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岁的胥晓琦，正为9号楼的房子产权奔波。她的父亲是开国将领、少将胥治中。

 

　　81岁的康国雄，正想方设法讨要自家资产。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 红色资本家康心如之子。

 

　　他们是将军的后代、红色资本家的后人，都在为上一代房子遗留下来的问题奔走相告。而这样的个体，在充斥着4000多栋老洋房的上海，更是成为一个群体。

 

　　他们不是钉子户，不用自制燃气弹，他们试图用中国的《物权法》、《拆迁条例》法律手段，理清并不清晰的产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发现，遭遇到的却是法律的盲点。

 

　　法学专家杨建顺说，这是国有化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来处理，不能用如今的《物权法》予以解决。因为这个事情涉及的不是物权法，也不是行政法，而是政策。

 

　　康国雄说，房子是小事，他只是想讨个说法。

 

　　而在史家胡同51号，“红二代”洪晃已经面临腾房结局。她的“房事”没有产权纠葛，只是，她的所有记忆都在那里面了。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红二代讨房纪事 将军女儿捍房记

　　恩赐的产权

　　史家胡同51号

　　杨建顺：不要对未来过于焦虑

 

 

56岁的胥晓琦和她83岁的母亲李静还在为这间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奔走。母女俩中间放着胥治中的遗像。摄影_刘浚

开国将领、原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胥治中的住所。摄影_刘浚

胥晓琦1983年在家的院子里。（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胥晓琦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父亲去世后，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和80多岁的老母亲会沦落为访民，为那间住了40多年老房子的所有权走上漫漫的抗争之路。

 

　　南都周刊记者_王宏宇 北京报道

 

　　噌噌噌，一个保安从院子门前走过，突然猫着腰加快脚步，消失在视野里。

 

　　“现在我一拿相机他们就跑。” 56岁的胥晓琦，将20多年记者职业习惯运用到了现实抗争之中。

 

　　另一栋将拆的楼与胥家相隔20米，现在住着一些保安。这样的事情，胥晓琦说，只要她在家，每天都在上演。

 

　　今年5月底，她在网上公布了一段视频：视频的开头，胥晓琦加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开国将军胥治中的女儿讲述与母亲悲惨现状，将军留下的房子快保不住了。画面中，她在前面一边倒退一边拍摄，小区的保安队长，带着4个保安，紧追着她，一路追，一路骂，直到到了胥晓琦家门口时，视频里，那个保安队长还在继续布置手下：“后面两个，前面两个，给我接着骂！”

 

　　胥晓琦的家，在北京市朝阳区双泉堡甲2号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家属院。她的父亲胥治中，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之一，上世纪60年代，胥治中随供职单位转为地方干部，曾担任原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1994年，胥治中去世后，胥晓琦和年迈的母亲李静，就一起住在这个大院的9号楼，一栋独门独户的双拼小楼里。

 

　　“双拼”的意思就是两家一栋楼，你在东边，我在西边，各自有门。这栋楼是国防部1962年成立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时所建，当时胥治中为现役军人，按职务分配，分到了这座小楼的东半边。而另外半边，一直由两个职务级别较低的家庭合住，此后这两户人家搬走，现在改成了临时工宿舍。

 

　　尽管，胥治中给李静、胥晓琦母女俩留下的住房，年久失修，到处破旧漏雨。不过好歹这个房子也让母女俩有了栖身之所。但是，一切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决定在9号楼前修建21号楼开始，就变得不一样了。

 

　　买不到的房子

 

　　2000年，国家启动了部级干部的房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规定对于享受部级待遇的干部现住房，“可租可买”，“除四合院、独立小楼、按照规定规划近期需要拆除的住房、国管局和中直管理局认为不宜出售的住房外，原则上均可出售。”

 

　　已经租住在这栋双拼小楼里将近40年的李静，觉得自己应该有购房的权利，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要求。2001年7月9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回复第七研究院说，“9号楼等属于二层独立小楼，且住房面积、占地面积超大，按照房改政策，属不可售公有住房。但考虑到住房在你院职工住房集中区中，如你院认为可以出售，请在考虑同意规划的情况下按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独立小楼”这个说法，李静和胥晓琦并不认同，自家的房子只是占了东边的半边房，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小楼。于是她们多次向研究院要求购买现住房。

 

　　2002年9月，政策出现了松动。国管局印发《关于发放购房补贴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在“不可售公房”的定义中，去掉了“独立小楼”。于是，母女俩再次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念想，但是3年过去，第七研究院依旧答复说不可售。

 

　　从2002年到2005年，北京的房价已经处于攀升阶段，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平均单价从4066.7元涨到了6725元。

 

　　对不上点的规划图？

 

　　2005年，第七研究院决定在9号楼旁边，建造一座高35.4米的21号楼。

 

　　施工队在21号楼的施工现场，贴出了一张局部施工图。胥晓琦才发现，自己家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片空白。空白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保留建筑，那应该是一个方框；如果是拟拆除建筑，应该是方块边上打叉，如果是空白，那只有一个可能，这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竣工后也将什么都没有。

 

　　这让胥晓琦感到奇怪。2006年，她去北京市规划委申诉，表示拟建21号楼的北墙，距离北边永久性建筑即20号和20B号楼，分别为52米和48米，这中间事实上并不是空地，而是位于此地面的9号和8号楼。当年5月，北京市规划委回复说，“现您所反映的问题为拆迁问题，您所居住的9号楼为拟拆除建筑，故许可证规划总图中未进行标注。建设单位应按规定予以拆除。”

 

　　但既然是拆迁问题，按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胥晓琦认为，规划拆迁前，公有住房应卖给个人，再进行拆迁。胥晓琦想不通，既没有卖，也没有拆，怎么能开工呢？她开始采取行动阻止盖楼，要求先拆迁，后施工。2006年11月，施工队终于写下保证书，答应在胥与甲方达成协议前，不会动工。这个保证很快被单方撕毁。2006年11月18日，施工队突然来了上百名工人，将9号楼围住，强行开工。

 

　　胥晓琦说，当时近80岁的母亲和她，还有邻居家的老人及子女一起，连夜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上访，要求与第七研究院谈判，说，“你们盖楼可以，要先拆迁我们。”但结果，被信访办的人拦在大门外的传达室内。胥晓琦的母亲跪在地上哭着求信访办的人，不要把他们从这个家赶出去时，信访办的人大声叫喊：“我管不着，你们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滚出去！”并带着保安在寒冷的冬夜，从零点开始，大开门窗冻两位老人。胥晓琦的母亲在那里呆了一天一夜，连气带饿、连冻带无法休息，突然抽搐、昏迷，被送到医院急救。

 

　　交涉无果的情况下，2007年年初，与胥家有相同遭遇的邻居，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胥晓琦说，政府的回复是，“规划没有问题，竣工的同时拆迁。”

 

　　但2007年21号楼竣工后，第七研究院并没有提竣工后拆迁的事，而是一再发出选房通知，以“房改”为名，要求胥家搬到旁边的安置房。

 

　　胥晓琦去看了安置房。“我家的面积是297平方米加上20平方米自建，安置房的套内仅209平方米，相差100多平方米，安置房还得公摊面积，这太离谱了。”2007年1月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10563元，到了当年12月则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月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达每平方米15454元。

 

　　胥晓琦认为，按照国管局2006年9月的《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答》，安置房应该不低于原住房使用面积，拒绝搬迁。“再说了，那个楼明显一看质量就达不到部级干部楼的标准，墙皮手指一碰就掉了。”

 

　　于是，胥晓琦再去规划局上访。规划局回复说，院方一直没有报竣工验收。这与“竣工同时拆迁”，形成了一个死结。

 

　　那些“无缘无故”的谩骂和殴打，也从这时候起，变成了家常便饭。“你知道为什么连居民都来骂我打我吗？”胥晓琦说，“我不走他们就不会报验，不验收，所有这几栋新盖的楼，就都没有房产证。”

 

　　拉锯战

 

　　从此以后，每天早上，胥晓琦晨练必带三样东西：录音笔，摄像机，相机。她晨练的强度也和别人不同，“买菜都跑着去”，在社区健身角的太空漫步机上练腿力，动不动一练就一个小时。她给记者秀肱二头肌，“摸摸”。记者一摸，比一般的小伙子都结实。

 

　　谈到这些保安，胥晓琦说，“昨天刚跟他们打了一天。”她抱出一尺多厚的材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这里少数居民和保安，面向镜头作势欲打的照片。胥晓琦说，2007年，盖21号楼施工队的工头也曾经打伤她，把她摔成了腰椎骨折。例如，去年年底，一个女居民无缘无故打骂她，并把她打成轻微伤。

 

　　在胥晓琦的资料袋里，有关纠纷的照片多得数不胜数。因为纠纷，几年来她光报警就报了七八十次。这些纠纷大多“无缘无故”，对方往往动不动上来就打，上来就骂。曾经做过记者的她，专门买了录音笔、相机、摄像机，以便随时拿出来记录证据。

 

　　“她有病。”国都保安公司的保安队长躺在床上，轻松地对记者解释着骂人的事。这位姓李的山东人，来这个小区已经9年了。“她先骂我们的人，我那是还击。她经常路过门口就骂‘狗保安’！根本没有任何原因，我们的保安都被她骂走4个了。”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物业主任于学东说，自己也看到了网上的那些帖子，只付之一笑，“颠倒黑白”。“你去小区里随便抓个人问问，看看人家怎么说她。现在大家压力都那么大，我们物业有那么多事要忙，哪会有空专门去跟她作对？”他不认为保安队长的做法过火，却表示了一定的欣赏，他说，自己有“傲骨”，如果碰到胥晓琦，也一样会把她骂得“狗血淋头”。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房改办副主任林楚平说，安置房的多孔砖和保温层是国家强推的，不存在一捅一个洞的情况，“我也住这儿，贴上去保温效果很好。”他说，9号楼按国家政策，属于不可售房，研究院收回房子也只能拆掉，何况小楼必须拆掉，21号楼才能报验。

 

　　胥晓琦的回应只有两个字：“撒谎。”她带记者来到安置房的外墙，亲自徒手撕下一块墙皮，质问说：“国家会推荐这样的东西？”

 

　　不过，取证上的进展，却是个意外的收获。

 

　　2010年5月，胥晓琦向规划局申请信息公开。她拿到规划图一看，一切与施工队5年前贴在工地上的那张“示意图”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原来的空白处，曾经不见了的9号楼，被人用铅笔画了上去，成了“保留建筑”。

 

　　于是6月，胥晓琦一纸诉状，把北京市规划委告上法庭，指规划委规划许可证违法。她始终要为自己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讨一个说法。她说，“我这样‘党的喉舌’—记者，都被们欺压成这样，更可见老百姓受的是什么样欺压了！”

 

　　她的代理律师任佳慧说，“起诉的目的不可能是拆除21号楼”，但她希望此举能促进胥家住房问题得到比较公正的解决。

 

　　相关住房问题的规定

 

　　1.领导干部遗属的住房问题？

 

　　答：(1)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配偶，腾退原住房后，可承租或购买一套部级干部面积标准的住房。

 

　　(2)已故部级干部配偶，可以依照承租或购买一套不超出已故部级干部面积标准的现住房。

 

　　(3)提高房租增发补贴后，已故离休部级（含）以上干部配偶承租部级干部住房的，在⑴、⑵条规定的住房面积标准以内的新增租金，超过配偶本人租金补贴的部分可免交。

 

　　2.已故部级干部的子女能否购买住房？

 

　　答：在京中央国家机关部级干部夫妇在厅字[2000]4号文出台之后去世，现住房不符合出售条件的，可与子女协商，调配一套可售部级干部住房，以部级干部夫妇的名义购买，再由子女按规定继承。

 

　　部级干部在厅字[2000]4号文出台之前去世，其配偶在此之后去世的，以其配偶的名义购买现部级干部住房，再由子女按规定继承。

 

　　部级干部及其配偶均已去世，子女不能购买。

 

　　3.拆迁出租的公有住房，如何给予补偿？

 

　　答：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的规定：

 

　　拆迁出租的公有住房，被拆迁人可以通过协议收购房屋承租人依法享有的公房使用权或者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方式，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由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被拆迁人提供的安置房应当在规划市区内（在规划市区外的房屋拆迁除外）、并且使用面积不低于原房屋使用面积的，双方应当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并继续执行本市规定的租金标准。

 

　　来源：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网

 

　　出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答（2006-9-1）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红二代讨房纪事 将军女儿捍房记

　　恩赐的产权

　　史家胡同51号

　　杨建顺：不要对未来过于焦虑

　　南都周刊记者_黄修毅 上海报道

 

上海滩最大的花园洋房宝庆路3号，产权官司一打就是五年，曾经闹得满城风雨。 摄影_王溶江

 

　　“盛家的后人都陆续搬走了。”

 

　　上海长宁区新华路329弄32乙号，刚退休的樊左观光着膀子，指着屋门口的铭牌，向来者介绍自家居住的这座老宅的过往。铭牌上记载：这栋建于1930年的英式乔治王风格洋房，原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盛宣怀之子盛重颐的宅邸。

 

　　门拱挑出的晾衣架上卷拂着衣物，标识着这栋历史保护建筑“被占领”的姿态。退休工人樊左观已经在此居住了八十多年。1958年，他随岳父偏居于盛宅西厢的两个半房间，分别是当年盛家的锅炉房、金鱼房，以及从正厅里隔出的半间堂屋。

 

　　这栋带花园占地近2000平方米的盛家老宅，目前住着八户人家，比起上海4000多栋老洋房，平均每栋被十余户人家所“割据”的现状，甚至还显得宽绰有余。

 

　　2003年12月，上海市政府将徐汇区大三角地区及建业里、卢湾区思南路47、48街坊、长宁区新华路211—329弄等8处地区，正式列为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建筑，进行保护与整治的试点。在这些历史文化风貌街区里，像樊左观这样的“租客”，与原业主后人合居的老洋房还有好几栋。32号的斜对门，17号，现今还居住着房子的主人——上海棉纺织业大王薛福生的后人。樊左观说，“还经常可以看到老太太在小区里走动。”

 

　　据十多年前便参与操办老洋房置换的洋房掮客徐建国介绍，薛福生老宅早在1946年时成交价就达到120万美金，到1958年公私合营时收归公有。“现在，它通过落实政策，还给了薛家的后人，但也只还了其中的五间，有两间迄今尚被他人占用。”

 

　　类似薛家这样的洋房后代，因索要洋房产权而起的争端，在上海4000多栋老洋房中并不鲜见。但是更复杂的是，像樊左观这类的一大批老洋房的“租客”，也开始为产权确认伤脑筋。

 

　　弱势的“房二代”

 

　　在徐建国看来，薛家后人重新得到新华路故宅的部分产权，一方面是借了新华路211-329弄被划为“历史保护街区”的东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薛家后人在美国担任大法官，“有领导访美期间，亲自出面指示要对他们家‘落政’。”

 

　　“有影响力的人家更容易得到相关方面的支持。毕竟，上一代捐给国家，下一代反悔了，很难找出有力的证据，虽然2008年颁布的《物权法》给了‘房二代’底气，但老房子本身的产权不明晰，在确权和具体的法律适用方面都存在麻烦。”徐建国解释说。

 

　　相比薛福生后人，居住在上海卢湾区思南路61号的薛笃弼后人严圭容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在耗时10年之后，她没能保住自家老宅。

 

　　思南路61号是薛笃弼故居，薛曾历任国民党政府甘肃省省长、民政部部长等职。1935年，薛笃弼脱离政界，在上海成为开业律师，并买下了这栋带有近500平方米花园的三层法式小洋楼。1966年，红卫兵抄家，二楼成为红卫兵司令部。此后，全部房屋收归国有，由国家经租给闸北区特困户入住。

 

　　等到1975年，薛的外孙女严圭容再次迁入的时候，“故宅”留予她的容身之所仅剩43.2个平方米。而思南路61号，连同严圭容一家，住进了11户，到2000年思南路改造搬迁时，人口已达31人。

 

　　目前修缮一新的“思南公馆”依稀可分辨出它三四十年代的模样，整栋精巧的小楼内盘踞着三部楼梯。严圭容再次住进薛宅，却不得不绕开主楼梯，只能从东南角的饰花栏杆楼梯进出。1973年，外祖父薛笃弼的过世，更几乎断了这一家赎回整栋旧宅的念想。

 

　　“产权是恩赐”

 

　　严圭容得到薛宅的部分所有权，多少带着一点“意外”的感觉。祖父过世5年后，由于“落实政策”，严得到了补偿房款18500元（应得补偿房款25000元，扣除6500元大修费）。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博士魏闽，曾跟踪研究过思南路置换改造整个过程。她在上海卢湾区档案馆里查到一个资料，这份1977年12月31日所填的表格如是记载：“上列产业（思南路61号）的三楼朝北间连浴室小间及后搭计使用面积43.2平方米，自1977年1月1日起，发还自管”；“紧缩部位暂仍照常出租，由住户使用，公用部位按现状，业主免租使用，产权均暂不发还”。

 

　　这股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掀起的“陆续落实统战对象和高级知识分子被侵占住房”的政策，到1985年底，上海市老洋房最集中的卢湾区累计清退被占私房11.87万平方米，占“文革”时期“冲挤”总面积的91.4%。

 

　　“这是对外开放之初的一个姿态，返还一部分私人财产，表明国家接纳过去的资本家、知识分子参与经济建设的诚意。”徐建国分析说，“但是，原则上1958年公私合营时期上缴的住宅不落实政策。”

 

　　在他经办的“落政”案例中，包括兴国宾馆七号楼的主人，“在清退私房时曾遭到警备区的阻挠，最后还是叶剑英亲自批下来的。但是，如果在公私合营时期的房屋接管和代管文件上签过字，那么，产权就拿不回来了，除非恩赐给你。”

 

　　徐建国曾经手台湾两兄弟讨要改造后的静安里弄旧居，虽然业主在新中国成立前离开大陆，地契原件保留完整，但是并没有获得相关部门支持。

 

　　相比之下，1950年代居留国内的老洋房业主，多半已经丢失了产权凭证，再想要通过法律渠道获得相关信息也极其困难。早在2004年，岳阳路200弄14号的业主董铭，因为“文革”期间房屋的原始资料灭失，诉请徐汇区房地局公开祖宅的相关档案信息，最终被法院驳回。1947年，董铭的父亲花了200根金条买下这栋宅子，但是由于原始资料确实，产权一直无法确认。

 

　　据上海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顾问、原上海市房地局房屋修缮和改造管理处处长王安石介绍：目前上海4600多幢老洋房中，获得许可进行产权交易的仅为60套左右。绝大多数老洋房是系统产、军产，还有国家直管的使用权房。

 

　　国家直管老洋房，类似于直管公房，由上海各区房产所脱胎的房产集团，如徐汇区的徐房集团，卢湾区的永业集团等委托管理，产权国有，使用权则归花园洋房里的老百姓。

 

　　“置换”之名

 

　　严圭容没能顶住居委会、物业、地产公司一拨拨的来人劝说，成了在复兴“义品村”开发中“带头”迁出老洋房的住民。搬进附近公寓式住宅的她，还是怀念思南路61号的生活，毕竟，那里承载着薛家三代的记忆。

 

　　今年年初完成所有住户动迁的思南路47-48号“整体性保护”项目，也是由房地局脱胎的上海城投、上海永业集团会同一家香港的房产开发商，共同投资开发的。

 

　　思南路47-48号内的近代西式建筑，大都建于1910年—1940年，而思南路51号—95号中单号的23幢花园住宅最具特色。不仅如此，这个区域人文气息浓厚，云集了周公馆、孙中山故居、梅兰芳故居、薛笃弼故居等众多名人故居。

 

　　在2005年，上海市规划局通过规划明示，思南路改造项目的目标和原则，是以保护地区整体历史风貌为出发点，延续城市肌理，尊重街巷尺度，完善空间形态，保护优秀历史建筑和绿化空间。修复后利用的原则是，不改变老洋房的原有用途，期望使之成为上海带有浓郁地域色彩和历史代表性意义的花园住宅区。

 

　　“像永业集团这样带有垄断性质的（老洋房地产开发公司），朝南坐（有靠山），以‘置换’的名义，让使用权房在市场上交易，成为一个范本，而这在以前都是地下进行的。”徐建国说。

 

　　按照上海市房地局2004年第17号文件的规定，系统产和授权区房地集团直管的花园洋房，一般不得进行产权处分，如特殊情况要求处分，必须经过上海市房地局的审核。

 

　　在徐建国看来，私房业主讨回老洋房，与其说是一个“落实政策”的问题，不如说是一笔实际的经济利益考量。

 

　　当年，一对早年移居海外的兄弟找到徐建国，询问讨回位于余姚路康平路口的故宅的可能性。“兄弟俩是有身份的人，其一是捷克商会会长，他们也愿意接受房款补贴的方案，要价不高，600万元。”

 

　　这栋老洋房当时估价可达4000万元，但里面住着11户人家，动迁成本约为3000万元。最终因为置换的利润空间不大，没有房产开发商愿意接盘，而导致方案流产，老洋房的产权无法归还给原业主的后人。

 

　　“如果参照国际上的通行法规，居住、使用房屋满五十年，住户将自行取得房子的产权。”徐建国解释说。如今老洋房归属的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大量证据的湮灭，对于原私房业主的后人来说，仍存在着悬而未决的状况。但那么多年过去，更复杂的现实是一大批老洋房的“经租客”也渐渐具有了等同于业主的资格，他们讨要起权利来，又该怎么办？

 

　　“自从2000年被列入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之后，我们这房子就明确只置换不拆迁了。”留守新华路329弄32号的樊左观，挂记着房管部门十年来未兑现的承诺，“只要有个好价钱，我们马上就搬走。”经过了雨季，涎水不断的墙面让他在“大修”还是“敷衍”中拖延。

 

　　十年里，居委和物业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新华路周边的房价也从十年前不到万元每平方米涨到了如今4-5万元/平米。十年前的安置费可以在莘庄买一个两居室，现在只抵得上一平方的老洋房。最近一次是今年五月预定与房产商谈价，但对方提出4.5万/平方米乘以两倍面积的出价，距樊左观12万/平方米的心理价位仍有差距，还是告吹。

 

　　樊左观还在等，尽管卫生间落水管已经彻底锈塞，不得已从外墙穿孔，眼看着明管在红砖外立面上越爬越密，“但看那浴缸的石材，是现在的人造不出来的。”

 

　　（同济大学建筑系博士魏闽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红二代讨房纪事 将军女儿捍房记

　　恩赐的产权

　　史家胡同51号

　　杨建顺：不要对未来过于焦虑

　　文_王宏宇 北京报道

 

洪晃和家人住了几十年的史家胡同51号四合院。 摄影_邵欣

平平一周岁在院子里过生日，图中人物从左到右分别为杨小平、平平、洪晃和章含之。（图片由洪晃提供）

19岁的洪晃和妈妈在院子里的合影。（图片由洪晃提供）

 

　　洪晃没有想到，一年多过去，她和外交部的房产官司，到现在还没打完。

 

　　49岁的名人洪晃目前的身份是中国互动媒体集团的CEO，《世界都市iLOOK》杂志主编兼出版人。有人称她是“中国奥普拉”，素以言论大胆著名，她的博客已累计拥有1.12亿次的点击率，微博上也有着近百万的粉丝群。

 

　　“很多人都以为是我告外交部，其实是他们告我。”坐在位于北京三里屯商圈黄金地带的“薄荷糯米葱”专卖店里，洪晃有点无奈。坊间传闻，这家洪晃出资的中国原创设计服装概念店，本来打算注册的名字是“倍牛叉”（北京话，意为“特别厉害”），但工商不允许，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名字。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2009年，拥有北京史家胡同51号院产权的外交部，起诉目前租住在该院的洪晃，要求后者搬出。洪晃同意搬出，但要求外交部支付该院30年的维修费。2009年12月，双方进行庭前证据交换，针对洪晃的索赔，法院给予两个月的举证期，后因外交部“急着要房子”，缩短为一个半月。再此后，此案在媒体上就再无音信。

 

　　“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只知道法院是政府的，原告是政府的，这个结果也基本知道。我只是好奇这个过程，看他们如何把这个事情说圆。其实你就跟我说‘你滚蛋’不就完了吗？非要特别正经地跟我说去法院，就像是要告诉我，‘我不仅要把你踢出去，而且我要非常正经地，拿着法律的规定把你踢出去’。那我就看看你是怎么个踢法吧。”洪晃说。

 

　　这一踢，就又踢了近9个月。至少到目前为止，51号院的大门钥匙，仍然拿在“倍牛叉”的洪晃手里。

 

　　红门往事

 

　　从北京地铁5号线灯市口站出来走几步，就到了史家胡同。从这个胡同往西走一公里，是故宫；往南走一公里，就是长安街。

 

　　鼎盛时期，这里曾有80多个四合院，居住过很多高官和名流，如华国锋、徐向前、荣毅仁等。当年胡同两边成片的四合院，现在早已不复存在。胡同西口，马路南边的院子已经拆了正在盖大楼，很远就能听到叮叮咣咣的施工声，一栋蒙着绿色防尘网的大厦已经盖了十几层，往上还不知道要盖多高。

 

　　马路北边，从西往东数，59号是曾经的史可法祠堂旧址，现在的史家胡同小学；53号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外宅，现在是一家宾馆；外墙很高的55号，住的是荣毅仁的儿子、登过首富宝座的荣智健；大红门紧闭的51号，就是洪晃的家。

 

　　和别家不同的是，51号大门旁边的灰墙上，用水泥刷了一块牌子，写着“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立牌日期是1984年。但门口的春联又显示着这里住着人，照老规矩，这些要到明年春节贴新春联的时候才能撕。这是副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敷衍的春联，不是手写而是印刷的，上联是“四季平安人和顺”，下联是“五福临门家业兴”，横批“新春大吉”。纸是那种亮闪闪的大红镶黄边纸，字体一看就知道是电脑上的行楷。

 

　　看得出，这里很久没人出入了。门洞子里，斜倚着旁边小饭馆的折叠桌，还有两辆自行车和一辆电动车，过了一会儿，又停进来一辆摩托车。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大妈，和一个看报纸的老大爷，坐在门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说起51号的主人，老大妈拖长着尾音叹着，“老太太前两年没啦，小的现在也不怎么来了。”

 

　　“小的”指的是洪晃，“老太太”指的是曾做过毛泽东英语教师的京城名媛章含之，洪晃的母亲。洪晃的继父、已故前外交部长乔冠华也曾住在这里。如果再往前数，这里住的是洪晃的外公，曾在1920年资助毛泽东2万大洋的名流章士钊。

 

　　从章士钊1959年搬进这座两进的四合院里算起，今年恰好是第51年。“外交部的人来过，还有些人冒充媒体，老想进来看。现在平时谁来也不让进。”看门的老张把记者让进院内后，就拿起把剪刀，自顾自地剪起了花草。

 

　　51号院确实老了。院子里到处可见破损的漆面、碎裂的砖瓦，不过正房、厨房保养得还不错，典雅的美式装修，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主人在这上面花费了不少心思和金钱。“西屋原来还有一堵山墙，摇的，特危险。老太太打电话，来过一帮子人，看了以后就走了，说是要请示还是什么，后来也没了消息。”洪晃说，“我妈是那种生起气来会发抖的人。她每次给他们打过电话全身就发抖，说，‘全都是势利眼!’”

