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今年华人科学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华人科学家高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近日以98岁高龄去世。在卓著的科学成就之外，他们给国人留下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国的教育。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提出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如今斯人已逝，但他提出的问题却仿佛成了天问。人们缅怀他的爱国主义，但仅有爱国主义是造就不了一个大科学家的，更重要的是他所受教育的环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是高琨还是钱学森，他们最初受的教育都是在民国时期，后来又在美国完成专业教育。如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大学学习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并从事火箭研究。
也就是说，是美国的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按说我国政府对科技的投入不可谓不大，对人才的培养也不可谓不重视，今天的大学校园美轮美奂，甚至超过了许多美国名牌大学，可为什么六十年来就没有培养出一个世界级的自然科学大师，以致国人每年都会因中国人无缘诺贝尔奖而深受刺激。对此，钱学森曾经就教育现状指出：“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说这番话时，他心里一定很感念自己当年的导师冯·卡门，也了解目前中国的教育现状。但我觉得这样的思考还是不够，因为科学史证明，具有开创性的伟大科学家的产生不单单是一个教育问题。
真正伟大的科学家，除了具有对知识的热爱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外，还要有博大的人文精神关怀。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认为钱学森的科学成就令世人瞩目，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论证亩产百万斤却是个瑕疵，当然那是个特殊的时代，说明一个杰出科学家仅掌握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是不够的，还得具有人文的价值理性。培养一个自然科学大师亦然。因此，他欠一个反思，而这个反思本来可以使他能够更接近问题的正确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任何一个伟大科学家的诞生都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他所处时代和环境的产物。2003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一个在大学教书的中国人告诉我，他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美国的教育并不只是为了培养大师，更多的还是人文和科学的普及教育。他说，一个国家的科学精英也就那么几百个，但它针对所有人的教育环境和自由理念，却能使得少数科学精英从大多数受教育者中脱颖而出。
他的话使我深思。反观我们的教育，这几十年来一直都很强调培养“人才”，却从来缺乏对“人”的培养。人才是从人群中产生的，有什么样的人群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才。如果一味强调人才培养，缺乏对人的人文精神和自由理念的培养，这样产生的人才最多也就是具有工具理性，不具有原创性，更不具有崇高的价值理性，做不到康德所言“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包括在受到权力影响的情形下，有勇气坚持科学家的良知，反对违背科学的做法。
说到人文精神与原创性，康德还有一句名言：“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除了是对科学家个人提出的要求外，他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也同样至关重要。科学原创最需要的就是自由的心灵与独立的思考，尤其是对权威事物的怀疑精神；需要的是多元与包容的环境，包括对异端思想甚至后来证明是错误思想的包容。这不仅指自然科学方面，也应当包括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一个结论包含在大前提中的演绎推理，是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命题的。一个只追求科学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社会，同样不可能培养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
科学的生命在于创造，只有人人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才会形成造就伟大科学家的合适土壤。(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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