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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的“惩罚”
5月20日的整个下午，江乐军都在绵阳市的各部门转悠，他不断被告知“这里不缺志愿者”。他是广州一个广告公司的职员，老板不同意他请假，一气之下他干脆把工作都辞掉了。在他看来“工作可以再找，但人命迟了就救不成了”。 5月18日下午一下飞机，他就投奔前期来到这里的志愿者朋友，向他们打探消息怎么前往重灾区，他同样受到了“前方志愿者已经很多，现在实际上帮不上太多的忙”的类似忠告，一心想救人的江乐军却一直是半信半疑。 第二天，江乐军赶到成都团市委报名志愿者，因为没有医护、驾驶、电工之类的专业技能，他被分配到搬运队装卸货物。他们这个小组有12个人，和别的搬运小组一起蹲在团市委门口等待物资到来时帮忙卸载。但这里的搬运队伍实在太多，半天才能轮上一次，这一天江乐军只卸了两次货。更多的时间他们沉浸在一股焦躁不安的气氛里，反复询问领队有没有活儿干，然后就是等待，发短信，玩手机游戏，或者看书、看报。 接下来的一天，江乐军放弃了在成都团市委门前的围坐，他背起包花250块钱包了个车，自己向前线进发，他选择去了绵阳，最后到了汉旺镇。一下车便被眼前残垣断壁堆积的惨状震惊的他迫切地想做些什么，却发现只要是公路通到的地方，基本已经被消防队、部队和群众救援过了；而没有通路的地方，他一个人又不敢贸然深入。 他于是站在一个废墟的现场望着专业救援队救人，硕大的水泥板决非自己先前想象的那样靠人力和毅力就能搬开，而需要现场两台专门的重型设备吊运。夜里，他又去了趟医院，那里伤员痛苦的呻吟令他揪心。一天来目睹的惨象已经让他濒临崩溃，一看到伤员，他就止不住地流泪。他不知道怎么去亲近这些伤者，内心充满自责。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无所事事地闲逛的游客。背包里原本准备的送给灾区的食物和水，因为自己饿得不行，早已消灭得精光。 在野外露宿了一晚，21日早晨他去物资捐赠点扛水。他发现这里连扛水的志愿者也不缺乏，大家争着抢着扛。幸亏他穿着一身迷彩，一些志愿者以为他是士兵，礼貌地退到了他的身后。 三天下来，江乐军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成，于是他又撤回了成都。“第一次感到自己如此无能，就像电视剧里打群架，总有几个人在后面无所事事地空舞棍子那样。”江乐军在电话中给远在广东的同事诉说着自己的感受。 在成都市红十字会，人潮同样拥挤。秘书长郭勇强早已被办公室里的电话搞得焦头烂额，两秒就会响一次的电话让他心慌，无数人都在询问同一问题——如何加入志愿者。最后他不得不请了两名志愿者专门接听电话，而随着外国志愿者的增加，他又加派了两个精通外语的志愿者。 不断有行色匆匆的志愿者敲开他办公室的门，操着各地口音的都要求加入，在得不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们不断地在门前囤积。郭勇强说，志愿者的热情让他们非常感动，但这也耗费了他和同事们最初几日的绝大部分精力。 潮聚潮落
与江乐军和杨洪彬等人的无所事事不同，刘磊这几天几乎都忙到虚脱。
刘磊是本地的志愿者，在成都一家汽车公司做销售。他的老家在绵阳，地震后听说江油有很多北川逃出来的灾民，就和朋友组了一个车队去那边接送伤员，最多的时候一天跑了十几趟。由于语言沟通顺畅，地形熟悉，反应及时，他们着实救了不少伤员的性命。 几天过后，救援车辆逐渐增多，很多伤员安置妥当，刘磊他们也不再上路。他“投靠”了牛博网，专门帮他们运送物资。“此人极端靠谱”是共事的其他志愿者对刘磊的共同评价。 每天他跟着车队下到每一个村，将物资亲自送到灾民的手上，然后再拿着接收人的签字原路返回。往返一次就要数个小时的他们晚上回到成都也没有太多时间休整，因为第二天又要很早出门采购物资、送货。 来自广州的“水瓶”在NGO救灾联合办公室做会计。她是一个“老”志愿者，几年前就开始做社区志愿者服务。年初的那场雪灾中，她每天都和伙伴们跑到火车站向滞留乘客发放传单，提供天气预报，车次变化等相关信息。 刚到四川灾区的“水瓶”同样十分亢奋，但转了两天之后，她发现前方志愿者组织十分混乱，自己真正擅长的其实还是会计老本行，于是她返回成都又坐进办公室，没日没夜地对账。“这里基本没有人与人的交流，整天都跟枯燥的数字打交道。但是灾区的物资配送也是一大难题，每一笔账都要做细做实，必须有人专门来做。” 