 

　　“2006年，我领养了平平，准备让她住在西屋，后来我想起来这山墙的事，这孩子搁里面，墙要倒了孩子怎么办？然后就找了工人来，刚拨拉了两下墙皮，那墙哐叽一下就倒了。”她还在微博上说过，自从乔冠华退休后，51号院就没有给过暖气。洪晃觉得外交部作为房东，在职责上有缺位。

 

　　洪晃想要一个说法。“当了这么多年的房东，从来不维修。这是国家财产，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国家财产？这还是文物，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文物？要不是我们家在这维修的话，这房子说不定就塌了。”

 

　　如果章含之还在世，不一定会同意上面的说法。她在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里，曾谈到过那段毛泽东“还债”给章士钊的往事：“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51号的四合院，当初送给父亲时，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

 

　　章含之还在回忆录里写道：“母亲选定51号院之后，周总理又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他请示了毛主席，这房子是送给父亲的，感谢他对共产党的帮助和合作。父亲去世后，在北京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对我的香港回来的继母和美国回来的妹妹说，51号院永远是父亲和他亲属的家。”

 

　　写完回忆录的5年后，2008年1月，章含之永远离开了这座写满她悲欢人生的四合院。

 

　　洪晃相信章含之在回忆录中写的是实情。“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姥姥最大的爱好就是拿着个小板凳，每个月坐在门口说，毛主席该来还钱了。这个房子是他还钱的一部分，是他的本金，他每月还从自己的工资里抽一部分出来，还利。”洪晃说，“我外公之所以能生存那么多朝代，用上海人的话说，就是特别识相。毛主席说送你一套房子，你不能说‘那房契呢？您是不是把这都付全了？’”

 

　　专业要房团

 

　　章含之去世的那个春节，还没出正月十五，外交部的人就来了。洪晃说，当时她去海南过年刚回来，还在收拾东西，他们就直接来家里了，“吓了我一跳”。

 

　　这次来了三个人，一个姓沈的处长，一个“谁说什么都在那狂记”的戴眼镜的小伙子，还有一个“长得像打手”。他们很专业，公事公办，也不喝水，十分钟就把事情讲完了。洪晃当时就表了态：你们拿房产证出来，赔偿维修费，我就搬。

 

　　接下来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外交部的函件。信上说：洪晃女士，经过几次沟通，我们限你在某月某日之前搬出去，我们要收这个房子，至于你所提到的补偿，将在你搬出去之后予以考虑。

 

　　洪晃也回了一封信，说同意搬出去，但补偿的问题必须在搬出去之前先谈好。“一旦搬出去了我还谈什么？后来他们又发了一个函，还是一样的东西，我就没管它。等第三封函的时候，他们说已经雇律师了。”洪晃说。

 

　　北京奥运会后，对方的律师打来电话，说“你的态度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以为你要大闹”。洪晃说，“我明显不想闹，我觉得没意思。”于是双方带着各自的律师又见了一次面，喝咖啡，说的东西还是一样。

 

　　接下来，房产证还没看到，洪晃就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她有点纳闷，不是还在协调吗，怎么突然就打官司了？“我不同意搬走，你打官司可以理解，可我同意搬走啊。我的律师说，人家觉得跟你协调就没戏，还不如赔偿，因为见面时他们一直问赔偿金是多少。我说加起来怎么说都不少于一千万吧，他们说那行，拿发票吧。我说我没发票，总不能因为这个去买假发票吧？”

 

　　再接下来就是预审，双方在法院见面。时间已经到了2009年冬天，登记护照身份证时，法官说，原来你拿的是美国护照。然后就问，补偿的话，你有没有任何房子花销的记录？洪晃说没有。于是又给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去举证。

 

　　后来实在没有证据，洪晃和律师商量，直接找评估公司评估一下算了。但法院却迟迟没有指定评估公司。又过了三个月洪晃才知道，原来是外交部还要追加被告人。

 

　　“预审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我拿的是美国护照，我没有户口，起诉我是没有用的，所以要追加被告。”洪晃现在的丈夫杨小平的户口在51号，追加上；母亲章含之当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城乡发展研究协会当主任，为了办公方便，协会的注册地址也在这里，也追加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拿到这个传票就说，太莫名其妙了。你想啊，这是外交部起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意思是，要不商量商量内部解决吧？后来听说外交部的态度好像是没门，研究中心还特逗，可能还真的帮我们修过房子，他们说有证据，有发票，那你外交部要还我们的钱。”洪晃说。

 

　　直到几天前，追加被告的程序终于走完，法院通过公证摇号，定下了评估公司，评估才算正式开始。没想到评估公司来到51号院，还是说“你把所有的装修的图纸和发票都给我”。

 

　　“这不是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吗？我就是因为没有发票，也没有图纸才评估的，再说这图纸肯定是在房东那，我就一租房子的，哪有这些？”洪晃说。

 

　　除此之外，唯一的进展就是她听说外交部手里拿的房产证是1992年的，“我不知道外交部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房契的”。

 

　　据洪晃的律师、天元律师事务所的余明旭向记者介绍，目前外交部和城乡发展研究协会经沟通，已不再追加后者为本案的被告，而是作为与处理结果有利益关系的第三人列席，此前法庭指定的评估公司认为资料不全，已经退出，法庭正在另行选择评估公司。“外交部的态度是温和的，这对案件有帮助。”余明旭。

 

　　负责审理此案的东城区法院法官孙莉拒绝向记者透露外交部方面的联系人和律师，“案件正在审理中，不方便透露具体的进展”。

 

　　胡萝卜和大棒

 

　　现在洪晃的态度是“无所谓”，她说“官司必输无疑”，房产证是一方面，而且中央还有专门文件规定类似情况的处理，“乔去世后，他的遗孀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一直到遗孀过世后，子女就必须出去了。外交部就是拿着这文件要我搬走。”

 

　　洪晃觉得自己到目前为止都还算配合，她建议政府应该考虑下租户的感情，可能的话，允许优先赎买，不过她听朋友说这个四合院值2亿元时，就断了这个念头，“那可无论如何买不起”，虽然她有“妈妈留下来的徐悲鸿的画”。

 

　　“我的教育和我的家教告诉我，第一，物质的东西是不值得你付出这么多的；第二，不属于你的东西是不应该和别人争的。人家有房契，你争什么啊争？”

 

　　洪晃说，母亲章含之从前也从未想过有这么一天。“我妈参加工作50年，在外语学院也好、外交部也好、国务院也好，从来没有分配到一套房子。单位分房子大家都抢来抢去的，所有人都说，你们家不是有史家胡同51号吗，你还来占名额。我妈也说，我们家不是有51号吗，她的那个名额她从来都是放弃的。”

 

　　但到了后来，老太太的想法也有了变化。“我妈去世之前问过我，要不要办一个章士钊故居啊？我说千万别，这事儿挺复杂的。”洪晃问过郭沫若的女儿，对方说“这就是在各个部门之间求爷爷告奶奶的事”。

 

　　预审时，外交部曾表示，按照章含之的级别，可以给洪晃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洪晃当时在微博上说“120平方米不够”。但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对，“这事跟要维修费没关系”，而且第一没给地址，第二没给钥匙，第三也没说什么时候给。“房子在哪呢？要是在保定的话，我怎么住啊？”

 

　　“我觉得他们是一方面给你一个胡萝卜，一方面拿一个大棒子。我完全可以不给你。你一个老美，有什么权利拿你公务员妈妈的120平方米的大房子？这是我白给你的胡萝卜。然后一边说吃完这个胡萝卜给我滚蛋，大棒子下来就该起诉你了。”洪晃说，她宁愿挨大棒，也不吃胡萝卜。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红二代讨房纪事 将军女儿捍房记

　　恩赐的产权

　　史家胡同51号

　　杨建顺：不要对未来过于焦虑

　　南都周刊记者_王宏宇

 

杨建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

 

　　南都周刊：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物权法》，但我们注意到，在涉及几十年前的物权纠纷时，即便是很多有影响的名人，仍然败了下来。

 

　　杨建顺： 这是国有化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来处理，不能用如今的《物权法》予以解决。因为这个事情涉及的不是物权法，也不是行政法，而是政策。世界各国如果遇到国有化，也就是国策性的转变，都不能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解释，只能作为统治行为，或者政府行为，或者政治行为，或者国家行为。这些都是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的。

 

　　这一点上，大陆法系和判例法系，在国有化对于私人财产的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许可法》规定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由于法律法规的变化，结果改变了当时行政许可的合理合法性时，应依法予以补偿。现在美国都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在这方面的权利保障比美国还进了一步。

 

　　南都周刊：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名人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如何保障几十年后自己的房子不会被收走？

 

　　杨建顺：我们国家的所有制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其他国家土地私有，一旦买下来就有了物权的保障了。我们国家土地的所有权与房屋的所有权是分离的，这不是《物权法》能够解决的。国家政策还是要首先有具体的策略架构，然后才是制定法律。

 

　　《物权法》解决的是七十年的所有权问题。我们所有的是房屋所有权和房屋所在土地的使用权，对房屋来讲，我们的所有权是绝对的，但是对于土地我们有的只是使用权。土地的使用者和土地的所有者，谁的权利更大呢？当然是土地所有者国家的权利更大了。七十年后怎么办呢？它不能解决，也只能到时再说。

 

　　《物权法》出台时，人们非常高兴，为此兴奋。可以看出《物权法》已经对公民的财产作出了具体的保障，制定了相应的程序、纷争解决的手段，虽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这个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尽管我们的权利比不过土地所有者，但是我们的权利也是不可以被忽视、被侵害的。到时候会有折中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另外，房屋产权与很多因素相关，绝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七十年后，我们的房产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相结合的重要话题。

 

　　南都周刊：很多人觉得《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先征收再补偿，与《物权法》先补偿再征收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认为这是个不好的苗头。

 

　　杨建顺：这种想法是误解，其实《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并没有拧巴的关系。

 

　　通常，人们把《物权法》涉及的问题理解为民法的问题，而民法包括《侵权责任法》没有考虑到公法的因素。《物权法》第42条仅仅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收或者征用不动产，并对财产进行补偿。这实际上是对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延续。不同在于，《宪法》修正案指出了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民法修正案渗透这一块，但是又没有研究。其实《物权法》应该就征收和征用问题，成为2004年《宪法》修正案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补偿的法律，但它并没有成为这样的法律。

 

　　《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主要是跟《宪法》修正案有冲突，因为《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是法律。现在征收这一块还没有法律，为了合法化，针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这一块，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先由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有了这样的授权，就已经合法，就跟《物权法》没有矛盾了。

 

　　有人会误解，认为《宪法》修正案说的是要先补偿再征收，而《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则是先征收再补偿，其实《宪法》修正案并没有说要先补偿再征收，只是说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也没有说先征收再补偿，只是在协商不成时可强制拆迁。这是任何国家都有的。强制的制度，需要明确它的标准、程序，实在执行不下去的时候都需要强制执行。但是强制执行要尽量避免直接冲突。比如在日本，就废止了《行政执行法》，制定了《行政代执行法》。

 

　　实际上在房屋拆迁方面最大的问题是补偿标准，如何将之标准化、合理化，体现公平与正义。我们不可以为了一己利益就阻碍城市化进程。也不能说城市化就是现代化，就需要拆迁，要房改就拆，拆了也不补偿，这些都不行。只要符合公共利益，符合拓展公共空间，拆是可以的，余地在于应该给予充分的补偿。我一直提倡按照市场价+α变量，应该保障你拆迁以后不能低于拆迁以前的生活水平。

 

　　南都周刊：现在我们的政策有很多 “打补丁”的情况，会不会造成新的历史遗留问题？

 

　　杨建顺： 我们之前欠账太多了，才导致如今的被动。只要我们依法渐进地推进，历史问题会越来越少。当下的事情当下解决，不要总是欠账。历史遗留问题通过有关渠道解决是最好的，但我一直强调的是一定要依法推进。如果哪个领导人想到这样好这样做，另一个领导人想到那样好那样做，尽管主观愿望可能都是好的，但一定又会留下历史问题，给将来留下麻烦。现在很多人、很多地方搞创新，把制度抛诸脑后，这很危险。

 

　　（实习生蒋丽娟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红二代讨房纪事 将军女儿捍房记

　　恩赐的产权

　　史家胡同51号

　　杨建顺：不要对未来过于焦虑

　　南都周刊年度第34期封面：网购新战场

 

　　1亿网购者支撑起的2000多亿网购市场，不再淘宝一家独秀。今年伊始，团购网的异军突起，打破了传统C2C和B2C的网购格局，也随即改变传统“宅在家”的网购消费习惯。“百团大战”、“千团大站”，团购的时兴背后，是网购的升级之机，而关税新规带来的压力、货不对板的诚信拷问，将是网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秒杀和团购异军突起，掀起新一轮的网购热潮；进口关税新规的实行，给代购行业带来新的挑战；鱼龙混杂和货不对板，也使这个市场面临诚信考验。网购这种生存方式，到了该审视和升级的时候了。

 

【封面报道】网购新战场
【封面报道】百团大战
【封面报道】一罐明治奶粉的网络路线图
【封面报道】能团的，许多多都团了
【封面报道】十位名人购与不购
【封面报道】代购买手的新烦恼
【封面报道】网购，洪水猛兽

【视线】第三性：泰国的Ladyboys
【特别报道】港殇/杀手门多萨
【社会】夺命航班
【健康】迟来的通报
【国际】最高级俱乐部

【人物】余光中:乡愁之外
【人物】布什家族的绩优潜力股
【财智】全民皆凡客
【文化】六六：我也是良知的一部分
【生活】品酒会明月入杯对酒当歌
【设计】3D是个筐，时尚也来装
【身体】不吃小龙虾，横纹肌就不溶解了？

【专栏】毕然：贫富混居遭抵背后的断裂现实
【专栏】茅于轼：再说经济适用房会推高房价
【专栏】薛涌：美国的“小升初”
【专栏】木子美：同为灾难的人质
【专栏】二毛：有文化的猪头

　　文_目林寺

 

深圳深南大道风景。摄影_与风同行

 

　　当亚当和夏娃，刚被领到各种从未见过的事物面前，他们该怎么命名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当秦朝的子民穿越到互联网时代，又该怎么面对各种他们眼中的怪诞行为？当封闭已久的中国民众，突然遭遇广大新世界的时候，他们又是要如何归纳各种新奇的现象？

 

　　语言，需要语言。面对新事物，人们除了尴尬或恐慌，最下意识的行为大概就是创造新鲜词汇，以同他人交流，并消除各种不适。

 

　　语言是一个中介，连接着外在世界和内在心灵。人类意识通过语言来表达，社会通过语言来建构。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语言，我们可以理解某个人的意识；分析语言，我们可以解释人们之前的交往形态；分析语言，还可以区分族群、区分时空、区分不同年代的生活和精神。

 

　　西方素来有种说法：“民族语言即是民族精神。”同样，现代语言则是现代生活的内核。想要认识某个部落文化，得去研究部落的语言风格；想要理解一个时代，也要去发现其中词汇句式。那么，要明白社会如何变迁，就可以去查看，哪些词汇突然出现了，哪些词汇倏然无影。

 

　　赤道的人民，没有雪这个概念；唐朝时期，没有飞机或是民主的说法，五十年前的中国，也用不着微博或是火星文这样的名词。只有面对新事务，才会不断有新词产生。

 

　　新词，在定义来说，是人们需要对新出现的现象、事物、观念给予抽象归纳并进行交流，应思维与交流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变迁越快的社会，其新词的产生量也就越大；发展越是超前的领域和区域，其贡献的新词也会最多。所以，就方法论而言，数据图表和规章制度可以折射变迁，言语词汇照样可以映照世界。

 

　　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在回顾这30年深圳发展的时候，《南都周刊》便借用新词这个小工具，试图以深圳制造的30个新词折射深圳30年的改变。作为改革先锋，它对中国大地形成了什么样的冲击？作为中国城市的试验田，它引领了中国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潮流？

 

　　当然，若将方法论略加延伸，有心的读者朋友或还可以根据新词的数量去分析探讨：在哪些方面，深圳带来的影响最大，部分领域是否已经滞后？在哪个时间段，深圳改革的力度最大，如今的脚步是否已经放缓？

 

　　一叶可知秋已深，一词可辨世道改。新词可以用来看深圳，深圳可以用来观中国。回顾深圳的过往，不仅仅是对这座城市的注目，也是在刻画着中国改革的记忆，寄望着未来深圳以及中国更好的转型。

 

　　一座城市如何改革，一个国家如何变化。30年，30词，或我们已从中管窥。

 

【本期特别报道导读】

　　30年30词之时政：窗口 直选 拓荒牛 蛇口风波 南巡 行政三分

　　30年30词之文化：春天的故事 读书月 微缩景点 桥头堡

　　30年30词之社会：中英街 深圳速度 边防证 打工仔／妹 二奶村

　　30年30词之商业：炒鱿鱼 供楼 深市 地王 山寨

 　　专题文字：庄丰 那五

 

2004年，一名打工妹在邓小平像前留影。摄影_余海波

 

　　30年30词之时政

 

　　窗口

 

　　释义：“窗口”一词，定格了深圳留在历史上的最早的形象。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从那一天起，深圳便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里头的人发现了外部世界的纷纭，外头的人看到了中国开始改革的一块试验田。中国从此不再被封闭的坚墙包围。30年后，门户开放的中国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特区的“窗口”意义，慢慢淡出历史舞台。

 

　　点评：一间铁屋，若不开窗户，则昏暗抑闷。一个国家亦然。

 

　　直选

 

　　释义：1983年4月，成立才3年的特区出现了一场“直选”的民主试验，发生地为“特区中的特区”——蛇口工业区。第二届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由直选产生，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随着管委会主任袁庚在1992年离休，工业区的头头，又恢复了由“婆婆”指派的委任制。但民主的需求一直在特区生长，1993年10月，深圳宝安区沙井镇蚝二村的村民，用一张白纸直选村干部，开创了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先河。“直选”作为一个对当时的国人而言还很陌生的概念，已经成为深圳人真实的生活体验。

 

　　点评：相对于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速度，深圳的直选试验，还可以加快步伐。

 

　　拓荒牛

 

　　释义：在深圳，最著名的雕塑是“拓荒牛”，这一于1984年落成的铜雕，被寓意为深圳精神的象征。雕塑家潘鹤最初的创意，是“开荒牛”，特区从无到有，“杀出一条血路来”，体现的就是“开荒”精神。之后“拓荒牛”变意“孺子牛”，出自当时的深圳市长梁湘：“人民公仆就是人民的牛，人民的孺子牛。”但在深圳人的认识里，“拓荒”的意象最深刻。深圳30年的繁华，就是拓荒拓出来的。

 

　　点评：中国改革开放已逾三十载，还有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横陈在前，“拓荒牛”不能停下来。

 

　　蛇口风波

 

　　释义：“蛇口风波”由1988年三名“青年教育专家”与70多位深圳青年的思想碰撞所引发。现在的年轻人已不知李燕杰为何许人，二十多年前，李燕杰的名气不亚于李连杰，在全国各地到处演讲、座谈，以充当“青年的精神导师”为己任。可是，这名昔日深受单纯而迷茫的青年欢迎的“青年教育专家”，1988年却在深圳蛇口碰到软钉子。

 

　　当年，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与70多位蛇口青年座谈，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带生活的蛇口青年对三人的说教感到不满，双方发生了争论。两天后，一名随李燕杰南下的人整理了一份蛇口青年的发言材料，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向中央打小报告。“蛇口风波”就此爆发。

 

　　所幸经过近10年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风头正劲，《蛇口通讯报》、《羊城晚报》、《中国青年报》等先后刊发报道，就“蛇口风波”展开讨论。《蛇口通讯报》勇敢地将教育专家与青年之间的分歧，定义为“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蛇口，成了李燕杰们的滑铁卢。

 

　　点评：只有在一个将成年人当成精神儿童喂养的地方，才可能出现所谓的“青年精神导师”。

 

　　南巡

 

　　释义：1984年，世界并不像政治寓言小说家奥威尔所说的那样，在中国甚至是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当年深圳的实验备受争议，保守主义者莫名惊诧：“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这一年年初，邓小平决定去深圳看看，是为第一次“南巡”。他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改革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从深圳传导至全国。人们后来把这一年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一批至今仍为中坚力量的公司在这一年诞生。

 

　　当时间来到1992年，中国的前程又是彷徨与迷惑之时，邓小平再次“南巡”深圳，推动改革进程。至此，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是官方与民间达成的共识，领导讲话也不成文地成为推进改革的一种方式。2010年8月，温家宝考察深圳时向邓小平铜像献花，改革再一次被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点评：正如温总理所说：“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

 

　　杨青天

 

　　释义：“杨青天”是深圳市民送给杨剑昌的光荣称号。30年前，一介布衣杨剑昌举报所在公司漏税、医院走私，如同一位孤胆斗士；20年前，杨剑昌成为一名基层公务员，“黑脸”端掉了深圳的黑矿泉水、黑炼金厂；10年前，杨剑昌当选为深圳市人大代表，每年提交数十份议案建议，为民请命。这是一个混合着传统青天情结与现代公民意识的标志性人物，即使在深圳这么一个既保守又创新的政治空间上，也显得有些卓尔不群。

 

　　点评：还是叫他杨剑昌吧，一个有担当的公民。

 

　　深圳，你被谁抛弃

 

　　释义：当深圳青年呙中校在键盘上敲下这七个字的时候，他想象不到自己的文章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抛弃论”大讨论，并促成了他与时任市长的于幼军会面。当年呙中校在一家金融公司做金融分析，深圳金融业的低迷让呙中校深为感触，2002年11月16日，他将万字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放到网上，从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国企改革、政府效率、治安、城市环境等多方面直指深圳发展积弊。一石激起千层浪，“抛弃论”不仅在深圳坊间庙堂热议，也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其时，深圳在经过20年高速发展之后，特区的华丽慢慢褪去，而中国已经“入世”，特区不再特，深圳该何去何从？深圳人感到焦灼。

 

　　而从80年代末的“蛇口风波”到新世纪的“抛弃论”，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时代嬗变曲线：昔日务虚的观念之争换成了具体的利益分配政策之争。这也是30年中国社会变迁图景的缩影。

 

　　点评：“抛弃论”开启了网络时代草根问政的时代阀门。

 

　　行政三分

 

　　释义：“行政三分”是深圳在2003年提出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即在一级政府管理系统内部，将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适度分离，并在运行过程中使之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行政管理体制。但是深圳的这项改革，除了贡献了一个新名词、一种构想，并无实质的动作。此前，1988年提出的“行政主导+立法委员会”的政改也无疾而终。这个以经济特区立市的城市，经济改革一直敢为天下先，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则一直谨小慎微。

