”。洪晃说，“我明显不想闹，我觉得没意思。”于是双方带着各自的律师又见了一次面，喝咖啡，说的东西还是一样。

 

　　接下来，房产证还没看到，洪晃就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她有点纳闷，不是还在协调吗，怎么突然就打官司了？“我不同意搬走，你打官司可以理解，可我同意搬走啊。我的律师说，人家觉得跟你协调就没戏，还不如赔偿，因为见面时他们一直问赔偿金是多少。我说加起来怎么说都不少于一千万吧，他们说那行，拿发票吧。我说我没发票，总不能因为这个去买假发票吧？”

 

　　再接下来就是预审，双方在法院见面。时间已经到了2009年冬天，登记护照身份证时，法官说，原来你拿的是美国护照。然后就问，补偿的话，你有没有任何房子花销的记录？洪晃说没有。于是又给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去举证。

 

　　后来实在没有证据，洪晃和律师商量，直接找评估公司评估一下算了。但法院却迟迟没有指定评估公司。又过了三个月洪晃才知道，原来是外交部还要追加被告人。

 

　　“预审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我拿的是美国护照，我没有户口，起诉我是没有用的，所以要追加被告。”洪晃现在的丈夫杨小平的户口在51号，追加上；母亲章含之当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城乡发展研究协会当主任，为了办公方便，协会的注册地址也在这里，也追加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拿到这个传票就说，太莫名其妙了。你想啊，这是外交部起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意思是，要不商量商量内部解决吧？后来听说外交部的态度好像是没门，研究中心还特逗，可能还真的帮我们修过房子，他们说有证据，有发票，那你外交部要还我们的钱。”洪晃说。

 

　　直到几天前，追加被告的程序终于走完，法院通过公证摇号，定下了评估公司，评估才算正式开始。没想到评估公司来到51号院，还是说“你把所有的装修的图纸和发票都给我”。

 

　　“这不是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吗？我就是因为没有发票，也没有图纸才评估的，再说这图纸肯定是在房东那，我就一租房子的，哪有这些？”洪晃说。

 

　　除此之外，唯一的进展就是她听说外交部手里拿的房产证是1992年的，“我不知道外交部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房契的”。

 

　　据洪晃的律师、天元律师事务所的余明旭向记者介绍，目前外交部和城乡发展研究协会经沟通，已不再追加后者为本案的被告，而是作为与处理结果有利益关系的第三人列席，此前法庭指定的评估公司认为资料不全，已经退出，法庭正在另行选择评估公司。“外交部的态度是温和的，这对案件有帮助。”余明旭。

 

　　负责审理此案的东城区法院法官孙莉拒绝向记者透露外交部方面的联系人和律师，“案件正在审理中，不方便透露具体的进展”。

 

　　胡萝卜和大棒

 

　　现在洪晃的态度是“无所谓”，她说“官司必输无疑”，房产证是一方面，而且中央还有专门文件规定类似情况的处理，“乔去世后，他的遗孀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一直到遗孀过世后，子女就必须出去了。外交部就是拿着这文件要我搬走。”

 

　　洪晃觉得自己到目前为止都还算配合，她建议政府应该考虑下租户的感情，可能的话，允许优先赎买，不过她听朋友说这个四合院值2亿元时，就断了这个念头，“那可无论如何买不起”，虽然她有“妈妈留下来的徐悲鸿的画”。

 

　　“我的教育和我的家教告诉我，第一，物质的东西是不值得你付出这么多的；第二，不属于你的东西是不应该和别人争的。人家有房契，你争什么啊争？”

 

　　洪晃说，母亲章含之从前也从未想过有这么一天。“我妈参加工作50年，在外语学院也好、外交部也好、国务院也好，从来没有分配到一套房子。单位分房子大家都抢来抢去的，所有人都说，你们家不是有史家胡同51号吗，你还来占名额。我妈也说，我们家不是有51号吗，她的那个名额她从来都是放弃的。”

 

　　但到了后来，老太太的想法也有了变化。“我妈去世之前问过我，要不要办一个章士钊故居啊？我说千万别，这事儿挺复杂的。”洪晃问过郭沫若的女儿，对方说“这就是在各个部门之间求爷爷告奶奶的事”。

 

　　预审时，外交部曾表示，按照章含之的级别，可以给洪晃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洪晃当时在微博上说“120平方米不够”。但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对，“这事跟要维修费没关系”，而且第一没给地址，第二没给钥匙，第三也没说什么时候给。“房子在哪呢？要是在保定的话，我怎么住啊？”

 

　　“我觉得他们是一方面给你一个胡萝卜，一方面拿一个大棒子。我完全可以不给你。你一个老美，有什么权利拿你公务员妈妈的120平方米的大房子？这是我白给你的胡萝卜。然后一边说吃完这个胡萝卜给我滚蛋，大棒子下来就该起诉你了。”洪晃说，她宁愿挨大棒，也不吃胡萝卜。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红二代讨房纪事 将军女儿捍房记

　　恩赐的产权

　　史家胡同51号

　　杨建顺：不要对未来过于焦虑

 

杨建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

 

　　南都周刊：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物权法》，但我们注意到，在涉及几十年前的物权纠纷时，即便是很多有影响的名人，仍然败了下来。

 

　　杨建顺： 这是国有化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来处理，不能用如今的《物权法》予以解决。因为这个事情涉及的不是物权法，也不是行政法，而是政策。世界各国如果遇到国有化，也就是国策性的转变，都不能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解释，只能作为统治行为，或者政府行为，或者政治行为，或者国家行为。这些都是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的。

 

　　这一点上，大陆法系和判例法系，在国有化对于私人财产的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许可法》规定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由于法律法规的变化，结果改变了当时行政许可的合理合法性时，应依法予以补偿。现在美国都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在这方面的权利保障比美国还进了一步。

 

　　南都周刊：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名人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如何保障几十年后自己的房子不会被收走？

 

　　杨建顺：我们国家的所有制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其他国家土地私有，一旦买下来就有了物权的保障了。我们国家土地的所有权与房屋的所有权是分离的，这不是《物权法》能够解决的。国家政策还是要首先有具体的策略架构，然后才是制定法律。

 

　　《物权法》解决的是七十年的所有权问题。我们所有的是房屋所有权和房屋所在土地的使用权，对房屋来讲，我们的所有权是绝对的，但是对于土地我们有的只是使用权。土地的使用者和土地的所有者，谁的权利更大呢？当然是土地所有者国家的权利更大了。七十年后怎么办呢？它不能解决，也只能到时再说。

 

　　《物权法》出台时，人们非常高兴，为此兴奋。可以看出《物权法》已经对公民的财产作出了具体的保障，制定了相应的程序、纷争解决的手段，虽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这个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尽管我们的权利比不过土地所有者，但是我们的权利也是不可以被忽视、被侵害的。到时候会有折中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另外，房屋产权与很多因素相关，绝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七十年后，我们的房产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相结合的重要话题。

 

　　南都周刊：很多人觉得《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先征收再补偿，与《物权法》先补偿再征收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认为这是个不好的苗头。

 

　　杨建顺：这种想法是误解，其实《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并没有拧巴的关系。

 

　　通常，人们把《物权法》涉及的问题理解为民法的问题，而民法包括《侵权责任法》没有考虑到公法的因素。《物权法》第42条仅仅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收或者征用不动产，并对财产进行补偿。这实际上是对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延续。不同在于，《宪法》修正案指出了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民法修正案渗透这一块，但是又没有研究。其实《物权法》应该就征收和征用问题，成为2004年《宪法》修正案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补偿的法律，但它并没有成为这样的法律。

 

　　《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主要是跟《宪法》修正案有冲突，因为《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是法律。现在征收这一块还没有法律，为了合法化，针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这一块，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先由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有了这样的授权，就已经合法，就跟《物权法》没有矛盾了。

 

　　有人会误解，认为《宪法》修正案说的是要先补偿再征收，而《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则是先征收再补偿，其实《宪法》修正案并没有说要先补偿再征收，只是说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也没有说先征收再补偿，只是在协商不成时可强制拆迁。这是任何国家都有的。强制的制度，需要明确它的标准、程序，实在执行不下去的时候都需要强制执行。但是强制执行要尽量避免直接冲突。比如在日本，就废止了《行政执行法》，制定了《行政代执行法》。

 

　　实际上在房屋拆迁方面最大的问题是补偿标准，如何将之标准化、合理化，体现公平与正义。我们不可以为了一己利益就阻碍城市化进程。也不能说城市化就是现代化，就需要拆迁，要房改就拆，拆了也不补偿，这些都不行。只要符合公共利益，符合拓展公共空间，拆是可以的，余地在于应该给予充分的补偿。我一直提倡按照市场价+α变量，应该保障你拆迁以后不能低于拆迁以前的生活水平。

 

　　南都周刊：现在我们的政策有很多 “打补丁”的情况，会不会造成新的历史遗留问题？

 

　　杨建顺： 我们之前欠账太多了，才导致如今的被动。只要我们依法渐进地推进，历史问题会越来越少。当下的事情当下解决，不要总是欠账。历史遗留问题通过有关渠道解决是最好的，但我一直强调的是一定要依法推进。如果哪个领导人想到这样好这样做，另一个领导人想到那样好那样做，尽管主观愿望可能都是好的，但一定又会留下历史问题，给将来留下麻烦。现在很多人、很多地方搞创新，把制度抛诸脑后，这很危险。

 

　　（实习生蒋丽娟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红二代讨房纪事 将军女儿捍房记

　　恩赐的产权

　　史家胡同51号

　　杨建顺：不要对未来过于焦虑

　　南都周刊年度第34期封面：网购新战场

 

