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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点 维护新闻自由 首在保护记者权利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凤凰县在建的大桥坍塌是一个突发恶性事件，受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舆论的关注。 事件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关心，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做出了重要批示，要求严肃处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却发生了前去采访报道的记者遭到围殴的事件，而且围殴记者的人还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性质就更加恶劣。 众所周知，新闻报道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实现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新闻自由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落实新闻自由首先就要保障记者的采访自由，而保障记者采访自由的前提之一，是保障记者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一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首次审议《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时，该法律草案曾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草案一审稿第45条）；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要处以罚款（草案一审稿第57第2款）。 这样的规定立即招致全社会的质疑，所以，今年6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时，上述相关条款均被删除。这正说明保障新闻自由是一种社会发展趋势，限制新闻自由不得人心。在今年年初，国务院还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工作透明化的理念。 但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更重要是为了掩盖某些腐败行为，往往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不是积极公开信息，主动配合新闻报道，反而封锁消息，限制新闻采访。轻则回避媒体，拒绝接受采访透露信息；严重的直接对记者进行人身伤害，实施殴打或者限制人身自由，此次记者在凤凰县采访被殴打正是典型代表。 针对这种情况，有关部门应做出严肃处理，否则后果可想而知：一方面是政府瞒报、谎报信息的行为会更加猖獗，腐败行为得不到舆论监督；另一方面，由于记者的工作环境甚至生存环境严重恶化，除了个别具备道德勇气、有大无畏精神之人，多数人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面对恶性事件只能选择放弃监督保持沉默，甚至还有可能沦为粉饰太平的附庸。长此以往，受害的是整个社会，一个无人敢说真话的社会将失去发展的希望。 事实上，记者这个职业并不是一个特权职业，记者不是警察。记者的采访权利来自于《宪法》的言论自由权利。任何公民，对于任何社会事件都有权去关心，他可以通过自发调查的方式了解真相，然后向媒体投稿，也可以通过供职于媒体来从事职业的新闻工作。 所以，当一个突发事件发生之后，重要的不是关心前来采访的人是不是记者。关键在于，应该更彻底披露信息，更坦诚面对社会舆论。唯其如此，才是上上之举。 信息开放是一种世界潮流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凤凰塌桥事件中记者采访被打，在法律层面上，已经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这种人身伤害行为无论是对记者还是对普通人都是不能允许的。同时，这种人身伤害行为本身，又是侵犯新闻自由的一种表现。 此事的发生，显然跟当地权力部门和既得利益者是有某种牵连的。打人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反应，希望就此尽可能回避一些监督，减少麻烦。 但事实上，在社会的总的指导原则下，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上不符合胡锦涛、温家宝关于“媒体要介入负面社会事件的报道中去”的一贯精神；对下而言，也是对老百姓知情权的一种限制。 现代的社会，公众知情权的保障是通过媒介来实现的。每个公民不可能事事都自己去打听，自己去探索，那样的话，社会成本太高了。这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运作特点。媒介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自然授权，它代表公众来执行知情权和采访权。 新闻自由首先是采访自由，新闻媒体派出的人员并不仅仅代表记者本人，甚至不仅是记者所供职的某一个媒体本身；它代表的是整个媒体的采访权，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知情权的一种延伸。 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官员，不可以挑选记者、挑选媒体。凤凰塌桥事件后，多一家媒体、多一双眼睛，事件真相就更容易被揭露。 因此，只有多一些角度，多几双眼睛，才能使事件真相被揭露出来，媒体报道也才更加均衡，更有结构性的优势。保护知情权本身也需要保护信息的丰富性，只有信息是丰富的，这个权利才是充分等到保障的，只允许从一两个角度，采取一种模式去解读，这也是对知情权的一种限制。 需要注意到，记者在凤凰被打事件中，当地一个借口是“打假”；当地官员称只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在凤凰采访才能得到保障，其他的都属于非法采访，人身权利不受保护。但结果呢？包括《人民日报》的记者也被打了。这正说明保障记者权利需要的是普遍性保障。在中国，现有2000多家报纸，数千家广播电视台，接近1万家杂志社，这些机构都是新闻媒介，不能忽视这一点。 国际上有一个预测，到2010年的时候，60%以上的新闻最原始的提供者，都将不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而将是非专业的个人。这是一种潮流。不管中国有什么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制度安排，这个潮流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也不能逆潮流而动。信息开放本身是大势所趋，我们不能用简单的管理方式去管理信息。 国外有“阳光法案”，其针对的就不是记者，也不是新闻机构，而是公民个人。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旁听政府或者政府机构所召开的会议，查阅政府机构的文件，可以就政府的工作向有关的行政首长进行质询，这是公民个人的权利。国外是作为公民个人的权利，制定这样一部法律，而媒体只是公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中利用最多的媒介而已。我相信，在所谓的新闻记者身份的认定方面，中国在未来应该有一个更加开放的管理思路和方式，不能够仅仅为了减少所谓的麻烦，而自缚手脚。 因此，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而言，中国应该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新闻媒介采访自由、采访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的公务员或者相关公务信息的掌握者不能拒绝采访。这要成为一项义务，如果不作为，应该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要进行谴责、受到追究。 建立这种制度可以改变官员的行为。过去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倾向于不说？就是因为我们的权力责任制不对称，他不说可以不负责任，说了反而要负责任。这是不对称的。以后应该是无论他说不说，都要负责任，不说也要为他不说的行为负责任。这样就能够保证，一个官员、一个公共信息的掌握着，他面对社会的质询、记者的采访，要考量哪个是更符合职务行为的，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负起自己的责任来 另一方面，也要强调我们新闻队伍本身，也要加强内部的管理。新闻机构的管理应该是相对比较严谨的。现在，随便是谁，都能以媒体记者的身份出去采访，这也是一个乱象。我们有些新闻单位以采访的名义去勒索别人，这也是有的。 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自治、自律，如果这种恶劣的行为不能加以自清的话，只会增加媒体的负面形象，记者在面对公众行使权利时将继续遭遇阻碍。■ 《财经》记者王和岩采访整理 电子报编辑：夏之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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