 

　　点评：温家宝总理近日在深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值得期待。

 

　　竞选

 

　　释义：深圳人将悬空的“竞选”概念变成了落地生根的实践。2003年4月，肖幼美参选深圳罗湖区人大代表，在所属选区内贴出了新中国个人参选的第一张海报，此后，在深圳南山、福田等区级人大代表选举中涌现出了吴海宁、王亮、叶原百等一大批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并引发全国人大关注，最终促成《选举法》修订。

 

　　点评：来自民间的创造力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空间的拓展。

 

1997年，深圳的歌舞厅。摄影_朱宪民

 

　　30年30词之文化

 

　　春天的故事

 

　　释义：1992年春天，南方一条《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强大信息像长着翅膀一样飞遍大江南北，远在黑龙江的蒋开儒受此震动，南下深圳，创作了《春天的故事》歌词。这首描述邓小平和深圳故事的歌，后来传唱天下，几乎成为全国认同的非官方深圳市市歌。

 

　　点评：在改革开放陷于停滞的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又一次充当了“再出发”的急先锋。

 

　　读书月

 

　　释义：“读书月”是深圳人首创的文化狂欢节，由深圳市委市政府于2000年创立，时间为每年的11月1日至30日。读书月活动包括读书、换书、赠书、征文、绘画、书法、摄影、设计、辩论、话剧、讲座、朗诵、研讨、调查、展览等。读书月的形式随后被其他城市借鉴。

 

　　点评：一个缺乏文化历史堆积的城市，需要用更多的书籍垫起它的文化基座。

 

　　微缩景点

 

　　释义：作为一个从小渔村发展而来、毫无旅游文化资源的都市，深圳硬是“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了引人注目的人造景观—微缩景点，其代表作包括世界之窗、中华民俗文化村。

 

　　点评：深圳人改变了景观的定义。

 

　　桥头堡

 

　　释义：“桥头堡”之说首创于余秋雨先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余秋雨频频前往深圳指导文化工作，每每语惊四座，1995年他说“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1996年又说“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1997年再提出“深圳最有资格做总结20世纪文化的事—掌握20世纪中国文化的结算权”。但这些观点受到很大的质疑。坊间更相信深圳是“文化沙漠”。虽然深圳老早就有改革“试验田”、开放“窗口”之称，但深圳的创新基本上只体现在经济领域与市民生活方式上，文化“桥头堡”的大帽子，与深圳的文化脑袋还不匹配。一个城市，经济可以一夜之间起飞，但文化的积累需要过程，更需要足够包容的胸襟。如今朱清时先生领衔打造南方科技大学，显示了深圳建设现代大学学制的野心，但现在看来，朱先生面临的困难可能超乎预想。如果连一座合乎现代大学品质的高校都未建立，谈何充当文化“桥头堡”，又谈何建立“深圳学派”？

 

　　点评：深圳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1984年，中英街上的服装商贩。摄影_朱宪民

1994年，深圳新一代贵族外出打猎。摄影_余海波

 

1993年，深圳车公庙食街。摄影_朱宪民

 

　　30年30词之社会

 

　　中英街

 

　　释义：深圳沙头角镇有一条商业街，为“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界碑所在，故名“中英街”。深圳特区成立之初，中英街简直就是中国人的“购物天堂”，能到中英街淘几个国外产品，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其后，随着内地市场日益繁荣，中英街上几乎所有商品都可以在内地买到，中英街开始走向沉寂。内地经济的发展也使得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更加紧密，过去是“无香港不成深圳”，如今则是谁也离不开谁。中英街的港深握手，已经演变成“深港都市圈”的大格局一体化。

 

　　点评：香港的法治、文化创造力与市民社会建设，仍然值得内地人虚心学习。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释义：1982年，深圳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誉为“知名度最高，对国人最有影响的口号”。如果以这句话作为界点，可以发现它演绎了中国社会的价值理念的变迁。

 

　　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是富兰克林《致青年商人》一书。富兰克林是一位新教徒，他所持有的对工作、财富和效率的态度，就如马克思·韦伯所阐释的，是促进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现在的历史学家对明朝晚期“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却没有兴起资本主义叹息不已，这一遗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文化的推动。而新教影响下的新兴国家则开始跨越式地发展。恩格斯后来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中也说过“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但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的重视，直到深圳经济特区出现。

 

　　蛇口工业区领导人袁庚当年代表招商局赴港签署合约，受到港人周末抢时存款的启发，回来便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引起强烈反响。从蛇口到整个特区，进而风行全国，引发和振动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和财富观念，并成为全国各地行动的一个圭臬。

 

　　点评：这或者可称为“深圳伦理”，它促进了“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兴起。

 

　　深圳速度

 

　　释义：能很好地证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就是“深圳速度”了。

 

　　1984年3月15日，新华社报道，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创造了3天建一层楼的纪录，标志着我国超高层建筑工艺及速度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实，建筑工艺并非突然之间就提高了，而是工作方式改变了，并且还是很简单地改变了。在那个狂飙时代，追求效率与速度有着信仰般的力量，人们甚至都没时间来考虑“我们是否走得太快，以致灵魂跟不上了”这样的问题。

 

　　点评：“深圳速度”体现的不仅是行政办事效率提高，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上午领证下午就提出离婚，30年来最大的变化之一，便是中国人失去了闲暇。于是，有媒体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急中国”。

 

　　边防证

 

　　释义：很长一段时间，每一个进入深圳特区的人到了边境检查站，就有一个表情严肃的武警同志过来检查，如果没有“边境通行证”（俗称“边防证”）或是假证，对不起，请你下车走一趟。入深圳要办证，去中英街购物也要办证（凭特许通行证进出）。

 

　　点评：在深圳撤关的热议声中，“边境通行证”、“边防证”成为历史名词。有好事者统计，一个中国人一生要办80多个证。能够少办证无疑见证了社会的发展。

 

　　暂住证

 

　　释义：1985年，深圳特区在中国内地率先实行暂住证制度。这也成为深圳移民文化的一个象征，它让初到深圳的外来人口拥有了暂时居住的权利和一个身份。暂住证制度随后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流行开来，成为特定时期的人口管理方式。2008年，深圳实施居住证暂行办法，率先探索科学的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目前在许多地区居住证已经替代了暂住证。

 

　　点评：一纸户籍附着了多少辛酸，人们曾经这样表达情绪：“愤怒的户口”。

 

　　打工仔／妹

 

　　释义：1992年，中国内地第一部打工文学作品《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出版，安子曾是他们的代言人。在深圳特区建设历程中，外来工是一群不可忽视的建设主力。许多不甘寂寞的热血青年，在改革大潮裹挟下从内地来深求职。他们当中有农民、工人、技术员、工程师、教师……几乎包含了特区所需要的从低级到高级的所有门类、所有层次的劳动力。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新群体，他们的出现推动了合资、民营等经济体的发展。此后，“打”也成为一个词缀，“打卡”、“打工皇帝”等都不时挂在人们嘴边。

 

　　点评：从打工仔／妹到外来工，称谓的改变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历程，也体现了社会对个体的尊重。

 

　　移民潮

 

　　释义：1982年隆冬，100多节军车满载两万名奉命集体转业的基建工程部队官兵来到边陲深圳；与此同时，全国10万建筑大军南下会战深圳；1989年，百万劳工下深圳，更形成了特殊的移民潮，深圳也成为聚集打工者最早的城市之一。作家朱健国也是其中一个，他说“深圳移民”大抵属于三种人，一曰淘金者，二曰逃情者，三曰逃难者。就像乘坐“五月花”号抵达北美的那一帮人，他们构成了一个新兴而具强大活力的移民城市。

 

　　点评：早些年人们常说，深圳是个无根的城市。随着第二代第三代的出生，登高望故乡的情怀逐渐淡去，自然反认他乡是故乡。

 

　　老板

 

　　释义：初到深圳，哪怕去小饭馆吃饭，一进门，服务小姐就会甜甜地问一声：“老板，吃点什么？”而在东北，“老板”的称呼则变成“哥”。

 

　　一块板转砸死十个人，九个老板一个马仔。这一当年的戏谑之语，多少反映了深圳这座创业之城的特色。当老板是打工者的理想，也是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的人们追逐的目标。这种冒险、创业文化创造了无数的深圳奇迹。

 

　　“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企业，几乎都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我那时也是投机高手，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和王石一样从小买卖做成大老板的人还很多，其实王石才应该宣称“我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并且复制了无数个。

 

　　点评：称“哥”的背后是乡土、宗族或者江湖的观念，称呼客人为“老板”的背后则是市场的观念。

 

　　二奶村

 

　　释义：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讲，“二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职业，这个发端于深圳的职业几乎没有上升空间，其遵循的一个准则是：想当“大奶”的“二奶”不是好“二奶”。

 

　　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位于罗湖的一些楼盘，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甚至一些城中村，因为低廉的房租也成了“二奶”们的聚居地，这些村因为“二奶经济”兴盛起来，成了不少猎奇者的旅游目的地及作家们寻找灵感的地方。

 

　　后来，“二奶”向高端化发展，歌星影星、大学生亦加入这个群体，“二奶”这个职业也发生了转化，成为权力寻租的中间人。如果没有几个“二奶”，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有钱人或者官员。

 

　　点评：曾经的““二奶””群体还被视作有伤风化，而如今她们的非婚生子女已成为社会问题。

 

　　小姐

 

　　释义：一些词在深圳是不能随便称呼。比如“小姐”。与“二奶”相比，“小姐”这个职业可是自古有之，还曾经无限风光，留名青史于艺坛、政界。“小姐”在内地消失了几十年。连商品都不能交易，何况是性？改革开放，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兴起的，自然包括了“小姐”这个职业。曾有经济学家说堵车、腐败是经济繁荣的象征，其实他最应该拿来当做繁荣象征的是“小姐”。

 

　　点评：“小姐”的风光彻底被“二奶”抢去了，知名的“二奶”多了去，但知名的“小姐”大概只有北京“天上人间”的梁海玲。而深圳，在起到领风气之先后，风月场的风头早已被内地的城市盖过。

 

　　下海

 

　　释义：上个世纪90年代，“下海”一夜间变成时髦动词，专指体制内工作人员从事商业活动。深圳特区无疑是“下海”者弄潮的最理想去处。自90年代初期起，大批的文人、学者、科技人员南下深圳创业，出现了人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蔚然景象。深圳最知名的“下海”者，大概要属39岁即官至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副市长的叶澄海。他1985年下海，创办的企业登陆创业板后，如今身价亿万。

 

　　点评：放弃稳定、优裕生活转向未知的奔波前程，从积极意义上来讲，下海恰恰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成功的最有力证明之一。

 

　　无人售票

 

　　释义：1992年11月，深圳公交巴士在内地首次试行无人售票，来自香港的郑女士往投币箱投下整整50元港币，她后来投书香港《东方日报》时说：这一改革，是内地追求城市文明的重大标志之一。

 

　　点评：市民精神的养成，从一点一滴开始。

 

深圳发展中心大厦前，青年步履匆忙。摄影_孙海

 

　　30年30词之商业

 

　　炒鱿鱼

 

　　释义：1980年，深圳率先突破固定用工的传统体制，实行双向选择，确立了劳动合同制和配套制度。打破“铁饭碗”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引起阵痛，“炒鱿鱼”即是这一转型过程的见证。

 

　　此后，1983年，《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出台，深圳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实行劳动用工合同制的城市。1987年，深圳首届劳务交流服务大会举办，开创中国内地“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市场就业服务之先河。

 

　　点评：炒鱿鱼如今已是一个中性词，更多的时候，是老板被炒鱿鱼。

 

　　供楼

 

　　释义：1985年4月，建设银行在深圳率先开办了楼宇按揭贷款服务。这让许多深圳人率先在全国圆了买房梦。早在1980年，蛇口工业区便启动了职工住房商品化改革，迈出内地住房制度改革的第一步。随后，诸如商品房、物管、房地产中介、业委会等这样的词汇从深圳逐步走进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点评：“房屋是商品”的观念从深圳走向全国，终于，得市场风气之先的深圳屡屡拔得内地房价最高城市头筹。

 

　　深市

 

　　释义：这是最不可回避的一个与深圳有关的词汇。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成为中国内地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早在1983年7月，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发行，深圳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2004年，中小企业板在深圳设立；2009年，创业板开市交易。如今，深市与沪市已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从当年要发挥榜样带头作用买股票，到后来的股疯，再到如今全民投资。资本市场的开放，向人们敞开了一扇财富大门。1992年8月9、10、11日深圳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发生风波。据媒体报道，当年8月5日，深圳一家邮局收到一个35斤重的包裹，里面全是参与申购新股的2800多张身份证，认购当天从广州到深圳的火车票从30元涨到300元。

 

　　点评：回眸中国资本市场历程，套用狄更斯的话，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地王

 

　　释义：1996年，深圳信兴广场竣工，成为当时亚洲第一高楼、世界第四高楼。而由于所占土地是当年深圳土地交易最高价格，被称尊为“地王”，信兴广场也被称之为地王大厦。从国贸到地王，两大标志建筑物，前者代表了深圳的80年代，后者象征着深圳的90年代以及21世纪。它够高够贵够瘦够高档，成为深圳的第一路牌。

 

　　如今的“地王”，涵义早已嬗变。随着中国楼市一直居高不下，地价随房价只涨不降，地价记录屡屡被刷新，这些创纪录的高价地被人们称为“地王”。

 

　　点评：地王大厦早已不敢号称是第一高楼，以土地交易价格而言，“地王”之称也早就名不副实了。一个楼市词汇，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变迁以及背后的社会众生百态。

 

　　山寨

 

　　释义：有人形容，深圳是一个山寨城市。与其说这是一种揄揶，不如说“山寨”一词的确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深圳的城市精神。山寨是复制，也是创造，更是对既有模式的颠覆。当深圳人将世界与中华名胜复制并浓缩于小小园区之内，他们的山寨精神已经显示出来。这个平地而起的城市，本身就像是一座局部复制国外大都市的山寨。山寨成就了深圳，比亚迪以山寨形态在一堆洋品牌汽车中如同异数般生存下来，大芬油画村将复制艺术品做成文化产业基地，山寨手机成了深圳的“土特产”。

 

　　点评：如果有先进的模式与经验摆在那里，山寨即意味着进步。

　　人物观察 |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

 

　　8月27日是黄万里先生逝世忌日，关于黄先生，我想说点什么，说点跟自己的身份—一个学院知识分子有关的话题。

 

　　说起来，黄万里先生跟现在中国的多数教授身份差不多，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拿着政府的工资，做着技术性的事务。虽然，他比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专业上都优秀，但在身份上，并无本质的区别。我常想，如果今天再出现黄万里先生当年讨论修建三门峡水库那样的情况，还会有人站出来提出异议吗？我敢肯定不会，就是有人明白这个水坝不能修，也绝不会公开反对，连私下表达异议都没有可能。君不见，当今之时，已经没有被扣政治帽子的可能，更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机会，一个个的专家论证会，尽管论证的玩意很可能荒唐透顶，有谁会说半个“不”字呢？没有，看在同僚的面上，看在领导的面上，更看在高额的评审费的面上，评审组织者要什么，领导要什么，专家就说什么。

 

　　黄万里先生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他的骨气，事实上来源于两个东西，一是作为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二是他的责任心。而后者，尤为重要。作为前者，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可以没有政治立场，但必然会尊重科学常识，尊重试验数据，不能违背自己的学识，不尊重事实而说违心的话，尤其不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说出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家的研究告诉他这个东西是白的，那么无论在多大压力下，他把它说成黑的，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良心上的折磨。我相信，当年看出三门峡水库问题的水利科学家不止黄万里一个，而违心同意苏联专家意见的人，包括后来论证亩产万斤成立的人，内心一定有某种煎熬。但是，真正能站出来说不的人，却只有黄万里一个。

 

　　我们可以说，黄万里先生作为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公子，其所受的教育特别好，他的留学经历告诉我们，他的科学素养特别的棒，因此他的职业道德感比别的人更加强。但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刻意报国的科学家，他对于民族和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百姓，有着更大的责任感。在当时政治正确的高压下，恪守职业道德，可以选择沉默，也可以选择发表意见后再沉默，但是，他选择的却是抗争，固执地坚持己见。由此而贾祸，在别人看来，的确是太傻了。

 

　　从来有责任心、有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心的人，都是傻子。舍身求法者，为民请命者，都是傻子。一部历史，如果都是见风使舵之辈，都是功名利禄之徒，都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家，那么，历史将变得非常的乏味，非常的无聊。即使人人的身段都非常柔软，手腕都非常的高明，斗得非常精彩，依旧是乏味和无聊。有了傻子，历史才像画龙点上了睛，生龙活虎。尽管历史上的傻子，个个都命运悲惨，但一个民族的历史，却因此而值得称道。

 

　　严格说来，没有人能做到完全的无私，但是，如果有了为百姓、为民族、为国家的责任心，就可以做到无私，把个人的成败利钝放在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先生是一个无私的人。之所以无私，就是因为他的责任心特别重。当然，反过来，跟黄万里同辈的科学家们，不见得没有职业道德，也不见得没有责任心，但是，为何很少有人能做到跟黄万里一样呢？

 

　　对此，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为何科学家没有一个充分表达意见的场合？为何在科学问题上，还要服从政治目的，让政治压倒科学，让政治家的意志压倒科学家的专业判断？进而把科学上的不同意见变成政治异议，把发表科学异议的科学家打成“右派”。显然，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是应该好好反思的。

 

　　到今天，政治高压应该不那么严酷了，但来自行政和商业利益上的干扰，依然影响着科学的判断。瞎指挥，依旧盛行，所谓的“交学费”现象，依然日复一日地在中国的土地上重复了再重复。像三门峡水库这样的“学费工程”，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耸立起来。更加严峻的问题是，科学家们，既没有了职业道德，也没有了责任心。一个个垮掉的工程背后，都有专家的设计论证，但垮掉之后，只消同样一批人再论证一次，证明跟设计无关，跟验收无关，就完事大吉。很少见过有科学技术人员，为了垮掉的工程承担责任的。既然没有了责任，人人都乐得拿钱论证，拿钱消灾。

 

　　不能说现在的科学技术人员，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专业知识，缺少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更缺少的，是一种作为这样一种身份的人的灵魂，一种不可缺少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也许，从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开始，这样的缺失就开始发生了。

　　文_PAUL GREENBERG  译 _felix

 

蓝鳍金枪鱼

真实的捕捞现场。 

在全球最大金枪鱼交易市场、日本东京筑地（tsukiji）鱼市，一条普通的蓝鳍金枪鱼卖到2万至3万美元。

 

　　它们就像精密仪器，依靠半月形的薄尾快速颤动来形成推进系统，利用新陈代谢的热量使自身的体温远高于周围的水温，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穿越北极的冰冷海域。这种异常健美的鱼，人类只愿意在高档美食中享用，却没有国家愿意给它们承诺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六月四日清晨，在马耳他南部的国际海域，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和极地曙光号在地中海的蔚蓝海面上放下了八艘Zodiac快艇和小艇。艇上的示威者们头戴安全盔，手举DayGlo荧光旗和胶合板盾牌。绿色和平的观察直升机在半空盘旋，小艇驾驶员们踩下油门，带着这支小舰队向前飞驰，去阻止一场在他们眼中令人震惊的环境犯罪。

 

　　那天游弋在这片水域的是一群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如果制作成寿司，这种金枪鱼会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海产品之一。这种鱼很有规律地往返于美洲和欧洲之间，它的两个种群都已经被过度捕捞。墨西哥湾是已知的两个大西洋蓝鳍金枪鱼产卵地之一，英国石油（以下简称BP）的原油泄露事件让蓝鳍金枪鱼的处境雪上加霜。据估计，这种处于生态危机中的金枪鱼在北美的种群数量只剩下9000条左右。用它们制作上等的otoro（寿司用语，指金枪鱼的多脂腹部）寿司，只够全纽约每人咬上一两口。数量一直超过北美种群的地中海蓝鳍金枪鱼种群也已经大幅减少。事实上，大多数捕捞地中海蓝鳍金枪鱼的行为都包括围网野生幼鱼苗以扩展金枪鱼牧场。这也是绿色和平在马耳他外海开展行动的原因：一艘法国捕鱼船将要合法地捕捞一整群的金枪鱼，其中多数无疑都是幼鱼苗。

 

　　34岁的英国人诺尔斯负责协调这次干预行动，他在电话中提到了这次行动的策略。“这些捕鱼作业包括一艘巨型的围网船和一艘小快艇。”诺尔斯说。围网是工业捕鱼船队使用的一种渔网。这么叫的原因是因为用它捕捞鱼群与老式钱袋装大堆硬币的方法有些类似。“快艇拖着渔网的一端包围金枪鱼，然后把这个捕捞圈差不多封闭起来。”诺尔斯解释说，“这就是关键的干预点。也是我们肩负强烈道德使命的部分。”

 

　　但当Zodiac快艇接近Jean-Marie Christian VI号法国捕鱼船时，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不出诺尔斯所料，法国围网船派出快艇，开始拖网包围金枪鱼群。在看见绿色和平的Zodiac快艇之后，船长立刻发出求救信号。“Mayday！”他用无线电大声呼喊，“有海盗攻击！”其他捕鱼船收到信号后随即赶来救援。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们通过VHF无线电设备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宣称他们是在进行一项“和平行动”。

 

　　在其中一艘Zodiac快艇上坐着绿色和平20岁的赫维森。他试图让驾驶员将快艇驶向渔网，以便将菊花链串接的沙袋扔到渔网浮边上，让蓝鳍金枪鱼借此逃生。但赫维森还没来得及把沙袋扔出去，一艘法国捕鱼快艇就撞上了他乘坐的船。紧接着赫维森的腿就被拖向船头。“我开始以为是被套索绊住了，”在伦敦一家医院病床上的赫维森回忆说，“然后我低下头去看。”试图刺穿Zodiac快艇的渔民把一个绑着绳子的三叉抓钩掷入艇中，钩子从赫维森的小腿腿骨和肌肉之间穿过。（绿色和平后来向法新社通报情况时引用了捕鲸抗议者的老话，就是赫维森“中叉了”。）

 

　　“我的腿！我的腿！”赫维森用法语大声喊叫，想让那个渔民松开抓钩上的绳子。据赫维森说，那个渔民先是放松了绳子，但考虑了一下之后又把绳子拉紧了。最终，赫维森借助了绳子的弹性才将抓钩挣脱。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诺尔斯说，拿着鱼叉和尖木棍的渔民击沉了另一艘Zodiac快艇，并且向观察直升机发射了信号弹。在这种情况下，抗议者们决定中止行动。

 

　　Jean-Marie Christian VI号渔船所属的金枪鱼捕捞合作机构的执行总监温德林称绿色和平的抗议行动为“毫无疑问的挑衅行为”，并导致“昂贵的捕鱼设备”被损坏。

 

　　但那天受到最大伤害的无疑是蓝鳍金枪鱼。在那次冲突之后，Jean-Marie Christian VI号上的渔民把活的金枪鱼转移到鱼笼中慢慢拖走。接下来这些金枪鱼会被留在养鱼圈中饲养好几个月，以增加体重。在那之后，它们会被屠宰并运往日本。全世界80％的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在那里无声地成为人们的盘中美食。

 

　　刚离开水面时，蓝鳍金枪鱼的背部跳动着霓虹般的蓝色，腹部则闪耀着银粉色的晕彩，它们看起来就像海洋一样。

 

　　这种鱼能让绿色和平像当初保护鲸鱼一样大动干戈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鱼类爱好者长期以来已经认识到蓝鳍金枪鱼的特质。如果它们是陆地生物的话，这些特质足以使它们被视为野生动物，而非我们可以尽情享用的海鲜。蓝鳍金枪鱼不仅有非常适合穿越海洋的坚实肌肉组织，还有一些特性让它们的进化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上帝制造的仪器。否则，一条鱼怎么可能会在头顶长出六分仪一样的“松果窗”，帮助它们航行数千英里？它怎么可能依靠半月形的薄尾快速颤动来形成推进系统，让自己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向前飞驰？它又怎么可能在冷血鱼类的外表下，利用新陈代谢的热量使自身的体温远高于周围的水温，帮助自己穿越北极的冰冷海域？蓝鳍金枪鱼可是温血动物。

 

　　蓝鳍金枪鱼体型巨大——长10英尺，重1000多磅。对于那些亲眼见过或者亲手触摸过它们的人来说，蓝鳍金枪鱼的坚硬表皮几乎包裹不住鼓胀的肌肉组织，它们本应具备更大的体型。所有鱼类死亡之后都会变色。金枪鱼的死亡变化更令人印象深刻。刚离开水面时，蓝鳍金枪鱼的背部跳动着霓虹般的蓝色，腹部则闪耀着银粉色的晕彩，它们看起来就像海洋一样。

 

　　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海洋本身。这也是蓝鳍金枪鱼具备这种图腾力量的第二个原因。因为蓝鳍金枪鱼和所有金枪鱼种群都是海洋极限的生动象征。它们的衰退是个警告，我们可能在破坏最后的野生食物源。

