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曾在海地维和执勤的普通士兵，杨乾坤一直心系海地地震的最新进展，渴望得知他曾经抢救过的小女孩是否安然无恙。而对于那个生活了300多个日日夜夜的太子港，杨乾坤的心里有留恋，有惋惜，也有期望。
特约记者_李芮
 当地时间1月14日，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在一座倒塌的大楼废墟上进行搜救。当日抵达海地首都太子港的中国国际救援队分成两个小组进行搜救和医疗服务，尽一切可能在地震灾区展开救援活动。
摄影_袁满
低矮的房屋歪歪斜斜挤压在一起，汽车经过的地方扬起一道道尘雾。这是中国第七支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队员杨乾坤对这个多灾多难岛国的第一印象。唯一的不同在于，如今的太子港，水沟中、街道旁、空场上，随处堆满了地震死难者的尸骨。
2010年1月13日清晨的乌鲁木齐，阳光灿烂，杨乾坤像往常一样去团结路上班。由于新疆作息时间比内地晚2小时，他得知消息的时候，媒体报道海地强震已经造成大量伤亡。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在那边的兄弟们怎么样了。”
杨乾坤是新疆武警边防总队办公室秘书，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作为中国第七支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成员、新闻官驻守海地，同去的还有124名战士，其中108位来自新疆。
不断有电话打来询问杨乾坤海地那边的情况，他也不断地给驻海地的战友打电话。由于通讯中断，杨乾坤一直在心里默念：“我觉得在营地的同事，（生存下来的）问题应该不大。”
同杨乾坤一样，正在海地驻守的中国第八支维和警察防暴队也住在 “大仓库”里。“大仓库”就是他们在太子港的营地，由两间旧仓库改建而成，每间300多平米，里面又搭建了许多小活动板房当宿舍，每间宿舍有6张床和1个空调。“海地的鬼天气，没有空调很难熬。”杨乾坤回忆说，营地的电力全靠防暴队自己的发电机，海地的电力供应根本无法保障。
“‘仓库’只有一层，比较结实，即使塌下来也不会致命。我担心的是我们的民事警察，他们住得比较分散，还有那些当时在执勤的战士，他们能不能迅速逃到安全地带？”
事实证明，这些“仓库”和“房中房”很坚实，它们不仅在平日像防护软件一样抵御了时不时飞来的冷枪，更是在这次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海地最大地震中，坚强伫立。
然而伴随好消息而来的还有不幸，8名中国维和工作人员地震发生时正在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团）大楼中与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赫迪·安纳比进行会谈，震后，联海团大楼坍塌，安纳比和8名中国维和工作人员遇难。
虽然内心非常希望他们没事，希望他们全都活着出来，但进出过联海团大楼无数次的杨乾坤清楚地意识到，联海团大楼在地震中“结构性坍塌”，被埋者的生存空间几乎为零。
“联海团大楼的结构很复杂，靠山的一侧是走廊，另一侧是一间间的办公室。走廊很窄，最多容纳两个人并肩而行，迎面相遇还要侧身而过。整座楼只有一部直梯和一个楼梯通道。这样的结构，地震发生时的逃生难度可想而知。”
说到这里，杨乾坤言语中满是惋惜，和挂念。
曾经的抢险经历
地震发生后，当世界第一次将目光聚焦在这个加勒比海岛国，迎接人们的不是拉巴迪岛的标志性灯塔和洁净海水激起的牛奶般洁白浪花，而是满目疮痍的太子港万人冢：成堆的尸体被丢弃在壕沟，推土机的巨大铁铲把已经肿胀的腐臭尸体从地上高高扬起，运送到填埋坑重重甩下。
经历了震级比自己年龄还大的浩劫，孩子们有的仍在哭泣，有的已经目光呆滞。
看到这样的场面，杨乾坤心头一沉。尽管在海地执勤的时间并不长，但杨乾坤对海地却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在这片动乱土地上执勤的每个场景，他都历历在目。看到画面中目光呆滞的孩子，杨乾坤回忆起2008年在海地维和时的那段特殊经历。
那是2008年11月7日中午，杨乾坤和队友接到命令，太子港佩森威尔区诺言教会学校教学楼坍塌，400多个孩子被埋废墟之下。拿起救援设备、点火启动，30多名中国维和人员组成的救援队在30分钟内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混乱，孩子们的父母早已闻讯赶来，哭嚎着把废墟团团围住。看到中国救援队到来，仿佛看到了救星。有的孩子家长死死拉住救援队员不停地说“救救我的孩子”，还有的已经爬上废墟发疯似地用双手刨土，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孩子。