　　1亿网购者支撑起的2000多亿网购市场，不再淘宝一家独秀。今年伊始，团购网的异军突起，打破了传统C2C和B2C的网购格局，也随即改变传统“宅在家”的网购消费习惯。“百团大战”、“千团大站”，团购的时兴背后，是网购的升级之机，而关税新规带来的压力、货不对板的诚信拷问，将是网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秒杀和团购异军突起，掀起新一轮的网购热潮；进口关税新规的实行，给代购行业带来新的挑战；鱼龙混杂和货不对板，也使这个市场面临诚信考验。网购这种生存方式，到了该审视和升级的时候了。

 

【封面报道】网购新战场
【封面报道】百团大战
【封面报道】一罐明治奶粉的网络路线图
【封面报道】能团的，许多多都团了
【封面报道】十位名人购与不购
【封面报道】代购买手的新烦恼
【封面报道】网购，洪水猛兽

【视线】第三性：泰国的Ladyboys
【特别报道】港殇/杀手门多萨
【社会】夺命航班
【健康】迟来的通报
【国际】最高级俱乐部

【人物】余光中:乡愁之外
【人物】布什家族的绩优潜力股
【财智】全民皆凡客
【文化】六六：我也是良知的一部分
【生活】品酒会明月入杯对酒当歌
【设计】3D是个筐，时尚也来装
【身体】不吃小龙虾，横纹肌就不溶解了？

【专栏】毕然：贫富混居遭抵背后的断裂现实
【专栏】茅于轼：再说经济适用房会推高房价
【专栏】薛涌：美国的“小升初”
【专栏】木子美：同为灾难的人质
【专栏】二毛：有文化的猪头

 

深圳深南大道风景。摄影_与风同行

 

　　当亚当和夏娃，刚被领到各种从未见过的事物面前，他们该怎么命名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当秦朝的子民穿越到互联网时代，又该怎么面对各种他们眼中的怪诞行为？当封闭已久的中国民众，突然遭遇广大新世界的时候，他们又是要如何归纳各种新奇的现象？

 

　　语言，需要语言。面对新事物，人们除了尴尬或恐慌，最下意识的行为大概就是创造新鲜词汇，以同他人交流，并消除各种不适。

 

　　语言是一个中介，连接着外在世界和内在心灵。人类意识通过语言来表达，社会通过语言来建构。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语言，我们可以理解某个人的意识；分析语言，我们可以解释人们之前的交往形态；分析语言，还可以区分族群、区分时空、区分不同年代的生活和精神。

 

　　西方素来有种说法：“民族语言即是民族精神。”同样，现代语言则是现代生活的内核。想要认识某个部落文化，得去研究部落的语言风格；想要理解一个时代，也要去发现其中词汇句式。那么，要明白社会如何变迁，就可以去查看，哪些词汇突然出现了，哪些词汇倏然无影。

 

　　赤道的人民，没有雪这个概念；唐朝时期，没有飞机或是民主的说法，五十年前的中国，也用不着微博或是火星文这样的名词。只有面对新事务，才会不断有新词产生。

 

　　新词，在定义来说，是人们需要对新出现的现象、事物、观念给予抽象归纳并进行交流，应思维与交流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变迁越快的社会，其新词的产生量也就越大；发展越是超前的领域和区域，其贡献的新词也会最多。所以，就方法论而言，数据图表和规章制度可以折射变迁，言语词汇照样可以映照世界。

 

　　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在回顾这30年深圳发展的时候，《南都周刊》便借用新词这个小工具，试图以深圳制造的30个新词折射深圳30年的改变。作为改革先锋，它对中国大地形成了什么样的冲击？作为中国城市的试验田，它引领了中国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潮流？

 

　　当然，若将方法论略加延伸，有心的读者朋友或还可以根据新词的数量去分析探讨：在哪些方面，深圳带来的影响最大，部分领域是否已经滞后？在哪个时间段，深圳改革的力度最大，如今的脚步是否已经放缓？

 

　　一叶可知秋已深，一词可辨世道改。新词可以用来看深圳，深圳可以用来观中国。回顾深圳的过往，不仅仅是对这座城市的注目，也是在刻画着中国改革的记忆，寄望着未来深圳以及中国更好的转型。

 

　　一座城市如何改革，一个国家如何变化。30年，30词，或我们已从中管窥。

 

【本期特别报道导读】

　　30年30词之时政：窗口 直选 拓荒牛 蛇口风波 南巡 行政三分

　　30年30词之文化：春天的故事 读书月 微缩景点 桥头堡

　　30年30词之社会：中英街 深圳速度 边防证 打工仔／妹 二奶村

　　30年30词之商业：炒鱿鱼 供楼 深市 地王 山寨

 　　专题文字：庄丰 那五

 

2004年，一名打工妹在邓小平像前留影。摄影_余海波

 

　　30年30词之时政

 

　　窗口

 

　　释义：“窗口”一词，定格了深圳留在历史上的最早的形象。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从那一天起，深圳便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里头的人发现了外部世界的纷纭，外头的人看到了中国开始改革的一块试验田。中国从此不再被封闭的坚墙包围。30年后，门户开放的中国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特区的“窗口”意义，慢慢淡出历史舞台。

 

　　点评：一间铁屋，若不开窗户，则昏暗抑闷。一个国家亦然。

 

　　直选

 

　　释义：1983年4月，成立才3年的特区出现了一场“直选”的民主试验，发生地为“特区中的特区”——蛇口工业区。第二届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由直选产生，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随着管委会主任袁庚在1992年离休，工业区的头头，又恢复了由“婆婆”指派的委任制。但民主的需求一直在特区生长，1993年10月，深圳宝安区沙井镇蚝二村的村民，用一张白纸直选村干部，开创了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先河。“直选”作为一个对当时的国人而言还很陌生的概念，已经成为深圳人真实的生活体验。

 

　　点评：相对于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速度，深圳的直选试验，还可以加快步伐。

 

　　拓荒牛

 

　　释义：在深圳，最著名的雕塑是“拓荒牛”，这一于1984年落成的铜雕，被寓意为深圳精神的象征。雕塑家潘鹤最初的创意，是“开荒牛”，特区从无到有，“杀出一条血路来”，体现的就是“开荒”精神。之后“拓荒牛”变意“孺子牛”，出自当时的深圳市长梁湘：“人民公仆就是人民的牛，人民的孺子牛。”但在深圳人的认识里，“拓荒”的意象最深刻。深圳30年的繁华，就是拓荒拓出来的。

 

　　点评：中国改革开放已逾三十载，还有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横陈在前，“拓荒牛”不能停下来。

 

　　蛇口风波

 

　　释义：“蛇口风波”由1988年三名“青年教育专家”与70多位深圳青年的思想碰撞所引发。现在的年轻人已不知李燕杰为何许人，二十多年前，李燕杰的名气不亚于李连杰，在全国各地到处演讲、座谈，以充当“青年的精神导师”为己任。可是，这名昔日深受单纯而迷茫的青年欢迎的“青年教育专家”，1988年却在深圳蛇口碰到软钉子。

 

　　当年，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与70多位蛇口青年座谈，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带生活的蛇口青年对三人的说教感到不满，双方发生了争论。两天后，一名随李燕杰南下的人整理了一份蛇口青年的发言材料，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向中央打小报告。“蛇口风波”就此爆发。

 

　　所幸经过近10年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风头正劲，《蛇口通讯报》、《羊城晚报》、《中国青年报》等先后刊发报道，就“蛇口风波”展开讨论。《蛇口通讯报》勇敢地将教育专家与青年之间的分歧，定义为“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蛇口，成了李燕杰们的滑铁卢。

 

　　点评：只有在一个将成年人当成精神儿童喂养的地方，才可能出现所谓的“青年精神导师”。

 

　　南巡

 

　　释义：1984年，世界并不像政治寓言小说家奥威尔所说的那样，在中国甚至是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当年深圳的实验备受争议，保守主义者莫名惊诧：“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这一年年初，邓小平决定去深圳看看，是为第一次“南巡”。他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改革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从深圳传导至全国。人们后来把这一年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一批至今仍为中坚力量的公司在这一年诞生。

 

　　当时间来到1992年，中国的前程又是彷徨与迷惑之时，邓小平再次“南巡”深圳，推动改革进程。至此，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是官方与民间达成的共识，领导讲话也不成文地成为推进改革的一种方式。2010年8月，温家宝考察深圳时向邓小平铜像献花，改革再一次被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点评：正如温总理所说：“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

 

　　杨青天

 

　　释义：“杨青天”是深圳市民送给杨剑昌的光荣称号。30年前，一介布衣杨剑昌举报所在公司漏税、医院走私，如同一位孤胆斗士；20年前，杨剑昌成为一名基层公务员，“黑脸”端掉了深圳的黑矿泉水、黑炼金厂；10年前，杨剑昌当选为深圳市人大代表，每年提交数十份议案建议，为民请命。这是一个混合着传统青天情结与现代公民意识的标志性人物，即使在深圳这么一个既保守又创新的政治空间上，也显得有些卓尔不群。

 

　　点评：还是叫他杨剑昌吧，一个有担当的公民。

 

　　深圳，你被谁抛弃

 

　　释义：当深圳青年呙中校在键盘上敲下这七个字的时候，他想象不到自己的文章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抛弃论”大讨论，并促成了他与时任市长的于幼军会面。当年呙中校在一家金融公司做金融分析，深圳金融业的低迷让呙中校深为感触，2002年11月16日，他将万字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放到网上，从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国企改革、政府效率、治安、城市环境等多方面直指深圳发展积弊。一石激起千层浪，“抛弃论”不仅在深圳坊间庙堂热议，也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其时，深圳在经过20年高速发展之后，特区的华丽慢慢褪去，而中国已经“入世”，特区不再特，深圳该何去何从？深圳人感到焦灼。

 

　　而从80年代末的“蛇口风波”到新世纪的“抛弃论”，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时代嬗变曲线：昔日务虚的观念之争换成了具体的利益分配政策之争。这也是30年中国社会变迁图景的缩影。

 