 

　　我们现在每年从海里捕捞的野生鱼类和贝类已经超过了中国的人口总重量。这种最新趋势已经让渔场也从沿海大陆架扩张到了国际性的无人水域，或公海。这片海域始于一国的专属经济区，止于另一国的专属经济区。公海无人管辖，仅受多边协议约束。据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渔业中心的Sea Around Us项目统计，上半个世纪里公海捕捞的鱼数量增长了700％，其中金枪鱼占了多数。由于金枪鱼迁徙途经许多国家，即使它们离开公海进入某一国家的水域，它们仍然处在执行不力的金枪鱼国际协定管辖范围之内。

 

　　几乎不受保护的现状引发了史上最大的金枪鱼淘金潮。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大西洋蓝鳍金枪鱼数量的急剧下降。但它只是日益扩散的金枪鱼捕捞狂潮的一个缩影。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3种商业捕捞的金枪鱼中，7种已经被过度捕捞，另外9种正面临这种威胁。皮尤环境集团的金枪鱼运动宣称，“捕捞金枪鱼的船只所撒下的鱼钩和渔网超过了其他任何渔业。”金枪鱼的命运既真实又有寓意。它们既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野生鱼类供应源之一，也是海洋会提供无穷无尽鱼类资源这一理念的终结。

 

　　“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艰难的境地。”国际知名连锁餐厅Nobu的合伙人诺塔尔给绿色和平写信，以回应他们要求Nobu餐厅不再提供金枪鱼食物的提议。“我们面对的是几千年的文化习俗。日本人对金枪鱼以及其他海产品的依赖已经延续了数百年，这是他们的文化和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很欣赏你们的目标和努力，但要我们把突然被称为濒危物种的金枪鱼从菜单中抹去，远非说起来这么容易。它事关习俗、传统和生活方式。”

 

　　许多国家都与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危机难脱干系，但日本这个全球最大的蓝鳍金枪鱼进口国，才是对金枪鱼捕捞最积极的维护者。像诺塔尔这样的西方人也时不时地为之撑腰，宣扬这个国家食用金枪鱼的悠久历史。但历史表明，日本人捕捞金枪鱼只不过是整个人类进入金枪鱼时代的案例之一。19世纪以前，日本根本没有金枪鱼寿司。

 

　　科尔逊是一名从东亚研究学者转行的纪实类作家，也是2007年出版的《寿司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科尔逊经常在曼哈顿的一家日本餐厅Jewel Bako招待客人，向他们揭示金枪鱼的历史事实并展示早期寿司中的每一种代表性鱼类。在科尔逊提供的一篇日文选集《鱼类专家讲授鱼美味的秘密》的摘记中，村田美智代写道，“红肉的鱼容易腐坏，产生难闻的味道。所以在冰箱出现之前，日本的贵族都很轻视它们，这种态度也被江户（旧东京）市民承袭下来。”直到170年前，一名当地的寿司厨师才用酱油腌制了几片金枪鱼肉，制作了“握寿司”。蓝鳍金枪鱼也是偶然成为寿司原料的，科尔逊还注意到这种鱼有个别名叫“四天”，因为厨师会把它们储藏四天以缓解鱼肉的血腥味。

 

　　到了20世纪30年代，金枪鱼寿司在日本流行开来。但当地的金枪鱼，包括生活在日本沿海水域的太平洋蓝鳍金枪鱼，还能够满足需求。二战让金枪鱼捕捞上升了一个台阶。日本远海研究实验室的铃木济罗说，“战后的日本渔民需要捕捞更多的金枪鱼来满足国内需求，同时制成金枪鱼罐头出口到欧美以增加收入。这种需求推动了捕捞范围的扩大。”但这次捕捞扩张还有技术上的因素。日本人在战后完善了延绳钓法，可以在长线上挂满数千个鱼钩。上世纪70年代时，日本制造商开发出轻质高强度的聚合物，用它织成的拖网可以长达几英里。延绳与拖网搭配海上冷冻技术，使日本渔民可以到更远的海域进行捕捞，并将金枪鱼保存长达一年的时间。

 

　　这期间日本人捕捞的主要是黄鳍金枪鱼。尽管他们也吃蓝鳍金枪鱼，但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他们并不看重蓝鳍。是日本和西方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因素把蓝鳍推到了浪尖上。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日本飞机经常满载电子产品飞往美国，回程时却空空如也。当一名日本商人意识到他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买进新英格兰和加拿大蓝鳍金枪鱼后，他开始在这些空货舱里塞满金枪鱼。在被美军占领期间已经熟悉牛肉和其他高脂肪肉类的日本人开始被蓝鳍的多脂腹部吸引。体型最大的大西洋蓝鳍也因此成为最受欢迎的品种。这种趋势也反过来影响到了美国人的生鱼片食用习惯。

 

　　金枪鱼罐头行业已经给捕捞业造成了巨大压力，日本人和西方人的寿司瘾又将压力带给了全世界的金枪鱼群。最具生态敏感度的大西洋蓝鳍只是个开始，危机还可能向其他鱼群扩散。事实上，大西洋蓝鳍的一个亚种群已经在日本延绳钓鱼船的肆意捕捞后消失了。其余的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群面临着类似处境，其他两种蓝鳍金枪鱼——生活在加州与日本之间的太平洋蓝鳍和往返于澳大利亚周边海域的南方蓝鳍——也危在旦夕。在美国，工业延绳钓鱼船在蓝鳍金枪鱼的产卵地墨西哥湾大面积铺设鱼钩搜寻黄鳍金枪鱼，使大量的蓝鳍成为附带牺牲品。虽然根据法律规定，这些附带被捕捞的蓝鳍必须被扔回海里，但是那时候它们差不多都已经死了。

 

　　上述一切使蓝鳍金枪鱼成为众多保护组织和“拯救蓝鳍”运动的轰动性目标。但日本消费者依然不为所动。以Nobu餐厅为例，在与绿色和平多次沟通之后，餐厅的业主仍然坚持供应金枪鱼。他们唯一的让步是在其伦敦餐厅的菜单上加上一段警示：蓝鳍金枪鱼是一种生态濒危物种，请向服务生咨询替代菜品。

 

　　对此，绿色和平在英国的成员麦肯琪愤怒地写信给诺塔尔说，“虽然你保证会严肃对待这些问题，也希望Nobu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但当你建议由顾客自主决定是否食用濒危物种时，你就是在试图逃避责任。”

 

　　非洲国家最终站在了日本一边。在利比亚和苏丹要求立即表决之后，将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列入公约附录的议案被多票否决。

 

　　今天，公海以及频繁迁徙的鱼类正受到18个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监控。在这些“以共识为导向”的机构中，每个成员国都居于平等地位。但它们的运作仍然更多地被政治交易而非合理科学所左右。国际大西洋金枪鱼保护委员会（ICCAT）的一位前主席说过，“即使科学理论告诉你应该坚持特定的捕捞数量，但为了达成交易，他们往往会把这个数目放宽一点。”这一点宽松可能足以置某一金枪鱼种群于危机之中。

 

　　2008年，ICCAT设定的大西洋蓝鳍可捕捞数量几乎是科学家们建议的两倍。在环保主义者大声质疑之后，这个数字被大幅削减。但在2009年11月的ICCAT的会议上，环保主义者已经将目标瞄准了对大西洋蓝鳍的管理不善，很多人认为单纯地削减可捕捞数量还不够，事实上零捕捞才是唯一能避免这种鱼类灭绝的途径。ICCAT拒绝了零捕捞的提议。随之引发的是一场更尖锐的对抗。包括日本在内的一方认为渔业管理问题可以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解决，而环保主义者则在寻求一个全新的方向来处理公海问题。

 

　　2010年3月，来自各方的代表参加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会议。这次会议对鱼类的重要性可能会相当于198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发布全球商业捕鲸禁令的那次会议。如果环保主义者获得胜利，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将会被列入《公约附录一》中，国际性的金枪鱼交易将被禁止，金枪鱼也将跟老虎、白犀牛和大熊猫一样处于联合国机构的管辖范围。那将是大西洋蓝鳍金枪鱼从海产品向野生动物过渡的第一步。

 

　　鲸鱼经历过的正是这种重新定义的过程，而日本则试图避免类似情况出现在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身上。日本水产厅官员宫原正典说，“《公约附录一》过于僵化。一旦物种被列入附录中，就永远不会被从附录中移除。”也就是说，某种鱼类一旦成了野生动物，就将永远如此。公约协定还将允许各国继续捕捞本国领土水域内的蓝鳍金枪鱼，但禁止其他公约成员国涉足。宫原正典认为这种结果不但不公平，还可能导致过度捕捞。

 

　　日本在公海问题上的立场可以理解。他们的人均海产品消费高于任何工业化国家。日本也没有完全无视过度捕捞以及超大渔船带来的问题。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日本已经试图遏制工业捕鱼，减少渔船，将鱼钩从海里撤走。但这并不能解决金枪鱼时代的另一个难题。正当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更合理地管理公海时，发展中国家却在朝着相反方向前进。“发展中国家坚信他们有权扩展本国的渔业，同时发达国家应该减少他们的捕捞行为作为补偿。”日本远海研究实验室的铃木济罗说，“在解决这种利益冲突的过程中，鱼群被过度捕捞。这其实就是南北问题的另一个例子，就像二氧化碳排放一样。”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在金枪鱼协商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涉及175个国家的利益纠纷中，你已经很难弄清楚到底是谁在控制谁。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皮尤环境集团的代表透露了在对蓝鳍金枪鱼进行投票之前的一些纠葛。据说日本代表团成员告诉非洲代表，如果蓝鳍金枪鱼的动议通过，欧洲的捕鱼船队将前往非洲海岸捕捞非洲黄鳍金枪鱼。事实上，欧洲的捕鱼船装备是针对蓝鳍的，而缺乏捕捞黄鳍的能力。日本水产厅官员宫原正典否认了这种传言。

 

　　不管真相如何，非洲国家最终站在了日本一边。在利比亚和苏丹要求立即表决之后，将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列入公约附录的议案被多票否决。

 

　　各国代表带着现状离开卡塔尔。ICCAT在地中海设定的为期一个月的蓝鳍金枪鱼围网捕捞季节也将如期开始，可捕捞数量也超过了科学家们所建议的。公约会议结束一个月后，BP的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将大量的石油倾泻到蓝鳍金枪鱼在美洲唯一的产卵地——墨西哥湾。尽管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一直对地中海蓝鳍金枪鱼捕捞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他们对美国自己的渔业却从来不置可否。在被询问是否考虑关闭蓝鳍金枪鱼捕捞季节时，他们发表了一则Nobu餐厅式的声明，“NOAA渔业局正在通过收集鱼苗标本和分析科学观察报告来监测在墨西哥湾产卵的蓝鳍金枪鱼。”

 

　　看起来没有一个国家准备为鱼类承诺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有人会说，消亡可能就是蓝鳍金枪鱼的必然宿命。其他更小的金枪鱼可能更能适应工业化的捕捞。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通常会更快地生长，更早地产卵。实际上这些小金枪鱼已经开始填补蓝鳍金枪鱼的空缺。在美国，大部分美国人点最贵的多脂鱼腹寿司时，得到的都是大眼金枪鱼。但大眼金枪鱼的数量也在减少，如果它们也灭绝了，很难说下一个替代品会是什么。

 

　　多个环境组织都支持绿色和平关于海洋保护区的提议，但他们对保护区的大小却有不同观点。蓝色海洋研究所建议对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实施五年的全球禁捕令。WWF进一步主张全面禁止工业化捕鱼方式，包括拖网、延绳、围网和定点飞机等。在他们看来，单钩单线的传统钓鱼法才是持续捕猎蓝鳍金枪鱼的唯一途径。

 

　　但是，如果我们要开始一个减少金枪鱼捕捞的全球性项目，我们以后吃什么？

 

　　直到近代，我们都用一种原始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境况：在我们的狩猎下大面积消亡的动物，被我们能够驯服的一小部分动物所取代。

 

　　虽然海洋鱼类驯化实现了一个飞跃，但是金枪鱼，尤其是蓝鳍金枪鱼对养殖场可能没有多大意义。地中海的蓝鳍养殖场、日本的太平洋蓝鳍养殖场和澳大利亚的南方蓝鳍养殖场，都面临环保主义者的强烈批评，因为他们都依赖于捕捞野生幼鱼苗。而现在，完全驯养蓝鳍金枪鱼的最后步骤正在展开，它将使蓝鳍金枪鱼从实验室里的鱼卵成长为全尺寸的成年鱼。在这个体系里面，一个被隔离的蓝鳍金枪鱼家庭能够在不与野生环境发生任何接触的情况下建立起来。

 

　　近些年，日本已经在小批量出产这种封闭生命周期的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在市场上叫Kindai金枪鱼）。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科学家们使用以色列内分泌学家佐哈尔发明的光控技术和缓释型激素植入物，已经实现了首次大规模的大西洋蓝鳍和南方蓝鳍人工产卵。但是前景依然相当复杂。澳大利亚一家专门为养殖蓝鳍金枪鱼提供适当饮食的饲料公司专家斯马伦解释说，“问题是，这种鱼类的新陈代谢率远远高于其他鱼。它们游动迅速，这样会提高它们的大脑和重要器官的温度，并保持比周围水温更高的体温。所以这从能量角度来看比较昂贵。打个比方，这就像超级马拉松选手的饮食，他们能够吃下大量食物但不增加重量。”斯马伦说，现在需要15磅的饲料才能产出1磅的金枪鱼，这几乎是养殖鲑鱼所需的10倍。

 

　　随着全球渔业的衰退，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用养殖鱼类替代野生鱼类。现在每年有3000万吨的饵料鱼被捕捞，其中大部分是用来喂养养殖鱼类。如果蓝鳍金枪鱼的养殖规模和鲑鱼一样大，金枪鱼可能会把剩余野生鱼类的食物资源都消耗光。

 

　　这次我用了更大的力，针滑进了鱼的侧腹。我感觉到了鱼肉的坚实。不是做成美味寿司后的肉感，而是一种神奇进化的完美展现。

 

　　海鲜，这两个字让多少物种遭受磨难？浪漫欧洲文化美其名曰“海之水果”，斯拉夫人称其为“海之礼物”。一些所谓的素食主义者们会后悔宰杀圈养的陆地动物，但却定期地食用野生鱼类。要求对动物进行人道屠宰的犹太法律也不适用于鱼类。

 

　　当我可能是最后一次目睹野生蓝鳍金枪鱼的时候，这些想法就在我脑子里出现。我当时在离北卡罗来纳州凯普哈特勒海岸外20多英里的一条船上。租用这条船的Tag-a-Giant基金会试图揭示蓝鳍金枪鱼的复杂迁徙模式，从而为鱼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Tag-a-Giant的成员已经捕捞了好几天金枪鱼，但对我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

 

　　换作以往，我可能会享受这种挑战，用一种更省力、更娱乐的方式来捕鱼。但在了解了金枪鱼和它们的生存可能之后，我突然觉得充分展示人类的力量才是与金枪鱼搏斗时更适合的方式。因为金枪鱼终究是无法与我们抗衡的。我们已经取得了对整个水世界的霸权，从内陆湖泊和河流到沿海地带，再从大陆架直至浩瀚的公海。

 

　　在巨大的游钓船上，坐在巨大的搏斗椅里，控制着巨大的钓竿和卷轮。谁占优势不言而喻。

 

　　当我的蓝鳍金枪鱼离开水面后，有人把船尾的门打开，并在甲板上放了一块蓝乙烯基垫。鱼被从门中间拖上了甲板，它的尾巴还在猛拍着。生物学家布斯塔尼立刻用湿润的东西盖住鱼的大眼，同时把一条水管塞进了它的嘴里。不到一会儿，它就安静了下来。

 

　　“你想给它加标记吗？”布斯塔尼问我。

 

　　我从他手里接过4英寸长的针，然后对准了鱼背鳍后的部位。针刚刺穿鱼皮，我就把手放开了。

 

　　“不行，”布斯塔尼说，“你得把它完全刺进去。”

 

　　这次我用了更大的力，针滑进了鱼的侧腹。我感觉到了鱼肉的坚实。不是做成美味寿司后的肉感，而是一种神奇进化的完美展现。这种进化让蓝鳍金枪鱼以战舰般的速度在海洋里飞驰。它更应该像最神奇的发动机一样让人品味，而不是作为食物让人品尝。

 

　　（PAUL GREENBERG，美国作家、散文家，著有《Four Fish: The Future of the Last Wild Food》。）

　　文_张春蔚

 

　　 当年大中电器和黄光裕谈判卖身给国美，黄经常亲自下楼迎接他的前辈，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惺惺相惜的。如今，张大中手握30亿现金，他会成为黄光裕的亲密伙伴么？狱中的黄光裕是一个好的投资对象么？

 

　　一场国美夺权大战，牵出了昔日大佬间的几许恩怨情仇，“对手”、“盟友”、“背叛”、“同室操戈”、“援军”，早已退隐家电连锁江湖的元老张大中，在“黄陈斗”决战前夕，金盆洗手的他是坐壁上观还是待时寻飞？虽然商界没有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但资本的背后，也有各个人物的性情闪烁。

 

　　国美控制权之争，逐渐让观众对这场商战大片产生审美疲劳时，有消息传出，黄光裕方面可能请来“援军”：张大中将助阵黄氏。张大中何许人？早已金盆洗手的他，是坐壁上观还是待时寻飞？

 

　　2010年3月27日，张大中完成了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在清明节前一周，张大中用纪念会的形式给他去世40年的母亲以祭奠—虽然他没有母亲的尸骨，但在公司创建30年的日子里，他最想给母亲以“正义”的告慰。会上，茅于轼发表感言—对这位未曾谋面，住在羊坊店铁道部宿舍的他弟妹的邻居不吝赞美。

 

　　王佩英是“文革”中北京市公审枪毙的第一批“反革命”，遇罗克也是那次罹难者之一。那年（1970）除夕前九天，10年前经历了丧父痛楚的张大中兄妹7人，又陷入无母的孤单境遇。很多年后，张大中仍然很执着地给外人看那张辗转复印来的枪毙判决书……

 

　　这个2008年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5.6亿元的北京人，有时并不完全像个生意人，他并没有像很多富豪那样用财务方法给自己避税。他一直感谢母亲，1980年母亲平反，母亲生前单位铁道部给张家7个孩子每人发了1000元的抚恤金；也正是这笔抚恤金让张大中结了婚娶了妻，有了本钱开始自己的手工小作坊。

 

　　如果不是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和现任国美董事局主席陈晓之间的权力之争，张大中可能仍安静于众人的视野之外。

 

　　人们在猜测，闲云野鹤的生活并不太适合这个从业30年的生意人，他手中的30多亿现金，他在家电连锁业的多年历练，都能让传言更加纷纭复杂。

 

　　店小二成一方诸侯

 

　　中国电子商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执委、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大中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创始人……诸多头衔中，张大中最愿“加封”的却是“首席店小二”。

 

　　北京人都知道店小二就是跑堂倌，张大中这个“店小二”的标志装扮不是毛巾、围裙而是一件蓝马甲。在北京大中每个员工都穿着这样一件蓝马甲，张大中也经常穿着它跑前跑后地忙碌着。这种被他总结为“为您服务我最佳”的店小二文化，随着两年前大中电器的转手已经与他无关。

 

　　熟悉张大中的人知道：这个北京男人家境寒凉，心灵手巧的他自己浆布头做过布鞋、自己裁布料做过裤子。张大中的第一桶金来自一个半人多高的绿色落地灯。这个用废弃的纺织梭组合而成的落地灯，为他带来160元的收入，相当于他当时4个月的工资。

 

　　和一般的北京人不一样，张大中当年没觉得做生意有什么不好意思，毕竟从1972年开始，他就在北京海淀区供销社工作，此后7年里，他卖过猪肉、卖过糕点……这些经历让他熟悉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流程。

 

　　1982年4月，张大中注册成立“张记电器加工铺”，只拥有一间10平方米的门脸房，这是当时唯一允许私营企业注册的名字。“张记”以制造音响放大器为主营业务，1988年9月，营业额首次突破10万元；至1988年12月，“张记”占据了北京音响放大器90%以上的市场份额。

 

　　在张大中生意兴隆的时候，他未来的对手们还没踏入这一行：1984年，江苏南京长大的孤儿张近东，刚刚大学毕业，21岁的他被分配到一家区属国企当文员；1985年，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年仅16岁的黄光裕，正跟着大哥告别老家广东潮阳北上内蒙古闯世界，1987年元旦，国美电器成立，这家北京珠市口100平方米的小店最终闹出了中国家电零售业的大动静。

 

　　在1989年以前，张大中的目标是利用元器件批零差价获得利润，因为贸易量大、资金周转快，前景颇好。但随着1989年后中国经济陷入低谷，他的公司也逐渐经营惨淡。

 

　　但张大中一直在耐心等待。1990年，大中公司参加北京亚运会工程招标，凭借技、工、贸综合发展以及销售、施工、服务三位一体的综合优势，大中公司一举中标，小门店开始做起大生意。

 

　　就在那一年，在南京的张近东再也不愿被单位束缚，他彻底下海开始专卖春兰空调。此时的黄光裕已经开始跳开中间商，直接和长虹等厂家接触，搞家电包销等营销创新。

 

　　三个不同地域的人最终将殊途同归。

 

　　大佬们的恩怨情仇

 

　　和热衷跑马圈地的国美、苏宁相比，身为前辈的张大中走着与对手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张大中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北京市场这一亩三分地上。但在资本为王的时代，这份多年的打拼最终只得待价而沽。

 

　　1992年，大中公司已是北京西四一条街上的著名企业。此时，黄光裕也开始将所有的店铺统一为“国美电器”。1996年，主销空调的苏宁营业额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5亿元，绝对营业额已可与当年的科龙和海尔并驾齐驱。同时期的国美借助以长虹为首的国产彩电的崛起，将主营业务从纯进口转向国产和合资产品。

 

　　三年后，大中公司开始了电器专卖连锁店经营。但是相比1999年就已经实现京、津、沪连锁架构的国美，以及2000年完成40亿销售的苏宁而言，彼时的大中公司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全国布点和走出去的准备。张大中遵循“有多少钱，做多大生意”的原则来做企业，但在对手频频发力的情况下，这也使得他失去了做大和做强的最好时机。

 

　　家电连锁市场的跑马圈地，最终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残酷的价格大战，整个行业的利润变得非常微薄。虽然从2002年以来，张大中一直希望大中电器可以走入资本市场，但一直未能如愿。他的同行们却陆续上市成功。2004年6月7日，国美电器借壳中国鹏润完成香港上市；同年7月21日，苏宁登陆A股中小板。2005年11月14日，甚至连陈晓的上海永乐也在香港上市。此时，大中电器尽管也开始了全国布局，但全部依赖自有资金的发展难免捉襟见肘。

 

　　这让张大中意识到，已经不可能靠以往的单打独斗求发展了。早在2002年时，大中、永乐等5家区域性连锁家电企业就成立了“中永通泰”，通过联合采购以对抗国美苏宁的扩张态势。曾经，一度有17家企业加入到这个联盟，但最终在2004年前后分崩离析。当时，美国家电连锁业老大百思买向大中电器抛出了绣球。能够获得来自国外的先进管理技术，这对只有高中文化的张大中来说，确实极具诱惑。

 

　　但张大中最终选择了和陈晓合作。2006年4月，大中电器和永乐定下“婚约”：对外宣称不排除一年后合并的可能性。那时的张大中，希望籍此完成4年多来的夙愿—上市。大中电器如果能够借道上海永乐，通过股权置换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国美苏宁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完成的资本市场突破。

 

　　然而，上海永乐经营状况的不佳，使得这场看来结合南北优势的“天作之合”成了泡影。刚刚达成“城下之盟”，三个月后，陈晓就转而“投奔”黄光裕去了，2006年7月，国美宣布并购永乐，同年11月，双方正式合并。得罪了所有永乐高管后，陈晓孤身进入国美电器。

 

　　这是经历多年商战的张大中最艰难的时刻。连续经历中永通泰和大中永乐两次联盟的失败，大中电器已经错过了全国布局的最佳时机。而永乐1.5亿元的订金又让大中电器如鲠在喉动弹不得。受到“伤害”的张大中，后来更是和陈晓闹上了仲裁法庭。

 

　　与其盲目发展不如收缩战线。2007年，张大中毅然选择了退守北京市场，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最大长处正是了解北京，熟络北京人的生意经。相比时年38岁的黄光裕、44岁的张近东，60岁的张大中已无力继续打持久战。他的独子对大中电器的经营也没有表示出一丝接班的意愿，出让大中电器已是不得已而为之。

 

　　“只有永恒的利益”

 

　　国美、苏宁、百思买，谁是大中的最佳埋单者？

 

