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王延礴 美编 何卓英
 财经作家 苏小和
近日在上海逗留，近距离倾听某高官谈及上海经济模式，提到了“上海是个大公司”的概念。他承认如此定位属于贬义，至少在政府和企业分工的层面上说不过去。越两日，我又听见一名相当知名的企业家说，上海的私人企业发展空间良好，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这些年上海的官员寻租问题并不普遍，仅仅是个别现象。
我相信这位企业家不顾事实说出来的昏话，仅仅是为了迎合领导的欢心。他要在这座城市经营企业，没有领导的支持，是绝对不可为之的事情，因此企业家必要的妥协尚在情理之中。我无意深入挖掘这家企业到底和政府存在什么关系，而是愿意越过这些既定的局面，去历史里刨材料。有人说得好，看不清当下的时候，就去翻翻历史。是的，历史，我只是想知道今天的局面，比历史究竟进步了多少。 事实上，政府是个大公司的局面，早在清朝后期就相当醒目，尤其是洋务运动时期，清朝政府对这种公司化的运作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众所周知，洋务运动是一次失败的原始资本主义运动，但围绕着失败的原因，则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其二则是清朝政府的国家公司模式使然，朝廷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洋务运动，破坏了私人企业的发展。 我个人基本赞同第二种观点。按照费正清的史料记载，当时的清朝政府的确像一个巨大的公司，其具体手段则是运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政府利益，并反向损害社会利益。比如朝廷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等形式，直接与民争利；没有成立私人企业的自动注册制度，大量非国营企业需要有权官员的批准和保护，而大量的政府官员则利用其特权直接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那里索取利益。 在制度意义上，官商勾结正是清朝后期经济运行的主要态势。这种局面看上去气象宏大，热闹非凡，事实上却带来了非常糟糕的后果。最明显的特征是完全无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整个经济主要是为政府和一部分特权阶层生产，因此市场狭小，分工不能继续加深，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 无独有偶，我看到18世纪的法国也呈现出这种国家主义的公司结构，与之相反，当时的英国，则是一个市场化分工比较充分的国家。两个西方国家在当时的差距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法国人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官商勾结成为经济的主流，国内暴力活动频繁，革命之声此起彼伏，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坏的资本主义的典型；而英国则税法公平，收入分配公平，中产阶级具有良好的购买能力，经济为全员生产，被史学家称为好的资本主义的典型。正因为如此，虽然英国的人口和面积都小于法国，但英国的市场容量却远远大于法国，人均收入高出法国30%。
这就是公司利益制度被放大到国家主义层面所带来的沉重代价。18世纪的法国政府迅速被后来的大革命推翻，清朝的洋务运动则偃旗息鼓，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财富灰飞烟灭，人民跌入深深的赤贫状态。经济在这里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中国历史出现了罕见的尴尬：既退不到单纯的农耕时代，却也不能走进市场体系之中，中国人从这个时候开始，整整耽误了100年之久。 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应当怎么办？第一层面的工作，应该是用历史比较当下，看看今天的经济态势比过去进步了多少；其次则是要反思，要努力回到常识，回到市场的基本规律上来。市场分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双向的错位都会破坏发展。由国家主义主流话语衍生而来的经济格局，表面看起来宏大、崇高，但结果却可能是一堆由沙子堆积起来的摩天大楼；企业过于关注政府利益，必然丢失更加重要的自由竞争，最后导致企业仅仅是政府的门下走狗。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避免历史再一次走到陈旧的错误之中去。 欢迎订阅南都周刊，邮发代号45-139。网络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电子报编辑：长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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