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摄影·立夏
 刘大鸿
他可以“私设公堂”，却无法判决
乍看他九十年代初的画，往往会让人想起波希的《伊甸园》、《人间乐园》和《地狱》三部曲。伊甸园遥远而怪异，享乐的人生阳光灿烂，肉体横陈，物欲横流，哪怕是地狱，折磨和摧残中仍然给人以潜伏的快感。
细看之下，才能发现刘大鸿深藏不露的冷静。他将伊甸园、堕落的现世和罪与罚的末日仿佛废墟中暴露出的钢筋一般扭曲盘结在一起，看他的画，可以听到快乐在剧烈地喘息，罪恶的欲望伸出手来抓你进去，但他却是那个旁观者，拒绝参与狂欢。
刘大鸿的图中有很多乳房和大腿，但是，至少在画中，他不是一个情欲强烈的人，因为欲望是内心的，他的画面和角度却不是内省的，性是他的符号，他关注的其实是人群，人群的行为，人群的思考或不思考。《暮春》中捏着自己的乳头的女孩子，跟卢浮宫里那幅《浴室里的尕卜蕾耶和她的姐姐》中同样捏着乳头的女孩，除了服装（或没有服装）之外，还有更大的区别。
他的人物几乎都没有面貌，是他的符号，那些荡漾的肉体，或扭曲或伸展，总是陈腐的，女人没有柔美的线条，是被生活和目光反复磋磨过的堆砌的肉。看不到青春，看不到激情，看到的是对生命活力的贪婪摄取和绝望追求。
在跟评论家高士明的对话中，他这样回忆自己的成长：“满天都是大字报、漫画，......街上警察随便抓个小偷就演讲，跟演二人转一样......家里几个人结合起来就上街头去宣讲，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老太太扭着秧歌就出去了，踮着小脚化着妆，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超现实的场景天天发生，现实与戏剧、真实和幻境难以区分，从那样一个时代走过来的刘大鸿觉得一个忠实于现实的艺术家最超现实，最魔幻。
刘大鸿喜欢文字游戏，善于“旧瓶装新酒”，将特定时代下的特定概念和相关理解跟现实人生重新组合，在荒诞中揭露人生、历史和政治的本质。他“克隆”了王式廓当年的著名画作《血衣》，却将其中农民高举血衣揭露控诉地主的场面偷梁换柱，变成了工人阶级批斗刘少奇。朋友请他画南京长江大桥，他将作品命名为《南京长枪大桥》（2007），一字之差，揭示了那个时代这个建筑作为国家和政权向世界炫耀和昭示威力的实质。
当然他也有轻松的时刻，在为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做宣传海报时，他将周润发画得小巧玲珑，却把斯琴高娃画得格外高大——因为她的名字是“高娃”，这样的由语言字面意义生发的搞笑，无疑很配合姨妈的“后现代”。
刘大鸿属于上个世纪最后那一批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80年代中期的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空气中散发着纯粹精神追求的迷人气息。艺术是生命的全部。当刘大鸿随后来到深圳，他被巨大的物质消费场面震惊了。他创作了《仲秋》，在酒桶之巅，芸芸众生包括蛤蟆狸猫，都在疯狂饕餮。让人不由地联想到宫崎骏的动画片《千与千寻》的开场情景。
在1989年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刘大鸿显然还没有看到这部十二年后获得了柏林金熊奖的影片，因为，在他的画中，只有堕落，却没有那个纯洁坚定的小姑娘的拯救。
这是典型的刘大鸿的画，在其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内心的迷惑和犹豫：他找不到救世主。他展示和呈现，除此之外却无计可施。著名文艺评论家朱朱说刘的画是“对中国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政治与社会现实进行的特立独行的调查取证”，仿佛一部“新中国的编年史......他编写的卷宗厚得吓人，异想天开地塞进了无数古往今来的奇闻轶事，但了结案件时却甚是潦草，并不给出正面的判词，于是，这处私立法庭，吊诡性地成为了‘一处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
