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者“山寨机”就像手机产业链上已经发生病变的癌细胞，一经裂变，便上下通吃，强悍扩张。其中让正规品牌厂商胆战心惊的就是“山寨机”的市场反应速度和高仿真能力。现在，任何一款手机新品上市，即便是功能再强大的智能手机，不出三天，山寨厂商便有能力生产出几乎一模一样的高仿“山寨机”，且价格甚至可以低廉到不足正品的五分之一，然后通过慕名前来深圳华强北商圈的批发商，流向世界。在“山寨机”的邪恶武功套路面前，甭说实力不济的国产品牌，就连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外资巨头，都要疲于奔命。 这个由众多山寨厂商组成的巨型虚拟企业有一个研发部（MTK），有上百个工程部门（手机方案公司），上千个产品项目组（山寨手机企业），每个工程部门和项目组都是独立核算且相互竞争的，下游还有遍布全世界的营销网络。这个体系的竞争力集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优势于一体：由于技术和物料标准化，它们有研发、采购、生产和营销上的协同和规模效应，同时又是相互独立的小企业，非常有活力和效率，避免了大企业的官僚病。 同样，他们也愿意在任何时候停下来，倾听新资讯和新想法。每天，他们都收集手机行业的最新流行信息，在网上或网下接见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华强北“朝圣”、采购的手机经销商，并通过与手机主板、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的分工合作，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又将这些需求变成产品。很多在大公司需要经过繁复的汇报或者论证的新产品，在这里进展异常神速。 在消费者那一端，产品变化迅速、创意层出的“山寨机”成为这头大象的“集体品牌”，他们让过去被广告定义为需要昂贵价格才能拥有的手机，彻底变为廉价的玩意。 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中国山寨机在全球的投放规模，但这个数字至少是以亿计的。自2005年开始山寨手机产业以来，深圳至今累计出货量已经有几亿只，不仅和国外品牌、国产品牌三分国内市场，更远销亚非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产业分工模式已经被TCL、波导等传统手机厂商采用，而目前出货量最大的天宇朗通和国虹更是源于山寨体系。 有意思的是，当年很多中国大企业沉溺在与国际巨头的模仿与比较里，2004年联发科来中国大陆市场最初试图和波导、TCL这类品牌厂商合作，但却被当时这些如日中天的既得利益厂商冷待，结果成就了很多陈伟这类的边缘人物和企业。 下流化危机不过，破坏者也面临被破坏。 相比普通手机，山寨手机最大的竞争优势是价格低、功能新奇和外观独特。但对于山寨产业内部来说，低成本和功能新奇或是来自上游芯片和主板厂商，或者来自产业集群效应，别人都可以轻易模仿。山寨手机企业打倒了别人的知识产权，也要面临自己的新奇功能和独特外观被同行轻易抄袭的尴尬。山寨手机产业在成功打破现有游戏规则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新的规则，其内生的自我毁灭机制可能最终导致“革命者被革命”的悲剧。 2008年，昂贵的三星伯爵手机面世后，高仿“山寨手机”也曾一度热卖，但由于多家厂商涌入，质量参差不齐，导致价格一落千丈，由开始的800多元的出厂价跌到后来的300多元。陈伟说，2006年他开发的一款“二哥大”手机（复古大哥大但外形较小的手机）单机利润有数百元，如今一般手机的利润只有几十元到几元，甚至一推出就亏损卖。 大多数“山寨手机”厂商在为今天的富足甚至只是温饱搏杀，几乎没有人关心也没有能力关心明天的午餐在哪里。经过了2005-2007年的高速发展后，随着大量企业涌入，2008年以后山寨产业变得惨烈，金融海啸更让这个行业雪上加霜。一位山寨手机老板曾对记者说，2006年的山寨手机厂商几乎人人赚钱，2007年赚钱的厂商比例超过1/2，2008年赚钱的手机厂商不到1/4，另外1/4是持平，还有1/2是亏损的。 这就是陈伟所说的产业“下流化”危机——在山寨手机市场，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由于山寨手机的产品创新和法则难以形成门槛，大量厂商涌入，产品同质化严重，必然导致价格大战。一方面，创新者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谁都不愿意付出大成本做深层次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山寨手机的流通市场常常缺少最基本的监管，部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不断挑战质量极限，例如山寨手机中，5-7元的电池大量使用。现在，山寨手机最终比拼的不是谁更优秀，而是谁更狠——谁更会抄袭、谁敢挑战质量极限和谁更少赚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个产业“下流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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