　　从2006年7月开始，张大中无比低调。即使在他已经抓住一个国美“间谍”的时候，他打算开个发布会公开这个丑闻。全国几十家媒体都聚在了香格里拉酒店的会议现场，但在发布会开始前5分钟，黄光裕的服软短信抵达，张大中放弃了这次“狼来了”的发布会。

 

　　他深知，没有对手出价的买卖没有好价钱。为了一个商业间谍的名誉，不值得和未来的买家伤了和气。

 

　　插了草标的大中电器是否是个好对手？2007年9月18日，苏宁北京区公布的黄金周销售目标是“销售额超国美”。没有想到，9月30日苏宁主投广告的《京华时报》遭国美全面采购，然后抽去苏宁的广告叠在自家店内免费派送。为了化解苏宁的营销攻势，零售五毛钱的报纸甚至可以加价1元回收。国美几十万元的购报投入，兵不血刃地就化解了苏宁几百万的广告费。

 

　　此时，国美、苏宁捉对厮杀到了白热化。可是双方没有想到，苏宁和国美两家在北京的近80家门店，仅仅完成了大中电器近90％的销售额，当年“十一”国庆期间，甚至大中电器一天就卖出了3.5亿元的业绩。面对大中在北京市场逾50％的市场占有率，国美和苏宁都失去了玩耍猎物的最后耐性。

 

　　“黄金周”结束，张近东和黄光裕都来到了大中的谈判桌前。此时的苏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大中。当时，苏宁北京店数不足40家，远逊于国美的54家店和大中，苏宁必须夯实自己在北京的堤坝。

 

　　有了永乐的前车之鉴，张大中始终保留着两条谈判路线：一方面低调承认苏宁和大中在接洽之中，但强调双方并未签署协议；一方面，始终给国美留有缓冲的机会。

 

　　最终，国美电器在48小时内达成大中电器的全部要求，在苏宁30亿成交价基础上加价20%。这是一场罕见的商战，黄光裕斥资收购大中电器的36亿元，需要国美电器差不多3年半的纯利润才能抵回成本。国美电器加价的6亿元，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稻草—苏宁电器2007年上半年的全部净利润仅5.78亿元。

 

　　最终的结果是国美一击而中，苏宁没有加价，大中成功卖身。

 

　　虽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但是绕着北京三环路走一遭，你会发现大中电器自1993年以来的精准选址：平均每四公里一家店的布局，让北京三环路上的11家大中门店占尽先机。以1997年开业的大中马甸店为例，这个场地面积有4000多平方米，年租金高达600多万元。这个价格甚至比很多二环内黄金商圈的价格还高。2004年开业的大中中央电视塔店，总面积更是高达2万多平方米，虽然年租金高达上千万，但家电产品非常丰富，业内人称家电连锁亚洲第一店，年销售更高达15亿元。创造出每0.1秒即售出一件电器的纪录，保持全国单店产出最高……

 

　　已经62岁的张大中经常被人称为“布衣富豪”，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家电零售业的商人之一—他最精彩的商业案例就是2007年12月现金出让北京大中63家门店。老一点的大中员工这样描述他们的老板：生活俭朴，作风低调，和普通人一样经常独自逛街，很少有车队和随从簇拥出行。

 

　　彻底退出家电行业的张大中之后有了新的公司—大中投资。虽然财力雄厚鲜有高回报。这一次，张大中会成为黄光裕的亲密伙伴么？狱中的黄光裕是一个好的投资对象么？

 

　　至少当年和大中电器谈判期间，这位首富经常亲自下楼迎接他的前辈，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惺惺相惜的。

　　记者生涯 | 本刊记者 李继锋

 

　　2010年8月。

 

　　9日清晨，5点半，我们从广州的番禺赶赴舟曲。

 

　　那里的人们刚刚经历过一场劫难。

 

　　上午飞抵西安，中午12时30分转飞汉中再赴舟曲。

 

　　第一次乘坐这么小的飞机，国产，三十余座，像孩子们的玩具，晃晃悠悠上了天。那时刻，我希望做出一个及时的报道。

 

　　然这一天，远在两千公里之外的舟曲，19岁的大三学生王凯在微博里写道：活着真好，不洗澡，不要钱，不吃饭，只要活着。

 

　　汉中赶往略阳的大巴在群山间蛇行，太阳开始西坠，浏览“Kayne”的泥石流灾情更新，心情愈发沉重。小城舟曲的一半被泥石流覆盖，许多家庭遭遇灭顶之灾。我们决定告别秦岭深处的略阳县，包车连夜飞驰山路二百五十公里直赴舟曲。

 

　　此刻，“做出一个及时的报道”想法早已无影无踪。“我”变得无比渺小。我决定遍踏舟曲县城去找泥石流中受害的“小的家庭”或“小的人物”，寻找他们被泥石流掩埋的家园，听他们的泣诉。

 

　　70岁的张全生和65岁的杨朝梅老夫妇，一家16口人，被泥石流卷走了8个未成年的孩子。月圆村高台上两间狭小的磨坊，是他们临时寄居的家。8个大人忙着用镐头和铁锨连天加夜地挖掘寻找孩子，没有受灾的亲戚和高台上的邻居赶来帮忙。他们没有空去领方便面和矿泉水，全靠亲戚和邻居接济一些，但只要有外人进来找水喝，杨朝梅总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水和面。

 

　　10日中午，在月圆村高地上的一户人家院里小憩。老乡端上来两大碗热腾腾的面条，实在盛情难却，吃了一碗。里面有尖椒、西红柿、茄子、韭菜、黄瓜、土豆碎肉末……这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面条。

 

　　大人们拎着热水瓶出去，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十五岁的初三女孩李宁说，自己家里没有受灾，但姨妈家十六口人全部遇难。两天来，他们家忙着去挖姨妈家的人。我起身离开时，她说：叔，明天还来，我让我妈给你做好吃的。

 

　　11、12日两天，和南方集团的同行借住在老城区谷大哥家尚未完工的毛坯房里，傍晚，总有大嫂给我们煮粥炒菜。六个男人挤在临时搭建的木板床上，夜里温度降到十几摄氏度，总会有人不断被冻醒。猛然间坐起，夜幕下，远山如墨，冷风裹着一阵阵恶臭。

 

　　是夜的舟曲，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人心惶惶，新伤尚未愈合，新愁又上心头。许多人跑到了山上。凌晨3点50分，四周传来阵阵惊呼，白龙江水暴涨，谷大哥一家及借住的我们惊起、脚步杂乱地上楼。后查看江面，没有险情，大家才返回。四周恢复平静。

 

　　后来，听邻居们说，汶川地震中，谷大哥家失去了房子，几年后才开始重建。而十几天前，白龙江刚刚夺走了他20岁的长子。

 

　　舟曲微博第一人“Kayne”（本名王凯），面对外界对他“作秀”的质疑，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淡然。“如果你面对这么大的灾难，目睹了这么多生命的逝去，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了‘小我’，甚至从此不再恐惧‘死亡’二字。”

 

　　是。8月13日晚，舟曲至宕昌路段多处出现塌方泥石流，时见巨石横亘在路中央，到处是抢修的工人，车行缓慢。中巴车过兰渝铁路马化隧道附近泥石流路段约十分钟后，数十车辆被堵。原来一辆迎面驶来的大卡车被一块巨石砸中而且砸中的是车头，车头遂变成柿饼。但那一刻，从舟曲撤下来的人们异常地安静，人们没有一丝恐惧。

 

　　14日，空气中皆是舟曲腐尸的味道。

 

　　15日深夜，整理完材料已经凌晨两点，疲惫至极。趴在枕头上正欲睡去，忽然闻到枕头上舟曲的味道，顿时睡意全消，但脑海里是舟曲人面对灾难时的友善、互助与镇定，心里没有恐惧，却倍感温馨。

 

　　8月16日。夜幕四合。银河国际大酒店的霓虹灯开始闪耀。民生广场的喷泉伴着音乐起舞，缠绵的音乐飘扬在小城山谷。大堂里开始热闹起来，陆续进来手捧鲜花的女人一脸幸福地傍着男人。

 

　　这天，“Kayne”在微博中说，传统的情人节到了，活着就好，爱生活，好好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南都周刊记者_石宴瑜 广州报道

 

　　8月23日， 回到陆丰老家的林贝欣，一个星期来没迈出家门一步。

 

　　林家上下，小心翼翼地与这个原本就内向的孩子相处，试图化解这一个月来在她心底留下黑色阴影的可怕经历。

 

　　义乌， 这个距离陆丰千里之远的浙中城市，是林家避之不及的地方，也是19岁的林贝欣噩梦的开端。从一个“网络通缉犯”到无罪释放，12天的跌宕起伏，是她19年的人生经历中最深刻的伤害。

 

　　当然，林贝欣什么坏事都没干过，唯一的错就是不小心丢失了身份证。

 

　　正是这个不小心，让林贝欣成为一个社会现象的象征——一群因身份证丢失而被错抓的群体代表。而这样的被错抓经历，贵州女孩王成娇有过，江苏教师夏飞也经历过。

 

　　意外的被捕

 

　　林贝欣是在7月16日晚被广州警察拘留的。

 

　　那天晚上，四妹林吉慧的朋友小婷想上网吧。只有17岁的小婷开口向林贝欣借身份证。

 

　　晚上9点多，林贝欣接到小婷电话，民警让她过去一下。林贝欣天真地以为，是小婷冒用自己身份证出事，派出所让自己去作证并且把人“赎回来”。向来胆小的林贝欣，叫了四妹和表弟一起陪同，她不知道其实越秀区珠光路派出所就在离住所几百米之外，还专门打了辆车。

 

　　小婷很快回来了，可是林贝欣被戴上了手铐。民警告知林吉慧：林贝欣是浙江义乌的通缉犯，是一个抢劫集团的“匪首”。双手被反铐的林贝欣，被震呆了。“她说了句,‘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就被警察押上车带走了。”四妹林吉慧回忆说。

 

　　林家姐妹们全都蒙了，她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夜，她们都没睡。

 

　　在重视男丁的陆丰地区，林贝欣家有6个姐妹和1个弟弟。因为孩子多，家里一直很穷。身为六姐妹中的老三，林贝欣只读到初一就出去工作。由于林贝欣一向乖巧内向，林家姐妹们猜测，这件事也许跟林贝欣身份证丢失有关。

 

　　2007年8月，林贝欣在广州打工的店铺里被偷了包，包里装有身份证，当时没想到报警。1个月后，林贝欣就托爸爸在老家，挂失补办了新的身份证，甚至还用回原先身份证上的那张旧相片。

 

　　跌宕起伏的12天

 

　　林贝欣连夜被送到萝岗看守所。

 

　　走进监房时，她只能穿着上衣和内裤。事隔一个月后，她还清楚地记得那个细节，“当时房间里二三十个人，眼睛都直直地盯着我。”在看守所里，“班长”告诉新人林贝欣这里的规矩：得“听话”，洗马桶的事儿归她了。

 

　　7月17日，星期六。一夜没睡的林龙腾，开始着手“救”妹妹。她找到妹妹以前打工的店，开了林贝欣一直上班的证明。妈妈那边也瞒不住，干脆通知她去老家派出所，找补办身份证的记录并开证明。

 

　　看守所里的林贝欣，除了哭，就是坐在铺位上发呆。对面墙上有个小窗户，那是她白天晚上都要对着的唯一风景。她希望义乌的警察赶紧过来还自己清白和自由，但也有点埋怨起家人怎么还不来看自己。

 

　　事实上，林贝欣的家人一直在努力。7月19日，在家熬不下去的妈妈和奶奶，坐车到了广州。林龙腾打车去看守所找人，但是找了两家看守所，花了300多块钱的车费，都没找到。第二天，林龙腾又租了辆面包车继续找，终于在萝岗看守所问到有林贝欣。

 

　　7月21日上午9点，全家人赶到珠光街派出所，把两份证明交给派出所。“我奶奶和妈妈都不要尊严了，跪着求他们。”林龙腾也陪着跪，因为奶奶和妈妈只会说陆丰话，她们哭着说，林龙腾再哭着翻译成普通话向民警请求，但是跪了20多分钟，没人理。大姐林吉龙说：“我们是穷人，实在想不出办法，才下跪求他们的啊！”

 

　　一位负责询问林贝欣的陈姓警官，走过来告诉她们，可能义乌警方搞错了。但是根据警方的办案程序，一旦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追逃人员，按照法定程序，无论是否弄错，任何公安机关都应首先抓捕，事后再将核查工作交给立案单位。

 

　　7月22日，当林家全家老少正在想尽办法“救出”林贝欣时，义乌警方派人来接林贝欣了。林贝欣戴着手铐经历了16个小时的汽车颠簸。吃饭、上厕所时，林贝欣狼狈地接受着别人的注视，让她感觉“很丢脸”。

 

　　7月23日凌晨，林贝欣到达了义乌并开始作笔录。这天下午5点多，她请求警察让她给家里打个电话。失去一周消息的林贝欣，打通了二姐林龙腾的手机，而林龙腾听到电话那头叫“二姐”的声音时，竟还没反应过来是她正苦找的林贝欣。

 

　　三天之后，负责看守的女警告诉林贝欣，已经判定她没有作案嫌疑，可以回家了。林贝欣在女警的陪同下去买了一套衣服，由义乌警方埋单。7月27日，林贝欣被带到义乌市稠城派出所，办理了解除监视居住决定及案件撤销等手续。义乌警方还给林贝欣一部功能最简单的手机，拿出2000元作为赔偿，并说，对这次错抓很抱歉。

 

　　一而再再而三

 

　　林贝欣的经历并不孤单，同在7月，广东就发生了3起。

 

　　先是贵州女孩王成娇。7月27日，在中山打工的22岁女孩王成娇，也因身份证遭窃的历史，成了“通缉犯”被警方扣押。经立案地安徽固镇县警方调查，排除了她的犯罪嫌疑，关押6天后，王成娇被释放。安徽警方向王成娇道歉时解释说，不仅是因为诈骗嫌疑人盗用了王成娇的身份证，还因为嫌疑人和她长相很像，在受害人指认时也没能辨识出。

 

　　江苏江都27岁的数学老师夏飞，则因相似经历被媒体称为“男版林贝欣”。夏飞的岳父在广州做物流生意，今年7月10日，夏飞一家三口来广州度假。7月13日，他上网买了一张尾号为1188的本地电话卡。当天下午，他到营业大厅办理了实名登记。

 

　　7月21日晚9点半左右，五六名便衣男子敲开夏飞的住所，称警察要查暂住证和身份证。但半个小时后，夏飞以今年3月在番禺涉嫌盗窃为由拘留了。

 

　　这让夏飞的岳父老张觉得不可思议！夏飞是老师，那个时间他还在学校里教书，完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可能分身在广州盗窃。而夏飞的妻子也想起，夏飞的身份证曾在2005年丢过，当时夫妻俩到外面吃饭，他的身份证在外套里被偷了。此外，在去年七八月时，夏飞到银行办业务，曾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随手丢掉。不知是否被人盗用了他的身份作案？

 

　　老张和女儿找到夏飞所在的学校，开出证实夏飞今年3月在学校上课的证明。夏飞老家所在地、江苏扬州江都新区派出所，也开具一张“夏飞未发现有违法犯罪记录”的证明。

 

　　8月3日，在拘留所里关了13天后，夏飞终于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后回家。这天晚上，几乎不喝酒的夏飞，特意叫了瓶啤酒。

 

　　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分局对夏飞的取保候审决定书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因犯罪嫌疑人夏飞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根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取保候审。同时该分局还开出两份通知写明，要求夏飞不得离开广州，并在今年11月3日、明年2月3日到该分局预审大队接受调查。然而学校9月1日开学，夏飞老师还能准时给学生们上课吗？一名番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打来电话告诉老张，夏飞的取保候审可能很快撤销了，8月28日前就会有消息。

 

　　是信息库的错还是人的错

 

　　在警方的信息库里，林贝欣不是眼前这个胆怯内向的形象：“她”是义乌警方破获的盗窃团伙的“匪首”，是被网上通缉了两年的嫌疑人。

 

　　一位参与办案的义乌民警向媒体透露，2007年9月2日至2008年4月21日，有犯罪嫌疑人先后四次用林贝欣的身份证登记入住广州市的酒店、宾馆；2007年9月25日至2008年9月11日，有犯罪嫌疑人先后两次用林贝欣的身份证登记入住浙江省宁波市、义乌市的酒店、宾馆。

 

　　所谓“犯案”的这段时间，林贝欣的“真身”一直都在广州一个服装店打工，当时的店长林盆胜也证实，林贝欣原先在中山三路看仓库，后来调到沙河店。在盗窃案案发时间2008年9月，林贝欣本人一直在加班。

 

　　由于被列入网上追逃名单，不管真假林贝欣使用哪个身份证，只要在全国任一间宾馆或者网吧登记，公安的系统网站就会自动接到报警，当地警察就要出警进行缉拿。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说，在全国公安系统联网里，每个人名下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户口本里登记的资料，包括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等信息，以及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孩子等人的信息也会成为相关联信息。不过，信息库又因各警种不同，可查询到的内容也略有不同。而办案民警需要申请权限才能查询更细致，而对于身份证照片及相关信息的甄别核实，虽然警方自有方法，但有时仍然无法避免因经验不足而出错。

 

　　有知情人士说，由于出差甄别核对的工作比较繁琐，且需要一定经费，一些公安机关一般会先将人上网通缉，等嫌疑人被抓到后再进行核查甄别工作。

 

　　林贝欣、王成娇都是在警方网上通缉下产生的“错案”，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的朱永平律师呼吁慎用“网上追逃令”。有经验丰富的民警表示，甄别工作其实可以做得更细致些，最好前往身份证户籍所在地进行核验。

 

　　社会上究竟有多少人丢过身份证，公安部门从未公布过统计数据。一名丢失了身份证的兰州市民根据两周的《兰州晨报身份证挂失广告统计表》作了个推算，兰州市每年丢失身份证者约为4万人。而照此谨慎推算，全甘肃省每年丢身份证者按5万来算，继续推算至全国，取一个最保守的数字，全国每年丢失居民身份证者也在100万人以上。

 

　　今年3月，公安部在回答网民提问时表示，根据《居民身份证法》的有关规定，公民丢失居民身份证后，应当向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丢失补领。公民办理丢失补领证件的行为本身，就告知了公安机关证件丢失的事实，不需要再办理挂失和登报声明。而冒用身份证者和审查部门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丢失证件者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但是由于目前公安信息系统的权限设置，一般民警很难查到公民挂失身份证的记录，即便查询，其手续也较为复杂。换句话说，丢失的身份证无法像挂失的银行卡一样自动作废，它很可能成为个不定时炸弹存在于某处。

 

　　这点让丢过身份证的人都变得有点恐慌。

 

　　林龙腾找寻妹妹的第二天向店里老板娘请假，电话那头的老板娘听说了林贝欣的经历很吃惊，她问：“我总共丢过三次身份证，那我会不会变成下一个你妹？”林龙腾沉默了一下，只能回答说：“今天不知明天事，这个很难说。”

　　南都周刊记者_李继锋 实习生_李蔓倩 甘肃舟曲 报道

 

　　“活着，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

 

　　8月16日21时，被网友称为“报道灾情第一人”的“Kayne”（本名：王凯）发了一条微博。在连续上传300多条有关舟曲泥石流的微博之后，现在，他终于可以停下来，收拾行李，返回重庆继续求学。此刻，舟曲的生命救援已接近尾声，街道的清淤和堰塞湖的泄洪正在紧张进行。

 

　　相比那些从远方而来的记者，在8月7日泥石流冲毁这座城市的最初时刻，这个年轻人利用微博，第一时间打破封锁，让外界知道这场可怕的灾难。而接下来的的9天里，他背着一台便携式相机，手里拿着一部老式手机，在灾区一处处即将坍塌的废墟，向外界传递灾情。

 

　　“‘Kayne’在微博披露舟曲泥石流灾情，既可以看到他用简洁白描的语言勾勒灾情的惨状，并配以震撼的图片，又有他对泥石流成因的分析，以及对环境的忧虑，从此次传播特点来看，公众在参与传播中，可能形成话语精英，从而形成一批真正的‘自媒体’。”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博士，一直关注着王凯的微博灾情报道，并给予积极的评价。

 

　　而这个评价，对于王凯来说，不失为一种声援，而1万多粉丝的关注，也让这个少年感受到被关注的力量。

 

　　8月7日夜里10点许，街上的嘈杂声打破了山城舟曲的宁静。

 

　　滚滚的雷声在山谷中回荡，闪电照亮了远处的山头。此刻，住在老城区的王凯还没有入睡。“街上像是有人在吵架，而且声音越来越嘈杂，雨下得并不大，我就昏沉沉睡去了。”到了8月8日零点多，正在酣睡的王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王凯妈妈赶紧开门，门外站着一个浑身淋湿的人，这个亲戚朝他们急促地喊道：“赶紧撤离，水要淹过来啦！”

 

　　王凯往窗外一看，水已经漫到二楼，楼下的大货车只剩下车顶。王凯一家匆忙转移到了六楼，发现六楼邻居家近百平方米的房间里，已经挤进了二三十个人。

 

　　此时2010年8月8日03:23，细心的网友发现一个名叫“Kayne”的网友，在新浪微博上，发出一条19字的讯息：“水灾、停电，几乎一幢楼的人们都围在这烛火旁。”同时，他的微博上还贴出了一张照片：微弱的烛光在黑暗中摇曳。

 

　　这个微博显示的地址是“舟曲”。就在这个微博发出的三四个小时前，一场特大泥石流覆盖了半个舟曲。“Kayne”微博发出后，立即有数名网友开始转载、评论。

 

　　“Kayne”的真名叫王凯，甘肃宕昌县人，从小在舟曲的外公家长大，直到初中毕业。这个重庆理工大学英语专业的大三学生，8月2日刚从重庆回到外公家度假。那个黑色凌晨，和所有舟曲人一样，他并不知道这个刚刚在汶川地震中遭受过摧残的小城，会遭遇到灭顶之灾。

 

　　事后王凯回忆，那时候山城舟曲已经停电，外面漆黑一片，山洪泄下的巨响偶尔夹杂着数声凄厉的喊叫声。六楼的邻居从抽屉里找出了一根蜡烛点亮，微弱的烛光照着一张张惶恐无助的脸。有人不停地给县城里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信号时断时续，但外面的情况不明，谁也不敢贸然走下楼去。

 

　　天一亮，王凯一家转移到了在县城地势较高的亲戚家。站在高处，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道路都淹在水里，北面的村庄被黄褐色的泥浆整个覆盖，远处传来了凄厉的哭声。

 

　　王凯回到被淹没的家，拍了照片，陆续发了几条微博。他不知道这几条微博，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几分钟后，微博开始被数十名网友转载。几小时之后，转发人数突破了5000名。网友们都为照片中那淹没到二楼的积水揪心不已。

 

　　相比博客等媒介，微博正成为个人传播最及时的信息发布平台，而不断壮大的群体，使得这种传播效应不断放大。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调查显示（2117人参加），69％的人关注微博，25.6％的人已经使用微博，43.4％的人正打算用。

 

　　新浪给王凯的微博顶置，吸引了全国更多网友的关注。他们通过王凯的微博，时刻关注灾区情况的变化；他们留言建议王凯多留意受灾细节，比如幸存者的生活，以及救援工作的进展，还有灾民此刻的所需。

 

　　有记者开始给王凯留言，并在微博里呼吁同行前往灾区采访。8月8日17:57，王凯在微博里正式回应道：亲爱的，我就是舟曲人，现在就在舟曲。

 

　　“现在熟人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家里还好么?’ 有的回答让人欣慰,感叹生者的幸运；而有的回答,却是一个个悲惨的故事。”王凯的微博打动了许多人，远在加拿大多伦多读书的26岁网友王雪就是其中之一。

 

　　“理科生文字虽然简单，但直白明了，仿佛身临其境，每次登录微博心灵都会受到震撼。”王雪感慨道：“其实，舟曲灾情不只是全国网友关注，我们通过微博也可以及时了解。”

 

　　“舅舅和舅妈一早就去挖舅妈的家人，现在还没有回来。” 8月10日18时，王凯在微博记录道。

 

　　死亡，对于19岁的王凯来说，是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他的一个亲戚，家里5口人全被泥石流掩埋，以前对尸体忌讳的他，会担忧地想，“他们的尸体谁来认领？”；他所经过的街道，随处都是哭喊声，一个女人在质问：“老天啊，不长眼的老天！”，他说，现在才知道酸楚是什么样的滋味……

 

　　自从转移到地势较高的住所后，白天大人都在参与救援，而王凯和15岁的表弟承担了所有家务。每天清早，他们要提着四个大水桶去水源处背水，还要领取救灾物资，照顾只有2岁的小表弟。

 

　　8月12日，王凯和家人转移到舟曲300公里以外的卓尼县。本想留在舟曲继续报道的王凯，在父母规劝之下，放弃了计划。

 

　　王凯的外公是舟曲县林业局老干部。外公时常会跟他说，以前上游下暴雨，白龙江里冲下来数不清的木材，林业局是当时“油水”肥厚的单位。不知什么时候起，江里再也没出现木材，林业局也衰落了。

