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老虎都不会做危害下一代的事，发生在一个自诩文明、道德、高尚的社会里，更加让人触目惊心。透支孩子们的未来，挣到的钱是用来买毒药的。
文_五岳散人
生意场上有一句话叫做“女人与孩子的钱最好赚”，这被视为近似真理的话。但细细琢磨起来，两者还是有所不同。女人的钱好赚，是因为个人形象的需求，而且那需要忽悠得足够好才可以，这是一种文化性质的需求；而孩子的钱是从最基本的生物性出发，尤其是在物质条件不充裕、为孩子所花的钱基本又是必须要花的状态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赚孩子的钱有时候是形同绑架，绑架的是为人父母之心。在低端婴幼儿产品上，就更是如此。
这方面的例证最明显的就是三鹿奶粉事件。三鹿奶粉出事的那部分产品基本都是低端货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低端产品利润低、需求量比较大，越是低端的用户，就越是依赖这种低价奶粉来保证孩子的营养供应，因为他们不能有一个长时间的哺乳期，一旦这个时间稍微长一些的话，整个家庭生活就受到很大影响。这是贫穷与底层之痛。
但是不是家境宽裕一些，这种事情就会好呢？很遗憾，事情并非如此。深圳绑架儿童案所针对的都是家境富裕者，但这并非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警方并不公布此消息，而是把这种消息进行严密的封锁。这也不是有什么其他原因，而是因为虽然案子已经侦破，但孩子最终还是被撕票，提醒一下大众的记忆对于自身形象不好，但如果此事不进入大众视野的话，死人不过是年终总结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还有一个破案率的数字进行平衡嘛。所以，孩子的利益与安全就被抛之脑后，并未发送警告。
那么，可以喝得起高价一些的奶粉，而又没有到值得被绑架的孩子是不是就能逃过一劫？事情也并非如此。东莞拐卖儿童事件，并非是针对富人家或者穷人家，而是针对全体儿童；铅中毒事件又是如何？只要是居住在这个范围之内，没有人可以逃脱。学校的体罚呢？或许私立与贵族学校的孩子是能够逃脱此劫的，但大量的孩子其实只是在普通的学校中受到各种不同待遇的体罚，只不过是表面上是否皮肉遭到伤害而已，这还不说应试教育对于精神的伤害与性灵的束缚。
记得四川某地的孩子被拐卖的新闻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描述，当孩子的母亲得知自己的孩子在深圳等地黑工厂里拼命工作的时候自然是伤心得很，但听到记者告诉她，她的孩子两天才能吃到一次大米饭时，这个母亲的表情几乎是惊喜了：“两天就能吃到一次米饭啊？！”这个镜头背后的隐喻，正好是我们目前某种状态的极端版本，这说明很多时候在低层次上，一些很简单的利益就会诱使社会或者个人在透支孩子们的、也是我们的未来。
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或者民族会真的牺牲孩子来换取发展，上面所述的除了学校那种教育与奶粉事件之外，也并非是普遍的现象，而可怕的地方在于，这种事情看上去是独立于各个领域发生的，实际上是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现实。
从大的环境上说，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透支式的发展，无论是用资源还是廉价的人力，都在透支着平均下来本来就不算富裕的环境以及个人权利。这种经济上的透支必然会造成社会环境的透支行为，只要能够赚到足够的钱或者达成一些基本的目标，任何牺牲其实都是可以容忍的，哪怕是这种牺牲是针对儿童——只要不是自己的孩子。
任何社会其实都可能出现这种为了个人而罔顾未来的行为，为什么我们周围的情况如此严重？除了一些为官者的主导思想是不顾一切的发展之外，作为社会裁判者的机构更多的是一种“值班医生心态”。这种心态说白了就是只要不在我当班的时候死人，我就算是尽到了义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肾上腺素是不妨大量使用的。要是万一人没有死、并且奇迹般地有了起色，自然是升官可期。
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本来应该早就发布预警的毒奶粉事件，最终还是酿成了大祸，而血铅事件更是在当地主政者的支持下建设的经济项目。其实我们可以正当的怀疑，这些是不是只是冰山的一角，是不是更多被掩藏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着？社会逐利的本性本来是可以通过社会的舆论以及司法行为进行控制的，至少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使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发展，以便增加社会整体的幸福。但只要政府本身不是监督者或者执法者，而是经济利益当中一方当事人的话，这种行为就一定会发生。
在这种状态下，甚至连作为社会最后一道保险的媒体也往往被地方利益所禁言，权力的肆无忌惮与短时性在这种状态下暴露无遗。这样的社会就如同一幅巨大的拼图，每个图板看上去受到的伤害都不大，拼到一起就会发现，受到伤害的是从上到下各个阶层与年龄段的人，只不过成人即使受到伤害也多少有些抵抗力。而从文化上来说，连老虎都不会做危害下一代的事，发生在一个自诩文明、道德、高尚的社会里，更加让人触目惊心罢了。
透支孩子们的未来，挣到的钱是用来买毒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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