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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个思想出路 南都周刊：为什么选择写南昌那批比自己年龄大的人，以及知青下乡前的1966-1969年这个阶段？ 王安忆：南昌其实也只是比我大个三五岁这样子，但他们已经是红卫兵了。红卫兵和非红卫兵的生活和命运差异是很大的。很多人反映我对红卫兵的描写不真实。其实，如果让我正面写红卫兵，我不行的，没有材料没有认识没有人物。我只能扬长避短，所以我写的那个年代已经是红卫兵落潮了。一方面我要避免材料上的欠缺，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这段时间好像是安静下来，可以思考一些问题了。在运动当中人是看不清事情的，等到红卫兵运动过了潮，上山下乡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我的小说就写这一年时间。 但是，毕竟我们那时候还太小，没有陷入到这个运动当中去；我大概就是书里面舒拉的年龄，是这个时代的旁观者。既然我要写启蒙化，那我当然要写更有受启蒙的必要和条件的人，那么就是南昌他们，他们都是我姐姐这一辈人，我跟他们也有一些接触。 南都周刊：《启蒙时代》出来以后，有人认为你变成了一个思想家。也有人质疑为何要在小说里对理论有如此长篇累牍的讨论。更倚重思想，而不是故事。这样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安忆：这一点对我来说并不是很新鲜的。我曾经写过《叔叔的故事》，里面谈到叙述性的理论更多了。还有一个是《我爱比尔》，里面也有很大篇幅的谈思想谈艺术。我经常这么写，因为这是语言叙述艺术的专利。 南都周刊：但是这次涉及到一些比如革命理论、当时的政治理论。 王安忆：在小说里面的这些理论是非常个人化的，你要给政治家看他们肯定不会承认是政治理论。 南都周刊：所以你用在小说里，是为了表达人物精神启蒙的过程？ 王安忆：对啊，他们当时一定要找到出路，一定要进步。他们对这场革命要有自己的解释。南昌他们对理论的讨论，可以说是寻找自己的思想目标，寻找一个思想出路，或者说是要建设他自己的世界观。 怎样的社会产生怎样的革命 南都周刊：在《启蒙时代》中，南昌他们先是被概念化的革命理想唤起激情，然后又在找不到出路的困惑中接触了平凡的现实。那么，你心目中的“启蒙”意指是哪一个，革命理想，还是现实生活？ 王安忆：“启蒙”的本意是一个蒙塞状态的开启。你会觉得他们这群人很奇怪，他们在概念里面生活，充满了教条。他们连最平常最简单的伦理都不了解。南昌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陈卓然缩在书本里面，对他最近的人都没有一个贴近的理解。他们对真实的感性的生活没有感觉，没有灵魂反应。 南都周刊：南昌和他父亲的关系，以及他们跟嘉宝祖父的接触，展现出代际之间的隔膜。你在其中想探讨代际之间的关系吗？ 王安忆：我这里面一直想谈的就是代和代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断裂而是继承的。南昌教条主义的来源就是他的父亲。嘉宝的祖父和他们也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怎样的社会才能产生怎样的革命，整个社会就是半蚕半蛹的东西，才会产生出半蚕半蛹的反抗。 南都周刊：《启蒙时代》的结构是一个人物拉出另一个，每个人都有他的历史，他的家人和他的故事。这样的写法看上去似乎结构有些松散。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在里面吗？ 王安忆：你谈到这个结构的问题，的确是一个问题。可能这与它没有总体的故事有关系。因为总体的故事是南昌的思想的发展，对于这个思想的发展，我承认我确实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故事，没有一个完整的能够把所有的进步都实现的故事。我找不到这样一个故事的话，只能做一种妥协，把他的成长任务分摊在各人身上，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故事都关系到他们给南昌什么样的影响。我不一定要让他们正面交锋，但他们在南昌周围就会让南昌知道事情有很多可能性。 南都周刊：写《启蒙时代》，你放弃了一贯擅长的女性经验和写日常生活的优势，转而以男性成长为核心，偏向思想性写作。你自己觉得变化大吗？ 王安忆：这个问题有点道理。我一般是比较适合写女性的。写女性和日常生活是我比较熟练的东西，但老是写太熟的东西会觉得有点厌倦。所以这个小说对我来说有几个挑战：写男性对我而言是个弱项，写大时代也是个弱项，我又不是绝对亲身经历。如果你亲身经历的话一定会有新发现，而我们只能接受别人的概念，很容易导入窠臼的。 电子报编辑：泠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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