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2010读者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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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周年报道组:一周年前夕在四川

2009-5-19 23:25:22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2344 跟帖 0 条
在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仍在映秀,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苍蝇、喜鹊还是牛虻;因为时至今日,感动四川已经成了一个被媒体过度开发的项目。
苍蝇、喜鹊与牛虻
  谢海涛 南都周刊上海站采编中心总监
 
  寻访贺先琼的时候,心里很不忍。这一个寻子母亲,寻找了大半年,却发现所寻的是别人家的孩子。提了水果去看她,看了两次,聊天了两次。太触动感情的,不敢聊,小心翼翼,但还是触动了她的内心,说着说着,她就哭了。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无耻,冰冷得无耻,不敢再聊。只能根据言谈间的线索,去北川,去什邡去寻找跟她接触过的人,反映她一年来的悲欢离合。
  
  贺先琼只是震区的一个例子。临近5·12,无数的灾民,像她一样,在地震的阴影之外,遭遇像我这样记者的围追堵截。受过的苦越深,遭遇的寻访就越多。
  
  似乎回到了一年前的战时状态,在四川震区,所到之处,除了老百姓、警察,你看到得最多的是记者:背着大包,提着相机, 脖子上挂着牌牌,辛苦地寻找所需的资源,在赢得外界尊敬的同时,也让人有很多感慨:
  
  有的人,像救世主一样,跟着各地的官员,进入他们省援建的地区,说话间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有的人,像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或心理素质超强,能够隐忍不发,能够沉默如铁,即时采访自杀干部的爱人,而写出不动声色的文章;或身体素质超强,能够在重要场合,为抢到有利的拍摄位置,而不惜滚作一团;
  
  有的人,像导演,具有把普通百姓快速转换为演员的神奇本领,他们的摆拍,能够让之前没有上过镜头的人,快速入戏,做出镜头需要的各种姿势,甚至说出话筒需要的各情节;网上风传的北川卖花姑娘,其实只是临时来店里玩的姑娘,她身上的羌服成了最好的道具,而真正的店主则另有其人。
  
  有的人,善于制造英雄,把平凡人打造成高大全式的英雄,把子虚乌有的事情捧到天上;比如林浩,小小少年,从此就生活在英雄的光影下,相信自己救人的事情就是真的。有的人,甚至在完成地震报道以后,相信自己就是英雄。
  
  有的人,具有宏大的大局观念、稳定意识,描写抢险救人时,他们能够为官员讳,他们的稿子充斥着那么多的“第一时间”:第一时间,某某书记赶到什么地方,第一时间,某某书记做出什么批示;他们的“第一时间”,在政界则被迅速转换为某种资本,收到良好的各种效益。
  
  有的人,希望在宏大的主旋律之下,揭示重建中存在的问题,而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为灾区添乱的人。
  
  在北川,在映秀,都有一些百姓,耿耿于怀,他们认为不好的人成了英雄,他们的生活被歪曲,他们把这一切归于记者“瞎报道”。事情当然不尽如此。然而,5·12是一个空前庞大的舞台,在记录震区生态的同时,记者也在成为表现者,如百姓眼中的苍蝇,如地方政府眼里的喜鹊,如观察家视野里的牛虻......而个人之间各种各样角色的无意识定位,使得关于灾区的报道,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色彩,呈现出罗生门一样的情景。
  
  我的朋友大闸斌,在5·12之前离开了四川,让我心生敬意。他说,在没有人关注它的时候,再来。我很惭愧,在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仍在映秀,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苍蝇、喜鹊还是牛虻;只是尽可能吧,不把自己太当回事,如一位同行所言:不敢保证所见所闻的都是真的,只能力求所写的,尽可能向真相靠近。
 
