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编辑：吴金 主笔：石扉客
 张许,《明报》主管内地报道副总编辑。
规模最大的一次内地采访
南都周刊：这次汶川大地震，国内外数以千计的媒体记者奔赴四川报道，您是《明报》主管内地报道的副总编辑，请介绍一下《明报》以及香港媒体此次地震报道的概况。 张许：我们的同事第一个离开报社去灾区大概是5月12日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分几条不同的路走，有走香港机场，有走深圳机场，最后所有的人都飞到重庆机场，然后连夜赶去成都，我们的同事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甚至还不知道汶川这两个字，只知道四川，在路上我们才指示他是三点水一个文化的文，汶川。第一天我们派出去的是四个人，到第三梯队上去的时候才真正带了卫星电话，我们先后去到灾区大概有16人次，从地震开始第一天报道(13日)是5个全版，最多的时候是10个全版，基本上后来就保持在每天8～10个版。从量来说，我们跟香港其他报纸比算是比较多的，从时效和内容方面，我觉得香港各大媒体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应该说，这是80年代末以来《明报》在内地最大规模的一次采访活动。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这次《明报》甚至把香港电视媒体的前线记者也作为信息来源和报道对象，这是否意味着这次地震报道中，平媒和电视媒体相比，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竞争上的劣势？ 张许：首先一条香港电视媒体这次的确做得比较好，地震新闻本身是很适合电视传播的，画面丰富，他们投进去的人力、物力又比较大，我听说TVB这一次地震采访，光电话费一项就花了200万港币。他们的记者也确实是比较有冲劲，也给了我们很多提示、参考和资讯的东西。 其实香港平面媒体对电视的弱势已经不是这一次地震才开始的，平面媒体承受这种压力相当长时间了，实际上香港很多报纸记者看着电视写新闻已经是一种常态的做法。这是很大的隐忧，现在很多香港的报纸也在探索走什么路的问题，大家有一条共识就是深度报道，分析性、解读性这应该是报纸的生存之路。 内地媒体表现最好的一次 南都周刊：这次内地媒体，包括CCTV和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以及网络等新兴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各自表现，您怎么看？ 张许：从整体上来说，我们的感觉是内地媒体这次是比较开放的，特别是新华社和CCTV这两大“喉舌”在这一次地震的反应和报道，无论在时效方面还是在深度方面都是我们印象中有史以来做得最好的一次。 这一次市场化媒体和新兴媒体被中央或者说“喉舌媒体”抢了风头，因为确实是他们铺天盖地，他们的资源确实是无可比拟的。我每天看CCTV的报道，就没有一个能记得住名字的记者，因为每天都不一样，那么多人去采访，每一个记者的后面是一个摄影队，你想想那个资源丰厚到什么地步了。如果以后充分展开竞争，官方媒体他们的潜力是不可轻视的。 南都周刊：在以上媒体中，整个汶川地震相关报道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篇或者是哪些电视画面？ 张许：印象最深的，毫无疑问是温家宝总理的一些画面，包括跟废墟下受灾群众的对话、与小孤女的对话等，我相信不光是给我，给香港的市民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此外，内地有一个不是任何意义的媒体，有一个叫绮梦的人，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在博客上留下了一篇QQ聊天记录，这个人估计是跟随报道温总理的记者，这个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它的真伪，但是这个东西当时在香港是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注意。第二天包括《明报》在内，有很多媒体引用这段聊天记录，就说新浪网的一篇博客上有一个随团记者的报道，我们把它原文照录。 “范跑跑”和余秋雨都是异类 南都周刊：除却灾情本身外，对于类似教师“范跑跑”以及作家余秋雨“含泪劝告灾民”等由地震灾情报道中衍生出来的事件，在内地媒体特别是网络上也已经成为热点甚至公众话题，《明报》以及其他香港媒体对这些是否也报道了？ 张许：严格来说这一些新闻有开始向政治新闻转化的意味，香港传媒包括《明报》都有做，但是我可以坦率地说做得都不大。为什么呢？香港的读者对内地特殊的政治背景或者政治文化不太熟悉，看这类新闻会费解或者说是有隔膜感，那种感觉没有内地读者看起来那么强烈。 南都周刊：我比较好奇的是，您个人怎么看待“范跑跑”和余秋雨这些争议？ 张许：我觉得内地很多事情一上升到政治层面就会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很多新闻都是有不同的层面的。比如像范美忠的行为来说，作为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一个教师，他的行为可能是可议的；作为在四川大地震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他受到指责也是不奇怪的，这个有好几层含义。最新的发展现在取消了他的教师资格，这里面就是说有对舆论的压力问题。 内地现在建和谐社会，所谓和谐社会我觉得就是对异类的包容，香港或者外国，它这个社会的稳定可贵之处就是对少数异类的容忍，或者说是当社会呈现多元化的时候，实际上异类应该是一种常态，而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似乎比较不太容易容纳异类。 南都周刊：也许人们会说“范跑跑”和余秋雨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如果都用一个包容的态度来囊括，是否在逻辑上有点说不过去？ 张许：范美忠是一个异类，包括余秋雨这种，他算什么类呢？其实他是主旋律，在整个社会这个大的氛围中成为了一个另类的异类，这种另类的异类其实也存在一种包容问题，就说他不需要官方去包容，而是要民间去忽视他啊。 我们可以换位思考，过去批评政府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现在赞扬政府或者说献媚是不是一件已经是人人可诛之的事儿呢？我觉得关键看他是个什么人，余秋雨应该算是一个官吧？现在内地还是有很多惯性思维，认为官员就应该是正确的，圣洁的，清廉的。在香港我们对公务员的看法是什么，我们不会觉得他们比我们高，我们用一种平视的视角来解释，他们也会做出一些我们不屑的事情，香港报纸会登，会把它作为笑料来调侃，但是不会引起公众的普遍愤怒情绪，因为公务员(官)是什么？在香港的体制下，其实是我们花钱雇他们来替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我们不可能完全控制这些人的言行，所以正常的反应就是在媒体上调侃一下而已。 欢迎订阅南都周刊，邮发代号45-139。网络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电子报编辑：SUMMER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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