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实就是中国的魅力，它允许多种情况和条件并行，所以再有智慧的艺术家，他的头脑里首先被注入了多重性和灵活性，谈何革命的彻底呢？
文_陈侗
 陈侗
广州美院教师，博尔赫斯书店老板，从事当代艺术和文学的研究出版及批评的写作，曾策划出版了“实验艺术丛书”和“午夜文丛”。
丹皮乔沃维奇，罗马尼亚为数不多的当代艺术家，擅长以一种特殊的方法把现实变成他的画。按我的理解，这个方法就是把相似的事物看成差异的，把差异的事物看成相似的。比方说，他到广州的第二天就画了一幅环城高架，把桥上的汽车画成和高楼的窗户一样的方块，只是窗户是竖的，汽车是横的。这个方法看似简单，但我们每一个画过类似事物的人都知道，最能表示汽车的是它的四个轮子，当然一般只画两个，但很少或绝对没有人一个轮子也不画。丹的天才不在观察力，他能启发我们的主要是他的方法，对于一个当代艺术家来说，没有比方法更重要的了。
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做的。年轻的时候（他大我一岁），他和我们一样经历过严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造型训练。介绍自己的那段历史时，丹伸直右胳膊，摆出用笔测量模特比例的架势，同时还眯上了一只眼睛。我们知道，这是典型的画写实素描或油画的动作，通行于所有受苏联艺术教育影响的国家。丹告诉我们，在罗马尼亚，用这种动作和意识画画的今天还大有人在，于是我就想起我们这里一直以来的情况，从报考美术学院到毕业到参加全国美展再到最终成为全国美协会员，顺理成章浩浩荡荡，只有少数像丹这样的叛徒。面对丹，我感到连我都算不上革命者，顶多只是一个陈劭雄所说的“同情革命者”，或者稍好一点，是潜伏在旧体制中的“卧底”。中国的现实就是中国的魅力，它允许多种情况和条件并行，所以再有智慧的艺术家，他的头脑里首先被注入了多重性和灵活性，谈何革命的彻底呢？
让我用一个场景把以上的认识重复一遍吧。有一天，我和丹还有翻译坐在柏丽酒店的大堂咖啡厅等车，我喜欢这个地方，椅子的高度很合适，还可以透过大玻璃看着外面人来人往，内部却相对安静。丹不是一个话多的人，或者说在没什么要说的情况下他宁可选择沉默。所以，为了打破一时的沉寂，我四处张望，试图发现点什么。果然，在我们的对面，玻璃的外面，一个白头发白胡子老头正在朝我打招呼。我认得他，管他叫谭伯，美术学院的老模特，也住在怡乐路，我经常在餐馆里碰到他。因为隔着大玻璃，我听不清谭伯跟我说什么，便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于是谭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向我示意，同时用手指了指美术学院的方向。我明白这张纸肯定是美术学院教具科发给他的课程表。谭伯的神情看上去对他干了几十年的模特工作相当满意，在那些一动不动的时刻他似乎找到了他的人生价值。我转头给丹介绍谭伯是干什么的，丹会心地笑了，他当年在罗马尼亚不少见这样的老头，而我倒觉得谭伯此时现身此地意味深长，似乎是再一次将现实主义摆到了丹和我的跟前。丹固然是彻底解放了，而我，更愿意趁机再次考虑这个问题：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
谭伯就这样一直站在大玻璃的外面，他的动作还在继续。我看到一位酒店的门童或保安向他走来，一身笔挺的黑色西服，样子既威严又不失礼貌，试图制止谭伯进一步靠近大玻璃。我想，他一定是把老人当成乞丐或精神病人了。谭伯颤颤巍巍地重新掏出那张纸，年轻人接过来看了看，递回给他时用手指了指美术学院的方向，意思是你搞错了，这里是酒店，不是美术学院。
这很有趣，不是吗？我们，大玻璃里面的三个人和大玻璃外面的模特谭伯，我们都对现实主义心知肚明，所以我们隔著大玻璃也能用手势和眼神交流；年轻的看门人，为了维护酒店的秩序和声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秩序和声誉），试图驱赶这个形迹可疑的老人，当他接过那张纸条以后，他相信他的判断是对的，这个老头错把酒店当美术学院。年轻人既没有看清楚大玻璃里面坐的是什么人，也根本不知道老头每天除了当模特就是在馆子里喝茶，他在去好彩酒楼的途中因为左顾右盼，结果发现酒店大堂里坐着他认识的美术学院的老师。
我想用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哦，我不想说明什么。“说明”是现实主义者喜欢做的事情。我只是觉得这样一个时刻与现实主义有关，它可能会加速我对问题的认识，甚至做出某些决定，
仅此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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