地震周年,这不是一个节日
  华璐 南都周刊记者  
  4月26日,北川吉娜羌寨,震后第一场由政府主办的集体婚礼,20对新人,200家媒体。
  
  20和200,反差巨大。吉娜羌寨每个角落都挤满了来自全球各地,大江南北的记者。每对新人走过红地毯,就是一场混战,摄影记者你推我挤,主持人也没心思再去说些温情脉脉的套话,催促着“5号新人,5号新人,请你们尽快走过去,请媒体朋友们退到红地毯以外。” 新人出场完毕,用于装点场地的紫红色小花盆栽早被踩踏得七零八落。一个摄影师俯身去扶正花盆,我以为终于有人注意到今天是一场婚礼,而不是一场节日的闹剧,结果发现他不过在找被挤掉的镜头盖。
  
  是否每一个灾区人民都需要被关心,抑或他们只想避开媒体的镜头,安静地生活?被问到去年灾难的场景和亲友离去的悲痛,几乎每个人都选择了沉默,这是一种由伤痛而引发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在四川采访期间,我时常为自己这种残忍而感到羞愧,但这是职业的要求,我别无选择,只能尽可能地尊重他们的意愿。
  
  一个采访对象尖锐地指出,中国是个消费悲情的民族。在灾难面前,我们格外团结,所以大家都不自觉地怀念这种状态。以至于地震周年,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在寻找感动,感动于去年的热血,感动于今年的希望。但这对灾区正常生活秩序的恢复,有益吗?
  
  被报道的灾区是否即是真实的灾区?我觉得不尽然。“如果你只是在某一个节,或者某一个时间点突然之间为了应这个节和这个点再去关心这批人,其实是需要反省一下。”闾丘露薇在接受新浪访谈时说。我深以为是,所以我一直在反省。
  
  朋友们问:我是否也应该入川关心一下灾区现状?我答:如果你是去旅游消费,或者踏踏实实地帮他们做点实事,川人欢迎你。如果是猎奇式采访或者探望,那就不要添乱了。因为时至今日,感动四川已经成了一个被媒体过度开发的项目。
 
该不该害怕死亡
杨猛 南都周刊高级记者  
  去年地震第三天,在都江堰殡仪馆的院子里,我看到地上布满尸体。头晚下了一夜雨,当天气温回升,尸体散发出异味。那股味道不是恶臭,而是一种呛人的甜腥。这种味道至今无法忘记。同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混乱不堪的殡仪馆里,除了悲伤的遇难者家人,还有很多志愿者、村民、记者在各自忙碌。生活中这里面肯定有不少胆小如鼠的人,但是那一刻,从所有人脸上都看不到惊恐害怕。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呢?
  
  也许是悲伤掩盖了一切,麻痹了一切。也许,在亲历了大规模的死亡之后,人们还意识到,生命很脆弱,死亡并不遥远并非一句套话。
  
  最近,很多人对四川不少地方搞的“地震灾区游”很有意见。说这是拿灾难和死亡挣钱,“坟场一日游”对亡人不尊重云云。
  
  我并不觉得人们去灾区旅游,就是猎奇和麻木不仁。四川地震的惨烈对中国人的心灵冲击太大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没回过味来。人们想实地了解的,也许还有对死亡的体会和近距离的观察。不知有死,何知有生。如果能借助地震灾区游,让人们普及地震知识,进行灾难教育和死亡教育,鼓舞人们更加珍惜生命,反倒是一件好事。
  
  曾经在香港回教坟场的入口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多去游坟,这对亡人和活人都有意义。游坟的时候,我们既缅怀亡人,亦可从中参悟人生的真谛,及早醒悟,多做善功。
  
  地震一年后,不断从那些死里逃生者的嘴里,听到了“我要更好地活下去”之类的表白,相信这都是真情实感。
  
  不过,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我们仍然没有做到真正的平等和尊重。当人们大张旗鼓为一头侥幸活下来的猪坚强建立博物馆的时候,许多遇难同胞连名字都没有找到没有留下,没有办法去怀念,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
 