　　点评：“抛弃论”开启了网络时代草根问政的时代阀门。

 

　　行政三分

 

　　释义：“行政三分”是深圳在2003年提出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即在一级政府管理系统内部，将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适度分离，并在运行过程中使之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行政管理体制。但是深圳的这项改革，除了贡献了一个新名词、一种构想，并无实质的动作。此前，1988年提出的“行政主导+立法委员会”的政改也无疾而终。这个以经济特区立市的城市，经济改革一直敢为天下先，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则一直谨小慎微。

 

　　点评：温家宝总理近日在深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值得期待。

 

　　竞选

 

　　释义：深圳人将悬空的“竞选”概念变成了落地生根的实践。2003年4月，肖幼美参选深圳罗湖区人大代表，在所属选区内贴出了新中国个人参选的第一张海报，此后，在深圳南山、福田等区级人大代表选举中涌现出了吴海宁、王亮、叶原百等一大批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并引发全国人大关注，最终促成《选举法》修订。

 

　　点评：来自民间的创造力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空间的拓展。

 

1997年，深圳的歌舞厅。摄影_朱宪民

 

　　30年30词之文化

 

　　春天的故事

 

　　释义：1992年春天，南方一条《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强大信息像长着翅膀一样飞遍大江南北，远在黑龙江的蒋开儒受此震动，南下深圳，创作了《春天的故事》歌词。这首描述邓小平和深圳故事的歌，后来传唱天下，几乎成为全国认同的非官方深圳市市歌。

 

　　点评：在改革开放陷于停滞的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又一次充当了“再出发”的急先锋。

 

　　读书月

 

　　释义：“读书月”是深圳人首创的文化狂欢节，由深圳市委市政府于2000年创立，时间为每年的11月1日至30日。读书月活动包括读书、换书、赠书、征文、绘画、书法、摄影、设计、辩论、话剧、讲座、朗诵、研讨、调查、展览等。读书月的形式随后被其他城市借鉴。

 

　　点评：一个缺乏文化历史堆积的城市，需要用更多的书籍垫起它的文化基座。

 

　　微缩景点

 

　　释义：作为一个从小渔村发展而来、毫无旅游文化资源的都市，深圳硬是“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了引人注目的人造景观—微缩景点，其代表作包括世界之窗、中华民俗文化村。

 

　　点评：深圳人改变了景观的定义。

 

　　桥头堡

 

　　释义：“桥头堡”之说首创于余秋雨先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余秋雨频频前往深圳指导文化工作，每每语惊四座，1995年他说“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1996年又说“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1997年再提出“深圳最有资格做总结20世纪文化的事—掌握20世纪中国文化的结算权”。但这些观点受到很大的质疑。坊间更相信深圳是“文化沙漠”。虽然深圳老早就有改革“试验田”、开放“窗口”之称，但深圳的创新基本上只体现在经济领域与市民生活方式上，文化“桥头堡”的大帽子，与深圳的文化脑袋还不匹配。一个城市，经济可以一夜之间起飞，但文化的积累需要过程，更需要足够包容的胸襟。如今朱清时先生领衔打造南方科技大学，显示了深圳建设现代大学学制的野心，但现在看来，朱先生面临的困难可能超乎预想。如果连一座合乎现代大学品质的高校都未建立，谈何充当文化“桥头堡”，又谈何建立“深圳学派”？

 

　　点评：深圳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1984年，中英街上的服装商贩。摄影_朱宪民

1994年，深圳新一代贵族外出打猎。摄影_余海波

 

1993年，深圳车公庙食街。摄影_朱宪民

 

　　30年30词之社会

 

　　中英街

 

　　释义：深圳沙头角镇有一条商业街，为“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界碑所在，故名“中英街”。深圳特区成立之初，中英街简直就是中国人的“购物天堂”，能到中英街淘几个国外产品，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其后，随着内地市场日益繁荣，中英街上几乎所有商品都可以在内地买到，中英街开始走向沉寂。内地经济的发展也使得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更加紧密，过去是“无香港不成深圳”，如今则是谁也离不开谁。中英街的港深握手，已经演变成“深港都市圈”的大格局一体化。

 

　　点评：香港的法治、文化创造力与市民社会建设，仍然值得内地人虚心学习。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释义：1982年，深圳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誉为“知名度最高，对国人最有影响的口号”。如果以这句话作为界点，可以发现它演绎了中国社会的价值理念的变迁。

 

　　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是富兰克林《致青年商人》一书。富兰克林是一位新教徒，他所持有的对工作、财富和效率的态度，就如马克思·韦伯所阐释的，是促进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现在的历史学家对明朝晚期“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却没有兴起资本主义叹息不已，这一遗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文化的推动。而新教影响下的新兴国家则开始跨越式地发展。恩格斯后来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中也说过“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但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的重视，直到深圳经济特区出现。

 

　　蛇口工业区领导人袁庚当年代表招商局赴港签署合约，受到港人周末抢时存款的启发，回来便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引起强烈反响。从蛇口到整个特区，进而风行全国，引发和振动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和财富观念，并成为全国各地行动的一个圭臬。

 

　　点评：这或者可称为“深圳伦理”，它促进了“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兴起。

 

　　深圳速度

 

　　释义：能很好地证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就是“深圳速度”了。

 

　　1984年3月15日，新华社报道，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创造了3天建一层楼的纪录，标志着我国超高层建筑工艺及速度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实，建筑工艺并非突然之间就提高了，而是工作方式改变了，并且还是很简单地改变了。在那个狂飙时代，追求效率与速度有着信仰般的力量，人们甚至都没时间来考虑“我们是否走得太快，以致灵魂跟不上了”这样的问题。

 

　　点评：“深圳速度”体现的不仅是行政办事效率提高，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上午领证下午就提出离婚，30年来最大的变化之一，便是中国人失去了闲暇。于是，有媒体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急中国”。

 

　　边防证

 

　　释义：很长一段时间，每一个进入深圳特区的人到了边境检查站，就有一个表情严肃的武警同志过来检查，如果没有“边境通行证”（俗称“边防证”）或是假证，对不起，请你下车走一趟。入深圳要办证，去中英街购物也要办证（凭特许通行证进出）。

 

　　点评：在深圳撤关的热议声中，“边境通行证”、“边防证”成为历史名词。有好事者统计，一个中国人一生要办80多个证。能够少办证无疑见证了社会的发展。

 

　　暂住证

 

　　释义：1985年，深圳特区在中国内地率先实行暂住证制度。这也成为深圳移民文化的一个象征，它让初到深圳的外来人口拥有了暂时居住的权利和一个身份。暂住证制度随后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流行开来，成为特定时期的人口管理方式。2008年，深圳实施居住证暂行办法，率先探索科学的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目前在许多地区居住证已经替代了暂住证。

 

　　点评：一纸户籍附着了多少辛酸，人们曾经这样表达情绪：“愤怒的户口”。

 

　　打工仔／妹

 

　　释义：1992年，中国内地第一部打工文学作品《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出版，安子曾是他们的代言人。在深圳特区建设历程中，外来工是一群不可忽视的建设主力。许多不甘寂寞的热血青年，在改革大潮裹挟下从内地来深求职。他们当中有农民、工人、技术员、工程师、教师……几乎包含了特区所需要的从低级到高级的所有门类、所有层次的劳动力。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新群体，他们的出现推动了合资、民营等经济体的发展。此后，“打”也成为一个词缀，“打卡”、“打工皇帝”等都不时挂在人们嘴边。

 

　　点评：从打工仔／妹到外来工，称谓的改变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历程，也体现了社会对个体的尊重。

 

　　移民潮

 

　　释义：1982年隆冬，100多节军车满载两万名奉命集体转业的基建工程部队官兵来到边陲深圳；与此同时，全国10万建筑大军南下会战深圳；1989年，百万劳工下深圳，更形成了特殊的移民潮，深圳也成为聚集打工者最早的城市之一。作家朱健国也是其中一个，他说“深圳移民”大抵属于三种人，一曰淘金者，二曰逃情者，三曰逃难者。就像乘坐“五月花”号抵达北美的那一帮人，他们构成了一个新兴而具强大活力的移民城市。

 

　　点评：早些年人们常说，深圳是个无根的城市。随着第二代第三代的出生，登高望故乡的情怀逐渐淡去，自然反认他乡是故乡。

 

　　老板

 

　　释义：初到深圳，哪怕去小饭馆吃饭，一进门，服务小姐就会甜甜地问一声：“老板，吃点什么？”而在东北，“老板”的称呼则变成“哥”。

 

　　一块板转砸死十个人，九个老板一个马仔。这一当年的戏谑之语，多少反映了深圳这座创业之城的特色。当老板是打工者的理想，也是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的人们追逐的目标。这种冒险、创业文化创造了无数的深圳奇迹。

 

　　“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企业，几乎都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我那时也是投机高手，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和王石一样从小买卖做成大老板的人还很多，其实王石才应该宣称“我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并且复制了无数个。

 

　　点评：称“哥”的背后是乡土、宗族或者江湖的观念，称呼客人为“老板”的背后则是市场的观念。

 

　　二奶村

 

　　释义：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讲，“二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职业，这个发端于深圳的职业几乎没有上升空间，其遵循的一个准则是：想当“大奶”的“二奶”不是好“二奶”。

 

　　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位于罗湖的一些楼盘，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甚至一些城中村，因为低廉的房租也成了“二奶”们的聚居地，这些村因为“二奶经济”兴盛起来，成了不少猎奇者的旅游目的地及作家们寻找灵感的地方。

 

　　后来，“二奶”向高端化发展，歌星影星、大学生亦加入这个群体，“二奶”这个职业也发生了转化，成为权力寻租的中间人。如果没有几个“二奶”，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有钱人或者官员。

 

　　点评：曾经的““二奶””群体还被视作有伤风化，而如今她们的非婚生子女已成为社会问题。

 

