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重庆唱红打黑，万众瞩目，众说纷纭。其波谲云诡之处，颇有令人有一唱三叹之感。我不由得想起3年前采访过的一起与打黑有关的旧案。
该案案发地是豫南某县，虽是个小小县城，却是个货真价实的古城。
其时我在某中央媒体扛活，接到该案线人的电话后就赶到现场，与之悄悄取得联系后就潜伏下来。线人是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四个警察，其中一个是副大队长，另外三个是大队副手下的探长。
该案案情并不复杂，2004年该地公安局组织了一次打黑，大队副和他的三个手下在打黑行动中抓获了嫌犯曹某。不料到该年9月，这四个警察突然被当地县检察院立案侦查，案由是涉嫌在讯问中对曹某刑讯逼供。大队副的两名手下随即被刑拘，他自己和另外一名警察也被传唤数次。一年后，这两名被刑拘的警察被判刑讯逼供罪名成立，但因“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
有意思的是，庭审中，四名警察均称自己无辜，是依法打黑却被黑社会勾结保护伞报复。这几名警察反过来指控检察院以“涉嫌刑讯逼供”为由侦查该案时，曾对他们刑讯逼供。
这个并不复杂的案情，缠绕的核心即在两个“刑讯逼供”上：一是警察打黑时有无刑讯逼供，二是检察院查办警察时有无刑讯逼供。
关于前者，调查起来并没多大难度，鉴定结论和入监体检笔录都证实曹某双手确有伤痕，不过是说法不一而已。按检察院案卷里的口供，曹某是被几个警察用一根铁棍倒吊起来，施以当地被称为“烤全羊”的酷刑。按照几个警察的说法，那是给曹某戴铐时对方挣扎拒捕而造成的。
说实话，以我的经验，这类案子很难说警察完全没有责任。但几个当事警察都觉十分憋屈。陪同我们前去刑警大队采访的县某部副部长，被一个当事警察当做县委领导，十分激动地哭诉了一番。这位副部长也和我们一样好奇于事实真相，最后憋不住悄悄去问刑警大队一位领导，手下到底有没有对曹某动手。那个领导是副部长的同学，自然也不瞒他，情绪激动地说：“要说一点点手都没动，那不可能！要像检察院说的那样，那也不中！”
前者事情基本很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后者。我发现几个警察哭诉的所谓被检察院刑讯逼供，当然并不是也被检察院“烤全羊”了，主要是指被超期羁押，即其中两个警察被检察院传唤时在审讯室里呆了50余个小时，远超出传唤的法定最长时间12个小时。
这个问题上检察长很委屈，说他们在12小时内去公安局办刑拘证时（按刑诉法规定，检察院可做出拘留决定，刑拘执行权在公安局），公安局故意拖延了2天，还打了个“情况说明”的条子表示“由此造成的超时责任，由公安局自负”。
我又去问这个打条子的局长，局长承认打条子是缓兵之计，因为“实在不想让自己的人进拘留所”，至于条子里面承诺的责任自负，他笑眯眯地说：“我不让你拘留你就不拘留？我说的话不代表法律啊，任何人都不能以言代法嘛！”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只要没造成恶性后果（如当事人重伤或死亡等），一般轻微的刑讯逼供案件，基本都是常见的小CASE，在司法实务中被查办的可能性极低。很奇怪这四个警察怎么就会如此倒霉？若说当地检察机关明察秋毫，执法如山，似乎又有点把自己装外宾。这个问题上，局长和检察长都微笑不语，“不好说太细”。
谜底在临走前的饭局上揭开了。当地政法委书记为了说服我们放弃对该案的报道，暗示我此案他们是接到高层批示，必须查处那几个警察。我表示不信，区区一个被铐伤的嫌犯，几个连股级都算不上的小警察，怎么会进入如此高级别领导的视野呢？
书记急了，当场让秘书拿来批示复印件。我定睛一看，始知不假。原来此事是通过某央媒转送纪委渠道，最后到达这位中央领导案头。该批件上的确有这位大领导的批示，云要立即查处如何如何。
我心里暗叹开眼了，做了这么多年司法报道，还是第一次看到含金量如此十足的大条子。
该案最终还是没能扳过来，二审维持了原判。当事警察虽然不用坐牢，但公职是肯定没有了，于是进入了浩浩荡荡的上访大军。记得最后打给我的一个电话里，他们描述自己去上访时，因为总是一副气宇轩昂的警察气质，常常被其他上访的人当做是来解决问题的干部团团围住，颇令他们心酸。
一晃几年过去了，该案想必早已经尘埃落定。这个打黑与被黑打，其实打的不是黑，打打黑的也不是黑。是条子，小条子背后的大条子。我想他们其实心里也知道，无论是诉讼还是上访，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除非他们也拿到了更大的条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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