他有洞察的力量，却无法超脱和自我救赎。他可以“私设公堂”却无法判决。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当他在画布上可以自由而独立地肆意嘲讽和攻击荒诞的现实和人生的同时，却可以在一个能让人身心疲惫的体制内一直待下来的根本原因。
今年，他以“良友”为题，给学生布置毕业论文。他要求每个学生找到三个朋友，为他们做人体素描，然后再与富有上海特色的建筑结合起来，展现朋友的本色。
“良师益友荒”甚于四川灾难
在做艺术家之外，刘大鸿也是一个施教者。1985年毕业之后，他就一直在上海师范大学做教师。
从前在美院读书的时候，他是好学生，班长，每天早上会给老师恭敬地沏一壶茶，但是，正如他的导师郑胜天所言，刘大鸿“看似平淡谦和、循矩落俗，其实并不那么天真无邪。”他毕业创作的题目叫做《满园春色关不住》，画了一群年轻人，倒过头来从裤裆下面看世界，他自己觉得不过是反映了“年轻人的活泼和生机，虽然有点调皮”，但学校领导却明显不同意这样的不符合当时提倡的“四有新人”的表达方式，结果引起轩然大波，直到那时在国内文化界影响巨大的《美术》杂志对此进行了调查和报道，刘大鸿和他的同学们，包括耿建翌、魏光庆等人才顺利过关，拿到毕业证书。
轮到自己做教师了，刘大鸿也做得不“安静”。当人们都在大谈创作的个性和自由的时候，他却开始重新提倡双百方针、艺术为人民服务、开门办学等所谓“革命教育理念”。当然，他再一次借题发挥了。
他相信艺术应该“为人民服务”，因为艺术应该是大众的，公共的，能够跟芸芸众生产生共鸣的，他也欣赏那些几个人的小圈子，孤芳自赏，也是一种文化，但他宁愿自己和自己的学生的作品，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普渡众生”，以自己的思考和表达触动更多的心灵。他主张老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社会之间，打破隔阂和界限。刘大鸿自认是一个入世的人，他把光怪陆离的现实人生看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鲜明的时代痕迹，在反映香港回归的作品《蝶恋花》中，身穿睡袍的毛泽东周围，簇拥着新任港姐、肥肥、查尔斯、戴安娜、肚皮舞女郎、白毛女。
在指导学生时，他最爱的，在某种程度上莫过于“命题创作”。他不相信纯粹的个性，他认为自由需要付出严酷的代价，艺术是戴着枷锁进行的舞蹈。没有经历过严格的思维和艺术的训练，难以达到准确而艺术地表达思想的自由境界。
于是，他和同事创办了“双百工作室”，从1992年开始，做了一系列有创意也不少争议的题目。他从莫干山路上的东廊画廊搞来了百面“文革”时期的老镜子，让历届学生在其上创作 《新镜花缘》，又做了《新上海百多图》，勾勒上海的人生百态。
2006年，他的学生的论文因为“不合格式”，曾遭到校领导的“集体枪毙”。但他依然故我，接着推出了一本不合“格式”的“课本”：《刘大鸿图画课本》，其中根据他的作品以“红历”编年，展示革命成功六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和生活。在每一“课”的后面，附有中心思想、关键词、思考题和作业。他以自己的方式开阔学生的思路，理解艺术的本质。
今年，他以“良友”为题，给学生布置毕业论文。他要求每个学生找到三个朋友，为他们做人体素描，然后再与富有上海特色的建筑结合起来，展现朋友的本色。他说：如果你们找不到人肯为你脱衣服，那么就说明你们的关系还没到位，说明你没有“良友”，因为，没有人信任你。解释动因时刘大鸿说，教书如教子，他“深感学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少朋友更没有好朋友，‘良师益友荒’甚于四川灾难，以画会友便是我的药方之一；并以此与学生互动，这也是职业病吧！”
在我们这个时代，敢于和能够独立思考和真实表达，是最宝贵的品质，做刘大鸿的学生，得以与这些自由而无畏的灵魂相逢，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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