　　小姐

 

　　释义：一些词在深圳是不能随便称呼。比如“小姐”。与“二奶”相比，“小姐”这个职业可是自古有之，还曾经无限风光，留名青史于艺坛、政界。“小姐”在内地消失了几十年。连商品都不能交易，何况是性？改革开放，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兴起的，自然包括了“小姐”这个职业。曾有经济学家说堵车、腐败是经济繁荣的象征，其实他最应该拿来当做繁荣象征的是“小姐”。

 

　　点评：“小姐”的风光彻底被“二奶”抢去了，知名的“二奶”多了去，但知名的“小姐”大概只有北京“天上人间”的梁海玲。而深圳，在起到领风气之先后，风月场的风头早已被内地的城市盖过。

 

　　下海

 

　　释义：上个世纪90年代，“下海”一夜间变成时髦动词，专指体制内工作人员从事商业活动。深圳特区无疑是“下海”者弄潮的最理想去处。自90年代初期起，大批的文人、学者、科技人员南下深圳创业，出现了人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蔚然景象。深圳最知名的“下海”者，大概要属39岁即官至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副市长的叶澄海。他1985年下海，创办的企业登陆创业板后，如今身价亿万。

 

　　点评：放弃稳定、优裕生活转向未知的奔波前程，从积极意义上来讲，下海恰恰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成功的最有力证明之一。

 

　　无人售票

 

　　释义：1992年11月，深圳公交巴士在内地首次试行无人售票，来自香港的郑女士往投币箱投下整整50元港币，她后来投书香港《东方日报》时说：这一改革，是内地追求城市文明的重大标志之一。

 

　　点评：市民精神的养成，从一点一滴开始。

 

深圳发展中心大厦前，青年步履匆忙。摄影_孙海

 

　　30年30词之商业

 

　　炒鱿鱼

 

　　释义：1980年，深圳率先突破固定用工的传统体制，实行双向选择，确立了劳动合同制和配套制度。打破“铁饭碗”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引起阵痛，“炒鱿鱼”即是这一转型过程的见证。

 

　　此后，1983年，《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出台，深圳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实行劳动用工合同制的城市。1987年，深圳首届劳务交流服务大会举办，开创中国内地“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市场就业服务之先河。

 

　　点评：炒鱿鱼如今已是一个中性词，更多的时候，是老板被炒鱿鱼。

 

　　供楼

 

　　释义：1985年4月，建设银行在深圳率先开办了楼宇按揭贷款服务。这让许多深圳人率先在全国圆了买房梦。早在1980年，蛇口工业区便启动了职工住房商品化改革，迈出内地住房制度改革的第一步。随后，诸如商品房、物管、房地产中介、业委会等这样的词汇从深圳逐步走进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点评：“房屋是商品”的观念从深圳走向全国，终于，得市场风气之先的深圳屡屡拔得内地房价最高城市头筹。

 

　　深市

 

　　释义：这是最不可回避的一个与深圳有关的词汇。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成为中国内地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早在1983年7月，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发行，深圳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2004年，中小企业板在深圳设立；2009年，创业板开市交易。如今，深市与沪市已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从当年要发挥榜样带头作用买股票，到后来的股疯，再到如今全民投资。资本市场的开放，向人们敞开了一扇财富大门。1992年8月9、10、11日深圳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发生风波。据媒体报道，当年8月5日，深圳一家邮局收到一个35斤重的包裹，里面全是参与申购新股的2800多张身份证，认购当天从广州到深圳的火车票从30元涨到300元。

 

　　点评：回眸中国资本市场历程，套用狄更斯的话，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地王

 

　　释义：1996年，深圳信兴广场竣工，成为当时亚洲第一高楼、世界第四高楼。而由于所占土地是当年深圳土地交易最高价格，被称尊为“地王”，信兴广场也被称之为地王大厦。从国贸到地王，两大标志建筑物，前者代表了深圳的80年代，后者象征着深圳的90年代以及21世纪。它够高够贵够瘦够高档，成为深圳的第一路牌。

 

　　如今的“地王”，涵义早已嬗变。随着中国楼市一直居高不下，地价随房价只涨不降，地价记录屡屡被刷新，这些创纪录的高价地被人们称为“地王”。

 

　　点评：地王大厦早已不敢号称是第一高楼，以土地交易价格而言，“地王”之称也早就名不副实了。一个楼市词汇，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变迁以及背后的社会众生百态。

 

　　山寨

 

　　释义：有人形容，深圳是一个山寨城市。与其说这是一种揄揶，不如说“山寨”一词的确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深圳的城市精神。山寨是复制，也是创造，更是对既有模式的颠覆。当深圳人将世界与中华名胜复制并浓缩于小小园区之内，他们的山寨精神已经显示出来。这个平地而起的城市，本身就像是一座局部复制国外大都市的山寨。山寨成就了深圳，比亚迪以山寨形态在一堆洋品牌汽车中如同异数般生存下来，大芬油画村将复制艺术品做成文化产业基地，山寨手机成了深圳的“土特产”。

 

　　点评：如果有先进的模式与经验摆在那里，山寨即意味着进步。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

 

　　8月27日是黄万里先生逝世忌日，关于黄先生，我想说点什么，说点跟自己的身份—一个学院知识分子有关的话题。

 

　　说起来，黄万里先生跟现在中国的多数教授身份差不多，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拿着政府的工资，做着技术性的事务。虽然，他比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专业上都优秀，但在身份上，并无本质的区别。我常想，如果今天再出现黄万里先生当年讨论修建三门峡水库那样的情况，还会有人站出来提出异议吗？我敢肯定不会，就是有人明白这个水坝不能修，也绝不会公开反对，连私下表达异议都没有可能。君不见，当今之时，已经没有被扣政治帽子的可能，更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机会，一个个的专家论证会，尽管论证的玩意很可能荒唐透顶，有谁会说半个“不”字呢？没有，看在同僚的面上，看在领导的面上，更看在高额的评审费的面上，评审组织者要什么，领导要什么，专家就说什么。

 

　　黄万里先生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他的骨气，事实上来源于两个东西，一是作为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二是他的责任心。而后者，尤为重要。作为前者，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可以没有政治立场，但必然会尊重科学常识，尊重试验数据，不能违背自己的学识，不尊重事实而说违心的话，尤其不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说出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家的研究告诉他这个东西是白的，那么无论在多大压力下，他把它说成黑的，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良心上的折磨。我相信，当年看出三门峡水库问题的水利科学家不止黄万里一个，而违心同意苏联专家意见的人，包括后来论证亩产万斤成立的人，内心一定有某种煎熬。但是，真正能站出来说不的人，却只有黄万里一个。

 

　　我们可以说，黄万里先生作为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公子，其所受的教育特别好，他的留学经历告诉我们，他的科学素养特别的棒，因此他的职业道德感比别的人更加强。但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刻意报国的科学家，他对于民族和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百姓，有着更大的责任感。在当时政治正确的高压下，恪守职业道德，可以选择沉默，也可以选择发表意见后再沉默，但是，他选择的却是抗争，固执地坚持己见。由此而贾祸，在别人看来，的确是太傻了。

 

　　从来有责任心、有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心的人，都是傻子。舍身求法者，为民请命者，都是傻子。一部历史，如果都是见风使舵之辈，都是功名利禄之徒，都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家，那么，历史将变得非常的乏味，非常的无聊。即使人人的身段都非常柔软，手腕都非常的高明，斗得非常精彩，依旧是乏味和无聊。有了傻子，历史才像画龙点上了睛，生龙活虎。尽管历史上的傻子，个个都命运悲惨，但一个民族的历史，却因此而值得称道。

 

　　严格说来，没有人能做到完全的无私，但是，如果有了为百姓、为民族、为国家的责任心，就可以做到无私，把个人的成败利钝放在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先生是一个无私的人。之所以无私，就是因为他的责任心特别重。当然，反过来，跟黄万里同辈的科学家们，不见得没有职业道德，也不见得没有责任心，但是，为何很少有人能做到跟黄万里一样呢？

 

　　对此，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为何科学家没有一个充分表达意见的场合？为何在科学问题上，还要服从政治目的，让政治压倒科学，让政治家的意志压倒科学家的专业判断？进而把科学上的不同意见变成政治异议，把发表科学异议的科学家打成“右派”。显然，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是应该好好反思的。

 

　　到今天，政治高压应该不那么严酷了，但来自行政和商业利益上的干扰，依然影响着科学的判断。瞎指挥，依旧盛行，所谓的“交学费”现象，依然日复一日地在中国的土地上重复了再重复。像三门峡水库这样的“学费工程”，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耸立起来。更加严峻的问题是，科学家们，既没有了职业道德，也没有了责任心。一个个垮掉的工程背后，都有专家的设计论证，但垮掉之后，只消同样一批人再论证一次，证明跟设计无关，跟验收无关，就完事大吉。很少见过有科学技术人员，为了垮掉的工程承担责任的。既然没有了责任，人人都乐得拿钱论证，拿钱消灾。

 

　　不能说现在的科学技术人员，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专业知识，缺少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更缺少的，是一种作为这样一种身份的人的灵魂，一种不可缺少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也许，从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开始，这样的缺失就开始发生了。

 

蓝鳍金枪鱼

真实的捕捞现场。 

在全球最大金枪鱼交易市场、日本东京筑地（tsukiji）鱼市，一条普通的蓝鳍金枪鱼卖到2万至3万美元。

 

　　它们就像精密仪器，依靠半月形的薄尾快速颤动来形成推进系统，利用新陈代谢的热量使自身的体温远高于周围的水温，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穿越北极的冰冷海域。这种异常健美的鱼，人类只愿意在高档美食中享用，却没有国家愿意给它们承诺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六月四日清晨，在马耳他南部的国际海域，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和极地曙光号在地中海的蔚蓝海面上放下了八艘Zodiac快艇和小艇。艇上的示威者们头戴安全盔，手举DayGlo荧光旗和胶合板盾牌。绿色和平的观察直升机在半空盘旋，小艇驾驶员们踩下油门，带着这支小舰队向前飞驰，去阻止一场在他们眼中令人震惊的环境犯罪。

