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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村上春树作品里的中国人往往是正面的角色，你认为村上春树对中国人到底出于怎样的判断？ 林少华：我在2003年见到村上春树时，问及他作品中表现出的对中国人的好感的原因。他解释说，父亲在京都大学读书时曾作为文职人员应征入伍参战，战败回国后经常跟他说起中国；后来在神户上中学时，华人华侨比较多，朋友里面也有中国人。村上春树觉得自己身上很早就有中国因素。 我觉得这也许是村上春树的一种忏悔意识的表现，也可能是促使他正视日本民族充满暴力和邪恶的这段历史的原因之一。以前对社会问题他是“不介入的”，从1994年《奇鸟形状录》开始转为“介入”。由放弃责任到拥抱责任，由关注个人心灵到关注整个社会。他认为现代的日本病了，他要努力发掘日本是怎么病的，病根又在哪里。 南都周刊：那你认为这种转折是否说明村上春树的小说更厚重了？以往中国读者把村上春树定义为小资作家，也许跟他前期作品比较“轻”的特点有关，后期这些小说又还未被中国读者充分消化。 林少华：确实是这样的，这也与销量有关系。前期作品通俗易读，仅《挪威的森林》就发行了150万册。后期作品中《奇鸟形状录》译成中文都有五十万字，而且思考的是暴力的起源与传承这样严肃的问题，这对生活节奏快的现代人来说很难读，目前发行一共也就5万册左右，影响之小可想而知。 南都周刊：但是从文学价值来讲，《挪威的森林》应该不如后期的作品吧。 林少华：我最佩服的当然是后期的作品，村上春树本人也并不看重《挪威的森林》。《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作品里的另类，是唯一用现实主义手法写的长篇，有很多个人成分在里面，而其它作品大多写得扑朔迷离虚实难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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