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遗言，或者说“钱学森问题”，最近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钱学森去世后，安徽11名教授就“钱学森之问”发表公开信。如此隆重的举动，想必一定有些卓越的见解了。但有网友读罢归纳说：“看了这11位教授的公开信，全文960字，内容为:（一）回顾‘钱学森之问’；（二）教育界成就巨大，也存在一些问题；（三）总理关注；（四）应该直面，并且‘我们’有信心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解题。全信通篇近千字，除了新闻媒体报道的、大家已知的内容以外，属于11位教授的东西，就只剩下表态了—（1）‘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2）‘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
实际上，这11位教授至少是从反面很好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为从中小学到大学，中国的教育大都被如同这11位教授一样的人物所占领。他们不管面对什么挑战，所能做的就是背诵一段历史教科书、引用领导人的几句讲话、然后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我们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这种政治学习般的教育模式，怎么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按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深重的教育问题，非要等到一位早已经退休、久卧病榻的九十五岁的老人发问才来正视，这已经够有讽刺意味了。不过，这并不是说“钱学森之问”没有意义。他年轻时代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工作十几年，奠定了他一生成就之基础。他所问的中国教育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以美国教育为参照的。许多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的中国人，也在问同一个问题。不久前我碰上一位曾在常青藤读基础科学博士的朋友，发现十几年不见他已经在做生意了。他对我坦言：“我的博士读到最后就差一个论文，最后还是放弃了。实在没有动力呀。我们这些中国学生来这里，头两年上课考试，大致都比美国同学还好。但通过资格考试后一作起研究来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在追踪自己终生关怀的问题，是在津津有味地玩自己最喜欢的游戏，简直到了忘我之境。我们呢，连为什么作这个题目都不知道，总觉得研究的东西和自己不相关。长期这样搞下去，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
另一位同是名校出身的工程博士也告诉我：“看看身边的中国同学，奥数金奖银奖、少年班的一大堆。但这些人成功率非常低，真能达到‘杰出’程度的几乎是闻所未闻。为什么？大家从小都是做题做出来的。这和文科的死记硬背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既然大家都知道中美教育的不同，那么究竟怎么不同？因为没有对美国教育从小的亲身经验，大家对这个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还是难以回答。所幸的是，我们这代旅美的中国人孩子大多在美国的中小学里读书。要正面回答“钱学森之问”，他们比那安徽11教授显然更胜任。
以我自己的女儿为例，她刚刚十岁，在波士顿远郊一个叫哈佛的不足六千人的小镇上读小学五年级。最近学校宣布科学课要外出考察一天，需要父母当志愿者。于是她妈妈和她一起去了。两人回来讲述了这难忘的一天，女儿也马上完成了作业。我检查了她的作业，才知道她是怎么学习科学的。
她们这次外出考察的是当地的纳什瓦河(Nashua River)。考察之前，老师对全班讲了这条河的故事：此河在本地区的河段正处于分水岭位置。分水岭的水质对下游支流有着塑造性的影响。纳什瓦河开始是被印地安部落占据，那时河水清澈，可以健康饮用。后来欧洲殖民者从印地安人手中夺得这块土地。他们很快学会了造纸，沿河建了许多造纸厂，把废料倾倒到河中，不仅使河流变色，而且河水浓到停止流动的程度，乃至任何生物都无法生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地有位叫Marion Stoddart的环保主义者梦见印地安部落的酋长哭泣，因为这条河已经死了。于是她发起了抗议运动，最终联合工会和企业领袖展开了对该河的治理，建立了八个污染处理厂和宽大的沿河自然保护带。结果，河水开始清澈起来。老师让学生们自己去研究一下，这条河如今是否在环境上安全。
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快设计了对河流的测试方案。大家带着各种捕捞的网具和瓶子，到河中荡舟，随时捕捞各种生物，从鱼、乌龟、各种昆虫到蚊子的卵无所不有。捞到的东西，要放到瓶子里分类统计。最后得出了结果：在所捞到的生物体中，有27种是对污染极度敏感的，有253种是对污染有一定的容忍力的，有18种是对污染有容忍力的，有一种对污染的容忍力不明。最后全班经过讨论得出结论：这条河流基本上健康安全。
我让女儿解释一下她如何能推出这样的结论。她振振有辞地说：只有那些对污染有容忍力的生物体才能在污染严重的河流中存活。这条河流的污染程度一度让这种生物也无法生存。可是，我们如今发现有27种对污染非常敏感的生物。这种生物按说稍有污染就会消失的。从我们一天捞获的数量统计上看，它们比对污染有容忍力的生物种类还多。它们是非常好的Bio-indicator（生物指示物），证明这条河流大致是健康安全的。
需要指出的是，女儿的科学课并非没有书本上的抽象概念。我拿她最近某天的作业一看，一大堆词汇逼着我一个一个地查字典，比如aquatic invertebrate（水生无脊椎动物）、eutrophication（水体加富过程）、 photosynthesis（光合作用）、 aquifer（地下蓄水层）、dissolved oxygen（溶解氧）等等。不过，这些概念大多要通过孩子自己的研究活动来学习。孩子们要能用图像和文字进行解释。这群十岁左右的孩子不是在那里背书，而是像一群小科学家一样在那里进行实验、研究，掌握科学的逻辑和程序。
卢梭曾指出，孩子是自然之子。让他们自发、自动地从环境中学习，比传统的书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后来法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Jean Piaget曾说过一句名言：“每次你告诉孩子一条知识，都是阻碍了一次她对世界的发现”。教育要启动的是学生内心的动力，传授的知识不过是这一动力运转时的燃料。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就如同我那位在常青藤读过基础科学的博士朋友所观察的那样，搞起研究来是为了自己，有着内在的冲动。
中国的教育，当然有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师不会教，不理解学生的内心。虽然中国的教育经费长期严重不足，但对大学的投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可是，如果为人师表的都如同这11位教授一样，眼睛总盯着上面，盯着总理、部长、或钱学森，而不把自己的关注点转移到学生内心世界的发育，教育就丧失了其本质，自然也就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作者为著名评论家，著有《直话直说的政治》、《中国文化的边界》、《仇富》和《怎样做大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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