 

　　“这几天我不禁在想，是不是经济落后使家乡的人们靠天吃饭，乱砍乱采（伐），最终酿成了这一场天灾呢？如果是，那这一场灾难究竟应该归咎于谁？”8月13日21时，离开灾难现场的王凯，依然通过亲戚关注灾区，而此时，他能做的只以一个19岁大学生的视角，来反思灾难的发生。“他们的山绿树葱郁，而我们这儿没有大树，只有那种小树、灌木。还是经济落后的缘故，农民没有烧的东西，人们不得不去这么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8月15日，是全国哀悼日。王凯死缠烂磨，终于获得父母的批准，重回舟曲。“希望这次我真的能够做些事情。”

 

　　他去了挖掘的现场，微博记录了灾难的惨状。他表哥的朋友那对被掩埋的双胞胎，其中弟弟被挖出来。根据现场推测，孩子在泥石流来临那一刻，躲进了衣柜里，他的手上，还拿着家人的身份证，还有一串佛珠。

 

　　在舟曲，王凯找到了奋斗在一线的同龄人，显得很兴奋，很多军人都是90后。“90后其实不是大家印象中的脑残、非主流，我相信我们都是有思想有上进心的一代，并且已经成为了社会的重要群体。”王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真地说，“几零后，只不过是人们草率地贴在每个时代的人身上的标签”。

 

　　8月9日，这一天，王凯配备了一台便携式的数码相机，微博里开始出现清晰的照片。“街头到处是抢险的军民”、“解放军救援人员免费供应大饼”、“一家超市在我到达的前几分钟，刚刚从这里抬出一具尸体”，这样图文并茂的微博陆续发出，寥寥数语，勾勒出了灾区令人震撼的惨状。

 

　　这一天，王凯更新了数十条舟曲现场救灾的图片和文字，微博粉丝已突破1万名。他的上网流量耗尽，话费打完。热心的网友帮他充了话费，让他继续发送现场情况。

 

　　无论是广东公安用微博滚动发布人质劫持事件的解救过程，还是南京“7·28”地下管道大爆炸，以及此次的舟曲泥石流灾情披露，张志安说，“这些突发事件的微博传播，基本形态特征都一样：记者或者公众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布消息，发挥其滚动直播、公众参与、民意监督的多重功效。”

 

　　张志安认为，此次舟曲泥石流灾害报道，微博凸显出三个特点，即私传播、快直播和众监督。

 

　　所谓“私传播”，即是灾难现场的亲历者与大众传媒的记者拥有同等的传播权，可以通过个人微博来进行实况报道甚至直播。危机事件报道的话语权，逐步“去中心化”。而“快传播”，即通过微博，不少现场做报道的记者在通过自己所在媒体正式发稿前，都即时在微博上进行更新发帖发图，因此，微博的140个字、手机联网等低门槛的传播技术，充分实现了图文直播救灾进展的可能。

 

　　而“众监督”，在张志安看来，则是微博很大的特点，是糅合了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威力，网民以“推”、和“粉”的机制进行参与，快速制造网络舆论。个体可以随时利用微博进行直播，如果不对事实进行确认、多源比较，就很容易导致流言传播，造成不利影响。不过，这恰恰也是微博对传统新闻生产特征的改变：不再是一个组织体系严格把关的结果，而是一个公众、媒体共同互动逐步去伪存真的动态过程。

 

　　在微博里，王凯质疑了灾区物资发放的混乱：“之前有关于物资领取和发放的问题，我一直没有说清，因为有一天在我去领物资的时候，看到的不是有秩序的画面，而是人们在一窝蜂的哄抢。”而媒体，在根据王凯的这个所见之后，开始跟进采访。

 

　　灾难让王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生，变成了抗灾“明星”， 对于蜂拥而来的媒体，王凯开始小心翼翼，一方面，他谢绝了媒体与他家人、朋友的接触；另一方面，他也感受到各方压力，包括家人在内，强烈反对他继续报道，反对他接受任何媒体的电话。

 

　　“有网友问我为何不去当志愿者。我也想去当，但实际情况并不允许。”坐在舟曲县城的半山腰上，这个19岁的年轻人头发蓬乱，脸色油黄。

 

　　面对外界的对他“作秀”的质疑，他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淡然，但显然困扰已经产生。他说：“我只给大家报道我所见所闻，偶尔发表一下个人感想,不代表谁的立场，有人觉得不对，请无视。我不想争辩吵架。”

　　文_戴威

 

　　从高科技产业的代名词，到变成“搬箱子”的，PC业的沦落，仅用了十年。“十年前，要是你说自己是卖PC的，那会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现在如果还是在卖PC，都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了。周边的人会想，哦，原来就是在电脑城拖着小板车倒货的。”一位PC经销商的话，道出了业内的悲凉。

 

　　现在，一等PC公司忙着多元化以求打破沉闷局面，二等PC公司等着被收购，三等PC公司甚至连被收购的希望都很渺茫。从前的PC公司朝气蓬勃，现在的PC公司则是暮气沉沉，宛若明日黄花。

 

　　逃离“Wintel”联盟、多元化、转型几乎成了PC巨头们的集体选择。老大惠普从多年前就开始效仿IBM，向服务转型；戴尔尽管觉醒得比较晚，却也在紧跟惠普的转型步伐；联想则将学习的目标瞄准了苹果，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市场突围；只有宏碁还在通过收购全力冲刺全球PC市场第一的宝座，以低利润、大规模换取话语权。

 

　　唯一的亮点是苹果。苹果也几乎一度向“Wintel”投诚，但智能手机iPhone让苹果有了彻底摆脱“Wintel”的勇气和本钱，封闭系统、新潮设计、网上商店，再加上“苹果教”式的宣传营销，让它杀出了一条血路，iPad的推出，更是给传统PC产业开启了新的一扇门。

 

 

　　对于剩下的国产二线PC品牌如清华同方、七喜、海尔、神舟等而言，它们的处境会更尴尬，它们几乎连被并购的机会都没有。等待他们的，很可能会是像夏新、TCL的PC业务一样自生自灭的结局。

 

　　“行业利润只有5%，PC业务已经基本沦为鸡肋！方正集团旗下的PC业务将进行调整转型，从PC制造销售商向IT产品业务分销及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在PC业务被宏碁“收编”后，方正科技董事长方中华说出这么一番话。

 

　　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产值超千亿美元的产业之一，PC业可以说是全球最具标准化、最透明，竞争也最残酷的行业；但也没有哪一个产业像PC业一样，一直被极少数厂商（英特尔和微软）掌握核心技术并享尽垄断利润，产业链上数以万计的企业（品牌PC厂商、电脑零配件厂商等）都沦为极少数垄断公司的“打工仔”。

 

　　一方面充分竞争，一方面又高度垄断，这就是PC业矛盾而又悲惨的现状。

 

　　为了摆脱“打工仔”的命运，有的企业选择了退出，有的企业选择了突围，有的企业则继续加大规模以求换得更多话语权，而更多的中小品牌则进退维谷。

 

　　方正出局

 

　　世事波诡云谲。两年前，方正还在四处寻找收购对象；两年后，方正却委身于人——8月4日，方正科技发布公告，宣布正式被宏碁收归门下。

 

　　在中国PC业界，方正被戏称为“千年老二”。在中国本土品牌PC起步的上世纪90年代，方正曾和联想一起，竖起了国产PC品牌的大旗，并让国人引以为傲。如今却落得个被收编的境地，花开花落说与谁？

 

　　“刚听说这件事的时候，确实感到很失落，但抛开感情一想，方正被宏碁收编，对方正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一位自1999年就开始代理方正PC，自言对方正电脑有着深厚感情的广州经销商杨凯（化名）说。在其看来，自2005年以来，方正电脑市场就越来越难做了，“产品缺乏创新，市场推广力度又弱，管理也混乱，价格更没有优势。在联想、惠普、DELL三方全力抢市场的时候，方正明显缺乏竞争力。“千年老二”现在已经滑落到第四了，如果再不卖，很可能就卖不出去了。”

 

　　在方正科技董事长方中华看来，利润率不到5%的PC业务，已经基本沦为“鸡肋”，这也是方正放弃PC业务最主要的原因。据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透露，在方正集团2009年取得的480亿元收入中，IT只占据200亿元左右，其中PC及相关产品的收入为65亿元，利润为8000万元。这一数据也证实了方中华的“鸡肋”之说。

 

　　其实，从多年前开始，以IT起家的方正集团就积极向医疗、房地产、金融转型。去年，方正集团效仿联想控股，做投资控股集团，下辖包括方正IT、医疗医药、房地产和金融四大业务群组，而负责PC业务以及PCB（电路板）业务的方正科技只是方正IT业务群里的一部分业务。

 

　　在宏碁正式接手方正PC业务之后，员工的变动势难避免。是加入到宏碁，还是选择离开？一位不愿具名的方正科技部门经理为此事已苦恼了一个月。在他看来，留在方正科技会觉的越来越边缘化，加入宏碁又担心不能融入宏碁的企业文化，离开方正更意味着不可预知的未来。“在方正科技做了7年了，除了卖电脑，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

 

　　国产PC集体沦陷

 

　　方正的离去，对中国PC业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在中国PC企业头上敲响的一记“丧钟”，对于缺乏规模优势的二三线PC厂商来说，今后的处境，将更为艰难。

 

　　老周是长城电脑某省级分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四年前他离开妻儿，带着总部的殷切期望，到该省省会，与几个伙伴誓言将长城电脑的局面在该省打开。“做了四年，想尽了所有的办法，目前依然还是那个样子。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实在是二三线品牌无法做下去了。如果年底还没有太大的起色，那只有改投门户或者改行了。”老周对此感到很无奈。

 

　　其实，二三线品牌今日的艰难局面，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有了征兆。

 

　　第一个从国产PC阵营中出走的，是位于福建的实达电脑（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名字?）。实达电脑于1997年推出实达PC，两年后其市场份额已名列国产品牌前四。短暂的辉煌之后，企业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元气大伤。2001年6月，当时的PC牛人贾红兵就任实达第三任总裁，欲重振实达PC雄风。然而市场并没有给贾红兵多少机会，几年后，贾红兵认输，实达也正式退出了PC市场。

 

　　夏新是第二个退出者。2004年前后，家电企业曾掀起一股进军PC的浪潮，夏新就是当时的激进派之一。夏新看到了PC由台式机向笔记本转型的大潮，主攻笔记本市场。也仅仅是3年沉浮，2007年夏新就黯然退出，其高调的3C战略也就此化为泡影。

 

　　TCL的退出，更是引发了市场轰动。李东生放手让杨伟强操盘PC业务，TCL电脑因为抓住了“奔4”之机一炮走红（得到了英特尔方面的扶持），杨伟强还获得了“奔4少帅”的头衔。不过，仅仅抢得“奔4”先机还远远不够，因TCL在电脑领域缺乏积累，在第一阵营的规模优势和研发实力面前，TCL节节败退，2008年正式退出了PC市场。

 

　　现在，随着方正的离去，坚守的国产PC阵营又少了一位大佬。稍早前，七喜电脑与英特尔反目，七喜董事长易贤忠给英特尔中国区OEM负责人发了一个尖锐的短信：“全中国的PC（除了联想）都在亏损，你(英特尔)还有什么可牛的？”

 

　　事实上，国产品牌中唯一盈利的PC厂商联想（其实联想也已是一家跨国巨头了），收购IBM PC业务一度让其患上了消化不良症，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联想遭遇空前困境，一度走到了悬崖边。老将柳传志不得不亲自出马，组成“柳杨配”力挽狂澜，主打大本营中国市场，直到2009年三季度，联想在连续3个季度亏损后，才扭亏上岸。

 

　　PC已经不是联想的重点。进入2010年，联想已高姿态宣布转型，将宝押在移动互联上，它也毫不讳言学习苹果模式。而这条路能否走通，第一枚棋子——乐Phone能否成功就显得十分关键。柳传志曾情绪激昂地表态“联想下决心和iPhone背水一战，不顾一切地投入”，杨元庆则放言“乐Phone（在中国市场上）卖不过iPhone就是失败”。

 

　　5月17日，乐Phone在5200多家联想PC店面、手机店面和联通营业厅同步开卖，首销当日，渠道订购数量突破10万部。尽管这一数字无法与6月27日iPhone4上市首日销量超150万部相提并论，但在中国市场，这已经是一个奇迹。

 

　　在8月19日举办的财报发布会上，杨元庆透露，乐Phone手机在过去的一个季度销售良好，目前已占中国高端互联网手机市场份额的12%，乐Phone今年100万台的销售目标不变。在乐phone之后，下一个出场的将是平板电脑乐Pad。这一举措进一步证实了联想学习苹果的决心。

 

　　不过，即使乐Phone和乐Pad能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其能否被国际市场接受依然是个未知数。

 

　　大鱼吃小鱼

 

　　七喜董事长易贤忠对英特尔的质疑，道出了行业目前的困局。

 

　　在PC领域，“Wintel联盟”控制着软、硬件产业链的最高端，这在让它们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把持着PC市场绝对的垄断地位。直到今天，没有一个软硬的组合可以撼动“Wintel联盟”在PC领域的优势。尽管英特尔和微软也会因为各自利益而发生细微摩擦，但一旦出现威胁“Wintel联盟”利益的时候，两家企业又会默契地一致对外。

 

　　在“Wintel联盟”操控下，整个PC产业链都只能惟英特尔、微软马首是瞻，并沦为替其打工的“血汗工厂”。 PC产业的游戏规则，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原计世资讯总经理曲晓东指出，目前PC行业已经进入利润率很低的阶段，需要达到巨大的市场规模才能获取足够的利益，只有那些走全球市场路线的厂商才有生存的空间，这就使得较小的品牌很难在这个市场立足。

 

　　以刚刚过去的2009财年为例，这一财年，第一阵营的英特尔营业额为351亿美元，净利润为43.7亿美元；微软的营业额为584亿美元，净利润为146亿美元。

 

　　相比之下，PC巨头的日子就略显逊色：惠普营收1146亿美元，净利润为77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利润都是外设、网络设备、服务器和IT服务所得，PC产生的利润十分有限。事实上，惠普的PC业务只占到了公司总收入的1/3，严格说惠普早已不仅是一家PC公司）；DELL2009财年营收610亿美元，净利润36亿美元（服务器和IT服务利润占了很大比例）；宏碁和联想这两家专注做PC的盈利能力就弱很多。2009年，宏碁营收创下了17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净利润只有3.5亿美元；联想则实现了166亿美元的收入和1.29亿美元的净利润。如果再看看方正、同方股份、七喜控股等财报就会发现，这些厂商在PC业务上的利润更是少得可怜。

 

　　正如方正董事长魏新所言：“英特尔和微软还是控制了大部分核心技术和利润”，方正显然选择了放弃PC业务，最近方正科技在股市上的两次大规模融资，也全部投入到利润率高达20%以上的PCB业务当中，它正在向上游的PCB制造转型。

 

　　对于剩下的国产二线PC品牌如清华同方、七喜、海尔、神舟等而言，它们的处境会更尴尬，它们几乎连被并购的机会都没有。等待他们的，很可能会是像夏新、TCL的PC业务一样自生自灭的结局。

 

宏碁集团董事长王振堂的目标是成为PC界的老大。

 

 

　　在IBM已经抽身离去，惠普、联想正忙着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全球PC大佬的队列里，只剩下宏碁这个孤独的身影仍在传统PC这个红海里游泳。

 

　　在宏碁的台湾总部，一张世界地图上的插满了大大小小的小旗子，这些旗子上标明了宏碁在这些国家的市场地位。在欧洲、南美、东南亚的23个国家和地区，宏碁已经插上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旗子，第二和第三的旗子则更多。

 

　　如果没有意外，宏碁将在2012年击败老牌的电脑厂商惠普，成为全球最大的PC厂商。

 

　　借机下蛋

 

　　2007年8月27日，宏碁以7.1亿美元并购了美国第三大电脑商Gateway，同时通过Gateway“曲线”收购美国低价PC品牌eMachines和欧洲第三大PC商Packard Bell。

 

　　通过收购，宏碁全球市场占有率一举超过联想，成为全球第三。但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上，宏碁却连前三的位次都没有取得。据IDC统计，2009年宏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为13%，在中国市场，这个数字仅为3%。

 

　　按照宏碁制定的中国市场计划——2010年中国区营收目标为15亿美元，在中国内地市场占有率提升至10%。如果不借助外力，一年的时间提升10个百分点，无异于天方夜谭。

 

　　解决问题的棋子落在了方正科技这家中国本土PC身上。尽管在中国的京沪穗深四大城市中，你已经很难看到方正电脑，但在更广袤的三四级甚至五六级市场，情况却大为不同。

 

　　根据国际咨询机构Ganter的统计，今年一季度，方正PC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6%，紧随联想、惠普和戴尔之后，远高于宏碁、华硕和索尼。2009年，方正电脑出货量为360万台，2010年它的目标是400万台。

 

　　这多半要归功于方正的渠道。截至2009年年底，这家老牌PC商已在全国建立了30个区域服务管理机构、100多家客服中心、300家授权服务机构及3000多家各级销售商。在众多三四级市场，方正的专卖店和客服机构与中国PC渠道最广的联想都不相上下。这也是方正对宏碁最大的价值，而这些优良资产，如今也都将为宏碁所有。

 

　　“做渠道比卖电脑赚钱。”在8月6日，宏碁与方正合作的说明会上，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说了这么一句话。按照协议，不用卖产品，七年内方正每年都能从宏碁手里拿到1000万美元，这还不是方正所能获得的全部，它还可以得到双方共有渠道中的销售分成。要知道，2009年方正PC及相关产品的收入为65亿元，利润仅为8000万元。

 

　　Canter认为，宏碁将方正揽入旗下后，二者出货量相加，将帮助宏碁在中国挤下戴尔，以9.4%的占有率成为中国市场的第三名。

 

　　目标全球第一

 

　　“宏碁的目标是全球市场第一”，这是宏碁董事长王振堂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口号。

 

　　对于PC领域为数不多的坚守派，宏碁这几年最大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抢市场。为了市场份额，宏碁对2%－3%的低利润率都感到满足，这源于宏碁对市场的判断发生了转变。2007年，宏碁发现整个PC行业因为产品的同质化，除了苹果等少数品牌，已经很难通过技术优势获得高附加值了，未来行业制胜的关键很可能是高效的运营模式和庞大的产业规模。

 

　　今年1月份，宏碁创始人施振荣预言，PC走向低价化趋势，20年后美国可能没有电脑品牌，中国台湾则可能取而代之扮演比现在还重要的角色。相比施振荣，其接班人、现任宏碁董事长王振堂态度更明确，一旦宏碁成为全球笔记本电脑市场的老大，那么很快就能全面超越惠普，“在两到三年内，我们就能夺得电脑市场第一的位置”。

 

　　王振堂敢喊出这样的话，有其底气。今年第一季度，宏碁笔记本电脑出货量超越惠普，以19.4%的占有率成为全球第一。这一历史性的超越，让宏碁无比兴奋。不过，由于台式机业务全球萎缩，其整体PC销量仍居全球第二。

 

　　成为世界第一的捷径仍是收购。早在今年3月，市场就传出宏碁很垂涎日系厂商富士通的笔记本业务。富士通号称日本的IBM，2009年出货量近300万台。最新的消息是，宏碁在吞下方正后，可能稍事休息，随后启动对富士通的收购。

 

 

　　PC市场第一的惠普,正与PC渐行渐远，特立独行的苹果却搅乱了整个PC江湖。

 

　　老大惠普，学习IBM好榜样

 

　　尽管PC市场第一的宝座，惠普已经连坐多年，但如今惠普却与PC渐行渐远。

 

　　在目前惠普的收入结构中，PC业务只占了三分之一；打印机、耗材占了四分之一；服务器、存储、软件及服务等占据了剩下的份额。从业务构成上看，惠普早已不是一家PC公司，而这也与惠普多年来推行的向服务转型密切相关。

 

　　近日惠普CEO马克·赫德因为“性骚扰”丑闻下课，晚节不保，让人扼腕叹息。马克·赫德配得上这一声叹息，正是这个赫德（还有其前任卡莉的部分功劳），在2005年空降惠普后，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让惠普更像IBM——以IT服务为利润支柱。赫德掌舵惠普5年内，惠普超越IBM成为最大的IT企业，在公司管理、架构梳理、战略方向上，赫德都让惠普脱胎换骨。

 

　　2008年5月，惠普以139亿美元的代价，收购了IT外包服务提供商EDS的全部股份。这是继2002年以近200亿美元收购康柏后，惠普最大规模的并购，也是惠普坚持向咨询服务方向转型过程中迈出的最具魄力的一步。经此收购，惠普在IT服务领域的营收规模翻番，一跃成为仅次于IBM的全球第二大IT服务提供商。

 

　　在此后的金融危机中，惠普的打印机、PC、服务器等传统硬件业务大受冲击，但咨询服务业务却表现出色，成为业绩报表中最大的亮点。

 

　　IBM是率先甩掉PC包袱的先知。早在2004年12月，IBM就将其PC业务，以1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当时雄心勃勃欲在全球PC市场展露身手的联想。经此瘦身，IBM进一步加快了向IT服务转型的步伐。2008年，全球经济全线溃败，IBM不退反进，1036亿美元的营收和123亿美元的净利润都是创纪录的。

 

　　2009年，IBM全年实现营收958亿美元，净利润134亿美元，当年惠普营收1146亿美元，净利77亿美元；截至2010年6月30日的这一财季里，IBM总营收为237亿美元，净利润为34亿美元；而惠普截止到2010年7月31日的第三财季净收入为307亿美元，净利润为18亿美元。显然，甩掉PC业务的IBM的盈利能力要远胜过惠普，这也是惠普决心向服务转型的动力所在。

 

　　苹果的“软实力”

 

　　幸亏还有苹果，才使得PC这个枯燥的行业多了份斑斓。

 

　　苹果在传统PC领域，以Mac为武器，已经显示出其特立独行的个性，而iPad的推出，更是搅乱了整个PC江湖。

 

　　自从两年前上网本流行以来，很多粉丝都希望苹果出自己的上网本，但特立独行的乔布斯对此不屑一顾，他的那句“我不知道如何造出500美元一台的不垃圾的电脑”评语广为人知。2010年4月，乔布斯带来了一款售价500美元而且不垃圾的电脑iPad。iPad并非笔记本电脑，它欠缺笔记本的一些功能，但又更上一层，它开辟了PC的新门类。

 

　　iPad给了PC旧势力代表的Wintel系一个大耳光。早在2001年微软就推出了平板电脑，却惨遭失败。同样是平板电脑的iPad在上市两个月就卖出了200万台，至今已经卖出400万台。究其原因，是苹果从既有产品汲取灵感，但又跳出传统窠臼，另辟蹊径，iPhone、iPad无不如此。

 

　　平板电脑将逐渐吞噬上网本和低价笔记本的市场，Wintel架构下的传统PC阵营面临大考。半年过去了，尽管二线甚至山寨的跟风平板铺天盖地，但几大主流PC厂商的平板，依然躺在实验室里。更有趣的是，PC阵营里除华硕等个别厂商坚持Wintel架构外，ARM架构加上Android系统现在成了平板的主流选择。高盛报告称，iPad来袭后，苹果、ARM是最大赢家，微软、英特尔则是最大输家。

 

　　与传统的Wintel架构PK时，苹果最常被病诟的就是其封闭性。在传统的PC架构下，各厂商很难有创新，都在等着上游的更新换代，通过库存控制、规模优势建立竞争壁垒。而苹果完全采用了独立于微软英特尔之外的系统，用的是自已的芯片、自已的系统、自己软件、自己的供应链，拥有自已的定价权。尽管争议从未间断，苹果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封闭哲学。这种封闭系统既造就了苹果独立的高利润王国，也为自己在全球赢得了千千万万的苹果子民。

 

　　苹果一向给人的感觉是胜在外观设计，胜在硬件，但这种固有的形象，在iPhone出现之后，就已发生了改变。其独创的网上商店模式，成为IT企业的标配，但至今仍未有一家企业的网上商城会比苹果更丰富、更有诱惑力。

　　知人论世 | 林奕华

 

　　香港知名舞台剧导演、作家。创作了超过40部舞台剧。曾获香港艺术家年奖，著作有《等待香港》系列等。

 

　　一位年资阅历都很丰富的电影监制在一本电影杂志上发表专栏，题目是《实习同学，唉……》。一见标题，我有预感将碰见“过来人”，果然不出所料，整篇文章就如déjà vu（即似曾相识）——她写的和我遇上的一定不是同一些人，但论“长吁短叹”的程度却肯定不相伯仲。这些出没在不同时空的，我和她的世界中的都是：（一）年轻人；（二）自称对电影／舞台剧有兴趣，有热诚。结果却是：“无论是亲历、道听途说，都有不少令人惊叹不已的事例，真人真事，和大家分享一下消消暑”：

 