 

　　那天游弋在这片水域的是一群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如果制作成寿司，这种金枪鱼会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海产品之一。这种鱼很有规律地往返于美洲和欧洲之间，它的两个种群都已经被过度捕捞。墨西哥湾是已知的两个大西洋蓝鳍金枪鱼产卵地之一，英国石油（以下简称BP）的原油泄露事件让蓝鳍金枪鱼的处境雪上加霜。据估计，这种处于生态危机中的金枪鱼在北美的种群数量只剩下9000条左右。用它们制作上等的otoro（寿司用语，指金枪鱼的多脂腹部）寿司，只够全纽约每人咬上一两口。数量一直超过北美种群的地中海蓝鳍金枪鱼种群也已经大幅减少。事实上，大多数捕捞地中海蓝鳍金枪鱼的行为都包括围网野生幼鱼苗以扩展金枪鱼牧场。这也是绿色和平在马耳他外海开展行动的原因：一艘法国捕鱼船将要合法地捕捞一整群的金枪鱼，其中多数无疑都是幼鱼苗。

 

　　34岁的英国人诺尔斯负责协调这次干预行动，他在电话中提到了这次行动的策略。“这些捕鱼作业包括一艘巨型的围网船和一艘小快艇。”诺尔斯说。围网是工业捕鱼船队使用的一种渔网。这么叫的原因是因为用它捕捞鱼群与老式钱袋装大堆硬币的方法有些类似。“快艇拖着渔网的一端包围金枪鱼，然后把这个捕捞圈差不多封闭起来。”诺尔斯解释说，“这就是关键的干预点。也是我们肩负强烈道德使命的部分。”

 

　　但当Zodiac快艇接近Jean-Marie Christian VI号法国捕鱼船时，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不出诺尔斯所料，法国围网船派出快艇，开始拖网包围金枪鱼群。在看见绿色和平的Zodiac快艇之后，船长立刻发出求救信号。“Mayday！”他用无线电大声呼喊，“有海盗攻击！”其他捕鱼船收到信号后随即赶来救援。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们通过VHF无线电设备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宣称他们是在进行一项“和平行动”。

 

　　在其中一艘Zodiac快艇上坐着绿色和平20岁的赫维森。他试图让驾驶员将快艇驶向渔网，以便将菊花链串接的沙袋扔到渔网浮边上，让蓝鳍金枪鱼借此逃生。但赫维森还没来得及把沙袋扔出去，一艘法国捕鱼快艇就撞上了他乘坐的船。紧接着赫维森的腿就被拖向船头。“我开始以为是被套索绊住了，”在伦敦一家医院病床上的赫维森回忆说，“然后我低下头去看。”试图刺穿Zodiac快艇的渔民把一个绑着绳子的三叉抓钩掷入艇中，钩子从赫维森的小腿腿骨和肌肉之间穿过。（绿色和平后来向法新社通报情况时引用了捕鲸抗议者的老话，就是赫维森“中叉了”。）

 

　　“我的腿！我的腿！”赫维森用法语大声喊叫，想让那个渔民松开抓钩上的绳子。据赫维森说，那个渔民先是放松了绳子，但考虑了一下之后又把绳子拉紧了。最终，赫维森借助了绳子的弹性才将抓钩挣脱。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诺尔斯说，拿着鱼叉和尖木棍的渔民击沉了另一艘Zodiac快艇，并且向观察直升机发射了信号弹。在这种情况下，抗议者们决定中止行动。

 

　　Jean-Marie Christian VI号渔船所属的金枪鱼捕捞合作机构的执行总监温德林称绿色和平的抗议行动为“毫无疑问的挑衅行为”，并导致“昂贵的捕鱼设备”被损坏。

 

　　但那天受到最大伤害的无疑是蓝鳍金枪鱼。在那次冲突之后，Jean-Marie Christian VI号上的渔民把活的金枪鱼转移到鱼笼中慢慢拖走。接下来这些金枪鱼会被留在养鱼圈中饲养好几个月，以增加体重。在那之后，它们会被屠宰并运往日本。全世界80％的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在那里无声地成为人们的盘中美食。

 

　　刚离开水面时，蓝鳍金枪鱼的背部跳动着霓虹般的蓝色，腹部则闪耀着银粉色的晕彩，它们看起来就像海洋一样。

 

　　这种鱼能让绿色和平像当初保护鲸鱼一样大动干戈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鱼类爱好者长期以来已经认识到蓝鳍金枪鱼的特质。如果它们是陆地生物的话，这些特质足以使它们被视为野生动物，而非我们可以尽情享用的海鲜。蓝鳍金枪鱼不仅有非常适合穿越海洋的坚实肌肉组织，还有一些特性让它们的进化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上帝制造的仪器。否则，一条鱼怎么可能会在头顶长出六分仪一样的“松果窗”，帮助它们航行数千英里？它怎么可能依靠半月形的薄尾快速颤动来形成推进系统，让自己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向前飞驰？它又怎么可能在冷血鱼类的外表下，利用新陈代谢的热量使自身的体温远高于周围的水温，帮助自己穿越北极的冰冷海域？蓝鳍金枪鱼可是温血动物。

 

　　蓝鳍金枪鱼体型巨大——长10英尺，重1000多磅。对于那些亲眼见过或者亲手触摸过它们的人来说，蓝鳍金枪鱼的坚硬表皮几乎包裹不住鼓胀的肌肉组织，它们本应具备更大的体型。所有鱼类死亡之后都会变色。金枪鱼的死亡变化更令人印象深刻。刚离开水面时，蓝鳍金枪鱼的背部跳动着霓虹般的蓝色，腹部则闪耀着银粉色的晕彩，它们看起来就像海洋一样。

 

　　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海洋本身。这也是蓝鳍金枪鱼具备这种图腾力量的第二个原因。因为蓝鳍金枪鱼和所有金枪鱼种群都是海洋极限的生动象征。它们的衰退是个警告，我们可能在破坏最后的野生食物源。

 

　　我们现在每年从海里捕捞的野生鱼类和贝类已经超过了中国的人口总重量。这种最新趋势已经让渔场也从沿海大陆架扩张到了国际性的无人水域，或公海。这片海域始于一国的专属经济区，止于另一国的专属经济区。公海无人管辖，仅受多边协议约束。据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渔业中心的Sea Around Us项目统计，上半个世纪里公海捕捞的鱼数量增长了700％，其中金枪鱼占了多数。由于金枪鱼迁徙途经许多国家，即使它们离开公海进入某一国家的水域，它们仍然处在执行不力的金枪鱼国际协定管辖范围之内。

 

　　几乎不受保护的现状引发了史上最大的金枪鱼淘金潮。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大西洋蓝鳍金枪鱼数量的急剧下降。但它只是日益扩散的金枪鱼捕捞狂潮的一个缩影。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3种商业捕捞的金枪鱼中，7种已经被过度捕捞，另外9种正面临这种威胁。皮尤环境集团的金枪鱼运动宣称，“捕捞金枪鱼的船只所撒下的鱼钩和渔网超过了其他任何渔业。”金枪鱼的命运既真实又有寓意。它们既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野生鱼类供应源之一，也是海洋会提供无穷无尽鱼类资源这一理念的终结。

 

　　“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艰难的境地。”国际知名连锁餐厅Nobu的合伙人诺塔尔给绿色和平写信，以回应他们要求Nobu餐厅不再提供金枪鱼食物的提议。“我们面对的是几千年的文化习俗。日本人对金枪鱼以及其他海产品的依赖已经延续了数百年，这是他们的文化和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很欣赏你们的目标和努力，但要我们把突然被称为濒危物种的金枪鱼从菜单中抹去，远非说起来这么容易。它事关习俗、传统和生活方式。”

 

　　许多国家都与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危机难脱干系，但日本这个全球最大的蓝鳍金枪鱼进口国，才是对金枪鱼捕捞最积极的维护者。像诺塔尔这样的西方人也时不时地为之撑腰，宣扬这个国家食用金枪鱼的悠久历史。但历史表明，日本人捕捞金枪鱼只不过是整个人类进入金枪鱼时代的案例之一。19世纪以前，日本根本没有金枪鱼寿司。

 

　　科尔逊是一名从东亚研究学者转行的纪实类作家，也是2007年出版的《寿司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科尔逊经常在曼哈顿的一家日本餐厅Jewel Bako招待客人，向他们揭示金枪鱼的历史事实并展示早期寿司中的每一种代表性鱼类。在科尔逊提供的一篇日文选集《鱼类专家讲授鱼美味的秘密》的摘记中，村田美智代写道，“红肉的鱼容易腐坏，产生难闻的味道。所以在冰箱出现之前，日本的贵族都很轻视它们，这种态度也被江户（旧东京）市民承袭下来。”直到170年前，一名当地的寿司厨师才用酱油腌制了几片金枪鱼肉，制作了“握寿司”。蓝鳍金枪鱼也是偶然成为寿司原料的，科尔逊还注意到这种鱼有个别名叫“四天”，因为厨师会把它们储藏四天以缓解鱼肉的血腥味。

 

　　到了20世纪30年代，金枪鱼寿司在日本流行开来。但当地的金枪鱼，包括生活在日本沿海水域的太平洋蓝鳍金枪鱼，还能够满足需求。二战让金枪鱼捕捞上升了一个台阶。日本远海研究实验室的铃木济罗说，“战后的日本渔民需要捕捞更多的金枪鱼来满足国内需求，同时制成金枪鱼罐头出口到欧美以增加收入。这种需求推动了捕捞范围的扩大。”但这次捕捞扩张还有技术上的因素。日本人在战后完善了延绳钓法，可以在长线上挂满数千个鱼钩。上世纪70年代时，日本制造商开发出轻质高强度的聚合物，用它织成的拖网可以长达几英里。延绳与拖网搭配海上冷冻技术，使日本渔民可以到更远的海域进行捕捞，并将金枪鱼保存长达一年的时间。