在她看来，现在最缺的专业志愿者，比如医护、心理专家、会计或者电工。再有就是缺踏踏实实帮忙、愿意做小事的志愿者，比如搬运，就像天天在楼底下搬东西的“山东大哥”那样。 “水瓶”说，每个人肯定都是怀着最大的爱心和善意来到这里的，但志愿者也需要经验积累，也许他们需要的是平时生活中更多参加志愿活动和培训的机会。 “做志愿工作之前，首先要明白自己能做什么，一个组织有序、架构成熟的志愿者组织下面都会有明确的分工。”成都理工大学的徐春娟老师是华西医院寻亲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她说，在志愿者热潮渐退之后，还在对灾区持续提供有效帮助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有着长年志愿服务经验的骨干人员。 现在徐春娟负责的寻亲志愿者组织主要在医院登记每个与亲人失散的伤者的消息，并通过海报、网络等方式传播，最近他们又与谷歌达成合作，试图实现数据上的共享。每天徐春娟的团队都在忙碌中度过。 而在官方的志愿者机构中，有一技之长的志愿者同样受到青睐。成都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瑾介绍，团市委到目前为止派出的志愿者是9876人，只是登记人数的1/8，“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肯定被优先采用”。 浮华背后
“这次灾难对中国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都是一次大洗礼。在这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志愿精神是什么，也不会去考虑它究竟是什么，甚至把志愿服务简单地等同于做好事。”徐春娟去年曾在“互满爱，人与人”国际发展援助组织(Humana People to People)开办的云南发展培训学院接受过一年的志愿者培训，她说那次培训让她受益匪浅。 徐春娟对记者说起她见过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有一个认识多年的志愿者朋友，一心扑在志愿工作上，对家庭不管不顾，为了帮助别人自己找朋友借了很多外债；有一些志愿者有“英雄主义倾向”，不屑于做小事，也瞧不起身边没有做志愿服务的朋友；还有不少志愿者认为这个工作是我志愿参加的，心态就比较自由，个性放大，自我约束变小，管理上会面临很大问题。 “这次中国民间志愿者组织大量涌现，但是草根不代表荣耀。把自发的、零散的志愿者组织起来，整合各个组织的资源是接下来民间志愿组织发展壮大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她说，只有科学组织和明确分工，民间的志愿者组织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 成都市红十字会秘书长郭勇强承认，长期以来红十字会对志愿者不够重视，管理和使用也处于初级阶段。以前在这里注册的志愿者只有数百人，而经过震后短短的两周，注册人数猛增到十几万人之多。 郭勇强说，由于长期没有开展志愿活动，红十字会里甚至没有专门对口的志愿者机构。只有在“世界艾滋病日”或“世界环境日”的时候，这些分散在各个高校的志愿者才会被召集到一起，发发传单，或者表演节目。由于缺乏经费，很多专业的志愿者培训项目同样很少开展。 灾难的突然到来，让这个机构措手不及。成都市红十字会在震前只有12人，其中两人还是编外人员。但就是这12人的机构，在灾情发生后却接收了1.1亿元的捐款和9780万元的物资。该机构拯济部的王部长只能临时负责招募和分管志愿者，下属的志愿者机构也是临时设置信息组、仓库管理、交通信息、总协调人等相关小组，因为是临时拼凑的应急机构，至今仍时常有不清楚自己工作职责的志愿者前来咨询，而干了几天之后就流动到别的志愿机构的志愿者更是不在少数。 郭勇强说，待灾难过后，红十字会计划设立一个志愿者工作委员会，由志愿者自行管理，目前的志愿者相关管理办法更需要进一步完备。 欢迎订阅南都周刊，邮发代号45-139。网络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电子报编辑：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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