　　不是怪谈，也属奇谭的个案，可以出现于见工、上下班时间、工作、出差、怎样放假、几时放等不同“状况”上。

 

　　先说“见工”：“A迟到，两手空空，不带来一片云彩，什么简历都没有，辩说老师（介绍人）没交代。问：平日看什么报章？答：没看报章的习惯，顶多是看看娱乐版。问：最近看过什么电影？答：没有，最后一部是《杀死比尔》。问：第一还是第二集？答：几年前的。”

 

　　我也遇过一问三不知的应征者。类似最近看过什么书、电影、展览之类的问题，他们可以回答得更“从容”—连名字都说不上来。因为，“没有记住名字的习惯。”但愿你能看见他脸上的理所当然。听见这种答案，问的人再笨都听得懂潜台词是“我不爱看你说的那些什么东西，请你不用打破砂锅问到底。”然而这边厢兴趣缺缺，为什么又要应征演艺文化的工作？被问这问题的人的眼睛依然笑意盈盈：“试试看嘛，反正没有坏处。”—这就是等人用的老板必须上的第一课：是他（们）挑你，不是你挑他（们）。

 

　　第二课：“早上十时，全世界已忙得不得了，杰出学生们仍未露面；下午五时，全公司大战方酣，杰出学生们说要下班，约了人；星期五，知会我说明天不上班，原因是周末……”迟到早退的习惯，你以为是从实习才开始？错矣，我曾每日与大学生们搭同一班公车，见过不少过了十一点还与另一边的同学在踌躇谁替谁买早餐入课室吃的“特殊例子”。至于“正常的”，是随着摇摇晃晃的车摇摇晃晃地“钓鱼” （打瞌睡）。与教育学者讨论上述是特殊现象还是常态，有说法是“年轻人的生理时钟变了”，意味着将来的大学都是“夜间部”。

 

　　第三课：他来实习／应征“拍电影”或“创作舞台剧”，最好让他一步到位。“学生D在我的剧组里当助理制片……我让他负责工作人员和演员的接待和转发往场地，他抱怨说怎么不是在拍摄现场……在不断的抱怨下，我调他在场景的生活区负责导演的场地住宿，他接下任务不够两小时就干脆辞职，原因是，这仍然不是在拍戏嘛。”—又不是少林寺，就不该由挑水、砍柴、烧饭的学徒生涯做起。

 

　　第四课：“学生E当导演助理，负责导演的需要包括看管导演的心脏病药物，以备紧急之需。一段时间后，学生F接手，我问E有否交代导演的药物给他，下答：有。问：E有教你用吗？F答：E说学了没用，因为导演都没发作过。”确实会有“人命攸关，十万火急”的时候，只不过不是雇方是劳方。譬如忽然他一定要请半日假，“是家中发生什么事情？”“不，我刚才在跟女朋友吵架（原来他一直在讲电话），她生气挂了线，现在联络不上她，我担心她会做傻事，我要出去找她。”基于二人的感情很不稳定，类似“出外”可以十分频繁。

 

　　第五课：“学生G当导演助理，往北京出差，导演在酒店大堂开会，G在房间等候。导演会后回房，按铃十五分钟没人应门，大惊以为有意外，劳师动众找来后备锁匙开门，打开门见G大字形睡在床上打呼噜，房内电视开到震天响……”还有，“学生H乍到湖北小镇，路边小吃、异地奇珍，通通不放过，结果得肠胃炎，要千里迢迢送他回港治病，还要工作超繁重的副导演兼任他的工作，他走后也是没有再回组。”这种收拾烂摊子的例子我遇过的只有多没有少，只是对于掉头就走的人来说，那不叫“劈炮”，更不叫“话之你”（随便你），那是他应得的“放假”。

 

　　是“放假”，还是“放弃”？对于自视甚高但距离实干能力甚远的年轻人来说，这问题似将永远是个悖论，因为心态上他们其实还未作好踏足社会的准备，但在主观意愿上，却相信权利是他们应得的，才有不少故事印证以下一点：在社会接班人的培养过程里，学习是optional的（有选择性的），轮替才是王道。

　　猎男记 |木子美

 

　　当自然灾害越来越不自然，新闻也越来越像人为。那天早上，我正神清气爽地和女朋友网上聊天，忽然听到她说听见巨响，伴随腾起的蘑菇云，楼在震荡，“还以为市政大楼被炸了呢，原来是鞭炮厂爆炸。”半天过后，窗口弹出新闻，再看见相关报道，匆匆浏览，一眼而过。这是正常一天的小意外而已，我们每天都有无数生活大爆炸，除了天灾人祸，还会陷入真假难辨的罗生门。

 

　　这是有意思的现象，就像人类行为的结果会引发自然灾难那样，新闻事件中民众也扮演了更为主动的角色。比如前段时间方舟子揭发唐骏学历造假，掀起打假狂潮，顺此潮流，道士李一也坐上了审判席。

 

　　“新一任‘养生达人’李一渐有倒掉的趋势。有人指摘他学历造假，有人举报他涉嫌强奸，有网友通过视频分析，对他的水下闭气大法提出了有力质疑……总之，李一大师的达人待遇开始动摇，神话般的光环渐渐消退。”

 

　　这要感谢《中国达人秀》节目的流行，让民众对现实生活中各类达人的秀场背后真相产生浓厚兴趣。在道士李一还不是道士，名字还叫李军的时候，他更像个小魔术师，跟刘谦那样善于设计道具。翻出的他十几年前参加上海电视台《天下第一》节目的视频，可以看到他在大小两个容器中的魔术表演，他先坐进空的小容器，盖个盖子，念念有词，然后外围的大容器再放满水，倒进金鱼，如此的“水下闭气”效果于是诞生。讽刺的是，节目的观众像魔术的托儿一样表现出不可思议时，被请到场的公证员也对这一“神话”进行了公证。

 

　　在电视观众还比较单纯，相信节目设计，并且喜欢神话，也没有如今网络环境造就的怀疑精神时，李一自然很容易被崇拜成大师，也能混进道观里宣扬养生和神通大法，开设天价养生班敛财。他是一个成功自我宣传的生意人，也相信他的成功可以复制，直到今天铺天盖地的揭批涌来，他只能闭门修炼，心里暗骂：媒体太坏了。

 

　　但是媒体也陷入了真假难辨的包围圈，当媒体采访举报道士李一强奸的受害人，并列出事实时，警方给予否认；当媒体质疑李一的神功和欺骗时，民宗委的回应还相对保护。所以看着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我的心情和看南非总统夫人私生子一样：当事人否认与保镖偷情结出 “野种”，祖马发言人拒评总统“私生活”。

 

　　其实我们内心还是向往宗教纯洁的，就像南非总统到底不希望妻子乱搞，但涉嫌被戴绿帽把她赶出家门，又在夫人赔一头山羊谢罪后原谅之。如果不是信仰的严肃，和对神话的期望值，却也可以轻轻松松打开电视：哦，这一期的《中国达人秀》是道士李一，表演不错，评委给过了吧。

　　房中述 | 刘原

 

　　牛鼻子李一最近很红。红得尿血，红得让人反思社会公平。套用某女主播质问兽兽的话：你一脱成名，对那些苦苦奋斗的小艺人公平吗？不公平。脱衣服我也会，装神弄鬼我也会，回头我光屁股站在漆黑的墓地里，唤几个民工在背后打霓虹灯，制造霞光万丈，齐声吆喝“玉帝下凡”，定然比李一和兽兽更红。

 

　　我对佛道，向来敬畏，盖因年少时看武侠，愣头青主角首次行走江湖前，师傅总要叮咛：见了僧尼道丐，不可招惹，惹必吃亏。这个心理阴影延续多年，导致我前不久参加大学聚会时，见到几位犹如掉毛公鸡的早秃同学，都下意识地脱帽致敬。

 

　　僧道果然是异人，这些年间出了不少极品。名气最大的当属释永信，这和尚有空也不念经打拳，整天在天上飞，最近把少林寺忽悠成了世界文化遗产。我在微博上还见过一个叫释道心的，在网上整天露点自拍撩拨良家，我问他有否佛家壮阳秘籍，他说正在研发当中。

 

　　在武打片勃兴之前，我不知武当，但知茅山道士和崂山道士，因为听多了《山海经》。20年前多车匪路霸，我独行千里常觉危险，遂问父亲有无霸道法术可以制匪，父亲曰最霸道即茅山法术，咬破指头即可杀敌，但却断不能用，因杀一人后自家亲人亦要赔一条命。我由此畏惧茅山，虽多次去金陵，却不敢到近在咫尺的句容茅山。

 

　　前些时候在外周游，于崂山上见道士收钱表演穿墙，我知无非是肉体魔术，不肯掏钱。穿墙多傻，我最喜的是翻墙，以及出墙。

 

　　古书曰两军对垒，攻城不下，攻方随军术士寻来数百熟妇，赤裸倒立，城头大炮尽哑。守方亦寻数百和尚一字排开晒鸡鸡，于是攻方大炮顿哑。看来脱裤子不单可以出名，可以升官，可以敛财，还可以退敌。据说污秽之物亦可退敌，所以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无效时，可以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厕令”。

 

　　佛教道教其实有许多可取之处，至少总体上劝人向善，教人平和。如今妖孽横生，做尽丧尽天良之事而无惊惧，皆因众生已无信仰，不信轮回也不怕报应。但佛道只宜低眉遁世，放肆红尘的僧道，多是蒙古大夫，浑身妖气。我相信世间许多神秘主义，但不信神乎其技招摇撞骗。

 

　　我哪天看破了红尘，是做秃驴还是做牛鼻子，这个倒是费思量。若做秃驴那得做花和尚，还不止于狗肉穿肠过的境界，要做到佛祖穿肠过狗肉心中留，才够特立独行。若做牛鼻子，那得像李一那般入正一派，因全真派要戒色戒肉，很不人道，正一派则无忌，当然我不练辟谷和导电，每年惟有七夕之夜去道观打卡报到一次，聚集全年之元气，练一下传说中的阴阳双修。

　　文_ 实习记者 郑文

朱天文。摄影_高健平

朱天文很爱猫。

 

　　永远的天文小姐

 

　　今年盛夏，朱天文在上海的第一次亮相，是在芷江梦工厂四楼的小场地里。黑色主调的狭小空间里，黑压压塞满了人。直到朱天文现身，人群轰然中分。当晚活动主持人读书敏求在日记中描述：“天文小姐准时出现，拥挤的人群瞬时闪出一条走道，那时我恍惚觉得好似观世音现世，海涛自然分道。”

 

　　而在朱天文眼中，比起在台湾的待遇，这样的场面实在是奇怪而陌生，就像迎接一位摇滚巨星的聚会。

 

　　主办方上海译文出版社原本邀请孙甘露与朱天文进行对谈，定题为“电影·文学·城市”，却因为朱天文一句略带紧张而柔糯的“我不知道要讲什么”，直接进入读者提问环节。

 

　　每当有人拿到话筒发问，朱天文便迅速站起身来回应。灰白间隔条纹高跟鞋，及膝黑色褶裙上套一件白领黑衫，前额刘海保持着多年前的样式，发尾蓬而卷，斜斜搭在右肩上—50几岁了，仍是大家心目中的天文小姐。尽管很多问题已在不同场合答过多遍，她仍不厌其烦地解释。一边向台下的老读者致歉，一边俏皮地歪歪头望向提问者：“这样子回答可以吗？”

 

　　第二次亮相，是在人头攒动、喧哗热闹的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朱天文像个首次登台发言的中学女生，局促地握着话筒，眼神不时飞到天花板上去，间或又抬起右手搭在耳边，仍然穿一身素净黑衣。这一次，梁文道口中如庙会一般的上海书展，“没有办法谈文学”。

 

　　她只好盯着作为“读者代表”的毛尖，好使演讲顺利进行下去。毛尖就像她屡次讲述的故事中，那面柏修斯斩首美杜莎时借力的反光盾牌，令朱天文得以低眉，躲开台下黑压压粉丝热恋般焦灼急切的目光。

 

　　她又自比为赛道上绕圈的溜冰选手，只有盯着场下的某一双眼睛，哪怕只有这一双眼睛，才能坚持到比赛胜利。但—台下众多读者粉丝，套用朱天文的语气—竟然是洪水猛兽，是令人如此生畏的美杜莎吗？

 

　　演讲结束后，等待签名的队伍蜿蜒向上，延伸到展览中心二楼过道。此前一晚在同乐坊，朱天文也足足签了两个小时。主持人读书敏求后来在日记里写道：“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文雅安静的读者队伍。所有人没有焦躁气急。因为我们在意这位艺术家，所以不容自己失礼。”

 

　　古典浪漫主义

 

　　20年前，朱天文首次来上海，为电影《戏梦人生》看景，在上海待了5天，又去北京待了5天。20年后，她坐在出租车上看着熟悉的路名——它们也许曾频繁出现于张爱玲的著作中，却没有时间下车走走、看看。陆灏、小宝等人请她吃了顿饭，据说那家馆子的特色是不放味精。说到这里，朱天文的眼睛亮晶晶的。袁琼琼曾形容朱天文“童女似的澄净的脸，看人时那种眼睁睁的、直截的看法”，顿时就在记者眼前了。

 

　　大学毕业时，朱天文在自传性散文《牧羊桥，再见》中写道：“我但愿永远在白衣黑裙的时代，为她的一颦一笑惊心动魄，日子是痛楚而又喜悦的，人仿佛整个饱满透明了，牵动一下，就要碎得满地。”

 

　　那时的朱天文，正与妹妹朱天心等一干朋友，操持《三三集刊》。在与今年同样的炎夏里，这群有着“年轻而明亮的糊涂”的青年人，打散到几所校园里摆摊卖书，成绩惨淡。“本来卖书一事算得几何，若真的当它是件严肃的工作，也未免气魄小了，好在我们做来都把它超越了事务性，只见人气人意的悠游，便可保证三三的事业的确越做越大的，我看了着实心底喜欢。”

 

　　四年后，老师胡兰成逝世，《三三集刊》停办。已被“点睛”的朱氏姐妹，开始“依据个人的兴趣去画自己的龙”，“各自去跑自己的野马”。

 

　　在被妹夫唐诺称为“业余”的写作生涯里，朱天文创造了3本短篇小说集《传说》、《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3本散文集《淡江记》、《黄金盟誓之书》、《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以及1本十万言长篇《荒人手记》。

 

　　8月16日，梁文道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里为观众朗读《荒人手记》。才从上海与朱天文道别，两人约定台北再见。“你会发现她有一种很浪漫的、几乎可以说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温情脉脉的一种儿女情长的东西在里面，变成一种古典的浪漫主义，非常奇怪。”梁文道介绍说。

 

　　三十多年时光渐渐将白衣黑裙的浪漫少女铸造为“巫”，处在非社会化的左边，尝试跟右边的主流对话。“巫”从不使用电脑，自诩为“山顶洞人”。近年来，她保持每天八九点钟起床，冲杯咖啡，喂了猫，便早早地坐到书桌前，进行写作或者阅读。这样的作坊式写作，是朱天文50岁以后才培养的写作纪律。因一写七年的《巫言》迟迟收不了尾，第八年才下定决心训练出来。

 

　　写作才是安身立命之道

 

　　曾经“业余”的朱天文，不仅办过杂志，办过书坊，更是侯孝贤导演的“御用编剧”。从1983年《小毕的故事》开始，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朱天文平均每年为侯孝贤贡献一部电影剧本。

 

　　《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这一串璀璨的台湾新电影代表作，剧本无不是出自朱天文的手笔。而要追溯她作为一名编剧的角色，朱天文轻描淡写道：“我所能贡献的，不是作为一个编剧，我是作为一个他的敌手，跟他练习打球的吧。”

 

　　因与侯孝贤同在一个频率，朱天文与侯导维持了多年的合作与友谊。朱天文也常常丢书给侯导看，《海上花》一片便是受此激发。即便剧本曾被侯导改得面目全非，朱天文也不介意。编剧之于她，不过是谋生手段，用来养活自己写小说。写作才是她安身立命之道。

 

　　“你每天到书桌前，蹭一点蹭一点，没蹭出什么来，但人基本在打坐状态。写小说是不跟人沟通的，起码我是。你就是（处在）一个发现、摸索跟开发的状态。有一点点成绩，打坐打到了吧，就够你一天的时间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看报纸都在骂人嘛，哪里啊太离谱了，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子？但你一天的份做够，可以支撑你去在这种乱糟糟的，在这些大风大浪里有一个定风珠。很安定，你安身立命的就是这个书桌。”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罗颖杰，也是朱天文粉丝中的一员，在活动过程中，足足陪同朱天文两天，却眼见得她持续忙碌着，连找她签名都不好意思。“朱天文说，阅读让人轻盈，点中了现当下很多压力巨大的年轻人的死穴。因为朱天文能通过写作过非常简单的生活。”

 

　　8月13日傍晚，同乐坊活动开场前，朱天文与上海译文一行人在附近吃晚饭。因空调冷气不足，人人吃得汗流浃背。“倒是天文小姐最安然，不疾不徐，气格啊。”主持人读书敏求感慨道。工作人员打算点一些鲜榨果汁，朱天文却执意要将路上带着的瓶装饮料喝完，说不要浪费。

 

　　8月16日中午，上海媒体的专访终于结束。朱天文灌下小半瓶矿泉水，回房换了一身“短打”。烈日之下，她半小时后便要赶往机场。在北京，《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经济观察报》、《环球时报》等媒体记者正排队等待专访。

 

这是朱天文“安身立命”的书桌，她平时坐在这里写字看书。

前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朱天文作品集》，收录了她最著名的作品。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妹妹朱天心的新作《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也来了。

 

 

　　每个创作者都像一个核子炉

 

　　南都周刊：平时的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朱天文：早上八九点我就起来，冲了咖啡喂了猫，早早地到我的书桌前面。开始写长篇，每天只能写一点，最少500字吧，靠着每天垒一点的工夫推进。进入最好状态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约会。如果不写作就会读比较难的书，读书引发你好多，一定要做笔记。从早上写到过午一两点，差不多今天的份做到了。整个下午可以看看杂书，到晚上看看电视节目、喂猫，都心平气和的。或者出去逛逛啊，一出去就觉得什么东西都容易进来。其实最大的回馈不在外面，就在每天这500字。

 

　　南都周刊：写不出的时候怎么办呢？

 

　　朱天文：写不出也坐在那里，一天里你觉得有那个状态的话，就OK，然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去处理杂事。可是如果没有那个状态，会变得脾气非常暴躁。我朋友说，其实每个创作者都很像一个核子炉，辐射很强。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家人其实很倒霉，你老被辐射给灼伤，脾气全部发在你的家人身上。那天即便没写东西，可是你在那个状态里头，就像打坐，仍然处在一个不断开发、摸索、发现的状态。记忆也是一种非常养人的东西，就像孟子养浩然之气一样，人也要靠好的东西生存。做一点好的事情，集得多了，气就足，就理直气壮。

 

　　南都周刊：王安忆说她每天坐在桌前挑选细节，舞鹤则读出你的“物的情迷”，其中有没有关联，你怎么挑选细节？

 

　　朱天文：对于细节，我不是挑选，而是发现，物的发现。比方说打扫屋子，有些人就擦一个桌子，但你都看到了，不能不去管它。每次家里最后的收拾，都是我，大概也就是图像式的观看，哪个东西在哪里，你把它放回去。这其实让你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万一做一个上班族，做一个正常人，我觉得我会很慢，会变得很失败。可是把这个变成写作的时候，细节都图像式地记住了，所以写东西无非是我看见，我记得，我写下。

 

　　有时，你会为了某种情境之下的一句话开始。你对某种图像的印象很深，它就会变成写作的酵母，以后由你自己去发酵成很大的一件东西。它可能是某个人，某个气味，某个天气的感觉，让你感觉好像十七岁时候的风和阳光，好飘渺，兜一个圈你也抓不住它。

 

　　快乐丸不合法，但我也有吃啊

 

　　南都周刊：在你的歧路花园里，是否存在一个中心，或一个原点？

 

　　朱天文：这个原点，我想就是对我们此时此刻生活、对当代的眷恋跟回望。我的作品看起来，大家觉得很疏离很冷，可是核心的部分，就是眷恋，对各种东西的眷恋，无以名之。对过往的记忆永远忘不了，人家都往前去的时候，这个记忆拖得你好重噢，步履蹒跚。我说活在当代，你出去走一走，哎呀，回来就觉得什么都看到，对这个什么都看到其实有一种喜悦跟眷恋。即便对堕落的、坏的事情，仿佛都保持着一个人类学家的好奇，暂且没有意见，暂且不给予批判。像人类学家记录他所看到的，即便是一个25人的小部落，在巴西亚马逊河已经要消失的一个小部落，这个人类学家从遥远的巴黎跑到那个地方，他也一定要记录他们。

 

　　我跟朱天心不一样，她要呐喊，就像鲁迅的铁屋。到底是要他们在沉睡中被烧死呢，还是你要扮演那个喊“失火了失火了”的角色？天心是热的。我好像都不是，只像一个人类学家，观察记录，眷恋着。

 

　　南都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记录眷恋之物的意识？

 

　　朱天文：是在1980年代末，看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他是一位法国人类学家，这本书是写他在巴西亚马逊河，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寻访，这些部落在他之前在他之后，大概都没有碰到过白人。斯特劳斯当下看到，就记录他们。

 

　　对于当代，其实很多年轻人我都不了解。他们跟我的距离之远，也许就像巴黎到亚马逊河的距离那么远。活在当代，我记录他们、写他们的时候的心态，仿佛也是这样子。

 

　　南都周刊：那你写年轻人的时候，拿什么群体来作参照？

 

　　朱天文：比如2000年时，我跟侯导和他的一群朋友一起去了戛纳，参加戛纳影展。沿途我就这样看他们，看在眼里都会有一种好奇。就像人类学家吧，心想：啊，原来他们是这样子的人种！都登记下来了。我真是不理解，不知道，就会保持这个好奇跟观察吧。即使跟他们交谈，好像也不大有共同话题，可是就是会有什么东西都要问一问。吃饭，睡觉，一天的行程，去哪里，看这个看那个，在这个层面上，就是水波上的纹纹。

 

　　南都周刊：会不会对他们的某些行为感到好奇？

 

　　朱天文：会啊，像千禧年那个电音舞曲，我也跟他们一起去听，吃快乐丸。快乐丸不合法，但我也有吃啊，在现场嘛，有人给你那就分着吃吧。我就很像一个人类学家，把自己的意见种种先留着吧。有这个机缘就去，遇上了也很好奇，没遇上也不会刻意，不是说写个舞女就要去过舞女的生活。但初步的还是因为他们到了你的眼前，成为一个小小的酵母存在那儿。此外电音这种音乐还是要吃了药听，不然觉得好吵噢。如果吃了快乐丸听，就觉得它一点都不吵了。

 

　　美杜莎情结

 

　　南都周刊：对堕落的、负面的东西，天心可以大声喊出来，去行动，但你怎么去平衡、排解？

 

　　朱天文：没有排解，排解不了，唯一的排解就是写出来吧。没得排解，它变成你一个独特的负荷。就是像我讲的美杜莎的故事，包括写《阅读，使我们轻盈》里头。再讲下去的话，比如说美杜莎的头。希腊神话里的蛇发女妖美杜莎，就是现实的生活，现实生活总是使人老化，使人变石头。但你怎么去斩美杜莎的头呢，唯一能斩美杜莎头的是柏修斯，他是靠着有翅膀的凉鞋，靠着盾牌的折射，去把她斩杀了。

 

　　她的故事还有的，他斩她的时候，没有把头扔掉，令人石化的现实的沉重重量，他并不把它扔掉，他把它装到袋子里背着它，碰到其他怪物要杀但他杀不掉的时候，他就把美杜莎的头亮出来，他的敌人就会变石头，这变成他独特的一个致命武器。本来是使他致命的东西，可是他背在身上，变成了他独特的武器。

 

　　在神话故事里还有，杀了美杜莎以后，他到了河边，就把美杜莎的头放在河边，描写说他放得非常仔细。他找来一些水草，垫在底下，不要让头直接触摸到粗粝的石头。结果这些水草一触美杜莎的头，全部变珊瑚，各种颜色的水草变成各种颜色美丽的珊瑚，所以水里的仙子看到了，哇，就去采各种水草各种植物来放，放在这里头就变成各种珊瑚，她们就用这珊瑚来装饰自己。

 

　　作为一个作者，好比米兰·昆德拉吧，他流亡到法国，可是他终生跟祖国的对话一直在发生。他把他的文学，当成一个致命的武器，用这个武器来发声在呐喊，他武器的成分占非常的多；再说一个马尔克斯，他可能是一半一半，武器的成分一半吧，装饰成珊瑚的成分是一半；卡尔维诺的话，他就把现实变成一束一束的珊瑚留给世人去看。每个作家都是不同的。

 

　　南都周刊：那你呢？

 