不坚强并非耻辱
许维坚 南都周刊高级记者
  在建川地震博物馆,工作人员对我说,“猪坚强”的眼睛一直没怎么睁大过,依旧很忧郁—尽管“坚强”这两个字已经挂在它的脖子上。
  
  人们看灾区,就像看一部庞大的电影。我们从事先的海报里预测内容,然后感受哀伤,寻觅感动,追逐坚强,拷问原罪……或许我们在关心灾民的时候,事先已经给他们戴上了标签。
 
  在我离开四川的这天,“夹缝男孩”廖波给我回了短信,说他终于可以回四川读书了。这对于他来说,是他自己的,勇敢的选择——尤其在周围的环境都认为他应该优秀,应该去北京四中,却忽略了他对过去的眷恋,以及作为一个少年残疾人,对新环境的担忧。
 
  多次到达灾区,我看过很多忠于自己,对前路作出选择的人。董玉飞和冯翔选择了跟着孩子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心“在地震那天就已经死了”(樊建川语)。也有更多我熟悉的年轻人,在废墟中摆起了摊档,向外来人兜售馒头和纪念品,继续寻找生活的机会。当然,也有个别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的投机者,被大多数灾民所不耻。
 
  就像国外重大地震之后艰难的重建过程那样,灾后重建,不但是建筑,还是整个社会的重新建构。没有经历灾难的人们,难以体察那些遭遇人生最危重困境时的脆弱与矛盾。而在我看来,不坚强并非耻辱,惨烈并不需回避,如果我们强加到灾民头上,那反而是给他们沉重的心又绑上了一块石头吧。
 
我们为什么去灾区
孙炯 南都周刊摄影记者  
 
  我在北川任家坪认识一位老伯,他叫宋志云,56岁,都江堰人。每次见到他都是同一姿势,双手合膝,端坐在一架硕大的望远镜旁。这台望远镜就架在任家坪的望乡台上,底下即是北川老城。
 
  老宋今年三月专门跑去云南光学仪表厂买来这架望远镜,花费7800元,摊上来回400多元的车钱,还是要比就近在成都买便宜了600多元。现在,观光客可以用它来眺望北川城遗址,老宋每次收取3元,用他的话讲,“连下面的一只老鼠都照得清楚”。
 
  “我来得晚了。”老宋向我感慨,“应该过年的时候就来,那时生意好做。”即便如此,老宋现在每天还是能接待三十来个客人,维持生计已不成问题。
 
  五一节那天,我在绵竹汉旺镇。我是前一天晚上约莫5点到的汉旺,客车把我载到钟楼广场的时候,车厢里只剩我一个乘客了。下车走在宽阔的迎宾路上,没有其他行人,零星会经过几辆摩托,有三只大狗盘踞在路中央。
 
  但只相隔一晚,第二天的汉旺已完全不是这番景象。私家车和大巴连绵不断地运送来参观者,成都电视台在钟楼广场拍摄一条宣传片,围观的人堵了三圈。还有一个全国小记者采风团,来了有足足四辆大巴,其中一个来自保定的小记者望见背着相机的我,好奇地问做记者是不是很风光。实际上,她看到的却是一个记者最无力的时候。
 
  还有一个映秀女孩刘敏,地震时是漩口中学高三的学生,当时幸运地从倒塌的校舍跑了出来,后来在成都做过服务员和网吧网管,现在重新回到映秀,在汶川县旅游局做见习讲解员。她陪着我和同事去了几处遗址,在漩口中学,她说地震的几种破坏形态在学校里都能见到:崩塌、地裂、隆起、断层、褶皱……
 
  每天要一遍遍重复解说术语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坚强的女孩。
 
  随着周年祭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涌向灾区,有曾经是那里的人,又回去的;有去过一两次又回访的;有从来没去过,去看看的。我时常疑惑如我这样,蜂拥而至的人流,是否带去的更多会是惊扰。但宋老伯和刘敏他们继续生活的平实故事令我看到重新来过的希望。作为记者,我需要记录他们,这么一想,使得我稍稍心安。(S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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