 

　　这期间日本人捕捞的主要是黄鳍金枪鱼。尽管他们也吃蓝鳍金枪鱼，但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他们并不看重蓝鳍。是日本和西方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因素把蓝鳍推到了浪尖上。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日本飞机经常满载电子产品飞往美国，回程时却空空如也。当一名日本商人意识到他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买进新英格兰和加拿大蓝鳍金枪鱼后，他开始在这些空货舱里塞满金枪鱼。在被美军占领期间已经熟悉牛肉和其他高脂肪肉类的日本人开始被蓝鳍的多脂腹部吸引。体型最大的大西洋蓝鳍也因此成为最受欢迎的品种。这种趋势也反过来影响到了美国人的生鱼片食用习惯。

 

　　金枪鱼罐头行业已经给捕捞业造成了巨大压力，日本人和西方人的寿司瘾又将压力带给了全世界的金枪鱼群。最具生态敏感度的大西洋蓝鳍只是个开始，危机还可能向其他鱼群扩散。事实上，大西洋蓝鳍的一个亚种群已经在日本延绳钓鱼船的肆意捕捞后消失了。其余的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群面临着类似处境，其他两种蓝鳍金枪鱼——生活在加州与日本之间的太平洋蓝鳍和往返于澳大利亚周边海域的南方蓝鳍——也危在旦夕。在美国，工业延绳钓鱼船在蓝鳍金枪鱼的产卵地墨西哥湾大面积铺设鱼钩搜寻黄鳍金枪鱼，使大量的蓝鳍成为附带牺牲品。虽然根据法律规定，这些附带被捕捞的蓝鳍必须被扔回海里，但是那时候它们差不多都已经死了。

 

　　上述一切使蓝鳍金枪鱼成为众多保护组织和“拯救蓝鳍”运动的轰动性目标。但日本消费者依然不为所动。以Nobu餐厅为例，在与绿色和平多次沟通之后，餐厅的业主仍然坚持供应金枪鱼。他们唯一的让步是在其伦敦餐厅的菜单上加上一段警示：蓝鳍金枪鱼是一种生态濒危物种，请向服务生咨询替代菜品。

 

　　对此，绿色和平在英国的成员麦肯琪愤怒地写信给诺塔尔说，“虽然你保证会严肃对待这些问题，也希望Nobu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但当你建议由顾客自主决定是否食用濒危物种时，你就是在试图逃避责任。”

 

　　非洲国家最终站在了日本一边。在利比亚和苏丹要求立即表决之后，将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列入公约附录的议案被多票否决。

 

　　今天，公海以及频繁迁徙的鱼类正受到18个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监控。在这些“以共识为导向”的机构中，每个成员国都居于平等地位。但它们的运作仍然更多地被政治交易而非合理科学所左右。国际大西洋金枪鱼保护委员会（ICCAT）的一位前主席说过，“即使科学理论告诉你应该坚持特定的捕捞数量，但为了达成交易，他们往往会把这个数目放宽一点。”这一点宽松可能足以置某一金枪鱼种群于危机之中。

 

　　2008年，ICCAT设定的大西洋蓝鳍可捕捞数量几乎是科学家们建议的两倍。在环保主义者大声质疑之后，这个数字被大幅削减。但在2009年11月的ICCAT的会议上，环保主义者已经将目标瞄准了对大西洋蓝鳍的管理不善，很多人认为单纯地削减可捕捞数量还不够，事实上零捕捞才是唯一能避免这种鱼类灭绝的途径。ICCAT拒绝了零捕捞的提议。随之引发的是一场更尖锐的对抗。包括日本在内的一方认为渔业管理问题可以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解决，而环保主义者则在寻求一个全新的方向来处理公海问题。

 

　　2010年3月，来自各方的代表参加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会议。这次会议对鱼类的重要性可能会相当于198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发布全球商业捕鲸禁令的那次会议。如果环保主义者获得胜利，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将会被列入《公约附录一》中，国际性的金枪鱼交易将被禁止，金枪鱼也将跟老虎、白犀牛和大熊猫一样处于联合国机构的管辖范围。那将是大西洋蓝鳍金枪鱼从海产品向野生动物过渡的第一步。

 

　　鲸鱼经历过的正是这种重新定义的过程，而日本则试图避免类似情况出现在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身上。日本水产厅官员宫原正典说，“《公约附录一》过于僵化。一旦物种被列入附录中，就永远不会被从附录中移除。”也就是说，某种鱼类一旦成了野生动物，就将永远如此。公约协定还将允许各国继续捕捞本国领土水域内的蓝鳍金枪鱼，但禁止其他公约成员国涉足。宫原正典认为这种结果不但不公平，还可能导致过度捕捞。

 

　　日本在公海问题上的立场可以理解。他们的人均海产品消费高于任何工业化国家。日本也没有完全无视过度捕捞以及超大渔船带来的问题。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日本已经试图遏制工业捕鱼，减少渔船，将鱼钩从海里撤走。但这并不能解决金枪鱼时代的另一个难题。正当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更合理地管理公海时，发展中国家却在朝着相反方向前进。“发展中国家坚信他们有权扩展本国的渔业，同时发达国家应该减少他们的捕捞行为作为补偿。”日本远海研究实验室的铃木济罗说，“在解决这种利益冲突的过程中，鱼群被过度捕捞。这其实就是南北问题的另一个例子，就像二氧化碳排放一样。”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在金枪鱼协商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涉及175个国家的利益纠纷中，你已经很难弄清楚到底是谁在控制谁。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皮尤环境集团的代表透露了在对蓝鳍金枪鱼进行投票之前的一些纠葛。据说日本代表团成员告诉非洲代表，如果蓝鳍金枪鱼的动议通过，欧洲的捕鱼船队将前往非洲海岸捕捞非洲黄鳍金枪鱼。事实上，欧洲的捕鱼船装备是针对蓝鳍的，而缺乏捕捞黄鳍的能力。日本水产厅官员宫原正典否认了这种传言。

 

　　不管真相如何，非洲国家最终站在了日本一边。在利比亚和苏丹要求立即表决之后，将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列入公约附录的议案被多票否决。

 

　　各国代表带着现状离开卡塔尔。ICCAT在地中海设定的为期一个月的蓝鳍金枪鱼围网捕捞季节也将如期开始，可捕捞数量也超过了科学家们所建议的。公约会议结束一个月后，BP的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将大量的石油倾泻到蓝鳍金枪鱼在美洲唯一的产卵地——墨西哥湾。尽管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一直对地中海蓝鳍金枪鱼捕捞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他们对美国自己的渔业却从来不置可否。在被询问是否考虑关闭蓝鳍金枪鱼捕捞季节时，他们发表了一则Nobu餐厅式的声明，“NOAA渔业局正在通过收集鱼苗标本和分析科学观察报告来监测在墨西哥湾产卵的蓝鳍金枪鱼。”

 

　　看起来没有一个国家准备为鱼类承诺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有人会说，消亡可能就是蓝鳍金枪鱼的必然宿命。其他更小的金枪鱼可能更能适应工业化的捕捞。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通常会更快地生长，更早地产卵。实际上这些小金枪鱼已经开始填补蓝鳍金枪鱼的空缺。在美国，大部分美国人点最贵的多脂鱼腹寿司时，得到的都是大眼金枪鱼。但大眼金枪鱼的数量也在减少，如果它们也灭绝了，很难说下一个替代品会是什么。

 

　　多个环境组织都支持绿色和平关于海洋保护区的提议，但他们对保护区的大小却有不同观点。蓝色海洋研究所建议对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实施五年的全球禁捕令。WWF进一步主张全面禁止工业化捕鱼方式，包括拖网、延绳、围网和定点飞机等。在他们看来，单钩单线的传统钓鱼法才是持续捕猎蓝鳍金枪鱼的唯一途径。

 

　　但是，如果我们要开始一个减少金枪鱼捕捞的全球性项目，我们以后吃什么？

 

　　直到近代，我们都用一种原始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境况：在我们的狩猎下大面积消亡的动物，被我们能够驯服的一小部分动物所取代。

 

　　虽然海洋鱼类驯化实现了一个飞跃，但是金枪鱼，尤其是蓝鳍金枪鱼对养殖场可能没有多大意义。地中海的蓝鳍养殖场、日本的太平洋蓝鳍养殖场和澳大利亚的南方蓝鳍养殖场，都面临环保主义者的强烈批评，因为他们都依赖于捕捞野生幼鱼苗。而现在，完全驯养蓝鳍金枪鱼的最后步骤正在展开，它将使蓝鳍金枪鱼从实验室里的鱼卵成长为全尺寸的成年鱼。在这个体系里面，一个被隔离的蓝鳍金枪鱼家庭能够在不与野生环境发生任何接触的情况下建立起来。

 

　　近些年，日本已经在小批量出产这种封闭生命周期的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在市场上叫Kindai金枪鱼）。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科学家们使用以色列内分泌学家佐哈尔发明的光控技术和缓释型激素植入物，已经实现了首次大规模的大西洋蓝鳍和南方蓝鳍人工产卵。但是前景依然相当复杂。澳大利亚一家专门为养殖蓝鳍金枪鱼提供适当饮食的饲料公司专家斯马伦解释说，“问题是，这种鱼类的新陈代谢率远远高于其他鱼。它们游动迅速，这样会提高它们的大脑和重要器官的温度，并保持比周围水温更高的体温。所以这从能量角度来看比较昂贵。打个比方，这就像超级马拉松选手的饮食，他们能够吃下大量食物但不增加重量。”斯马伦说，现在需要15磅的饲料才能产出1磅的金枪鱼，这几乎是养殖鲑鱼所需的10倍。