　　朱天文：我比较像卡尔维诺，变成一束一束的珊瑚。可是在写《巫言》的时候，我就希望往右边去，让武器的成分多一些，像中间的马尔克斯，一半珊瑚一半武器。因为我想，每个生命是不同的，即便有重量跟轻盈，一定要有重量，重量就是你的现实。你的风筝飞得再遥远，还是要扎在地上的。那你作为一个巫，在左边，没有必要要出尘，跟鸟兽为伍，要隐居在山里，变成《红楼梦》里说的槛外人。她站在右边，所有的右边，跟所有主流要不断对话。那我觉得，对话的姿态吧，一定是要有重量，轻盈像珊瑚的部分，轻盈不能轻若羽毛，要轻若小鸟，有独特的负荷，是你的重量，背不动的东西。

 

　　南都周刊：你年轻时信仰基督，后来怎么对“菩萨低眉”的意象感兴趣？

 

　　朱天文：我们小时候受过洗，因为父母亲是基督徒。但我们成人之后就不再去教堂了，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本身我们也不再信。我们试着对自然法则、天、宇宙有一种顺从，一种理解，跟它游戏，像庄子的“逍遥游”，每个人的姿态和方式不同，所以后来不信我也觉得是很自然的变化。

 

　　当你不再信基督教，我父母也真好，一点压迫都不给你。我们挑战基督教，就像英国作家格雷厄姆，他是天主教出身的，但他很多小说都是对天主教的辩证跟叛逆、反叛。我们比较接近这样。

 

　　那“菩萨低眉”用的还是那个“看”。年轻的时候很滥情，可是太多太多的事情你如果都管，你就变成始乱终弃，你也管不来。情感是有限的，那我就慎用情感。把你的情感集中，把爱集中到能做的事情上，这也是朱天心的名言。因为我父母亲是像太阳一样谁来都好客，谁来都接纳的，天心就说：你像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谁都一样的话，你对坏人是这样，那有一天好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拿什么对待他？你一样用对待坏人的方式对待他吗，你不分辨吗？她这样子跟我爸讲，有些人没救了，你不要再让他来了，死缠烂打类的。好的人他是很自爱的，他不会死缠烂打在你旁边。天心就对父亲讲，其实这种细细分辨是作为小说家的（特质），小说家是写差异。人当然是共通，人性共通，这个是陈腔滥调了，小说家人的发现、物的发现跟那个不同，是写百样的。

 

　　南都周刊：像光谱一样？

 

　　朱天文：对，最细的，甚至暧昧不明的。人的发现、物的发现，要靠你的眼睛去看呐。天心跟我爸讲，你人都不分辨，好人坏人看得一码平的话，倒回头来影响你的内化程度，影响你小说的观察。她这样子挑战我父亲。

 

　　我不怕老，也不可能不写

 

　　南都周刊：去年你在大江健三郎面前立下了“小说的誓言”，要像他一样一直写到老，再写个20年。

 

　　朱天文：未来我还能写20年，到70岁，写30年，到80岁。可是除此以外你也别想别的了，就是写这件事情，而且我后悔没再早个十年就做这件事。

 

　　如果说对小说的誓言的话，第一个我想是人的发现、物的发现者。你作为一个眼睛，这是你的优势，也是你的负担。现实就像美杜莎的头，是你独特的负担，但你仍然要认识它，把它从日常状态里解放出来，重新看它，重新命名，让大家看见自己的视野受影响。

 

　　誓言第二条，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收尸的人。时间如坦克车碾过去，那留下的是什么？我要去收的是失败的、受伤的、断手断脚的、落在那里一般人以为是垃圾不屑一看的，你去捡拾它。当一个时代过去的时候，你去收拾它，一个个捡回来，把它擦干净，把它组织好，这个就是一个小说家做的事情。所谓的收尸人，捡破烂的（本雅明的）、捡拾者，大概就是这样。失败的、边缘的、你总是看到碎片，你把它粘一粘、补一补、擦干净、除草，就是你的书写吧。起码未来20年，如果我有一个自我期许的话，应该就是做这件事。

 

　　南都周刊：你怕不怕老？

 

　　朱天文：怕也没办法。还好我有一个写作，每天阅读，也别想老不老的事情，做到你不能做为止。还一直在动脑筋啦，脑筋没有停止。包括阅读，很多人到某种阶段就不再阅读、不再想了。书写者作为一个边缘的位置，脑子其实不在一个舒服的状态，如果舒服你就会停下来了。这也不能说是年轻，只是保持着锐利吧。

 

　　南都周刊：如果有一天不写作，会做什么呢？

 

　　朱天文：不可能不写。我已经很后悔没有早个10年。要是早个10年，40岁吧，就能够有工作纪律就好了。以前很任性的，一下来“哗哗哗”写通宵，写整夜，一个星期“啪”地写完。不写就几年不写。有时就没日没夜地写，这种状态是太率性了，太业余了。50岁才开始作坊式写作，太迟啦，如果早一点进入专业写作，每天几个小时的时间，把它当成工作，固定到书桌前写，就好了。

　　文_Jon Lee Anderson  编译_鸿雁

 

2007年9月，伊朗总统内贾德在纽约。在内贾德这样的伊朗人的想象里，如果这个国家要在世界领先大国里恢复合法身份，核武器是必需的。

抱着孩子的伊朗妇女。披着黑色外套的她们，有些是内贾德的忠贞支持者，有些则是十足的反对派。

 

　　首座核电站投入正式运行，革命卫队发射新型导弹示威，第一架无人轰炸机“死亡使者”揭幕……近日动作频频的伊朗，在经历去年的选举骚乱后重新走进人们的视线。不过，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经历了去年的选举之后，这个西方国家眼中的“邪恶国度”已经开始作出改变，《纽约客》记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伊朗。

 

　　今年夏初，走在德黑兰城外厄尔布尔士山里时，我遇到三位伊朗改革派“绿色运动”的成员。下午天气非常炎热，他们在小溪旁的樱桃果园里乘凉。厄尔布尔士山长期以来为伊朗北部居民提供避难所和练习场地，城市的北部地区比其他地方更繁荣，居民们受教育程度高并更容易接受外来思潮。这里也是绿色运动的所在地，去年夏季保守党强硬派内贾德在备受争议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后，人们对绿色运动的支持日益增多。

 

　　登山的路径起始于监狱外面的一堵墙，近几十年来那里是成千上万异见者遭受秘密拷问和迫害的地方。河两岸是露天茶馆，里面弹奏着怀旧歌曲，人们喝着新鲜的樱桃汁，吸着水烟。这里远离警察和去年袭击绿色运动支持者的便衣狂热者巴斯杰，给禁忌的生活平添了几分惬意。

 

　　自从政府镇压后，街头游行变得稀少，在伊朗的外国记者也变少了。我持有采访内贾德的签证，但行程仍然被政府密切监控。爬山的时候，我看到在其他登山者里有一些巴斯杰。路上有些妇女穿着厚厚的黑色外套和披风，脸色通红，额上冒着汗珠。

 

　　但在樱桃园，妇女们已经脱下头巾，快活地说笑。人们礼貌地同我打招呼，明显认出我是一个西方人。一个男子用标准的英语打开话匣子，他对着远方的德黑兰说：“现在有了新的屠夫，他们即使在私人场所也能嗅出些东西。”

 

　　在樱桃园，绿色运动人士夫唱妇随。一个妇女谈起了斯宾诺莎，他的作品引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和“清真寺与国家”的分离。“在伊朗，我们需要斯宾诺莎。”她相信，社交网站是“让人们交流的最好方法，而且权力机构出现裂变需要变化时，社交网站也能让人们作好准备”。否则，绿色运动可做的事情微乎其微。在她看来，暴力只能导致更大的暴力。一个男子不同意这种说法，“改革必须通过暴力才能进行，只有你接受它时变化才会到来。”

 

　　妇女悲伤地说：“但是我必须带着希望生活，不是吗？”

 

　　沿路返回城市，我看到很多反对者在石头墙上面刷的标语。夏天开始，政府将标语统统覆盖。唯一没动的是一块鹅蛋大的石头，上面有绿色粉笔涂鸦：“独裁者去死。”

 

　　他们的文化优越感

 

　　到达德黑兰不久，我参加了一个由内贾德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我是唯一的西方人，没有一个记者提起绿色运动。当我问起一个伊朗记者这个疏忽时，他眉毛一扬问道：“为什么问不存在的东西？”发布会上，内贾德回答了最近关于服饰装扮的宗教条令，这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个重要的话题，在德黑兰北部，街道上满是染色的头发和流行发型。内贾德对守旧的牧师很愤怒，反对他们的条令。几天后，文化部关于适合男子的发型发表了官方指导方针：允许朋克头，不许涂发胶，不留尖顶发型，不留长发。

 

　　其他问题涉及伊朗的核项目。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同意了新一轮制裁，不久后美国和其他几个西方国家分别公布了制裁措施。美国制裁要求与伊朗做生意的外国公司，特别是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必须放弃他们的利益，否则会被美国严惩。内贾德报复性地宣布伊朗将停止一切与西方的核谈判。他说，在谈判恢复之前，伊朗必须知道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德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和其核武器的态度。

 

　　整个新闻发布会过程中，他看起来冷静、自信，甚至有些狡猾。自从重选得胜后，他中立地看待改革派政治家，劝说他的对手。在最近几周，为了得到最有利的权力基础，他恢复与前总统拉夫桑贾德的战斗。在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拉夫桑贾德时，内贾德只是瞟了一眼，生气地说：“下一个问题。”

 

　　几天后，我得到通知在白色总统官邸内会见内贾德。这个建筑曾是伊朗国王期间的总理府，花园有围墙，里屋的墙则气质高雅，打蜡的木头地板上盖着波斯地毯。邻近院子里住着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他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里，但却有着决定权。

 

　　内贾德经常穿着米黄色的夹克衫，这也是志愿性准军事部队巴斯基的非官方制衣。但会见我时，他却穿着灰色外套白色衬衫，没戴领带。他脸上擦了点粉，大厅里放着强烈弧光灯和麦克风。采访很明显是要为伊朗国家电视台录制的，一群导演、翻译、技术师和保镖已经集合。总统和我在屋子中间面对面坐着。当技术师调节我的耳机时，总统的新闻官、一个约30岁左右的男人故意靠近我，低声问我能否少问些有关伊朗和美国之间战争之类的问题，要我问和平的可能性。他还建议说，总统愿意谈论全球金融危机和墨西哥海湾的石油泄漏等，对于这些，内贾德愿意提供“伊朗的帮助”。

 

　　人们期望内贾德参加夏末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这是总统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我在伊朗期间，官员们反复重复一个主题：尽管有新的制裁，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们还是希望恢复核谈判。一个要求不署名的伊朗专家告诉我，伊朗要求“一个美国能接受他们为核武器国的交易”。

 

　　在伊朗人的想象里，如果这个国家要在世界领先大国里恢复合法身份，核武器是必需的。伊朗曾经控制了包括格鲁吉亚和坦吉克斯坦在内的庞大帝国，伊朗人是骄傲的民族主义者，对英国、美国、俄罗斯这些曾经给他们国家的欺侮特别敏感。同时，他们有比邻国更深的文化优越感。

 

　　内贾德，开明的独裁者？

 

　　内贾德通过训练成为工程师，交通管理博士毕业，但他更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哲学家。根据习惯，他先自言自语，谈论“人性、爱、友谊和尊重的普遍性”，接着露齿而笑。当我问他是否理解一些人因为他呼吁以色列毁灭论和坚持伊朗核能量的权利而紧张不安时，他回答道：“伊朗核项目和巴基斯坦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之间没有联系。伊朗已经坚持了核不扩散条约，我们签署了它，国际原子能署官员也来过我们国家；他们将我们所有的活动加以拍摄。美国政府接受核不扩散条约了吗？它没有使用过吗？它没有贮存过吗？”

 

　　当采访转到国内政治时，内贾德否认了关于他们政府压制改革派、记者和人权活动家的诸多报道。“西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世界问题的信息。你跟我说个西方国家，哪个国家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参加总统选举？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伊朗是民主纪录最高的国家……你可以看看所有我的对手和所谓的反对派，今天他们都是自由的。”内贾德将绿色运动示威者的暴力与最近20国峰会的动乱相比较：“如果在美国有人放火烧车或建筑物，他们怎么处理？”内贾德说，自己被电视画面吓到了，画面显示的是防暴警察殴打示威者的图像。“就因为我们反对西方政府的失败，伊朗从来不会那样对待民众的。”

 

　　内贾德的说法与许多证人的说法相左。改革派总统候选人卡洛比后来给我发邮件说：“自从选举后，政府想禁锢我，控制我和随从与我们党派成员的联系。这个国家对我实行禁锢的第一步就是关闭我的报纸，我党的办公室和我个人的办公室。”卡洛比还肯定了对他实施袭击的报道，称强硬派的暴徒们为雇佣兵。“我和牧师在与其他官员会面或在公共仪式中，一些雇佣兵想袭击我。他们甚至想暗杀我，朝我的车射击。”

 

　　但内贾德坚持伊朗是自由的，人们可以做喜欢做的事情。“在这儿，你没有被捕，而是可以舒服地和我谈话。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有这个勇气允许一个伊朗记者自由发问。这是自由还是独裁？”

 

　　当问及是否可以允许我采访穆萨维、卡洛比时，内贾德说：“这是由我来决定采访别人吗？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当然，一些人在法制范围内会有些限制，这取决于法官，与政府无关。这儿有自由，他们都有网络、新闻渠道和报纸，他们可以说我的坏话，没有人妨碍他们。”

 

　　但是关闭卡洛比的报纸实在是迫不得已，很多其他出版物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日志等都因“动乱、杂乱”和“滋生政变”被暂停或关闭。官方已经设立防火墙去阻挡西方和伊朗反对者的新闻网站，诸如BBC等有波斯语语言服务的许多西方卫星电视渠道也被中止。

 

　　内贾德肯定了伊朗与美国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趋于对抗：“我对这种关系不高兴，伊朗人也不高兴。”奥巴马2008年选举获胜后，内贾德已经送去了新总统恭贺信，很快提议双边关系，因此他在国内和外国遭受了许多批评。“但是奥巴马还没有互惠，自从当总统后，他只给了我们威胁”。

 

　　奥巴马的团队一直追求对话的机遇，并一直坚持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在选举后的不安期间，奥巴马对绿色运动的支持有所收敛，因为任何支持都会有损核对话的机会。采访结束时，内贾德和我站起来，技术员除去了我们的耳机和麦克风。总统的一个助手告诉他：“看起来美国人想立刻清理有关穆斯林的问题。”内贾德明显很在意他的话被麦克风收录进去，简略地说：“注意你的言辞！”

 

　　“美国终会接受有核武器的伊朗”

 

　　尽管内贾德保证我有自由去采访每个人，但一个高级政府官员还是告诉我要避免秘密行动。最后，我只被批准再采访一个人：哈梅内伊的顾问、《世界报》总编沙里亚特马达里。沙里亚特马达里在20岁时因追随武装叛乱而被监禁。当柯梅尼执政时，他自由了，但是伊朗王的拷打使得他牙齿全部脱落。尽管只有61岁，但他的嘴就像一个垂垂老者。

 

　　沙里亚特马达里是一个诚实的人，他的发言是可靠的晴雨表。2009年年初，他曾向我预言内贾德会赢得选举，之后他重复要求拘捕伊朗改革派领导人。“现在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形势非常敏感，但是这不能叫危机。”他小心地说，“真的，从伊朗政府的观点来看，现在形势是有利的。过去二十年里，西方已经动员了一些群体炮制阴谋，对伊斯兰国家实施颠覆性的计划。奥巴马看到伊朗选举的时机是他利用那些人的最好机会，但是他们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了。”

 

　　沙里亚特马达里暗示，改革者们就像是西方的潜伏特工，动乱反而揭穿了他们的身份。“奥巴马给我们一个看到谁颠覆我们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占了先机。”他继续说道，“一些人反对我们，问为什么在动乱中不逮捕穆萨维。不逮捕他是很聪明的做法，因为最后他露出了真面目。”在沙里亚特马达里看来，绿色运动是大阴谋的一部分。示威人群不是反对内贾德，而是反对整个机制。幸运的是，人们已经被动员起来，而且阴谋已经停止了。

 

　　沙里亚特马达里承认宗教机构与伊朗社会是有区别的，但否认伊斯兰革命将其分裂。 “伊斯兰革命不是吞食它的孩子们，而是清除不听话的孩子。”提起改革派领导人，他说：“最终他们会因犯罪而被逮捕，他们最终会因叛国罪而受审判和监禁，但不是现在。如果谁想监察我们的船，那么他应该记住霍尔木兹海峡在我们掌控之中，我们会报复的。”

 

　　沙里亚特马达里似乎排除了美国武力攻打伊朗的可能性。“他们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进入了死胡同，他们失败了。现在他们很难调动起公众舆论去发动另一轮袭击。”他也否认攻击会以空袭的方式进行，即摧毁这个国家的核设施和武装力量。“任何针对我们的袭击都是全面战争。我们不会让他们溜掉。胜利不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是有核武器，但是他们的全部领域会在我们导弹的轰炸之下。”

 

　　在采访结束时，沙里亚特马达里预言：“五年内，伊朗和美国不会有外交关系。美国终会接受有核武器的伊朗，当然为了对抗伊朗它还会想另一个借口。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美国没有攻打我们的理由。当然，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可能会犯一些愚蠢的错误，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之中也有聪明人。”

 

　　在伊朗，改革主义者即将消失，但是绿色运动对伊朗政府的威胁很小。穆萨维在网站上批评内贾德对核谈判的处理办法，说他的做法让制裁更糟糕，使伊朗不能发展和平的核技术。一些分析家认为穆萨维这样做是因为他想在改革者运动中保留影响力。但是伊朗专家告诉我，没有超强的领导力，运动便会分离。他解释说：“绿色运动由不同种类的人组成，有憎恨政府的人，有被选举作弊冒犯的人，有因受不了监狱待遇而加入的人。最后，他们都会分裂。”

 

　　不过，在一些民众的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德黑兰，我应邀去一个伊朗人的家里观看足球比赛。中途，一些人提到了我曾采访过内贾德。约30岁左右的女主人很快将两只手指放到嘴里，弯下腰做恶心状。“哦，我恨你。他让我起鸡皮疙瘩，他是伊朗最坏的人，他侵犯了我们的尊严和道德感，而且还自认为很聪明。”女主人说，她的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和熟人都是很有教养的年轻人，现在却已经开始逃离伊朗了。“人们感觉像被打劫一样，他们的尊严和希望受到了侵犯，每天都很痛苦，这种感觉不会消失。绿色运动也不会消失，也许某一天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

　　文_目林寺

 

插图/刘庆元

 

　　人间纷繁，世道复杂。概念的使用，本是让人能够稍微厘清各种繁复。可这玩意儿要是被滥用了，那就会变成混淆视听，徒增烦扰。在这些概念中，又以对趋势的判断为甚。

 

　　当代中国城市化迅速，城市生活已经成为重点。这其中，事物也有个奇怪的规律，当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有着共识的，比如中国在快速进行城市化，大家伙都在往城里赶。然而，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分歧就会产生，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比例也就接近50%，但已经有人开始喊出“逆城市化“的概念。

 

　　这种概念源自两个线索。根据互动百科网的解释，其中一条主线是目前媒体炒作的“逃离北上广”的论调；另外一个线索则是源自浙江户籍部门的调查，在当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据此，有媒体就认定：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中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城乡间出现。

 

　　用这两种现象来证明“逆城市化”，似乎都有些问题。首先城市化是一个宏大概念，反映的是总体趋势。所谓个别人群表达逃离北上广的想法，或者部分人走出大都市到乡下去男耕女织，这个究竟能占到多少比例是值得细究的。现代社会，参差百态，对于个别人群的想法和行为具有多大的推广性，必须审慎。

 

　　而对于用“农转非率”的下降来说“逆城市化”，同样也是这个道理。这种现象不过只是出现在东部部分发达地区，农业户口比城市户口能享受更大利益的地方。部分城市户籍转为农村户籍，只是一个证件的改变，这些人其实还是生活在城市里。现时代，还用户籍来界定是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本身就是一个偷懒的办法。

 

　　据此，有人就把这个所谓“逆城市化”斥为假象，并送一新词“伪逆化”。从字面意思看，即是假的“逆城市化”。

 

　　的确，中国目前还是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生活会越来越成为主流。理论上看，人类的大量集聚有利于资源的优化，而从现实看，中国城乡的资源分布也是极其不对等，比如教育、医疗、生活设施、就业机会等，都使得城市的优势淋漓尽致。这点来看，城市的“拉力”和乡村的“推力”一直没有改变。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数千年前，苏美尔人开始建造城市，人口总体聚集的趋势一直就没有变过。我们如今还没吃饱，就喊着减肥，还没足够的城市化率，就开始说着“逆城市化”。这种说法若不是哗众取宠，便是昏了头了。

 

　　锐词备选

 

　　签字潜规则

 

　　词汇释义：“领导签字，如果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语出自前官员姜宗福的官场小说《我的官样年华》，网友将这个签字环节归纳为“签字潜规则”，以此作为诸多官场潜规则的一个典型。

 

　　点评：规则复规则，规则何其多。关键还都是“潜”的。

 

　　碳粉知己

 

　　词汇释义：与红粉知己相对而言，指女性的男性密友。现代社会女性压力不断增加，除了对爱的需要外，也需要能在精神层面理解自己、在生活中能陪伴自己、在事业上能帮助自己的异性朋友。具备这些条件的男性朋友就被称为“碳粉知己”。

 

　　点评：最好能再低碳些。

 

　　团购作业

 

　　词汇释义：新学期临近，互联网上各种“代写作业”的广告铺天盖地。“枪手”们的生意挺火爆，得益于网上支付以及快递服务的方便快捷，付账能用支付宝，代写的作业本能快递到家门口。由于团购的兴起，团购代写作业亦成为现象。

 

　　点评：说点什么呢？现在的孩子真能紧跟技术。

 

　　周末宅生活

 

　　词汇释义：指周末双休日选择足不出户的城市人群。早晨睡到自然醒，然后一整天足不出户，自己动手做饭、看DVD电影、上网、读书、听音乐，或者干脆发呆。周末宅生活人群大多因为城市生活成本过高或是社交障碍。

 

　　点评：低碳、低碳。即为自己省钱，也为城市减压。

 

江汉商报摄影记者张轶拍摄的这张获奖照片，再次引发了是否“挟尸要价”的争议。此照片夺得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奖，但照片的细节真实引起质疑。8月23日，“金镜头”评委会调查认为，照片反映的新闻是真实的，不存在造假问题。

 

　　老话说，无利不早起。“早起”有什么了不起，冲着一个利字，助产士可以以缝肛门报复少送红包的产妇。那名利欲熏心的“白衣天使”就不要再“以人格担保没动针”了，8月12日，深圳市罗湖公安分局的法医鉴定书出来：产妇肛门痔疮确实被“缝扎”过。

 

　　冲着一个利字，长江上以打捞溺水者尸体为业的船家敢于“挟尸要价”。这宗发生在荆州的旧事由于一张照片获得金奖，重新引发人们对捞尸市场的关注。我宁愿相信“挟尸要价”的事实不曾存在，因为我不敢相信人性与良心会败坏到如此程度。

 

　　为着一个利字，菲律宾的一名前高级督察门多萨更是丧心病狂，在8月23日持枪劫持一个香港旅游团，要挟政府补偿他被辞退的损失。而警方莽撞的“救援”行动，却导致9名香港游客被杀害。这个危险的国度，驴友们少去为妙。

 

　　为着一个利字，中国的银行收费项目，大大小小已经超过750种。据说中国银行业是不存在垄断问题的，但奇怪的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加收费无异于自杀，为什么“不存在垄断”的中国银行业竞相收费，而储户们却无计无施，只能坐等银监会大发慈悲？

 

　　冲着一个利字，河南省安阳出土的曹操墓尽管被部分学者怀疑挖掘过程中存在造假嫌疑，但当地负责曹操墓开发的官方，已计划在9月份对外开放曹操高陵展馆，连门票价格都定好了，每张60元。真是恭喜发财。

 

　　我相信逐利是任何经济人的本性，银行、政府都是经济人，都别吹嘘自己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只要在合法范围内，有钱捞就捞吧。卡梅伦自当上英国首相、搬到唐宁街10号居住之后，干脆当起了包租公：将位于伦敦西郊诺丁山的家出租，一年下来，可以获利7.2万英镑。这种“精打细算”的做法在二战后的英国首相中还是头一次。坦率地说，我很欣赏卡梅伦，一个收租的首相，显然比寻租的政客要令人放心。

 

　　英国首相生财有道，隔壁的法国内政部长奥尔特弗则在为政府财政预算缩减而苦恼。日前他只好宣布，内政部将在未来三年内，裁减9000个警务人员的工作岗位，其中国家警察裁减名额为3500名。虽然此举可能将使法国本不乐观的治安情况雪上加霜，但没办法，纳税人不想养那么多食国家俸禄的家伙。相比之下，还是我们这里的公务员幸福，精简机构那么多回了，还没听说有多少公务员因此丢了铁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