“我们一边维持现场秩序，安抚孩子家长的情绪，一边展开救援行动。”杨乾坤说，那一次救援，他们先后救出了100多个孩子。第一个获救的那个女孩失去了4个兄弟姐妹，但中国救援人员救出了她和两个兄弟。虽然这个庞大的9口之家只剩下了3个孩子，但他们的母亲永远记住了中国驻海地维和防暴队的名字。
“上次她逃过一劫，不知这次地震中她怎么样了。”杨乾坤说，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但当时抢救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
在海地时，无论平时执勤，还是参加抢险救援，杨乾坤和其他中国防暴队员制服上都印着五星红旗。“然而大多数海地民众还是会把我们错当成台湾省人。”海地是台湾省为数不多的“邦交国”之一，台湾数年来在当地援建了不少水塔、公路并为农民提供农业技术。
“我们经常在执勤的时候指着制服上的国旗对海地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台湾是我们的一个省。有时候还拿出地图指给他们看。”
现在，杨乾坤家里摆设着不少海地的手工艺术品，都是离开时海地朋友送的。“我最喜欢托马斯送我的‘小白宫’，那是他亲手画的。”
托马斯是第七支中国维和防暴队驻海地时汉语班里的学员。在海地，汉语班一直都有，从最初的7名学员发展到后来的20多名，有高中生、大学生，还有当地警察。“学员的汉语水平相当不错，与我们进行日常对话没有问题。”
“海地人真的是能歌善舞，他们乐感好得令人惊讶。在一次春节联欢活动上，汉语班学员一口气唱了三四首中国歌曲，把我们都镇住了。他们还打出‘我爱汉语，感谢中国’的条幅，虽然汉字写得歪歪扭扭，但他们的真诚让人感动。”
“全民索要”
海地强震中，有许多国际救援队无法进入太子港，已经进入的救援队因道路阻塞、水电中断等困难难以迅速展开救援。在经历了三个没电、没水、无家可归又缺衣少食的黑夜后，骚乱冲突开始集中爆发，抢劫案件不断增多。
两位多米尼加的救援队员在一次明显的攻击中身受重伤，伤势较重的一位已经被军用飞机送回多米尼加，性命堪忧。
“平时海地的治安状况就很差，到处都有冷枪，多的时候像放鞭炮。营地‘大仓库’还好几次遭遇过冷枪。”杨乾坤回忆说，他在海地执勤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当地糟糕的治安情况。此外，习惯了苦难的海地人，似乎已经对自己动手失去了动力，凡事都“等着要”。
“有人说这是个‘全民索要’的国家，总统习惯伸手向美国要钱，民众习惯拍拍肚子伸出双手，向联海团工作人员和外国游客要食物。”
作为曾在海地执行任务的士兵，杨乾坤很清楚海地人的这种懒散性格，这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文化因素。不过在空前的地震中，尽管有国外的救援，但杨乾坤始终觉得，海地人的自食其力还是最重要的。
“我们营地后面有一间咖啡屋，虽然不过50平方米，但海地人从第五支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轮换到第七支时才建好，足足用了两年时间。他们每天早晨10点多才过来干活，11点多去食堂吃饭，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干到4点多又去冲澡，5点基本就下班回家了。也许这样延长工期可以多拿不少按日计算的工资吧。”
在此次震灾严重的太子港有个“太阳城”，与它阳光灿烂的名字相反，这里是世界著名的贫民窟。密密麻麻的铁皮房、木房子连成一片，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到步履蹒跚的老人，生活在这里的30多万居民，每天的生活水平不足一美元。
在杨乾坤的记忆里，很多懒散的青壮年习惯了“索要”，躲在太阳城里等着政府救济。在这个每十人中就有八个文盲的国家中，最普及的英语是：我们需要水，需要食品，需要帮助。
对于这个劫后余生岛国的未来，杨乾坤多少有些忧虑。“其实海地的自然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海产品啊、热带水果啊，包括曾经繁荣一时的旅游业。但海地99%的财富都集中在1%的人手中，政府不作为，民众生活苦不堪言。他们那里很多人一辈子可能一次热水澡都没洗过。下大雨的时候人们就拿着毛巾肥皂站在大街上洗，女人也是。他们对环保没什么概念，对森林资源乱砍滥伐，农民都伐树回家烧火做饭。”
发生地震后，对于那个生活了300多个日日夜夜的城港，杨乾坤的心情总是很复杂。有留恋，有惋惜，但更多的是希望，希望太子港能早日从废墟的碎片中拼凑出向前的信念，希望在经历了这场本世纪最大浩劫的严酷考验后，海地人有朝一日能从“全民索要”变成“自强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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