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汶川地震周年祭的高潮似乎已散去。忙碌奔波的人们，是否还记得哪一天是地震全国哀悼日周年？是否还记得一年前地震废墟上那一幅幅令人难忘的画面？
 汶川地震夺取数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很多未成年的孩子。其爆发性特点和影响之大，已经构成一种创伤式的社会记忆，而不是简单的精神卫生或者心理学的问题。它涉及到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反思自身的深刻主题。这也正是记忆问题的重要性所在。因此，也许分享着有关这次苦难记忆的每个人都有必要扪心自问：我们如何记忆苦难？我们又该如何去记忆？
哈布瓦赫，一位二战结束前夕在纳粹集中营罹难的法国社会学家，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已经证明，记忆是社会性的。它并非是对过去的简单再现，而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重构。家庭关系、社会阶级、宗教派别等社会框架都支持和塑造着对过去的记忆。因此整体来看，记忆呈现选择性。过去的事件，有些被强化，有些则被遗忘，表明决定记忆的社会机制的存在。 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观念和具体现实的结合物，这是哈氏理论的核心。我们的回忆脱离不了社会历史的框架。新观念流行、新框架建立，都改变着我们的记忆，让我们从过去获得新的体验。 由这样一条线索来看，记忆既然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其决定性的力量具体何在？大量的研究者思考过这个问题。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主要从仪式的角度给出了答案。在他看来，记忆是一种纪念仪式操演下的身体实践。通过体化和刻写的实践，记忆在身体中积淀，仪式语言逐渐内化为身体的实践。由此，话语权力重构了个体，也重构了社会。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中，记忆的权力技术最典型的大概莫过于当年的诉苦和忆苦思甜了。 在形式上，有关地震的纪念活动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仪式。仪式过程遵循了某种程式化的表述方式，持续影响着我们的情感。从缅怀哀伤到感恩欣慰再到豪情壮志，我们对这次苦难事件的记忆在某些方面再次被强化，并按照一种线性的模式在既定的方向上得到转化和升华。在缺乏普遍的民间纪念活动的情况下，集中化的纪念仪式通过媒体，最大程度地发挥着对社会记忆的塑造作用。公共传媒选择性地呈现苦难细节的叙事模式，也深刻影响了大众对此的集体记忆。 也许是为了迎合大众时代的娱乐需求，也许是我们当前文化中严肃成分已经十分贫乏，深刻的主题必须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得以表达，纪念仪式加入了众多娱乐化的要素。多位笑星、歌星、影星、名嘴出场，大腕云集，阵容强大，远超春晚。娱乐化要素的引入，以及无孔不入的商业利益，某种意义上使得有关苦难的纪念仪式演变成节日的狂欢。 沉重的苦难经由娱乐化的演绎，完全幻化成轻飘飘的文化消费符号。其聒噪的效果，便是一定程度地干扰和剥夺了我们对于这场苦难进行深刻反思的机会和主体意识。 记忆是一块不同力量彼此竞争的场域。虽然不是亲历者，也不是见证人，因此尚无法证明关于此事件是否存在一种福柯所谓的“反记忆”，然而可以看到的是，在主流话语中，有关这次苦难的记忆，已经上升为民族认同、国家记忆的高度。尽管一些当事人和民间人士，不辞艰辛，在发起和实践着见证苦难、拯救记忆的公民行动，但在各种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各种民间的声音和个体的记忆却细若游丝，几乎湮没无闻。 有关这次地震，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推卸思考责任的废墟纪念馆。在急于通过例行化的仪式和话语把苦难的记忆转化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崛起的宏大叙事之前，有必要对苦难事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而反思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建立有关苦难的“公共记忆”，敢于直面苦难的社会根源，让对苦难的反思成为一个公共领域的话题。 实际上，在“多难”与“兴邦”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跨越的环节，那就是如何记忆和反思苦难的问题。作为一个民族、国家，避免悲剧的重演，必须把在对苦难事件记忆和反思作为前提，必须让苦难的记忆成为一把实在的尺度，拷问每个人的良知。只有在过去和现在的交互关系中深刻反思，不断革除体制之弊，树立起对道德责任有所担当的公民认同，才能维系社会的共识与整合。结构性失忆，不应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毕然：社会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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