 

　　随着全球渔业的衰退，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用养殖鱼类替代野生鱼类。现在每年有3000万吨的饵料鱼被捕捞，其中大部分是用来喂养养殖鱼类。如果蓝鳍金枪鱼的养殖规模和鲑鱼一样大，金枪鱼可能会把剩余野生鱼类的食物资源都消耗光。

 

　　这次我用了更大的力，针滑进了鱼的侧腹。我感觉到了鱼肉的坚实。不是做成美味寿司后的肉感，而是一种神奇进化的完美展现。

 

　　海鲜，这两个字让多少物种遭受磨难？浪漫欧洲文化美其名曰“海之水果”，斯拉夫人称其为“海之礼物”。一些所谓的素食主义者们会后悔宰杀圈养的陆地动物，但却定期地食用野生鱼类。要求对动物进行人道屠宰的犹太法律也不适用于鱼类。

 

　　当我可能是最后一次目睹野生蓝鳍金枪鱼的时候，这些想法就在我脑子里出现。我当时在离北卡罗来纳州凯普哈特勒海岸外20多英里的一条船上。租用这条船的Tag-a-Giant基金会试图揭示蓝鳍金枪鱼的复杂迁徙模式，从而为鱼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Tag-a-Giant的成员已经捕捞了好几天金枪鱼，但对我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

 

　　换作以往，我可能会享受这种挑战，用一种更省力、更娱乐的方式来捕鱼。但在了解了金枪鱼和它们的生存可能之后，我突然觉得充分展示人类的力量才是与金枪鱼搏斗时更适合的方式。因为金枪鱼终究是无法与我们抗衡的。我们已经取得了对整个水世界的霸权，从内陆湖泊和河流到沿海地带，再从大陆架直至浩瀚的公海。

 

　　在巨大的游钓船上，坐在巨大的搏斗椅里，控制着巨大的钓竿和卷轮。谁占优势不言而喻。

 

　　当我的蓝鳍金枪鱼离开水面后，有人把船尾的门打开，并在甲板上放了一块蓝乙烯基垫。鱼被从门中间拖上了甲板，它的尾巴还在猛拍着。生物学家布斯塔尼立刻用湿润的东西盖住鱼的大眼，同时把一条水管塞进了它的嘴里。不到一会儿，它就安静了下来。

 

　　“你想给它加标记吗？”布斯塔尼问我。

 

　　我从他手里接过4英寸长的针，然后对准了鱼背鳍后的部位。针刚刺穿鱼皮，我就把手放开了。

 

　　“不行，”布斯塔尼说，“你得把它完全刺进去。”

 

　　这次我用了更大的力，针滑进了鱼的侧腹。我感觉到了鱼肉的坚实。不是做成美味寿司后的肉感，而是一种神奇进化的完美展现。这种进化让蓝鳍金枪鱼以战舰般的速度在海洋里飞驰。它更应该像最神奇的发动机一样让人品味，而不是作为食物让人品尝。

 

　　（PAUL GREENBERG，美国作家、散文家，著有《Four Fish: The Future of the Last Wild Food》。）

 

　　 当年大中电器和黄光裕谈判卖身给国美，黄经常亲自下楼迎接他的前辈，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惺惺相惜的。如今，张大中手握30亿现金，他会成为黄光裕的亲密伙伴么？狱中的黄光裕是一个好的投资对象么？

 

　　一场国美夺权大战，牵出了昔日大佬间的几许恩怨情仇，“对手”、“盟友”、“背叛”、“同室操戈”、“援军”，早已退隐家电连锁江湖的元老张大中，在“黄陈斗”决战前夕，金盆洗手的他是坐壁上观还是待时寻飞？虽然商界没有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但资本的背后，也有各个人物的性情闪烁。

 

　　国美控制权之争，逐渐让观众对这场商战大片产生审美疲劳时，有消息传出，黄光裕方面可能请来“援军”：张大中将助阵黄氏。张大中何许人？早已金盆洗手的他，是坐壁上观还是待时寻飞？

 

　　2010年3月27日，张大中完成了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在清明节前一周，张大中用纪念会的形式给他去世40年的母亲以祭奠—虽然他没有母亲的尸骨，但在公司创建30年的日子里，他最想给母亲以“正义”的告慰。会上，茅于轼发表感言—对这位未曾谋面，住在羊坊店铁道部宿舍的他弟妹的邻居不吝赞美。

 

　　王佩英是“文革”中北京市公审枪毙的第一批“反革命”，遇罗克也是那次罹难者之一。那年（1970）除夕前九天，10年前经历了丧父痛楚的张大中兄妹7人，又陷入无母的孤单境遇。很多年后，张大中仍然很执着地给外人看那张辗转复印来的枪毙判决书……

 

　　这个2008年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5.6亿元的北京人，有时并不完全像个生意人，他并没有像很多富豪那样用财务方法给自己避税。他一直感谢母亲，1980年母亲平反，母亲生前单位铁道部给张家7个孩子每人发了1000元的抚恤金；也正是这笔抚恤金让张大中结了婚娶了妻，有了本钱开始自己的手工小作坊。

 

　　如果不是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和现任国美董事局主席陈晓之间的权力之争，张大中可能仍安静于众人的视野之外。

 

　　人们在猜测，闲云野鹤的生活并不太适合这个从业30年的生意人，他手中的30多亿现金，他在家电连锁业的多年历练，都能让传言更加纷纭复杂。

 

　　店小二成一方诸侯

 

　　中国电子商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执委、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大中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创始人……诸多头衔中，张大中最愿“加封”的却是“首席店小二”。

 

　　北京人都知道店小二就是跑堂倌，张大中这个“店小二”的标志装扮不是毛巾、围裙而是一件蓝马甲。在北京大中每个员工都穿着这样一件蓝马甲，张大中也经常穿着它跑前跑后地忙碌着。这种被他总结为“为您服务我最佳”的店小二文化，随着两年前大中电器的转手已经与他无关。

 

　　熟悉张大中的人知道：这个北京男人家境寒凉，心灵手巧的他自己浆布头做过布鞋、自己裁布料做过裤子。张大中的第一桶金来自一个半人多高的绿色落地灯。这个用废弃的纺织梭组合而成的落地灯，为他带来160元的收入，相当于他当时4个月的工资。

 

　　和一般的北京人不一样，张大中当年没觉得做生意有什么不好意思，毕竟从1972年开始，他就在北京海淀区供销社工作，此后7年里，他卖过猪肉、卖过糕点……这些经历让他熟悉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流程。

 

　　1982年4月，张大中注册成立“张记电器加工铺”，只拥有一间10平方米的门脸房，这是当时唯一允许私营企业注册的名字。“张记”以制造音响放大器为主营业务，1988年9月，营业额首次突破10万元；至1988年12月，“张记”占据了北京音响放大器90%以上的市场份额。

 

　　在张大中生意兴隆的时候，他未来的对手们还没踏入这一行：1984年，江苏南京长大的孤儿张近东，刚刚大学毕业，21岁的他被分配到一家区属国企当文员；1985年，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年仅16岁的黄光裕，正跟着大哥告别老家广东潮阳北上内蒙古闯世界，1987年元旦，国美电器成立，这家北京珠市口100平方米的小店最终闹出了中国家电零售业的大动静。

 

　　在1989年以前，张大中的目标是利用元器件批零差价获得利润，因为贸易量大、资金周转快，前景颇好。但随着1989年后中国经济陷入低谷，他的公司也逐渐经营惨淡。

 

　　但张大中一直在耐心等待。1990年，大中公司参加北京亚运会工程招标，凭借技、工、贸综合发展以及销售、施工、服务三位一体的综合优势，大中公司一举中标，小门店开始做起大生意。

 

　　就在那一年，在南京的张近东再也不愿被单位束缚，他彻底下海开始专卖春兰空调。此时的黄光裕已经开始跳开中间商，直接和长虹等厂家接触，搞家电包销等营销创新。

 

　　三个不同地域的人最终将殊途同归。

 

　　大佬们的恩怨情仇

 

　　和热衷跑马圈地的国美、苏宁相比，身为前辈的张大中走着与对手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张大中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北京市场这一亩三分地上。但在资本为王的时代，这份多年的打拼最终只得待价而沽。

 

　　1992年，大中公司已是北京西四一条街上的著名企业。此时，黄光裕也开始将所有的店铺统一为“国美电器”。1996年，主销空调的苏宁营业额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5亿元，绝对营业额已可与当年的科龙和海尔并驾齐驱。同时期的国美借助以长虹为首的国产彩电的崛起，将主营业务从纯进口转向国产和合资产品。

 

　　三年后，大中公司开始了电器专卖连锁店经营。但是相比1999年就已经实现京、津、沪连锁架构的国美，以及2000年完成40亿销售的苏宁而言，彼时的大中公司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全国布点和走出去的准备。张大中遵循“有多少钱，做多大生意”的原则来做企业，但在对手频频发力的情况下，这也使得他失去了做大和做强的最好时机。

 

　　家电连锁市场的跑马圈地，最终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残酷的价格大战，整个行业的利润变得非常微薄。虽然从2002年以来，张大中一直希望大中电器可以走入资本市场，但一直未能如愿。他的同行们却陆续上市成功。2004年6月7日，国美电器借壳中国鹏润完成香港上市；同年7月21日，苏宁登陆A股中小板。2005年11月14日，甚至连陈晓的上海永乐也在香港上市。此时，大中电器尽管也开始了全国布局，但全部依赖自有资金的发展难免捉襟见肘。

 

