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主笔·石扉客 浙江报道 摄影·张培坚
 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袁裕来律师在自己的办公室，他说可能是职业使然，自己很少笑。
 在宁波市司法局律管处副处长虞存斌看来，袁裕来所力行的行政诉讼代理，一个客观效果就是息访。 从外表看，袁裕来实在是个很土气的律师。这个宁波奉化人长相酷似《唐伯虎点秋香》里的祝枝山，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律师楼也不在什么高档写字楼，屈居于宁波市公安局对面一栋半新不旧的居民楼里。卫生间里的马桶频频漏水，格子间里散发着不算好闻的气味。办公室里的饮水机也故障频频，客人来了泡茶要临时用电热杯烧水。
身为律所合伙人的他毕业于浙大化工系，非法学科班出身。做律师也是半道出家，毕业后先在上海某化工厂干了几年。不善言谈的他，貌似基本不会外语，一口奉化口音极重的普通话总是让初次接触他的外地记者一愣，不支起耳朵很难听懂。他甚至不会开车，每日上下班还要靠老婆驾着飞度接送。
大部分案件，他都交给助手去打理。更多的时间，你会看到他不是呆坐在办公室里看书，就是在电话里扯着嗓子教训当事人或者法官。一次电视台来采访他，摄像守在办公室里拍了两三个小时空镜，总是拍不到多少有意思的镜头。编导叫苦不迭，“跟只吃饱了要打瞌睡的老鹫似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急死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袁裕来都不像那种叱咤风云的大律师，可是他的同行却一点也不敢小觑他。
“金牌土律师”
律师业界对司法实践的共识是刑事案件辩护难，民事案件执行难，而行政案件则是立案难。因是与政府打官司，行政诉讼胜诉概率不高，难度不小，现阶段的行政案件又往往涉及到征地拆迁等矛盾十分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向来被律师业界视为畏途，很少有律师专门代理行政诉讼。但袁裕来偏偏好这一口，他是目前国内极少的专门从事行政诉讼且执业十年以上的律师，同时也是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兼执委。
按照宁波市司法局律管处副处长虞存斌提供的数据，2008年宁波包括公职律师在内的759个律师，一共代理了714起行政案件。其中袁裕来代理的就占据了410起，在内行看来，这个数字相当令人吃惊。 让袁裕来得意的是，十余年中他的被告从基层政府一直到国家部委，大多以胜诉或者解决问题收场。他代理的诉讼，告赢过浙江省公安厅和国家发改委这样的强势部门，也告赢过各级县市级政府。
至于国土、工商、规划、建设局这样的基层职能单位，更是三天两头成为他代理案件中的被告。用袁的话来说，是“浙江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政府没被我告过了。”
让袁裕来更得意的是，他已经出版了6本关于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的专著。这个化工系毕业生很喜欢一个法学硕士送给他的赞词：律师中的学者，学者中的律师。
袁的办公室，常常会挤满了操着各色乡音的农民，人手捧读一本袁的办案手记。这些人通常都是为征地、污染、拆迁、补偿等问题来找他。
这个名副其实的“刺头”律师，在代理案件上却有着近乎精明的挑剔。 “只在浙江打官司” 袁裕来只接浙江的案子，间或也接一下江苏的，安徽要看是皖南还是皖北。上海的案子有时也看情况接一下，但他总是感叹“那个地方行政诉讼的司法环境每况愈下”。 “我发现浙江省和上海市，行政诉讼的当事人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在浙江，在法庭上，双方当事人面对面后，感到不好意思的是行政机关，似乎是说自己的事情没办好。而老百姓呢，一副理直气壮的姿态。因此，只要老百姓反复提起诉讼，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很大。 在上海，在法庭上，双方当事人面对面后，感到不好意思的是老百姓，好像说自己不应该给政府添麻烦。而政府呢，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因此，一旦老百姓反复提起诉讼，行政机关就会牢骚满腹不愿应诉，人民法院就只好裁定不予受理。” 他的结论是，行政诉讼中“老百姓的态度取决于一个地方的民风，政府机关的态度取决于主要领导。” 所以只在浙江打官司的理由是“不同的地方，必须选择不同的道路”，“浙江省具备出产‘中国行政诉讼第一人’的人文环境，其他地方包括北京也不具备，上海则是偶尔尝试也必遭至鼻青脸肿，广东怎样不大清楚……” 即便是浙江的官司，他也会甄别对待，对诉讼结果有非常清晰的预期。“浙江省内各地级市都做过被告，我也都打赢过，除了杭州和宁波。这两个地方的市政府一般不会输官司，杭州是因为地位特殊，宁波是因为行政决策时一般预留了弹性空间，留有协商的余地，再加上有钱。” 这个看似木讷的人其实很精细，他非常注意能够规避风险的每个细节。他自称从不主动上门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这个做法不是摆谱，而是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从业习惯——在律所和法庭外，不和当事人谈论案件和法律问题。 这样做的理由是“自己代理的多是征地拆迁等重大敏感案件，如果在非工作场所说政府项目或者征地拆迁是违法的，就可能会授人以柄，说我煽动当事人闹事或者对抗政府。” 他也反感当事人请他吃饭送礼什么的，“实在不理解，当事人和律师为什么要一起吃饭呢？按照合同收钱就是。”他很羡慕医生，因为“很少有病人在看病前把医生叫出来美美地吃上一顿。” 和他十余年前在同一个所执业的宁波律师游耀辉回忆，袁裕来刚开始做律师时就很看重媒体的宣传作用，乐于在当时的宁波媒体上开设袁律师信箱等。袁裕来也承认，自己是很善于借力媒体的人，大凡重大敏感案件，更是乐于让媒体介入。 但袁裕来另一个特点则鲜为人知，那就是他从不私自接受外媒采访。 一次一家外媒要采访他，他答应了后猛然想起没跟司法局汇报，马上取消了这个采访。按照规定，律师接受外媒采访要经律师本人、司法局同意。这点也让虞存斌乃至宁波市司法局领导很放心，虞存斌的评价是：袁裕来“识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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