　　这让张大中意识到，已经不可能靠以往的单打独斗求发展了。早在2002年时，大中、永乐等5家区域性连锁家电企业就成立了“中永通泰”，通过联合采购以对抗国美苏宁的扩张态势。曾经，一度有17家企业加入到这个联盟，但最终在2004年前后分崩离析。当时，美国家电连锁业老大百思买向大中电器抛出了绣球。能够获得来自国外的先进管理技术，这对只有高中文化的张大中来说，确实极具诱惑。

 

　　但张大中最终选择了和陈晓合作。2006年4月，大中电器和永乐定下“婚约”：对外宣称不排除一年后合并的可能性。那时的张大中，希望籍此完成4年多来的夙愿—上市。大中电器如果能够借道上海永乐，通过股权置换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国美苏宁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完成的资本市场突破。

 

　　然而，上海永乐经营状况的不佳，使得这场看来结合南北优势的“天作之合”成了泡影。刚刚达成“城下之盟”，三个月后，陈晓就转而“投奔”黄光裕去了，2006年7月，国美宣布并购永乐，同年11月，双方正式合并。得罪了所有永乐高管后，陈晓孤身进入国美电器。

 

　　这是经历多年商战的张大中最艰难的时刻。连续经历中永通泰和大中永乐两次联盟的失败，大中电器已经错过了全国布局的最佳时机。而永乐1.5亿元的订金又让大中电器如鲠在喉动弹不得。受到“伤害”的张大中，后来更是和陈晓闹上了仲裁法庭。

 

　　与其盲目发展不如收缩战线。2007年，张大中毅然选择了退守北京市场，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最大长处正是了解北京，熟络北京人的生意经。相比时年38岁的黄光裕、44岁的张近东，60岁的张大中已无力继续打持久战。他的独子对大中电器的经营也没有表示出一丝接班的意愿，出让大中电器已是不得已而为之。

 

　　“只有永恒的利益”

 

　　国美、苏宁、百思买，谁是大中的最佳埋单者？

 

　　从2006年7月开始，张大中无比低调。即使在他已经抓住一个国美“间谍”的时候，他打算开个发布会公开这个丑闻。全国几十家媒体都聚在了香格里拉酒店的会议现场，但在发布会开始前5分钟，黄光裕的服软短信抵达，张大中放弃了这次“狼来了”的发布会。

 

　　他深知，没有对手出价的买卖没有好价钱。为了一个商业间谍的名誉，不值得和未来的买家伤了和气。

 

　　插了草标的大中电器是否是个好对手？2007年9月18日，苏宁北京区公布的黄金周销售目标是“销售额超国美”。没有想到，9月30日苏宁主投广告的《京华时报》遭国美全面采购，然后抽去苏宁的广告叠在自家店内免费派送。为了化解苏宁的营销攻势，零售五毛钱的报纸甚至可以加价1元回收。国美几十万元的购报投入，兵不血刃地就化解了苏宁几百万的广告费。

 

　　此时，国美、苏宁捉对厮杀到了白热化。可是双方没有想到，苏宁和国美两家在北京的近80家门店，仅仅完成了大中电器近90％的销售额，当年“十一”国庆期间，甚至大中电器一天就卖出了3.5亿元的业绩。面对大中在北京市场逾50％的市场占有率，国美和苏宁都失去了玩耍猎物的最后耐性。

 

　　“黄金周”结束，张近东和黄光裕都来到了大中的谈判桌前。此时的苏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大中。当时，苏宁北京店数不足40家，远逊于国美的54家店和大中，苏宁必须夯实自己在北京的堤坝。

 

　　有了永乐的前车之鉴，张大中始终保留着两条谈判路线：一方面低调承认苏宁和大中在接洽之中，但强调双方并未签署协议；一方面，始终给国美留有缓冲的机会。

 

　　最终，国美电器在48小时内达成大中电器的全部要求，在苏宁30亿成交价基础上加价20%。这是一场罕见的商战，黄光裕斥资收购大中电器的36亿元，需要国美电器差不多3年半的纯利润才能抵回成本。国美电器加价的6亿元，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稻草—苏宁电器2007年上半年的全部净利润仅5.78亿元。

 

　　最终的结果是国美一击而中，苏宁没有加价，大中成功卖身。

 

　　虽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但是绕着北京三环路走一遭，你会发现大中电器自1993年以来的精准选址：平均每四公里一家店的布局，让北京三环路上的11家大中门店占尽先机。以1997年开业的大中马甸店为例，这个场地面积有4000多平方米，年租金高达600多万元。这个价格甚至比很多二环内黄金商圈的价格还高。2004年开业的大中中央电视塔店，总面积更是高达2万多平方米，虽然年租金高达上千万，但家电产品非常丰富，业内人称家电连锁亚洲第一店，年销售更高达15亿元。创造出每0.1秒即售出一件电器的纪录，保持全国单店产出最高……

 

　　已经62岁的张大中经常被人称为“布衣富豪”，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家电零售业的商人之一—他最精彩的商业案例就是2007年12月现金出让北京大中63家门店。老一点的大中员工这样描述他们的老板：生活俭朴，作风低调，和普通人一样经常独自逛街，很少有车队和随从簇拥出行。

 

　　彻底退出家电行业的张大中之后有了新的公司—大中投资。虽然财力雄厚鲜有高回报。这一次，张大中会成为黄光裕的亲密伙伴么？狱中的黄光裕是一个好的投资对象么？

 

　　至少当年和大中电器谈判期间，这位首富经常亲自下楼迎接他的前辈，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惺惺相惜的。

 

　　2010年8月。

 

　　9日清晨，5点半，我们从广州的番禺赶赴舟曲。

 

　　那里的人们刚刚经历过一场劫难。

 

　　上午飞抵西安，中午12时30分转飞汉中再赴舟曲。

 

　　第一次乘坐这么小的飞机，国产，三十余座，像孩子们的玩具，晃晃悠悠上了天。那时刻，我希望做出一个及时的报道。

 

　　然这一天，远在两千公里之外的舟曲，19岁的大三学生王凯在微博里写道：活着真好，不洗澡，不要钱，不吃饭，只要活着。

 

　　汉中赶往略阳的大巴在群山间蛇行，太阳开始西坠，浏览“Kayne”的泥石流灾情更新，心情愈发沉重。小城舟曲的一半被泥石流覆盖，许多家庭遭遇灭顶之灾。我们决定告别秦岭深处的略阳县，包车连夜飞驰山路二百五十公里直赴舟曲。

 

　　此刻，“做出一个及时的报道”想法早已无影无踪。“我”变得无比渺小。我决定遍踏舟曲县城去找泥石流中受害的“小的家庭”或“小的人物”，寻找他们被泥石流掩埋的家园，听他们的泣诉。

 

　　70岁的张全生和65岁的杨朝梅老夫妇，一家16口人，被泥石流卷走了8个未成年的孩子。月圆村高台上两间狭小的磨坊，是他们临时寄居的家。8个大人忙着用镐头和铁锨连天加夜地挖掘寻找孩子，没有受灾的亲戚和高台上的邻居赶来帮忙。他们没有空去领方便面和矿泉水，全靠亲戚和邻居接济一些，但只要有外人进来找水喝，杨朝梅总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水和面。

 

　　10日中午，在月圆村高地上的一户人家院里小憩。老乡端上来两大碗热腾腾的面条，实在盛情难却，吃了一碗。里面有尖椒、西红柿、茄子、韭菜、黄瓜、土豆碎肉末……这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面条。

 

　　大人们拎着热水瓶出去，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十五岁的初三女孩李宁说，自己家里没有受灾，但姨妈家十六口人全部遇难。两天来，他们家忙着去挖姨妈家的人。我起身离开时，她说：叔，明天还来，我让我妈给你做好吃的。

 

　　11、12日两天，和南方集团的同行借住在老城区谷大哥家尚未完工的毛坯房里，傍晚，总有大嫂给我们煮粥炒菜。六个男人挤在临时搭建的木板床上，夜里温度降到十几摄氏度，总会有人不断被冻醒。猛然间坐起，夜幕下，远山如墨，冷风裹着一阵阵恶臭。

 

　　是夜的舟曲，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人心惶惶，新伤尚未愈合，新愁又上心头。许多人跑到了山上。凌晨3点50分，四周传来阵阵惊呼，白龙江水暴涨，谷大哥一家及借住的我们惊起、脚步杂乱地上楼。后查看江面，没有险情，大家才返回。四周恢复平静。

 

　　后来，听邻居们说，汶川地震中，谷大哥家失去了房子，几年后才开始重建。而十几天前，白龙江刚刚夺走了他20岁的长子。

 

　　舟曲微博第一人“Kayne”（本名王凯），面对外界对他“作秀”的质疑，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淡然。“如果你面对这么大的灾难，目睹了这么多生命的逝去，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了‘小我’，甚至从此不再恐惧‘死亡’二字。”

 

　　是。8月13日晚，舟曲至宕昌路段多处出现塌方泥石流，时见巨石横亘在路中央，到处是抢修的工人，车行缓慢。中巴车过兰渝铁路马化隧道附近泥石流路段约十分钟后，数十车辆被堵。原来一辆迎面驶来的大卡车被一块巨石砸中而且砸中的是车头，车头遂变成柿饼。但那一刻，从舟曲撤下来的人们异常地安静，人们没有一丝恐惧。

 

　　14日，空气中皆是舟曲腐尸的味道。

 

　　15日深夜，整理完材料已经凌晨两点，疲惫至极。趴在枕头上正欲睡去，忽然闻到枕头上舟曲的味道，顿时睡意全消，但脑海里是舟曲人面对灾难时的友善、互助与镇定，心里没有恐惧，却倍感温馨。

 

　　8月16日。夜幕四合。银河国际大酒店的霓虹灯开始闪耀。民生广场的喷泉伴着音乐起舞，缠绵的音乐飘扬在小城山谷。大堂里开始热闹起来，陆续进来手捧鲜花的女人一脸幸福地傍着男人。

 

　　这天，“Kayne”在微博中说，传统的情人节到了，活着就好，爱生活，好好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